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登录投稿

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文学记忆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2020年日本文坛研究
来源:外国文学动态研究(微信公众号) |  陈世华  2021年06月16日08:43
关键词:日本文学

内容提要 2020年,在重大疫情面前,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独善其身,人类共同面对的灾难和共克时艰的合作,使得全世界都认识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内涵。日本作家由疫病勾起了对战争、震灾和疾病等灾害和问题的记忆以及人性思考;越境文学作家在此特殊年份也用自己的方式践行着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索;在人类共同面对灾难时,部分作家创作反乌托邦文学亦或是马克思主义文学作品来揭露日本社会存在的思想管制、排外思想、性别歧视等现象;女性作家作品在国际舞台上频获大奖,年轻作家获得日本文坛重要奖项,他们以文学的形式深刻思考着社会现实。

关键词 日本年度文学研究 人类命运共同体 疫病 战争 越境文学 马克思主义文学

2020年,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使得人类面对着共同的难题。这场疫情,让人不得不再次审视人类自身应对新发传染病的能力,同时,也勾起了对1918年那场致命大流感为代表的疾病的记忆,进一步引发了人们对近代以来关于战争和地震等灾难的文学记忆及思考;在疫情使世界的交流受到阻碍的背景下,越境文学作家用自己丰富的作品或与日本越来越闭塞的社会氛围斗争,或以国际化的思维思考着日本乃至人类的未来;日本作家和“在日”作家以反乌托邦文学作品与近年来日本社会存在的思想管制和排外思想等严重社会问题进行着斗争;女性作家创作的反乌托邦文学作品频获国际大奖,年轻作家成为日本重要文学奖项获奖主力军,这些现象透视出他们在反抗严酷的社会现实中思考社会问题的创作态度。

一、疫病、战争、震灾中的文学思考

1947年出版的《鼠疫》在2020年成为全球畅销图书,加缪也再次得到全球性的重新阅读,新冠疫情勾起了全人类对相似经历的文学记忆。2020年是日本战败七十五周年,也是东日本大地震十周年的前夜,这些灾难的叠加,引发了日本作家对近代战争、地震等灾难的文学记忆,以及对生死、战争、老年问题的人性思考。

疫病文学无疑是本年度绕不开的话题,《新潮》杂志6月号推出“新冠时代的表现”专辑,刊登了金原瞳和鸿池留衣的作品;《文学界》6月号登载了泷口悠生和山下澄人的作品;《群像》4月号和6月号分别收录了砂川文次和小林绘里香的作品,这些作品都直接涉及了新冠肺炎内容。金原瞳的《非社交距离》(『アンソーシャル ディスタンス』)描写了在新冠肺炎形成的闭塞氛围中,即将大学毕业的幸希与师妹不顾政府出行限制令外出并企图自杀。作品中幸希致其有抑郁倾向的师妹怀孕并堕胎,通过缺乏社会责任感的两个年轻人不谨慎的言行及性行为,揭露了年轻人在新冠肺炎限制出行背景下的压抑。泷口悠生的《火的穿越方式》(『火の通り方』)中的意大利丈夫在得知两天前自己曾滞留的伦敦发生了恐怖事件后,极其不安,这与他即使身居深山、也对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感到不安的隐喻不谋而合。作品由此将现在流行的病毒和曾经发生的恐怖事件所引起的不安,用文学的方式联系到一起。砂川文次的《胆小都市》(『臆病な都市』)中,首都发现了很多疑似感染不明病毒死亡的鸟类,为应对病毒,就职于首都官厅的年近三十的职员K不断参加部门之间互相推卸责任的会议并应对市民的各种投诉。作品对日本官厅工作人员的冷漠态度、心理变化等描写得惟妙惟肖。鸿池留衣的《最后的克制》(『最後の自粛』)通过埼玉县男子高中“地球温暖化研究会”的活动,呈现了对这次新冠疫情及东京将举办奥运会等日本社会氛围的质疑。小林绘里香(小林エリカ)的《脱皮》描写了因使人陷于失语症的谜一样的疾病蔓延而令社会逐渐失去宽容的令人毛骨悚然的世界。

(作家松浦寿辉,图片源自谷歌)

日本战败七十五周年之际,日本涌现了多部以战争为主题的小说。村上龙的《MISSING失去的东西》(『MISSING 失われているもの』)是2020年战争文学的代表作。作品中,在猫的建议下,“我”在现实和虚幻交错的世界中,倾听了母亲关于战前在朝鲜半岛女子高中的学生生活以及战后从朝鲜引渡回日本的回忆。在混乱的现实和幻觉中,在母亲悠长的独白中,“我”意识和潜意识深处的东西被唤醒,引出了“我”对过去的个人记忆。这是村上龙继2005年创作《来自半岛》后,又一部以日本侵略朝鲜的历史为背景创作的长篇小说。村上春树的《第一人称单数》收录了讲述个人记忆的八篇短篇小说,延续了长篇小说《刺杀骑士团长》和随笔《弃猫——提起父亲时我要讲述的故事》对战争问题的探讨。如果说《刺杀骑士团长》和《弃猫》表明了村上的反战态度,那么《第一人称单数》可以说是对如何将战争教训传达给下一代而避免战争重演的深度思考。作品中多次出现的短歌,隐喻了对过去教训的记忆,但“眨眼之间人就老去,我们的身体不可逆转地每时每刻在走向灭亡。闭上眼睛,过一会再睁开时,我们就会知道很多东西已经消失”,更体现了作者在思考如何避免历史重演的问题。古稀之年的两位“村上”创作的战争文学作品,不是描写血淋淋的战场,而是思考如何将自己从经历过战争的父母那里继承来的战争教训传递给下一代。回顾平成文学,“两村上”文学所表现出来的特殊意义可以说是平成文学的重要特点之一。鉴于历史教训,中坚作家同样以自己的方式进行着战争文学创作,以回应日本当下社会的右倾走向。松浦寿辉的《香港陷落》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占领当时英国领地香港事件为背景,从日本人“谷尾”的视角追踪了英国人“利兰”和“黄”姓中国人在香港结成的超越国界的友情。作品通过莎士比亚式的台词展现了香港多彩的风物及其多元语言文化,延续了松浦近年在全球化时代和日本保守右倾主义思想抬头之际所一直思考的“日本应如何超越国家与民族对立”的主题。中村文则的《逃亡者》是一部以奇思妙想构筑的庞大战争物语。作品书写了“我”与越南移民女性的恋爱故事,同时将越南历史、基督教历史、日军慰安妇史以及长崎原子弹爆炸等错综复杂的历史元素融入其中。作品中“我”因隐藏军队小号而受到不明宗教组织威胁并在国内外到处躲藏,战时激发战争斗志的小号成为疯狂发动战争和集体主义的隐喻。吉田喜重的《赎罪》是由纳粹德国副元首鲁道夫·赫斯的笔记和读此笔记的老年“笔者”构成的物语。“笔者”阅读1987年在狱中自杀的赫斯的笔记,笔记中描写的对其出生地埃及亚历山大的记忆,唤起“笔者”幼年时期亲历福井空袭的回忆。作品围绕记忆和记录所构成的文学形式,缝合了历史与虚构的缝隙。

震灾记忆在即将迎来东日本大地震十周年之际愈显沉重。高桥弘希的《海水上涨》(『海がふくれて』)虽有三岛由纪夫《潮骚》的牧歌式风格,却同时有如何接受东日本大地震事实的主题。作品细致描写了东京近郊一位以打鱼为生、思念失踪女儿的父亲的日常生活。女儿琴子被上涨的海水卷走失踪后,每天对琴子的思念成为父亲的日常。作品反映了亲人失踪后幸存者对自己生存意义的追寻,这在现实中也是东日本大地震幸存者每天的思考。天童荒太的《现在回家》(『いまから帰ります』)描写了在东日本大地震的震灾地进行放射性污染除害作业的男性之间的故事。作品描写了由结怨的友人、伪装成日本人的越南人、在日韩国人等所构成的职场中超越了民族和国界的友情。第163届直木文学奖获奖作品驰星周的《少年与犬》(『少年と犬』)描写了震灾区一条失去主人的狗一路南下,跟许多人相遇并环游日本的故事。

(《春天不死》,图片源自谷歌)

同样容易令人产生不安的是人人都将面对的老年问题。纱仓玛娜的《春天不死》(『春、死なん』)从孤独老人的视点出发,关注了老人的“性”这个主题。身体是联系世界的接点,孤独老人关于身体的思考,是确认自己选择如何面对社会和现实的行为。樱木紫乃的《家庭终结》(『家族じまい』)通过女儿们的角度反映“老老护理”和老年痴呆症等社会问题,同时思考了人们应如何应对传统的大家庭解体的问题。小暮夕纪子的《麝凤蝶》(『ジャコウアゲハ』)聚焦患有老年痴呆症的祖父和创作小说的大学生之间的关系。小林泰三的《从未来逃离》(『未来からの脱出』)是一部以患老年痴呆症的老人为主人公,描写其逃离养老院意欲寻求自由的科幻推理小说。

面对病毒的肆虐,2020年的多部作品通过不同的表现形式,反映着日本社会的众生相;如何将战争教训传给下一代的思考是“两村上”想要表达的同一主题;对震灾“后遗症”的关注还在持续,老年问题也是不得不面对和思考的问题。新冠肺炎疫情在给人类带来灾难的同时,也使人们进一步思考如何克服困难以及面对现实。

二、突破国界的共同命运思量

旅居德国,用德语和日语同时进行创作的多和田叶子,在思考日本未来的同时,也思考人类的未来生存模式,形成了属于自己的“多和田”文学。以韩国和朝鲜后裔为主体的“在日”文学作家,在时代转换和社会闭塞氛围加重的现实中,用文学敏锐地述说着曾经的沉痛记忆和对未来生存的担忧。无论是多和田叶子还是“在日”作家,这些“越境”作家都是用日语这种共同的语言形式,或宏观或微观地探寻着人类共同的命运。

(《被镶嵌在地球上》和作家多和田叶子,图片源自谷歌)

多和田叶子继2018年出版长篇小说《被镶嵌在地球上》之后,于2020年发表了续篇《被表现在星星上》(『星に仄めかされて』)。《被镶嵌在地球上》中因日本消失而留学欧洲的主人公Hiruko,使用其自制语言寻找持有相同母语之人,并在寻找旅途中与不同国籍的人成为朋友,他们在法国遇到了做寿司的日本人Susanoo,但Susanoo像患了失语症一样,不能与Hiruko交流。《被表现在星星上》叙述了像谜一样的Susanoo开始开口说话这段时间发生的故事。多和田用日语描写失去日语的世界,这种突破国别与地域界限,现实与虚幻交织的构思成为“多和田”文学的特点,也反映了其“作品中国家概念的淡化”。目前作者正在创作以Hiruko为主人公的第三部作品,Hiruko在与伙伴们的乘船旅行过程中,遭遇了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多和田自述“[随着]感染新冠肺炎人数的不断增加,乘船旅行的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这部融入新冠肺炎疫情背景、用新的文学形式思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作值得我们期待。

1936年出生的梁石日,在1998年发表了以自己父亲为原型创作的、揭示在日男性遭受残酷迫害之生活现实的《血与骨》,而作家八十岁后创作的《魂之痕》(『魂の痕』)的主人公则以作家的母亲为原型。主人公春玉出生于朝鲜贵族家庭,结婚出嫁后,在男尊女卑的社会里忍辱生活,在之后日韩合并的混乱中,春玉目睹了包括娘家在内的家族没落。作品描写了百年前朝鲜女性在动荡年代的命运沉浮,这种沉浮也是对当下日本排外思想背景下“在日”朝鲜人未来生活的担忧。崔实的《祈福人类》(Pray Human)描写了曾经被送进精神病院的“我”,一边追述自己的过往,一边探寻活着的意义的故事。作品用近乎赤裸的鲜活语言,描写了患有心病、迷失人性者的痛苦,探究了人类如何活着的普遍命题。以韩国济州岛七十多年前发生的“四·三三”屠杀事件为题材进行连续创作的金石范,在九十四岁时发表新作《满月下的红海》(『満月の下の赤い海』),以作者化身的“K”与读其著作《来自海底,来自地下》(『海の底から、地の底から』)的女性读者英伊的会话为中心展开。《来自海底,来自地下》描述了屠杀事件后幸存者的凄惨记忆,思考幸存者如何在内心与死者共生。新作《满月下的红海》通过因父亲归化日本而烦心的英伊,立体表现了“在日”朝鲜人在历史上曾经经受的语言矛盾和民族感情。温又柔的长篇小说《鲁肉饭的唠叨》(『魯肉飯のさえずり』)的主人公桃嘉的父亲是日本人,母亲是中国台湾人,在日本出生和长大的“普通女孩”桃嘉围绕台湾“鲁肉饭”是否好吃,与丈夫产生争议,由此引领读者深入思考文化和语言的差异与调和问题。

多和田的越境文学,是跨出日本的作家在德国凝视和思考日本的“近未来”问题,而崔实等“在日”作家,则是跨入日本内部,用自己的亲身体验揭露日本近年的排外思想和歧视心理带来的实际伤害。“在日”作家作品对历史记忆加以整理,针对日本对“在日”作家的漠视态度加以质疑和警示,建构“在日”群体的话语权。无论是对“近未来”问题的凝视,还是对当下社会问题的诘问,都是对人类如何面对种族、性别、国界等逐渐分裂的世界性问题所展开的思考。

三、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的新体现

日本政府近年的右倾化路线已是公开的事实,与战前极为类似的思想管制和排外苗头开始出现,日本社会根深蒂固的性别歧视等种种不合理现象也在这种背景下更加难以解决。无论是日本作家还是“在日”作家,都敏锐地感受到了日本右倾的社会氛围和不公平的社会现实,他们以“反乌托邦”的文学形式,以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精神,提醒人们对日本社会乃至世界未来的走向加以关注。

桐野夏生的《日没》的故事发生在“近未来”的日本,因读者投诉创作娱乐小说的“我”的作品“类似犯罪小说”,且因描写“有偷窥爱好的男主人公”而违背社会公德和伦理禁忌,被某国家组织约谈并被关进位于千叶县与茨城县交界处一个偏远机构。“我”被严格监视,失去自由,按照比拘留所还要残酷的强制要求接受“改造”。在这个连手机信号都没有的地方,“我”面对最近很多作家相继自杀、自己的朋友也去向不明的现实,不得不渐渐装出接受“改造”的样子,试图逃离这个场所。作品中“我”反叛权力、挑战权威,以及对等级制的强烈仇恨“以表面柔顺服从的方式表现出来”。作品的中“我”虽然几乎被杀,但最终也没有放弃基于个人体验的创作,为“日没”后的黑暗世界带来了些许的希望。四个章节的标题“召唤”“生活”“混乱”“转向”,让人联想到日本发动全面侵略战争前对左翼文学作家所采用的言论自由管制手段。李龙德的《你在用竹枪刺死我之前》(『あなたが私を竹槍で突き殺す前に』)是一部反乌托邦小说,描写了日本诞生首位仇韩女性首相之后日本社会因仇恨而连续发生的犯罪事件。作品从大阪鹤桥写起,一边扩大通往东亚的故事舞台,一边描写与“仇恨”制度和氛围进行斗争的人们。作品通过日本放眼亚洲、放眼世界,直视发达国家近年来不断加剧的排外思想。作品结尾出现的混合着英语、韩语和日语的书信,则表达了作者用多语言形式反抗歧视、暴力和排外思想的态度。

(《你在用竹枪刺死我之前》和作家李龙德,图片源自谷歌)

松田青子的《可持续灵魂的利用》(『持続可能な魂の利用』)以大胆的科幻式构思,描绘了日本“大叔”们将少女当作“猎物”的现象,同时展示了放任这种行径的日本社会种种怪相。作品指出“只要社会是由‘大叔’运营的,女子和女性不管在哪里,不管做什么,都不可能从‘大叔’的手中和眼中获得自由”,号召日本女性反抗男权,争取男女平权。这种强烈的语气和态度让男尊女卑社会中的“大叔”们读后产生心灵的震颤,使男性们“一边读,一边不得不重新审视男性的问题”。谷崎由依的《酣睡》(『遠の眠りの』)描写了百年前日本女性的生活,讲述大正末期贫穷农家出生的少女绘子在农耕之余热爱读书,最终却未能进入学校而被迫成了纺织工厂的女工,后又受雇于某百货商店所属的“少女歌剧团”。在家中和职场经历的歧视、残酷的劳动环境以及其后战争所带来的苦难,使绘子的梦想和希望被时代所泯灭。

丝山秋子的《贵社渣男》(『御社のチャラ男』)以第一人称叙事的方式刻画了中小企业内的人际关系和工作场景,将日本职场男性利用卑劣手段对金钱、名誉和性的追逐表现得淋漓尽致。

无论是日本本土作家,还是“在日”作家,他们都将自己的社会体验融进自己的作品,写出了大量的“反乌托邦”文学作品,用这种方法将潜藏在日本当代社会中的排外思想、性别歧视和企业内部的不合理制度等有害和负面现象以文学的形式进行放大。“作家犹如煤矿中感知煤气变化的金丝雀一样的存在。……日本作家发表大量的反乌托邦小说,是因为现在的社会出现了异常的萌芽。”

四、年轻作家的社会观照

2020年,年轻作家以关注社会问题为主题的作品屡获日本文坛重要奖项,也是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文坛现象。

(《JR上野站公园口》和作家柳美里,图片源自谷歌)

“在日”作家柳美里2014年发表的文学作品《JR上野站公园口》获2020年美国国家图书奖翻译类奖项。翻译类奖项设立三年来,第一届获奖作品为多和田叶子《献灯使》,小川洋子《秘密结晶》(又译《记忆警察》)位列第二届中候选名单,而《JR上野站公园口》则成为第三届获奖作品。小说描写了一个与天皇同龄男子的故事。二战结束后他从日本东北到东京打工,在六十岁时返回家乡又经历了妻子去世的悲痛,为了生计不得不启程回东京谋生时他遭遇了东日本大地震,而自己的家乡最终却变成了核辐射“警戒区域”。作品描写了“失去亲人和家乡的主人公沦落为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和有家难回的灾民”,这就是当下日本东北老年民众面对的残酷现实。小川洋子《秘密结晶》(『密やかな結晶』)入围2020年英国布克国际文学奖候补名单。作品讲述了一个自小母亲总是对“我”诉说的关于“消失”的故事。“我们”居住的小岛上,缎带、铃铛、邮票、绿宝石、香水等这些美妙的事物陆续消失,大家的记忆也随着这些东西的消失而被烧毁埋葬,心灵也逐渐干涸枯竭,徒留空洞的记忆。只有母亲把这些遗落的记忆细心收藏在秘密柜子里。然而,“我”却意外失去了双亲的遗物……当世上的一切消失殆尽,唯有收藏着秘密结晶的人,才能拥抱未来生活下去。以上两部同为“反乌托邦”文学的作品,其价值在时隔数年后通过翻译得到了再认可和再评价。

三十一岁的古川真人凭《背高泡立草》获第162届芥川文学奖,二十八岁的远野遥凭《破局》荣获第163届芥川文学奖。《背高泡立草》的主人公大村奈美在吉川家有“新房”和“旧房”两套房子,“新房”在战前经营酒店,因战争管制而停业,他们就买了因被政府欺骗而移居伪满洲国的同乡的“旧房”居住。在这个岛屿上,从古至今,不断有人离开这里,也不断有人光顾此地:江户时期有从北海道来到这里的捕鲸者,战时有因海难被当地渔民救回的想回故乡的朝鲜人,现在有时会看到乘皮艇从鹿儿岛来到这里的年轻人……矗立在岛屿上的两套房子,无声地见证了日本的历史,承载着日本命运沉浮的记忆。第33届三岛由纪夫文学奖授予了二十一岁的宇佐见凛的处女作《卡卡》(『かか』)。作品的主人公是一对母女,母亲卡卡因为与丈夫离婚而整天心烦意乱、借酒浇愁,而十六岁的大女儿则完全无法接受父母离异的现实,整天流连于社交网络。第125届文学界新人奖三木三奈的《秋》(『アキちゃん』)涉及了日本“校园欺凌”这一社会痼疾。

除柳美里、小川洋子外,村田沙耶香《便利店人》的英译本也在英美成为畅销作品。这些作品从不同的侧面反映着日本社会的现实以及对未来走向的担忧。获奖的年轻作家的作品,用细致的心理描写,或勾起人们对日本近代历史的记忆,或反映当代日本社会中离异、校园欺凌等社会问题。

新冠肺炎阻挡了人们的流动,但语言和文学交流却并未因这场灾难终止,反而在闭塞的氛围中,让人们有更多时间用多彩的文学形式追忆人类灾难带来的文化遗产:资深作家村上龙与村上春树的作品,看似描写微小的“我”和父亲、母亲在“家庭”内这个小范围的交流,但却是对日本侵略战争所带来的教训的记忆以及传承的思考;中坚作家和年轻作家的战争文学,则横跨欧亚时空,以宏大叙事反映人类犯下的罪行;“在日”文学作家以异乡人的身份追忆着自己所属民族与日本之间的文化冲突和融合,多和田叶子则从东西方文明融合的视角思考着人类未来的整体命运;东日本大地震所带来的文学记忆,正从惨状描写向幸存者的心理描写转变……“‘历史记忆’是一个民族经过岁月汰洗以后留下的‘根’,是一个时代风雨吹打后所保存的‘前理解’,是一个社会走向未来的反思基点。”“反乌托邦”文学则是以一种预言的形式思考着人类命运:桐野夏生和李龙德以让人惊悚的文学内容,警示着人类命运共同体背景下日本正在加剧的排外思想和保守思想;松山青子、谷崎由依和丝山秋子的作品则从不同的侧面反思日本社会的内部问题,这种“反乌托邦”文学形式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世界各国对日本问题的关注。新冠肺炎的潘多拉盒子已经打开,一场全球性传染病带来的是成千上万人难以磨灭的集体记忆与情感共鸣。疫情在全世界的蔓延使人们的生活习惯和交流习惯发生改变,甚至传承了成百上千年的很多风俗习惯也会彻底消失。传染病不仅规训了生活方式,也重构了社会文化,改变着人际关系、文化习俗和生死认知,还将改变文学内容和文学形式,使个体的叙述和集体的记忆交织呈现。文学进一步思考如何应对的未来与未知,思考人类将如何防止掉入恐慌和歇斯底里的深渊。

(原文载《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21年第3期“年度文学研究”专栏,由于篇幅有限,省略了原文中的脚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