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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多与《死水》

穆旦与《穆旦诗集》

手头有两种现代诗歌珍贵版本，一是闻一多《死水》，一是《穆旦诗集》，想到他们是优秀诗人，更是爱国志士，往事历历，文气浩然，堪称文坛楷模。

“新月”的斗士

闻一多（1899—1946）是新月派领军诗人，不仅他的诗影响大，他的资历也是鲜有可比。1946年7月李公朴先生罹难的纪念大会上，他作《最后一次演讲》时说：“我们不怕死。我们随时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果然他一出门，就遭特务暗杀。今年，正值闻一多先生辞世七十五周年。

“五四”时期，清华校园的饭厅里，贴着一张用红色纸张书写的岳飞《满江红》，大家不知是谁干的，互相议论时，闻一多站出来说：“这是我干的。”可见他敢说敢做的性格。他早期留学美国学的是美术，回国后在北京艺术专校教的也是美术。而他的诗集《红烛》一出版，就引起诗坛关注。1927年大革命失败，在闻一多为前途而苦闷时，徐志摩主办的新月书店便为闻一多出版了他的第二本诗集《死水》。徐志摩说：“一多不仅是诗人，他也是最有兴味探讨诗的理论和艺术的一个人。我想这五六年我们几个写诗的朋友多少都受到《死水》的作者的影响。”

后人也把闻一多看作新月派代表诗人。吴晗曾说：“闻一多一生所追求的是美。”作为唯美派的诗人，闻一多的诗“具有浓缛的作风，义山济慈的影响都在这里”。晚唐诗人李义山的诗华丽对仗，音韵和谐，济慈是英国浪漫派诗人，更是讲究诗的美与真。闻一多早期的诗，大多想象奇特，直抒胸臆，充满美的憧憬，是受了李义山和济慈影响的浪漫。但是，他的诗，愈到后来，愈是浪漫不起来，因为他的人生成熟了，他历经岁月的磨练和沧桑，面对严酷的现实，变得日益冷静理智，其冷隽的笔触下，更是经过浪漫而得到沉淀的一种净化的透明。所以说，他的《死水》更见成熟。当然，李商隐的整齐精工的表现艺术，促使他对“诗的格律”有更多的理性思考。不能不说，新格律诗的理论，是闻一多对诗坛的贡献之一。他把这称为“戴着镣铐跳舞”。

《死水》由新月书店初版于1928年1月，我手头的这册已是第二年4月的再版本了，收诗28首，重磅道林纸竖排版式，拿在手上有沉甸甸的感觉，这分量不仅是书的本身，更是书的内容。闻一多称自己追求诗的“音乐的美（音节）、绘画的美（辞藻形成的色彩对比）、建筑的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匀齐）”。尽管当时在新月诗人中，徐志摩的影响最大，但徐志摩也不得不说：“看到了一多的谨严的作品我方才憬悟到我自己的野性。”在诗的理论上，新月派诗人也多受影响于闻一多。有人说“《死水》的作者只长于技巧”，闻一多说：“我真是看不出我的技巧在哪里，我只觉得自己是座没有爆发的火山，火烧得我痛，却始终没有能力（就是技巧）炸开那禁锢我的地壳，放射出光和热来。”我看，这光和热，就是诗人心头的爱国之光之火。他的《洗衣歌》《秋深了》等，就是这类技巧和内容相结合的作品，讲究格律，并不是完全的对仗和平仄，只是把中国古典诗词中的韵味，和英国诗人济慈那种讲音步的西式格律，加以融化而已。而诗的内容，更显出诗人的独创，近于深沉和浓郁。那首有名的《一句话》：“有一句话说出就是祸/有一句话能点得着火/别看五千年没有说破/你猜得透火山的缄默?/说不定是突然着了魔/青天里一个霹雳爆一声：/‘咱们的中国’！”这“爆一声”，是诗人没有技巧的技巧，仅仅有唯美主义是做不到的。

我在写“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个十年《诗集》的书话时，统计了一下，主编朱自清选闻一多的诗最多，达29首，而许多名气很大的诗人如沈尹默、郭绍虞、冯文炳（废名）、徐雉只选了一首，邵洵美也只选了三首。作为选家，朱自清自有他的眼光，他看到闻一多既有西方的影子，又有自己民族的传统，既宣传自己的格律化主张，也不排斥自由体甚至乡土诗。如以中国历来的中庸思想来说事，这种方法既稳妥又合理。因为只有善于融合和创新，才是新诗发展的方向。

《死水》出版之后，闻一多基本就不怎么写诗了。他在清华大学的主业是教授古典文学，新诗写作于他而言，可能只是副产品。他在课堂上讲解《诗经》《楚辞》《唐诗》《乐府研究》等，他撰写出版《楚辞校补》《唐诗杂论》《管子集校》《神话与诗》等，都是在学术界获得很高赞誉的经典著作。

作为一个学者、诗人，闻一多本来不太关心政治。但出于一个正直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他走出书斋，与人民站在一起，喊出要和平、要民主的呼声，还常常出现在各种集会上，慷慨激昂为人民呐喊。他走在群众的游行队伍中，迈开战士的步伐。特务惧怕他的存在，扬言悬赏四十万元，买他的头颅。他以自己的大智大勇，成为反动派为之颤抖的伟大的民主斗士。这应该是闻一多留给世人最大的精神财富。

新中国的召唤

新中国成立，百废待兴又朝气蓬勃。这一切，都在召唤着穆旦，历经千辛万苦，他和新婚妻子终于从美国回到了祖国。

偶然的机会，得到了一本《穆旦诗集》。这是“七月派”诗人罗飞（本名杭行）的旧藏，封面上有“杭行”两字。他去世后，在为其整理旧书时，我发现了这本书，他的老伴韦鸣震说：“你可用的书，就拿去吧。”我像得到了一件宝贝。

穆旦（1918—1977）本名查良铮，祖籍浙江海宁，生于天津，1929年考入南开中学，后入南开大学，1938年抗战爆发，他随北大、清华南迁到昆明，成为西南联大学生，毕业后留校任教。在民族危亡之际，他应征入伍，担任“中国远征军”翻译，部队在印缅作战中，他误入“野人山”，在饥饿和痢疾的威胁下，他在与大部队走失五个月后，终于奇迹般走到印度，三个月后才缓过劲来。抗战胜利后，他到沈阳和南京，担任编辑和翻译工作。《穆旦诗集》就是他在沈阳时出版的书。1945年1月，穆旦在昆明出版了第一本诗集《探险队》，由文聚出版社出版。1948年2月，他出版了第三本诗集《旗》，列入巴金主编的“文学丛书”第九集。

出版《旗》的当年，穆旦到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英美文学，靠每晚为邮局搬运邮包的重体力活，坚持学业，终于获得硕士研究生学位。1950年，他与同在芝加哥大学获生物博士学位的周与良结婚，婚后继续创作并自学俄语。他每天把外文词典带在身边，读一页撕一页，全部读完，词典也没了，内容全部进了他的大脑。他的英语和俄语，就靠着这样的读书劲头，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在美国，他的诗入选《世界诗选》，并在报刊上时有发表。但他说：“身在异国他乡，是写不出好诗的。”他的心，已向往刚诞生不久的新中国了。那时要回祖国大陆，困难重重。穆旦通过各种关系，终于得到美国移民局同意，但只能去香港地区，又通过亲戚的关系，办妥了大陆的入境手续。机缘巧合，他没有路经香港地区，就由中国旅行社直接接回深圳。

由深圳经广州到上海，他们第一件事，就是去看望巴金和肖珊。穆旦与肖珊是西南联大同学，肖珊敬佩这位同窗翻译家，常常给他送书送资料，鼓励他多写多译。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穆旦译出的《普希金抒情诗》（一、二集），普希金长诗系列《欧根·奥涅金》《高加索的俘虏》《青铜骑士》《波尔塔瓦》，都由巴金安排在平明出版社出版。巴金与穆旦时常通信，体现人间最美好、最纯净的友情。后来穆旦身体每况愈下，最终因心肌梗塞，于1977年病逝，生命在59岁戛然而止。

《穆旦诗集》于1947年5月出版。封面很平淡，白底素色，清清爽爽，仿照巴金主编的“文学丛书”装帧，请文化生活出版社总代售。也许是自费出书，为了节省，书印得粗糙，纸张亦差，待作者校阅时，已来不及修改版子，只得加一页“正误表”，有二十多处。书名下有“（1939—1945）”字样，说明集子中的诗，是这个时间段的作品。扉页四个字“献给母亲”，可见母亲在他心中的位置。附录是穆旦同事王佐良写的《一个中国诗人》。

穆旦的第一本诗集《探险队》，只有25首诗，《穆旦诗集》基本收全了他到1945年创作的所有诗歌，共66首诗。《旗》则是《穆旦诗集》的一个选本，有32首诗。此后，他把主要精力投在了翻译上了。人的一生可以前后截然不同，穆旦前半生诗歌，后半生翻译，有点类似前半生文学、后半生文物的沈从文。

王佐良与穆旦是西南联大同学，又一起留校任教。他是第一个对穆旦诗歌发表评论的诗评家。《一个中国诗人》最初发表在英国伦敦《LIFEAND LETTERS》杂志上（1946.6）。在编入《穆旦诗集》后，此文又发表在北平《文学杂志》上。文中写道：“最好的英国诗人就在穆旦的手指尖上，但他没有模仿，而且从来不借别人的声音歌唱。甚至他的奇幻都是新式的，他的联想的丰富，他有许多人所想不到的排列和组合。”同是“九叶派”诗人的唐湜，在1948年写成万字长文《穆旦论》，连载于《中国新诗》丛刊。当时唐湜还不认识穆旦，他在上海看望任教于致远中学的汪曾祺时，看到汪的文稿，想给他写篇评论，汪却给了他一本《穆旦诗集》，说，“你先读读这本诗集，先给穆旦写一篇吧。诗人是寂寞的，千古如斯”。第二年初，唐湜去南京友人处小住，才经温州同乡赵瑞蕻与夫人杨苡的介绍，见到了穆旦，“畅谈了一夕，顿成至交”。唐湜在文中说：“他以全身心拥抱自我，也因而拥抱了历史的呼吸。”

我以为“九叶派”诗人中，无论是诗歌还是翻译，穆旦都是佼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