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原标题：探索中国文学现代化道路的先行者——有关茅盾先生文学成就的思考

20世纪中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现代建构，这种建构不是一点一滴，修修补补，而是整体性的、革命性的，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但凡加入到这一伟大建构活动中的历史人物，就像汇入长江黄河的无数急流，释放出无穷无尽的巨大能量，也创造出常人难以想象的辉煌成就。茅盾作为一代文豪，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长河中，有着举世瞩目的成就，赢得了巨大的社会声誉，这些殊荣与他投身时代潮流，努力探索独具特色的中国文学现代化道路密切相关。

茅盾的文学成长不是孤立现象，与鲁迅和郭沫若非常相似，茅盾的文学成就的获得，与他勇于走出封闭的小天地，来到一个开阔的社会空间，感受时代风云的激荡，结交一帮有志于中国社会变革的先驱人物有很大的关系。如果说，鲁迅是离开了绍兴，经由南京去日本，从而获得了人生的解放；郭沫若是脱离了闭塞的四川，经由上海到日本，从而获得了新的生命气象，那么，茅盾是从浙江乌镇走出来，经由北京求学，后又落户、谋职于上海，在上海这座远东大都市，开始了人生的历练。没有这种广阔的人生舞台的选择，是万万不可能上演他后来的精彩人生。但茅盾与鲁迅、郭沫若也有所不同，年轻时的茅盾没有出国留学的经验，对异国他乡的放逐生活，要到1928年大革命失败流亡日本后，才有真切的体会。但茅盾比鲁迅、郭沫若幸运之处在于，从开始走向社会人生的那一刻起，他就与中国最大的现代文化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联系在一起。商务印书馆不是单纯的出版机构，而是汇聚了一大批文化精英的文化中心。茅盾就是在这样一个新式知识生产、出版和发行的机构中开始自己的人生事业。

除此之外，茅盾与鲁迅、郭沫若相比，有他自己独特的人生经验，这主要表现为茅盾与中共之间的关系，较之鲁迅和郭沫若要早要深。1920年初，陈独秀到上海创建中国共产党组织，从10月开始，茅盾是其中的重要成员，负责联络全国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工作。1921年7月，中共正式成立，茅盾和他弟弟沈泽民是50多位早期党员中的一分子。从职业身份来看，茅盾是中共党内最早的知名文学家。从1920年参与建党活动开始，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这7年时间里，青年茅盾以职业作家的身份投身于革命事业，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他的职业革命家时期。这段经历，对于茅盾未来的文学事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一旦用文学形式来表现这些惊心动魄的政治场景和人物故事时，他并不感到陌生。以他最初的小说《蚀》三部曲的创作为例，他几乎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完成了。小说直观再现了1920年代上半叶大革命时期，中国各种社会力量，以及知识分子和中下层政工人员的表现。与当时很多文学青年侧重于青春情感宣泄的感伤的“革命加恋爱”小说不同，茅盾的兴趣点不在男女情爱上，而在于捕捉社会现实政治力量的重大变化。所以，很多读者会被茅盾作品中那些敏感的时代题材和鲜活的人物故事所感染，尤其是作品中美丽大胆的“时代女性”吸引了无数读者的阅读兴趣。但另一方面，读者也很容易被自己的阅读习惯所误导，把茅盾的这部作品当作普通小说来欣赏，忽略了作者的特殊经历和创作用意。所以，这种阅读茅盾小说的方式，在制造小说的时代轰动效应的同时，也有意无意忽略和淡化了茅盾在小说中想要表现的思想内容。甚至一些中国现代文学史家也认为早期茅盾小说创作较之后来《子夜》的创作，似乎前期的小说更接近文学审美。其实，这样的判断有可能隐含着一种误读和误导。因为无论如何从茅盾当时的思想状态和个人经历来看，讲故事和塑造人物，可能还不是他最急于想表达的。他是一个理性力量非常强大的文学家，他反复强调学文学的人，要有一点社会科学的知识，他所谓的社会科学知识，就是要让小说家对当下变动着的社会现实和人际关系要有一种现代科学意义上的准确判断，而不仅仅是凭感觉。茅盾的写作，不是要读者满足于故事和人物情节，而是希望借助文学作品来表达自己对社会、对人生的观察和思考，并且，这种观察和思考具有非同寻常的独特性。从这一角度来看待后来一些文学史家对茅盾小说的关注重心以及评价意见，这之间的差异还是非常明显的。

茅盾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是以独树一帜的建构方式，提供了自己思考文学问题和创作问题的宝贵经验。从中国文学的历史经验来看，抒情传统构成了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经验的最大差别。这当然不是说中国文学经验中没有叙事传统，而是从现代文学审美经验来看，抒情性更具中国传统特色。而茅盾的文学创作，相当多的是建立在叙事基础之上。这种叙事不仅仅注重于文学作品的故事性、逻辑连贯性和写真写实的逼真性，而在于体现现代科学的理性精神。胡适在1921年7月22日日记中记录下他到商务印书馆考察时，见到《小说月报》第七期倡导新浪漫主义的文章（现代主义），为此，他找茅盾和郑振铎沟通，强调欧洲新浪漫主义文学是经过写实主义的洗礼。胡适的写实主义与欧洲的科学理性相去不远，凡事主张拿证据来。茅盾对欧洲文学思潮和作家作品，下过很大的工夫，李健吾先生在晚年撰写的《忆西谛》一文中，曾提到早年茅盾对西方现代文艺思潮的学习、专研情况。在这种学习、比较中，茅盾非常自觉地强调现代科学精神之于中国现代文学建构的重要参考意义。茅盾的这种自觉追求，在文学批评和创作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特征。他以“自然主义”“写实主义”或“现实主义”来命名这种风格特征，而同时代的鲁迅和瞿秋白等，用“写实主义”来称呼茅盾的创作风格。后来的一些研究者喜欢用“现实主义”来概括茅盾的文学探索，而国外的一些汉学家，像捷克学者普实克在对茅盾的研究论文中，高度肯定茅盾的文学批评和创作实践，认为茅盾的小说创作在20世纪中国文学建构中，开创了一种现代“叙事史诗式的”传统，他所采用的是“欧洲正宗的现实主义方法”。这些文学家和研究者对茅盾文学批评和创作的命名和概括，与茅盾自己的文学思考初衷，在不少方面是契合的，也就是希望在中国文学的现代品格建构上，有新的探索和坚实的提升。

《子夜》毫无疑问是茅盾文学创作风格最有力的体现。有关这部作品的研究和讨论，从1933年小说出版以来，一直存在，至今不衰。这种现象，可以称之为文学史上的《子夜》现象。一部文学作品在历史上经历完全不同的评价，这在文学史上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可以说差不多所有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都会遭遇到这样的考验。这不仅是考验作品本身，同样也考验着读者、研究者。茅盾创作《子夜》，有非常清晰的写作提纲和事前准备。1980年代出版的《茅盾研究》曾发表过他的这一提纲。将提纲与实际完成的作品相对照，最明显的，是对于乡村世界的描写部分减弱或者删除了，注意力几乎全部集中到上海的城市生活。这一删减，茅盾在晚年回忆录中有说明，大意是精力顾不过来。但就作品而言，这种弱化未必是一件坏事，至少不影响对都市生活的表现。如果说，计划中的对1930年代中国社会全景式的描写，后来变成了对1930年代上海都市生活的描写，这样的变化其实并没有改变茅盾文学写作的初衷，因为上海作为现代都市，是现代中国最具变化色彩的文学符号。《子夜》表现的，是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不仅作品立意和各种人物关系是现代的，而且所使用的叙事手法也是现代的。这种现代特色，体现为与传统社会脱离之后，上海社会所具有的面向现实和未来的重大矛盾纠葛和社会危机，触及到诸多现代社会的重要元素。茅盾抓住金融问题来破解上海都市生活的核心秘密，以此来看待党派政治之争、新旧势力之争、实业与金融投机之争、中外势力之争、劳工与雇主之争。这样的选择，从某种意义上，体现了茅盾接纳现代社会科学知识洗礼之后的思想视野和文学着力点。以现代社会科学的理性力量来破解传统诗意的朦胧，茅盾的客观写实探索常常被一些批评者认为叙事有余而韵味不足。事实上，这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还有待深入探讨。因为对中国现代都市生活的文学表达，不像对传统乡村生活的文学表达，可以有很多值得参照的现成样板。就现代城市生活而言，上海这样的摩登城市，本来历史就短，要在文学上有所展现，而且要达到很高的诗意境界，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就茅盾自己的写作探索而言，从《蚀》三部曲到《子夜》，这之间是有调整和突破的。这种调整和突破，表现在题材上由原来的城乡对照，转向以都市为主要表现对象。人物关系，以政治斗争为主，转向表现社会矛盾和阶级冲突为主。表现手法，由自叙传式的写真写实，转向全景式的史诗叙事。《子夜》的内涵较之《蚀》三部曲更为丰富，风格更为冷峻、客观。对于这样一部史诗性的重要作品，想要像阅读普通小说那样，在短时间内破解其全部内容，几乎是不可能的，就像读者阅读类似的现代主义经典那样，要想短时间内充分占有作品的全部意义空间，几乎很难。读者有时需要像作者那样，面对陌生的都市社会，一层一层慢慢地抽丝剥茧，慢慢地感受、体会和玩味，才有可能逐渐深入到作品的世界中去。同样，表现城市生活，茅盾同时代和之后，上海有新感觉派和张爱玲的小说创作，但这些都市文学作品与社会科学知识之间的关系较为疏远，反倒是茅盾的小说创作与社会科学知识之间保持着一种紧密关联。或许一些研究者会说，文学不是社会科学的附庸，但人们也应该意识到，文学并不见得越远离现代社会科学知识就越好，尤其是对于一个科学启蒙尚未完成的国度。各具特色的现代作家，都有自己的特长和优势，也有自己的局限与弱项。茅盾建构的风格样式以叙事见长。捷克汉学家普实克认为，茅盾和郁达夫的小说创作代表了中国现代小说探索的两个重要方面，一种是客观叙事，一种是主观抒情。

茅盾先生所建构的现实主义文学，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影响巨大，巴金、李劼人、老舍、周立波、丁玲等作家的长篇小说创作中，都表现出相似的史诗性叙事特征。新中国成立以来，像柳青、欧阳山、杜鹏程等作家的长篇小说创作，也受到茅盾现实主义创作风格的影响。1980年代以来，一些新进作家的小说创作可能不像1950、1960年代的作家作品那样受到茅盾创作的直接影响，但潜在的影响还是存在的，如陈忠实的《白鹿原》、王安忆的《长恨歌》等史诗式的长篇小说，与茅盾的作品之间，有着家族式的血缘相似性。这到底是影响关系，还是文学审美上不约而同的共性关系，我以为这是值得深入研究的文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