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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离骚》的作者，一个伟大骚人传统的缔造者。屈原的美好，还因他与一个“吃粽子”的端午相连，令古老节日变得越发富于情味。

不过，要写“屈原传”之类的文字，先得面对这样一个论调：屈原不存在。

屈原不存在，各种说法都有。例如，有人说《屈原列传》就是司马迁因为个人不幸而捏造的。这样的说法太唐突，信从的人很少；还有人说《离骚》是秦博士写的“仙真人”诗，是迎合好求仙的秦始皇的媚上之作；也有人说《离骚》是汉武帝时期的刘安所写，以此表达对汉武帝的哀怨。大体而言，屈原“否定论”的主流是否认屈原为《离骚》的作者，把《离骚》等“楚辞”作品的年代向后拉。此等言论起于20世纪初期，延续不断，一直到80年代，老调重弹，响声还颇大，东邻日本也有一些人这样讲。当然，对“否定论”的反驳也一直在进行着。要扳倒司马迁，谈何容易！说捏造，没人信，其他对《史记》关于屈原记载的否定，也终是缺乏能说服人的可信证据，不过是一些七七八八的猜测推论。[1]

司马迁的记载还是最可信据的。此外，刘向的《新序·节士》篇中也有相关记载，可以参考。不论司马迁还是刘向，他们只是记载了历史上的屈原，还有一个屈原，其实就是《离骚》中的那个“朕”，也就是抒情主体之“我”（秦统一，秦始皇就独占了这个字，由此，说《离骚》是秦汉人作，也是不对的）。就理解屈原的人格而言，这个“我”可能更为切实。前者是实在的屈原，诗篇中的“我”则是虚灵的；两者是密切关联的，也是虚实相生的。说起来，对后人影响较大的，也是后者，因为诗篇中的“我”，其高洁志向和伟大才情，比实际的那个事业不成的历史人物更令人感动。

是的，屈原几乎就成了古代诗文世界的一个模型：“事业不成做诗人。”所谓“骚人传统”，很大程度上，其实就是这样一个“事业不成做诗人”的模式。

失败的政治人生

考究屈原的生平，照着习惯就先说说屈原的名和字。

屈原的名字居然有两套。《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2]，是说诗人字“原”名“平”，古语所谓“高平为原”，名和字有意思上的关联。而《离骚》开篇自报家门却说：“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 [3] “正则”是名，“灵均”为字。有人说是乳名，明显与诗句“名余”“字余”相矛盾。“正则”和“灵均”，应该就是《离骚》中“朕”的名和字。这一点或许在下文谈过《离骚》“朕”的出生后才越发清楚。

再来看看“屈原”的“屈”。按照今天的说法，“屈原”之“屈”是姓，其实是“氏”。《史记》说屈原是“楚之同姓”，即他与楚王同族，为楚国贵族芈姓。芈姓子弟被分封到某一个地方，或者接受某一地方为自己的采邑，也就往往以封地或采邑为氏。所以屈原的“屈”，就是祖上的采邑之名。这在古代就是以封地、采邑为氏。楚国有三大姓，即屈、昭、景，都是由贵族封地或采邑之地名变为“氏”的。屈原的祖上是楚武王（前741—前690在位）的儿子，名瑕，他的采邑是屈，瑕是屈氏的第一代。粗算一下，从祖上受封到屈原，屈氏已有三百年左右的历史了，出了不少人物。

屈原的生卒年月，《史记》中没有记载。《离骚》一开篇就说：“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这两句涉及上古时代的天文历法问题，简单说，“摄提”指的是太岁之星；“贞”在这里就当“指向”讲；“孟陬”指的是月，即寅月，古人用子丑寅卯纪月。学者研究，摄提在孟陬，即是太岁在寅之年。“庚寅”，指的是“朕”具体的生日。如此，这两句诗是说“朕”生于寅年、寅月、寅日。寅日特别是庚寅，在楚国人心目中可是个吉祥的大日子，它很特别。《史记·楚世家》说这一天也是祝融被杀的日子，总之很重要，也很重大。“朕”生在这一天，太巧合了。

可是越这样，越令人起疑：这个“朕”的出生佳日，真是屈原的生辰吗？很多学者都认为是，因而据此推究屈原生日的文字也颇为不少，得出的结论也有十来种。其中有两种说法较为可取，即楚宣王二十七年（前343）的夏历正月二十一和楚宣王二十八年（前342）夏历正月二十六。楚宣王在位30年，之后是楚威王在位11年，之后就是屈原所侍奉的楚怀王（约前355—前296），怀王之后记载显示屈原活在楚襄王时期。这样屈原在楚怀王时期从政，年龄最低也在二十几岁。

如此，从清代以来的诸多学者据“摄提贞于孟陬”两句推究屈原的生日，就有其合理性，因为与《史记》显示的屈原生命经历大体相合。可是，寅年、寅月、寅日生，还是让人觉得太巧，而“名余曰正则”的“正”，就是因为寅月、寅日的巧合。所以，还是认为《离骚》中这套姓名不是屈原的，是“朕”的。你看他出生不叫“生”而是叫“降”，这个字只有神才可用。正如学者所说，正因为“朕”的出生是“降”，才有《离骚》后半段“朕”的“升”，即上天入地的漫游。[4] 降而又升，这可是神的活计。所以折中点说，《离骚》中的名字和出生，都是诗人赋予“朕”这位有灵格的人的，其“降”的生辰也是诗人为这位神灵一般的人物特意做的安排，与诗人自己的实际生日充其量是相差不太远而已。“朕”是屈原精神升华后的投影。“朕”的名字、生日与真实的屈原的名字生日之间的关联，大体如此。

屈原少年的生活如何，《史记》没有写，这是史家的审慎，不像现在一些网络文字，把屈原的少年生活说得有鼻子有眼，反而让人不敢信。司马迁的记录从屈原在楚国从政开始，“楚怀王左徒”。“左徒”是什么官职？学者据《史记·楚世家》所记战国末期四大公子之一的春申君黄歇由左徒升任令尹（相当于后世的宰相）之事推测，左徒地位与令尹接近，但具体的职责是什么，则众说纷纭。有人说是管理天文历法的，有人说是巫官，也有说是行人，也有说是相当于唐代的左拾遗的，其中有一种说法笔者觉得较为可信，即左徒即“左登徒”[5]。说到这里，会心的读者或许一笑：屈原与宋玉赋中“好色”的“登徒”同官职！屈原不好色，他好美，表现就在《离骚》和《九歌》中的“香草美人”。好“香草美人”也是“好色”，但好得高雅，是“好色而不淫”。这是闲话，其实“登徒”之“登”就是“升”，“徒”就是徒众，简单说就是组织聚集民众办事时的管理者。如此，大夫级的左徒与令尹才职权相类，官阶不远，屈原有改革政治的努力才顺理成章。

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屈原“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能作《离骚》《天问》的诗人，学问一定错不了，表达力也一定超级高。看《离骚》《天问》，诗人可谓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历史人文更是烂熟于心。有学者怀疑屈原，就是因为《离骚》《天问》等诸多诗篇中出现了那样丰富的中原历史人物和掌故：作为一个楚国人怎么懂得那么多中原文化呢？这问题本身就质量不高，楚国虽不是纯正的中原邦国，可他们对中原文化的学习不遗余力，军事上从楚武王开始大举向北征服，就是想做中原的霸主，文化上则早在春秋楚庄王那里就显示出良好的学养。《左传》记载晋楚邲之战，大胜的楚庄王面对尸骨遍野的战场大谈周初“大武乐章”的“武有七德”，显示出他对中原文化很熟悉，且很有人道情怀。几百年后有屈原这样对整个华夏历史文物熟稔的诗人，不是再自然不过的吗？

这时候的屈原意气风发。《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说其“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从政之初还是顺畅的，内政方面可以参与国家大事的讨论、发布或者说也包括起草相关政令；外交方面则发挥其善于辞令的特长接待各国大小贵宾，很得楚王的信任。可好景总是不长，《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又说：“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遇上个“争宠而心害”的，事情就要糟糕，更糟糕的是争宠者几句不咸不淡的谗言，却击中了君王性格的弱点，使楚怀王对本来信任的人“怒而疏”。朝堂是名利场，相互的倾轧总是难免，重要的是君王应兼听则明，可问题就在于楚怀王无论如何都不是明辨是非的君主。相反，他昏聩而容易被蛊惑，不仅在历代楚王中数一数二，在漫长历史昏聩君王的名单里，也绝对名次不低。

值得注意的是上面几句话中的“造为宪令”一语，似乎暗示着当时楚怀王对政治也想有所改善，而“造为宪令”则可能是扬名立万的事，所以才有上官大夫的进谗。关于“造为宪令”，学者根据屈原诗篇稽考，大致有立法度、举贤才、反壅蔽等内容。[6] 所谓立法度，应该是加强中央集权的一些措施，目的是集中力量争夺霸权；举贤才，就是改变过去贵族把持政治权力的局面，招揽贤才改善国政；反壅蔽则是求政令通达，消除来自老贵族势力对王权实行的阻碍，还应该包含下情上达、贤明不被压制等内容。这些，其实都要跟社会的既得利益者角斗，要想成功，非得有秦国商鞅变法的总后台秦孝公那样的魄力，楚怀王这样的昏聩之君，根本不是这块材料。

楚国是一个老牌国家，与当时经由篡权而来的齐、韩、赵、魏不同，韩、赵、魏篡权，过去的老贵族身份作废，新贵群体的养成要有一段生长期，楚国则一直是芈姓贵族，自立国以来滋长壮大，早就盘根错节。要想中央集权，对这些古旧势力不下大功夫予以清除，根本办不到。进入战国之后，楚国也有一次声势不小的吴起变法。《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记载：“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可是那场变法因楚悼王的去世而骤然中断，吴起也被老贵族用箭射杀，不少老贵族恨透了他。楚国有古老的法律，谁伤及楚王，夷灭全家。吴起不愧是个法家人物，被老贵族的箭射得像个刺猬的时候，也不忘记利用一下楚国古老的律令：伏在楚悼王身上的他，顺手将一支箭插在楚王尸体上。新继位的楚肃王福至心灵，以此为借口，治那些老贵族的罪，夷灭七十多家，总算是把阻碍中央集权的势力消除了一些。

楚怀王不是楚悼王，屈原“造为宪令”的这场变法，是一次“近乎无事的悲哀”，没有开始就因几句谗言流产了。由此，屈原在政治上理想破灭，身遭疏远，生活留给他的是眼看国家被强秦侵削，眼看着曾经强盛一时的国家走向衰败却无可奈何。对屈原来说，这才是最大的痛苦和不幸。由此，屈原的政治生涯暗淡了下来，一个伟大的诗人却开始挺立。有不少学者相信，正是在“王怒而疏屈原”之后，诗人开始了他伟大的《离骚》篇章的写作，以此为中国古代文学开了一个影响深远的新天地。

国家的破亡

与屈原政治失败时间上相先后，楚国在国策上出现严重错误，致使强大一时的楚国迅速衰败。

楚国是一个独特的邦国，楚人有倔强的性格。芈姓贵族在早期应该也是中原人群，随着夏商政权的兴替，慢慢迁移，走向了南方边荒之地。西周建立之前，楚国人曾一度依附周人，《史记》说楚人那时的先公曾“子事文王”，即做周文王的干儿子。这一点可以在周原甲骨文中得到验证。西周建立，封建诸侯，楚国以其“子事文王”的身份，得到的封赐是一块“子男”之地，面积很小，其境域大体在河南与陕西交界地带的丹水、淅水一代，属于汉江的上游支流地区。但是，边远也有边远的好处，有可持续发展的空间，具体说，汉水下游的江汉之域，南方湘、资、沅、澧等地界甚至更南方的广大区域，都可以成为楚国发展的空间。他们也正是这样做的。到战国时期，楚国的势力南端已经到达岭南地区。

生存空间的拓展，造就了楚国的富饶，广大南方丰富的自然资源，是楚国这一南方大邦的物利基础。《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记载，在春秋较早时期，流亡到楚国的晋国公子重耳（晋文公）就曾对楚王说：“子女玉帛则君有之，羽毛齿革则君地生焉。”[7] 可见当时楚国富饶之一斑。同时，生存空间的开拓，也造就了楚人倔强的性格。《史记·楚世家》记载：“三十七年，楚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蚤终。成王举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蛮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为武王，与随人盟而去。於是始开濮地而有之。”从这段话中可以玩味出楚人有多么强悍。在楚武王的口中，他的先公不再是周文王的干儿子，而是“文王之师”，封建楚国子男之地，也是周人不尊重楚人的表现。人不尊，就自尊，于是自称王号，甩开周王的权威，大力拓展势力。语中的“濮”，就是两周之交长江两岸的土著居民。向南开发，就是《左传·宣公十二年》所谓的“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左传》还说，春秋楚庄王常以这一艰苦卓越的创业历史训导自己的臣民。屈原《九章·橘颂》“受命不迁，生南国兮”的故国热恋，《离骚》“虽九死其犹未悔”誓不低头的傲岸，都可从楚国人性格中得到解释。

南方是楚国的开拓空间，北方中原则是楚国争霸称雄的目标。进入战国，特别是在楚肃王借故干掉七十多家既得利益者家族之后，楚国霸业顺达，国势日渐兴旺。到楚宣王、威王之际，在北方势力的拓展，东与齐国接壤，吴越之地也进了楚国囊中，其疆域西与秦国相连，中间则与汉魏犬牙交错。但是，到了屈原生活的楚怀王时代，形势迅速逆转。重要的原因就在楚怀王（名槐）贪小利而忘大计，不能实行长远的国策。

考察战国的历史大势，七雄并立，最初是普遍的变更法度，其中秦国变法最彻底；之后就是所谓的“合纵连横”，后来则是秦国的“远交近攻”；再后来，就是秦的一统天下。屈原就生活在“合纵连横”的时代。

东西为横，南北为纵。站在秦国的角度说，联合六国的人和一个或几个国家，打击削弱其余，就是“连横”；东方六国合作，或全体合作，或几个国家合作，对付秦国，就是“合纵”。当然，从逻辑上说，处在最东方的齐国，也可以这样“连横”，但真实的历史是，秦国的“连横”最成功。为秦“连横”之事出力最大的，就是与屈原生活在同一时代的张仪。秦国在经过商鞅变法之后，马上显示出优势。东方六国不联合，单打独斗，谁也斗不过秦，前景只有死路一条。这样的道理，对有大格局的人来说，容易明白，对那些患有妄想症的君王，搞清楚则势如登天。就历史的实际而言，只有秦国自商鞅变法之后，始终在大格局上没有迷失方向，其他六国则不然。他们总是猫脑袋想充老虎，每一位国君都觉得可以称霸乃至消灭其他邦国，于是六国之间战争不断。而且，当秦国打击某一东方国家时，只要有利可图，其他国家往往趁机占便宜，就是在事关生死的“合纵”大事上心思不专，就是联合起来对付秦国，也总是军合力不齐，各自揣着自己的小算盘。真应了那句战国时的名言“连鸡之不能俱止于栖”，就是说绳子连着脚的几只鸡不能同时跳上窝架。

楚怀王一开始是合纵派，在位的第十一年，东方六国一起攻秦，怀王还做了“纵长”。这不是他楚怀王厉害，而是有几百年基业且地域辽阔的楚国厉害。也许正因为楚国在当时的六国中大显锋芒的缘故，秦国就开始对付这位楚怀王，于是就有秦惠王的使臣张仪欺楚的事情发生：以割地做诱饵，引诱楚国不再合纵。[8] 这可真是“一抓就灵”，楚怀王在吞食秦国的香饵上，智商并不比一条鱼高。他马上派人去齐国宣布楚国的“绝齐”政策。尽管《史记·楚世家》记载，当时陈轸提醒楚怀王，在没有得到秦国许诺的土地之前，万不可率然与齐闹翻。但楚怀王何许人？他是专与好主意作对的人，才听不得这样的建议呢！料想屈原也应该与陈轸同一态度，只是不得与怀王表达而已。

楚国终于与齐分道扬镳，选择亲秦的路线。这期间，按《史记·楚世家》的记载，还有“使勇士宋遗北辱齐王”的事。这也是楚怀王办的出格的事，至于这样吗？绝齐之事，一定对屈原有莫大的打击，《史记》只记录了张仪欺楚之后屈原出使齐国之事，在刘向《新序·节士》篇中则明言在张仪欺楚之前，就“为楚东使于齐，以结强党”[9]。从《史记》所记的那次屈原出使齐国推测，这是可能的。当时楚怀王已经“疏”屈原，还令他出使，看来屈原在联合齐国的事情上，是最得力的人选。如此，有理由相信：屈原在当时的“合纵连横”的大是大非上，是有大格局的见地的。

什么是大格局的见地？就当时七雄争霸的地理大势而言，韩、赵、魏是秦国正面对着的一堵墙，早在秦穆公争霸时，他就想跨越这道墙，却遭遇了崤之战的惨败，“匹马只轮无反（返）”（《公羊传》语）。到秦惠王，也就是屈原早年生活的年代，秦国要想直接跨越还是难，至于推翻这堵墙更是不可能。细看这堵“三晋”的大墙，南边有楚国这堵横墙为其夹持；北面有燕国这堵横墙为其夹持；在更远的东方，则有强大一时的齐国，像一根巨大的顶门杠，支撑着这堵墙，也策应着楚与燕。南北夹持的大墙不倒、顶门杠不折，秦国想统一天下，门儿也没有！

于是秦人从惠王时期就开始下大功夫对付楚国，而秦人连横以削弱东方，在楚国方面取得成就也最大。这事情正是由张仪做到的。张仪连横的阴险之处就在于他的软硬兼施，诱骗加大棒。在欺骗过楚国之后，马上就是武力打击。恼怒的楚怀王贪图便宜不成，就不自量力地与秦动了手。怀王“十七年春”，《史记·楚世家》记载：“与秦战丹阳，秦大败我军，斩甲士八万，虏我大将军屈匄、裨将军逢侯丑等七十馀人，遂取汉中之郡。楚怀王大怒，乃悉国兵复袭秦，战於蓝田，大败楚军。韩、魏闻楚之困，乃南袭楚，至於邓。楚闻，乃引兵归。”损兵折将外加失地。韩、魏也随着楚君蓝田大败对楚国下了手；此外，《史记·楚世家》还交代：“齐王大怒，折楚符而合於秦，秦齐交合。”韩、魏与齐，看来是有默契的，他们应该是想教训楚怀王投靠秦国的叛徒行径。蓝田之役失败及稍后韩魏的动手表明，此时的楚国，整个地陷入“破鼓乱人捶”的局面。任何有头脑的人看到国家落入这样的窘境都会难过，主张合纵的屈原一定更加地痛心疾首！

“吃一堑，长一智”。这话对别人可以，对楚怀王就不管用。第二年，秦国继续“连横”楚怀王，可见当时楚国的实力还在。秦对楚怀王提出亲和的条件：返还汉中一半的郡邑。楚怀王不干，脖子一梗：不要地，要张仪！这可就是“不蒸馒头争口气”了。不想，张仪大摇大摆地来了。怀王当即囚禁之，准备杀掉。其实张仪早有成算，他知道楚怀王国事糊涂，家事也搞不定，他有办法对付这位大小事都拎不清的大国之君。办法也不难出，在朝廷层面，花钱买通宠臣靳尚，让靳尚讲明杀张仪的害处；在内廷一边，则是用言辞打动怀王的夫人郑袖。策士的口舌的确很巧，说楚王要杀张仪，秦王一定拿出土地和美女来赎买张仪，土地来了好办，那些美人来了，可就没有你王后的好日子过了。于是，朝堂上就有人进谗言，枕头边就有人吹阴风，一阴一阳吹拂一阵，就把个楚怀王吹得头昏脑晕，居然没个子午卯酉，就把个张仪放了。

这时候，屈原正出使齐国回来。眼见张仪全须全尾地离去，屈原对怀王说：“何不诛张仪？”这一回，怀王倒是听从了。可是，张仪不仅嘴好，腿也快，跑掉了，安然回秦继续他的连横大业。屈原这样的建议，与其说是出于愤怒，倒不如说是出于他合纵大计的考量。杀掉张仪，虽然不会对秦楚局势变化有什么根本作用，起码可以断掉楚怀王依附秦国的苟且之心。而且，就《孟子》“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看，张仪确是当时最有办法的连横家，杀掉他起码可以消除楚国当前的祸害。

这是《史记》以及《新序·节士》记载的屈原最后的政治行迹，以后他的处境就越来越不好了。这与楚国的国运是一致的。在秦国的惠王死后，楚国略得喘息，因为秦惠王之后的秦武王好大喜功，觉得先王连横之术太费事，不如直接“下三川”，攻占当时苟延残喘的周王室更便当。秦武王也是昏头昏脑，他的大策是把秦变成天下的公敌。幸好这位秦王举鼎绝膑，早早死了。

楚国在秦武王时期与齐韩略微调整了一些关系，只是好景不长。秦武王之后秦昭王(前306—前251在位) 继位，而昭王的母亲芈八子（宣太后）是楚国的姑奶奶。这位姑奶奶得势，还是蛮想着娘家亲戚的，送给怀王美人（郑袖居然没阻挡或没阻挡住），还给一些金银财宝，把一块楚地还给楚国。小施而大得，换来的是怀王一屁股又坐到秦人这边来。这又招致齐韩魏联合攻击楚国，惩罚其反复无常。齐、韩、魏的做法有多智慧，也真说不上，结果是楚怀王向秦求救，三国联军撤退，楚怀王出太子到秦国做人质，楚对秦的投靠更死心塌地。而当时楚国派出的人质，就是后来的顷襄王。

楚怀王二十七年，在秦为人质的楚太子杀亲大夫逃归。次年，秦人以此为借故，联合齐、韩、魏共同打击楚国，杀楚将唐眛，取重丘。到二十九年，秦又攻楚，大破楚，楚军死者二万，杀将军景缺。这一下怀王害怕了，派太子到齐国为人质，恢复合纵的路数。秦当然要报复。三十年，秦再伐楚，取八城。这时候秦国当家的就是楚国姑奶奶芈八子。送美人，送宝贝，送还点土地，都可以，可就是楚国不能挡秦国的道，娘家也一样。俗话说：一个闺女半个贼。芈八子岂止半个贼？

讲亲情，行霸道，高下在心，权柄操在秦国这一边。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就在三十年秦国取楚八城之后不久，芈八子的儿子秦昭王又给楚怀王写来“好消息”的信，重叙两国亲情。其中还打鸡血地说：“今秦楚不欢，则无以令诸侯。”这话说得多好听：秦是多么依仗你楚怀王啊，没了你，居然号令不了诸侯。之后，又是诱骗：“寡人原与君王会武关，面相约，结盟而去，寡人之原也。敢以闻下执事！”这信拿在楚怀王手里烫啊！不去吧，得罪秦，人家不是拿你当根葱吗？去吧，秦国人是好打交道的吗？他在犹豫。君王一犹豫，好建议、歹主张就都来了。有一位叫昭睢的，也是楚国同姓，建议不要去。屈原与昭睢意见一样：“屈平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毋行。’”公子子兰，怀王的儿子，未来的掌权者，遗传了父亲的愚蠢，主张去。怀王还是听了儿子的意见，结果去了就被扣住，秦要求怀王割舍巫郡、黔中郡，怀王拒绝，做了一辈子最体面的一件事：最后，死在了秦国。

也正是因为怀王最后这点体面吧，屈原在颠沛流离中，还为这位君王写了《招魂》。

诗人的流浪

怀王之死，让楚国人感觉冤啊！君王客死他乡，是谁出了馊主意，这责任是要有人负的。反对去秦的屈原，居然做了怨府。楚国人清楚当初劝怀王入秦的是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说：“楚人……咎子兰以劝怀王入秦而不反。”子兰现在因为兄弟做了君王而权势大涨，就唆使上官大夫再售其奸，向新王即楚顷襄王飞短流长。顷襄王（前298—前263在位）在昏聩上父业子承，在心胸狭窄上则有甚乃父，“怒而迁之”。楚怀王信谗言还只是疏远屈原，顷襄王则是要治罪惩罚，惩治的办法就是谴谪流放。[10]

屈原的灾难更深重了，楚国的灾难也更加深重。被“迁”后屈原的行踪，司马迁写得简单：行吟泽畔，与老渔翁对答，因而有《渔父》之篇，之后作《怀沙》赴渊而死。不过后来的学者征诸《九章》，屈原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苦难才结束生命。据《九章·哀郢》篇，屈原被放逐之后曾东到过陵阳，学者考证就在庐江一带；到达的时间，有学者说是白起破郢，即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但屈原在顷襄王上台时遭放逐，二十一年是不是还在楚国都城，是个问题。所以，清朝大学者戴震在他的《屈原赋注附音义》说这次东去发生在顷襄王元年，这一年秦国出武关，拔取楚国的析城十五，导致京师震动，民众向东流散，屈原就随人流向东。他在这一带应该留住了很长时间，因为《哀郢》说“至今九年而不复”。来此三年后，怀王死于秦，屈原作《招魂》。

这之后，屈原还辗转来到楚国人故土汉北之地，《九章·抽思》“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是其证。诗篇还说“低佪夷犹，宿北岵兮”，其中的“北岵”应该是一个小地名。篇中诗人回顾了当年的政治生活，伤悼怀王对自己的疏远。汉北是楚国的发祥地，屈原来到这里时，已经变成了秦楚的交界地带，屈原来此的目的，前人有各种说法，有学者说是观察秦楚军事形势，但诗篇却表现的是孤独：“好姱佳丽兮，判独处此异域。”还有就是无所告怀的苦闷：“既惸独而有不群兮，又无良媒在其侧。”最后还说：“道思作颂，聊以自救兮。”看来，因来汉北而内心越发烦乱，若说是观察形势，则难以理解。

之后，《九章·涉江》篇显示，屈原又从汉北之地南渡长江。据《思美人》，诗人先是回到长江、夏水（古水名，连接长江与汉水，今已改道）徘徊。从汉北南返，一开始的心境还是较好的，因为《思美人》有“开春发岁兮，白日出之悠悠；吾将荡志而愉乐兮，遵江夏以娱忧”的句子。但是，南行越接近楚国都城，心情越糟：“吾且儃佪以娱忧兮，观南人之变态。窃快在中心兮，扬厥凭而不俟。”句子中的“南人”指的是都城中结党营私的政治团伙，诗人了解到他们没有任何改变，依旧一副骄傲自大的样子。失望之余，诗人离开他所停留的鄂渚（今武昌市），转而向西，过洞庭湖，沿沅水逆流而上，中间到过枉渚（今常德市南），继而又到辰阳（今湖南省辰溪县西），最后到达溆浦（今湖南省溆浦县）。诗人为什么来到这里？有学者认为，楚怀王三十年入秦被拘，蛮横的秦国向楚怀王提出割让巫郡和黔中郡，怀王拒绝，诗人是听到了这样的消息，才来到这一带考察。可是，诗篇本身对此并没有表露，相反，诗篇只是说：“哀吾生之无乐兮，幽独处乎山中。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又在此诗的“乱曰”中说：“露申辛夷，死林薄兮。”据此，诗人来到当时楚国的荒僻之地，是因为有人想以此令诗人“变心”，实即要他妥协投降，而诗人则做好了“死林薄”的准备。就诗篇看，这可能是最合理的推测，顷襄王及身边的子兰之辈，不断改变诗人的迁谪之处，不外就是折磨人、令其屈服，所以才有以上诗篇所表达的永不屈服的意态。当然，也不排除是诗人自己在苦闷中的自主选择。

屈原最后的行踪是流浪在今天的湖南长沙以北的地带，就是《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所描述的“屈原至於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此时距诗人之死已经很近。诗人在泽畔与渔父的对话对了解此时诗人的心境，十分重要。渔父劝告屈原：“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醨？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屈原回答：“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多年的流放，诗人仍是衷肠不改，矢志如初。现实越发黑暗，国事越发无望，六十人生，也只欠一死了！《史记》说，在与渔父对答之后，“乃作《怀沙》之赋……于是怀石，遂自投汨罗以死”。《怀沙》篇的最后有“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明表死志。另外《九章·惜往日》是面对残破的国事抚今追昔的篇章，因其中有“临沅湘之玄渊兮，遂自忍而沉流”的句子，也被认为是投江前的绝笔。两首诗篇的写作时间，一般认为在顷襄王二十二、二十三年白起破郢都及巫郡、黔中郡两郡被秦攻占之后。

如此，屈原之死，是殉国，其实也未尝不是殉道，即为自己的政治主张终于不能在母国实现而死。无论如何，屈原之死是非凡的。在《离骚》中他就说过“伏清白以死直”，在《九章·怀沙》中他又说“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因而，他的死不是被“羿之弓”射死的被动，而是生命的抉择。死，在屈原是对抗肮脏而又黑暗的现实，他要向龌龊的世界宣示，苟且偷生是多么的低下。因而他的死，是生，是庄严生命的展现。

《怀沙》篇开始就交代“滔滔孟夏”，“孟夏”即初夏，看来屈原死亡的时间很可能是在古老的端午节前。

另一个屈原

作为历史人物的诗人屈原，其一生经历已如上述。下面我们就来看看《离骚》中那个在文学世界永放光辉的“我”（即另一个屈原）的性格与精神样态。

读《离骚》，这位“正则”“灵均”先生，的的确确是一位楚人，或者说是楚人性格的化身。《九章·橘颂》赞美橘树“受命不迁，生南国兮”的“深固难徙”，在《离骚》中，则更加强烈地展现了这样的性格与情怀。这又涉及《离骚》的解读。

关于“离骚”两字的含义，历来有不同的解释。最早的解释是“离忧”，即“离别的忧愁”的意思。之后，也有人说是“遭遇忧愁”，“离”通“罹”；也有人说“离骚”即“牢骚”；也有人说“离骚”即“遣愁”。在此笔者有一个解释：离骚，离与不离的纠结与忧愁。这样说，不是对“离骚”这个篇题字眼的训诂，而是结合诗篇内情思冲突的归结。

《离骚》一开始写自己的修养，之后写自己力图实现“美政”的痛苦遭遇，再后来就是求证自己的为人和主张是否正确，因而“济沅湘以南征”，目的是“就重华（舜）而陈词”。在向重华“跪敷祍以陈词”之后，诗人得到的结论是自己的行为主张是“中正”的，于是又开始了“路漫漫”的求索。求索的结果则是各种路径幽闭不通，于是诗篇又展示了一种新的纠结。楚国的道路不通，“我”开始“思九州之博大”，开始有了“远逝”的念头。然而，此念才生，对故国的怀恋，又让他陷入深深的犹豫。纠结之中，他开始求助神灵：“命灵氛为余占之。”灵氛的回答很直接：“勉远逝而无狐疑兮，孰求美而释女？”然而，“我”还是难以决断：“欲从灵氛之吉占兮，心犹豫而狐疑。”于是，“我”又向权威更大的神巫求助：“巫咸将夕降兮，怀椒糈而要之。”威灵赫赫的巫咸给出的答案与灵氛如出一辙：“勉升降以上下兮，求榘矱之所同。”与灵氛一样，神巫劝告“我”四方上下去求索，必定找到志同道合的主人。这一下，“我”似乎最终坚定了离去的决心，于是诗篇的高潮来到。“我”驾起太阳神的瑶象之车，婉婉八龙为之牵引，如云的旗帜为之飘扬，“我”飞上了“赫戏”天空，一时间神魂高驰，忘掉了所有的痛苦。然而，巨大的故乡之情飘然而至，将短暂的自在吹荡一干二净：“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我”终究割舍不断故乡故国的情感，难以离去。离去，是理性的决断，但是，“我”的大麻烦在于理性终于争不过情感。伟大的《离骚》，就是最终陷入想离去而难以摆脱自己故国情思的纠结之中。

这就是诗中之“我”的楚人性格，他恰似《九章·橘颂》所唱橘树的“深固难徙”。这在当时是很特别的。《离骚》产生的时代，如前所说，正是“合纵连横”的时代，也是当时士人们朝秦暮楚的时代。与屈原起码有过间接接触的张仪，还有那为《孟子》所提到的“大丈夫”公孙衍以及稍晚的苏秦，不都是今天一个主人，明天一个主人？是的，可那是中原策士的性格，屈原固然主张合纵，他的性格却一点也不策士，他是一棵只能生长在南方的“后皇嘉树”，他只可“深固”自己故国的情根，却不会朝秦暮楚。前面我们说过楚国人倔强，而倔强的底里是自尊，是厌恶苟且与讨巧。《离骚》之“我”恰如《橘颂》中的美树。有一点很有意思，飞翔上天该是多么舒畅惬意而美好的事情，可是，当诗中的“我”忽然瞥见“旧乡”时，这一切美好都化为乌有，故乡的热恋竟如此的深沉，无可替代。

读《离骚》，还有另一永不衰竭的魅力，是诗篇之“我”的伟岸性格，在古典文学的长河中，像银河系里的一颗巨大恒星，永远散发着光和热。前面说过，《离骚》交代“朕”的出生是太岁在寅的寅月、寅日，诗又用“降”字表其出生，这都是“朕”的神圣的表示。但是，神圣在《离骚》只是“内美”，就是天生美好的潜质。在诗篇，更多笔墨还用在了“我”的修身上，就是“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及“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所喻示的一切。这很有意思，北方的儒家讲修身，侧重的是“比德于玉”“如切如磋”，而在《离骚》乃至屈原所有的篇章，玉的分量远远不如香草能熏染美人，“众芳之所在”才昭示着“三后”的“纯粹”。正如学者所说，香草满身的形象，也是神的风范，是《九歌·山鬼》“被薜荔兮带女萝”的山神才有的佳美。这是文学家笔下的身心修炼，很难说《离骚》“重之以修能（态）”没有受到当时中原儒家“修身”观念的影响，但是在表达上却是香草美人的特殊方式，因此文学的修辞更多了一种美丽的样态。

神一般的修练、神一般的佳美，诗篇对“我”如此这般的夸饰，不外是强调“我”所肩负的改变楚国现实使命的重大，其实也就是“我”主体性强烈的显示。这也正是《离骚》中这位“朕”的价值所在。诗篇表现“我”，以“我”为抒情主体，早在《诗经》诸多篇章中司空见惯，多姿多彩。但是，假如从文学表达的层面比较一下，《离骚》之“我”，远远超过了《诗经》。就以题材相同的政治抒情诗而言，《诗经·小雅》中的《节南山》《正月》《雨无正》《十月之交》等篇章，面对西周崩溃、政治昏暗，论其对混乱现实的痛心疾首，不比《离骚》差，可是论其对“我”的主体性的表现，则明显手法欠缺。《离骚》的后半段大写“我”的精神漫游，有趣的是，《诗经》这些篇章也有“我”的驾车游行，例如《小雅·节南山》：“驾彼四牡，四牡项领。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焦虑、苦闷的诗中之“我”也想出游，然而一句马不给力，就作罢，其实是文学想象力还有待提升，是人的历史主体性的发展还有待增强。政治大混乱的时代，对所有有良知的人都是煎熬，西周末年的诗人也是如此。《小雅·正月》篇就说：“谓天盖高，不敢不局。谓地盖厚，不敢不蹐。”天地局曲而压抑。但是，在屈原的《离骚》中，“朕”可以冲破天地的局曲与压抑，上天入地，在天地四方漫游。这是文学的想象力，而想象力的背后则有着人文精神的巨大进步为其奥援。前面说过，有人因屈原作品中对尧舜禹汤等华夏历史的熟悉而怀疑屈原的诗篇著作权，其实，屈原身为楚国人，也有楚国心，但诗人的胸襟、知识结构及其精神的视野，又绝非为邦国所限。他生在“百家争鸣”时代，又不止一次到过“稷下学宫”正兴旺的齐国，而楚国本身也是当时的文化中心之一。《天问》的内涵，同样显示着诗人学问的博贯。有学者敏感地指出：屈原作品中的神话中心，不在楚境的九嶷，而在昆仑。[11] 这就是诗人的格局，也是《离骚》之“我”的格局。这个“我”正是西周春秋以来整个华夏文明造就的。

在《离骚》的后半部分，诗中之“我”是乘着太阳神才能乘坐的车马前行的：“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羲和为之驾车，终点为崦嵫之山，以及“饮马”的“咸池”和拴系马车的“扶桑”在古代的神话中皆指向太阳神。天地间的神圣，太阳神无疑是崇高而又崇高的，因此，诗篇自开始的“朕”的“降”世，到后半部分飞升，暗含着神圣是如何被世间的污浊所糟蹋。但是，神圣的“昭质”永远“未亏”。这便是人类世界所特有的理想。坚持理想而赋予其诗性，是《离骚》的特点；污浊中固守对美好的坚持，誓不向污浊低头，是“我”的特点。那个“我”有着当时士大夫的总体性格，敢于担当，勇于改变。当“我”乘坐太阳神的车驾时，“飞龙”为之腾驾，“云霓”为之“晻霭”，“玉鸾”为之鸣唱，这样超凡的光景，不正是诗特有的对神圣的美赞？伟大的诗篇，是政治诗意下的精神升华，那个太阳一样的“我”，其光热没有照亮楚国，却照亮了文学的历史长河的天空和大地。新文化造就的士大夫的主体性，其伟岸的性格形象就是可以突破世界的压抑的局曲，而顶天立地，其身影充斥天地四方。

庄子笔下的大鹏，它的南溟之游“水击三千里”；《离骚》之“我”的精神游历，也是水击三千里。不同的是他所击起的不是水浪，而是伟大想像力下的石破天惊，色彩斑斓。现实的屈原，遭遇的多是小人、昏君，驰情入幻的神游中的“我”，则截然不同。“我”服饰的是芙蓉衣裳，服食的是琼枝美玉，所陈情的是重华，求为占卜的是巫咸，所追求的美人是宓妃和瑶台之女，攀登的是可以永生的昆仑巅；“我”所驾驶的太阳神车，朝发乎天津，夕至于西极；历块过都，一日之间，流沙、赤水以及不周之山，都在眼底闪过。神灵、过往的圣王、传说的美女，还有那神秘的山河，正是“我”的世界，一个与昏暗人间相异相峙的美妙境土。这是被真正的诗人激活的世界，是对古典文学疆域的一大拓展。诗人激活的是神话，是历史传说，是蕴藏在楚地一切的古色古香的天地人文。伟岸之“我”正遨游这样的世界。

悠久而广博的文化，天才的文学想象力，楚地特有的风情及其山川草木，在伟大的骚人这里，终于孕育出一个文学世界的巨型雕像。他是屈原，又不是屈原，是屈原真实人生在文学世界的巨大投影。他真切而动人，其伟岸身姿向后世的古典文学天地，投射了巨大的身影。这是真实屈原之外的另一个屈原。

尾声：诗人与节日

说到屈原，总会沉重。在那样的时代，不，在许多那样的时代，严肃、不苟且地做人，总是困苦煎熬，甚至有生存的危险。也正因此，屈原的令人感奋就是永久的。伟大的屈原，就是在良心的困苦煎熬中，在格局见地被残酷地漠视中，完成了他伟大的文学事业。他不仅在《离骚》中矗立起那个太阳神一般光亮的人格，还在《天问》中展示了一个巨大的求知者的主体现象。“天问”，是一切知识的追问，宇宙自然，人文历史。有学者说《天问》的原型是史诗，是流行于西南诸多兄弟民族中的一种诗歌形式。相信“天问”的发问，经过诗人的整理加工，才有现在这样的奇异。屈原还整理流行南楚之地的“九歌”，据说原来的歌舞词句鄙陋，是诗人的加工，才有现在的深情和风致的嫣然。古老的东西，在触手成春，焕乎文采，诗人终究是诗人。

但是，成就屈原伟大的，还是他系心国家的情怀、关心现实的追求。若没有他的政治努力及失败，也就没有《离骚》，那将会令那一伟大历史时段的文学暗淡很多。“国家不幸诗家幸”“诗穷而后工”“愤怒出诗人”等，都有一个前提的东西：高远的志向和天纵的才情。屈原正因此而成就其伟大，使中国文学在素朴简明的《诗经》之后，有了绚烂、曼丽而斑斓的新诗篇。诗人志向追求与现实相矛盾的境况，又在后来反复出现在诗人的生活中，于是屈原的文学事业越发典范。

屈原之死，是在孟夏。因此他又与一个古老的节日连在了一起。传说屈原在五月五日投汨罗，楚国人伤悼他，每到这一天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到了东汉光武帝建武年间，长沙有人忽然在白天遇见一位自称“三闾大夫”的人，对这位长沙人说：“听说你常投米江水祭屈原，这很好啊。不过，往年你投的米，总是被蛟龙所窃。以后若是再祭，可以在竹筒上塞些楝树叶，用五色丝缠绕。这些东西，都是蛟龙所惧怕的。”长沙人照此而行，就有了五月五日包粽子，要放上楝树叶并用五色丝缠绕的风俗。

这件事被记载在一本叫做《续齐谐记》的书里，是个传说。看这传说，好像五月五日的端午节是因屈原投汨罗而起。其实不然。端午节早就有了，而且还是一个不吉利的日子。因为这个节日是阴阳之交的节点，也是人世间“难过”的一天。关于它的不吉利，从齐国的孟尝君在这一天出生后他老爸要扔掉他便可以看出。传说这一天生的孩子会给家里带来破门之灾。古代的人要过这一日，要喝雄黄酒，要烧艾草、挂菖蒲，等等，都是消灾之举。至于这一天赛龙舟，大概也是为了避祸祈福吧。

可是，当这样一个古老的节日与诗人连在一起，就变得美好了。端午节，想诗人，令人激动！在古代的诗人中，声名与节日连在一起，且赋予节日某种新意，而其事发乎民间，该是没有第二个了吧！

注释：

[1] 关于屈原真伪的争论，参见黄中模著：《中日学者屈原问题争论集》（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和黄中模著：《现代楚辞批评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等著作的记述。

[2] 司马迁撰：《史记》， 中华书局1982年版， 第2481页。以下所引《史记》原文皆据此版本。

[3] 洪兴祖撰、白化文等点校：《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页。以下所引屈原赋皆据此版本。

[4] 董楚平著：《楚辞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2页。

[5] 在1978年发掘的曾侯乙墓中出土了一批竹简，记录了曾侯乙下葬时一些送丧葬礼物的人名官职，其中有“左图片徒”是来楚国的官员。裘锡圭的《谈谈随县曾侯乙墓的文字材料》（《文物》，1979年第7期）认为很可能是《史记·屈原列传》的“左徒”，汤炳正著《屈赋新探》（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50—53页）同意这一说法并加以论证。

[6] 汤炳正著：《屈赋新探》，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179—212页。

[7] 孔颖达等正义：《春秋左传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941页。以下所引《公羊传》《孟子》《诗经》皆据此版本。

[8]《史记》记载张仪以商於之地六百里诱楚，但有学者认为这时的商於之地本在楚国人手里，因而《史记》的记载可能是个段子。刘向《新序·节士》则说“许谢地六百里，怀王信左右之奸谋，听张仪之邪说，遂绝强齐之大辅”，看来张仪欺楚的事应该是有的，用割地的方式诱惑，也很有可能。因为当时的君王无不以“土地人民”的掠夺为大欲。

[9] 刘向编著、石光瑛校释、陈新整理：《新序校释》，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938页。

[10] 这里涉及屈原流放的次数问题，古来就有分歧，据《史记》看，先是“疏”，后是“迁”即流放。但刘向《节士》篇则有“复放”之语，后代学者从之者也颇有其人。兹从《史记》之说。

[11] 董楚平译注：《楚辞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