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登录投稿

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文学全球化的断裂 ——疫情下的英语文学生产
来源:外国文学动态研究(微信公众号) | 芮小河  2021年06月11日14:59
关键词:疫情 英语文学

内容提要 2020年,受疫情影响,英语文学的市场流通受到限制,英国文学、澳大利亚文学的生产以本土主义、文化代表性的多样化为特征。围绕英国的认同危机,作家们运用各种体裁分别从族群、种族、性别、地方等角度对认同话题进行探索,作为异质的文学声音,脱欧文学、虚构的历史名人小说、苏格兰文学、英国黑人文学、女性文学等为具有文化包容性的民族认同建构提供了多样化的表述。澳大利亚科幻文学立足本土的环境危机问题,设想气候灾难、跨物种灾难等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及应对措施;同样立足于本土的澳大利亚历史小说、成长小说等关注边缘群体,增强了澳大利亚文学的多样性。随着文学全球化的断裂,2020年成为英语文学生产的一道分水岭。

关键词 英语年度文学研究 脱欧文学 气候灾害小说 文学全球化 文学生产 认同政治

2020年,新冠病毒全球流行,英国、澳大利亚等国的经济一度停摆,全球市场供应链断裂,图书行业受到严重影响,许多书籍推迟出版、甚至被撤销出版,书店关张,作家巡回演讲、文学节、朗读会等文学促销活动纷纷被取消,小型出版社和专门从事小说和诗歌出版的专业出版社、独立书店遭受打击尤为沉重。虽然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图书销售在2020年表现出令人惊讶的强劲势头,但包括文学图书在内的大多数图书并不是通过书店而是通过亚马逊等大电商在线销售,且电子书籍销售量大增。疫情下的这一图书消费模式影响着全球英语文学的流通,引发了文学生产上的本土主义(localism)倾向。一度蓬勃发展的英语文学全球化出现断裂,英国文学、澳大利亚文学都将国内读者视为主要的目标读者,文学作品关注的话题也与两国各自面临的生态、社会、政治问题相关,比如疫情、英国脱欧(Brexit)、澳大利亚的环境灾难、“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运动、抗议性骚扰(#MeToo)运动等。同时,受众面广的流行文学,如“现实主义奇幻文学”(Realist Fantasy)、“气候灾害小说”(Cli-fi)等较新的类型文学和虚构历史名人小说等都得到了读者的青睐。

“抗议性骚扰(#MeToo)运动”标签,图片源自百度

一、围绕民族认同话题的英国文学生产

脱欧事件是造成当前英国社会分裂的一个主要原因,而新冠病毒的传播与变异以及从美国发展至英国的“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加剧了这一分裂,英国的认同危机更加严峻。2020年,各种体裁的英国文学作品都对认同问题进行了审视,形成了文学本土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

自2016年以来,“在塑造英国的民族认同和跨民族认同叙事方面,没有任何一个政治事件能像英国脱欧事件那样产生巨大的影响”。“脱欧文学”(Brexlit)作为新的文学类型已成为英国文坛的一道新景观。苏格兰女作家阿莉·史密斯(Ali Smith,1962—)的鸿篇巨作“季节四重奏”(“Seasonal Quartet”)是“脱欧文学”的代表作品。该四部曲追求时事性,最后一部《夏天》(Summer: A Novel)记录了新冠病毒的流传、英国的封闭隔离措施以及英国对移民的非人道遣送,从中可见英国脱欧之后,保护主义、民族主义的色彩更盛。莎拉·莫斯(Sarah Moss,1975—)的《夏水》(Summerwater)是一部政治寓言,隐喻脱欧之后的英国。莫斯以夏日苏格兰公园的一个雨天为背景,通过多声部叙事,讲述六个游客家庭的故事,这些游客各怀心事,无法通过交流跨越代际、阶级和政治倾向方面的差异,他们被困洪水中,却拒绝同行的乌克兰游客的帮助。莫斯指出,她以游客群作为脱欧后分裂的英国的缩影,探讨的中心议题是“一群处于不同的意识形态分界线内的家庭是否能够作为一个社群共同应对危机”。

英国文坛上还出现了跨越文学类别的脱欧科幻文学。安德鲁·亨特·默里(Andrew Hunter Murray,1987—)的反乌托邦脱欧小说《末日》(The Last Day)同时还是一部气候灾害小说。小说想象未来地球的一侧永远朝向太阳,另一侧则永远处于黑暗之中,世界其他地方的气候走向酷热或严寒两个极端,无法居住,英国的位置却使其刚好处于黎明状态,成为最适宜居住的地方,然而,脱欧后的英国走上专制道路,政府封锁了边界以阻止前来逃命的移民进入。资深作家伊恩·麦克尤恩(Ian McEwan,1948—)的现实主义奇幻小说《蟑螂》(The Cockroach,2019)反向改写现代主义经典小说《变形记》,讲述一只栖息在下议院的蟑螂在某天早上醒来后突然变成了人,并当上了英国首相,而他领导的内阁也是由化为人形的蟑螂组成的。麦克尤恩把虚构人物嵌入真实的政治运动中,还加入了对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嘲讽,以此批评英国的“政治部落主义”(political tribalism)。M.约翰·哈里森(M. John Harrison,1945—)的《沉没之地开始重新崛起》(The Sunken Land Begins to Rise Again)也是一部现实主义奇幻小说,小说想象了未来“后-脱欧”时代的恐怖一幕:经济衰退,人们在幻想中逃避现实,陷入孤立,经过基因技术改造的跨物种“水宝宝”出现在泰晤士河和塞文河的水域中。

当脱欧运动以“全球英国”为名,幻想恢复大英帝国曾经的荣耀时,脱欧文学则审视了21世纪的“英国性”,批判了脱欧话语中狭隘的英国民族认同表述。脱欧科幻小说从英国的现实困境出发推断其黯淡的未来,给现实主义穿上一层奇幻的外衣,以影射英国脱欧的荒诞性,提供了“一种特别有用和适当的方式来解决关于民族认同的政治争论,而这些争论正是脱欧的核心”。

2020年,一些功成名就的英国男作家纷纷把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演艺界名人作为书写对象或人物原型。作为赫赫有名的好莱坞犹太裔导演比利·怀尔德(Billy Wilder)的影迷,乔纳森·科(Jonathan Coe,1961—)在《怀尔德先生与我》(Mr Wilder & Me)中以20世纪70年代的欧美电影界为背景,从女翻译卡莉斯塔的视角出发,叙述大导演怀尔德在欧洲拍摄一部电影的过程。作家采用跨媒体叙事的方法和拼贴、元小说的形式,在叙述中插入了一个五十页篇幅的剧本,并配上舞台指导和旁白,转由怀尔德自述1933年逃脱纳粹魔掌到二战结束的经历。威廉·博伊德(William Boyd,1952—)发表了新作《三人组》(Trio),讲述20世纪60年代一位英国电影制片人和一位小说家以及一位美国女演员搭档拍摄一部电影的故事,揭开了他们的光鲜生活背后不为人所知的隐秘。大卫·米切尔(David Mitchell,1969—)的《乌托邦大道》(Utopia Avenue)同样以20世纪60年代为背景,讲述了一支英国摇滚乐队的兴衰及摇滚乐从英国传播到欧美各国的盛况。小说探究了文化包容性与艺术创造力的关系,回顾了反文化运动中以流行乐为代表的英国亚文化挑战主流价值观,促进英国社会开放的历史,无形中也批评了当下脱欧运动背后狭隘的英国民族主义观。

大卫·米切尔和《乌托邦大道》,图片源自Yandex

与男作家们不同,女作家们以文学界的名人为书写对象。麦琪·奥法莱尔(Maggie O’Farrell,1972—)的《哈姆内特:关于瘟疫的小说》(Hamnet:A Novel of the Plague)从莎士比亚的妻子阿格尼斯的角度重述一段惨痛的家庭经历。一场瘟疫夺去了他们年仅十一岁的孩子哈姆内特的生命,夫妇俩为此悲痛不已,小说细述了孩子们染上瘟疫的细节,而父母却对此束手无策,作家对中世纪在瘟疫威胁下人们的恐惧和忧虑心态的书写使同样面临疫情威胁的读者产生了共鸣。在英国文学史上,20世纪初的伦敦布卢姆斯伯里显然是个传奇,弗朗西斯卡·韦德(Francesca Wade,1990—)的纪实文学作品《广场幽灵》(Square Haunting: Five Writers in London Between the Wars)以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布卢姆斯伯里的梅克伦堡广场为中心场景,讲述了当时住在那里的文化界女名人的生活,包括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意象派女诗人和小说家希尔达·杜利特尔(Hilda Doolittle)、女侦探小说家萝西·L.塞耶斯(Dorothy L.Sayers)、女学者简·哈里森(Jane Harrison)、女经济史学家艾琳·鲍尔(Eileen Power)等,T.S.艾略特、埃兹拉·庞德等赫赫有名的男作家则成了陪衬性的背景人物。作家重点描写了几位女性搬迁到广场附近后彼此之间的交集,她们有着相似的经历:为属于“自己的一个房间”而奋斗,为发出自己的声音与各自领域的男性权威发生冲突。在虚构的历史名人小说的创作中,作家们把历史与文学小说结合起来,运用元小说、拼贴、跨媒体叙事、混合文类等形式的创作手法,将传记、档案、日记等史料融入叙事之中,打破“虚构”和“现实”的界限,并试图在过去与现在之间寻求某种联系或共鸣,使得历史成为人们理解现实的途径。

近年来,英国的认同政治也影响着图书行业,随着认同标准越来越细化甚至于狭隘化,英国图书业对目标读者、作者群和图书的分类也变得更加细致,对来自“黑人亚裔少数族裔”(BAME)、有色人种、“性少数群体”(LGBTQ)等边缘群体的作品给予了大力支持,以彰显出版的多样性以及英国文化的包容性。在2016年,只有一部英国黑人男性作家的处女作在英国出版,但自2019年起,英国黑人文学的生产却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一批黑人女作家大放异彩。伯纳丁·埃瓦里斯托(Bernardine Evaristo,1959—)于2019年获得了布克奖,英国第一位黑人女出版商玛格丽特·布斯比(Margaret Busby)主编的黑人女作家文集《新非洲女儿》(New Daughters of Africa)也在这一年出版。2020年,“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席卷了西方发达国家,引发了有关种族正义与平等问题的世界性大讨论。出版商和读者越来越关注英国黑人文学,埃瓦里斯托的获奖小说销量惊人,2020年,她成为登上英国小说排行榜的首位黑人女作家。图书业的经营管理一向由白人控制,然而,2020年见证了黑人从业者创办的黑人文学书店顺利开张,二十位英国黑人作家的作品由致力于传播黑人文学的雅卡兰达图书公司(Jacaranda Books)公开出版,黑人作家协会(The Black Writers’ Guild)正式成立,这都将成为具有历史意义的文学事件。

2020年,三位黑人青年作家凭借其处女作脱颖而出。女作家路易丝·海尔(Louise Hare,1981—)的《这座可爱的城市》(This Lovely City)以1948至1950年的伦敦南部为背景,讲述了在英国人普遍仇外的社会氛围中,爵士乐乐手、牙买加移民劳瑞遭受种族歧视并因此卷入一场谋杀案的故事。海尔虚构了那个时代的报纸社论,以强化一种纪实风格。女作家哈弗萨·扎伊扬(Hafsa Zayyan,1992—)的处女作《我们都是乌干达的鸟儿》(We Are All Birds of Uganda)讲述亚裔移民和非裔移民的家族历史,既有主人公作为少数族裔在当代英国遭受种族歧视的经历,也有其祖父作为亚裔移民在乌干达遭受的不公平待遇。小说揭开了1945年后乌干达的亚裔族群的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保罗·门德斯(Paul Mendez,1983—)在其半自传小说《彩虹牛奶》(Rainbow Milk)中,通过一个年轻的黑人同性恋者的成长经历探索了跨代际和跨文化的性、种族、阶级和宗教话题。黑人作家们以本民族同胞作为主人公和主要人物,书写他们的种族焦虑及其作为少数族裔主体超越焦虑的方式,但与英国传统的认同叙事不同,主人公们未能内化社会赋予的角色,他们的认同建构不是朝向自我塑造而是向自我解体发展。在当代英国黑人文学中蕴含着一股变革的力量,能够跨越种族、民族性的界限,为“英国性”的表述加入新的话语。

当代苏格兰文学有着关注底层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2020年,苏格兰作家以工人阶层为书写对象,如实再现他们所处的充斥着暴力、酗酒、吸毒和贫困的社会环境。道格拉斯·斯图亚特(Douglas Stuart,1976—)的《舒吉·贝恩》(Shuggie Bain)讲述20世纪80年代在格拉斯哥一个充满暴力、仇视同性恋的工人社区,同性恋男孩舒吉在守护酗酒的母亲的过程中自我成长的故事。格雷姆·阿姆斯特朗(Graeme Armstrong,1992—)的《年轻的团队》(The Young Team)则聚焦当代苏格兰少年群体,以主人公艾茨的成长故事反映苏格兰新一代年青人为远离暴力、毒品所做的努力。斯图亚特和阿姆斯特朗的作品均为半自传体处女作,斯图亚特还获得了2020年度布克奖,他们笔下的主人公形象打破了20世纪80年代埃文·威尔士(Irvine Welsh,1958—)的经典之作《猜火车》(Trainspotting)所塑造的苏格兰年青人的形象:沉溺毒品、自我放纵、自我放逐,代表了苏格兰文学的新声音。

格雷姆·阿姆斯特朗和《年轻的团队》,图片源自Yandex

2020年,脱欧文学和虚构历史名人小说的盛行对世界主义文学、跨民族文学是一种打击,这些类别的作品的出版数量明显下降。在这种情形下,混血女作家海蒂·詹姆斯(Heidi James)的跨民族小说《声音之镜》(The Sound Mirror)艰难问世,得益于其出版商——一家独立小出版社——为四十岁以上的女作家专设的支持项目。这部从全球视野出发的女性主义作品跨越英属印度、意大利、英格兰等地,讲述从20世纪40年代至今三位不同时代、不同族群的女性的经历,透视英国少数族裔女性角色的变化。受疫情影响,英国文学再度依赖基于民族-国家的生产体系,紧迫的认同问题成为本年度英国文学的中心话题。苏格兰文学、英国黑人文学关注苏格兰人、黑人作为主体的认同问题,表达对社会正义和种族正义的诉求。脱欧文学、历史名人小说、苏格兰文学、英国黑人文学、女性文学等则作为不同群体的代表参与了重构英国认同的协商与对话。

二、关注生态和边缘群体的澳大利亚文学生产

2020年,面对严重山火、洪水和瘟疫等灾难,澳大利亚作家们进行了回应,他们认为,无论气候灾害还是大流行病,都是环境恶化的征兆。因此,他们通过科幻文学揭示当前澳大利亚环境危机的成因,用气候灾害小说和科幻疫情小说(Pandemic Fiction)呈现人类对自然生态系统的长期侵蚀、破坏可能造成的恶果。

由于生态环境被破坏,人类面临与动物物种共患病毒的危险,却在应对灾难时毫无准备,这一幕出现在澳大利亚女作家劳拉·吉·麦克凯(Laura Jean McKay)的处女作《那个国家的动物》(The Animals in That Country)中,麦克凯无意中用这部科幻疫情小说预见了2020年流行病的爆发,在文坛一鸣惊人。小说想象在未来的澳大利亚,一场大瘟疫“动物园流感病毒”席卷全国,引发大规模社会崩溃。受感染的病人开始理解动物的语言,能与动物进行非语言交流,但对人类而言,这场跨物种间的交流如同一场噩梦。动物世界的末日加剧了人类与其他物种的隔离,暴露了人类自己的动物性。詹姆斯·布拉德利(James Bradley)的《幽灵物种》(Ghost Species)构想了一幅受气候灾害蹂躏的未来世界的图景:季节提前造成动植物生长节奏紊乱,气候灾害加剧,森林火灾不断,物种不断灭绝。为抵消气候灾害的影响,塔斯马尼亚的研究人员实施了一项由居心不良的企业家赞助的大规模植物改良计划,使用基因工程来复活灭绝的动物。小说通过技术文明崩溃和工业现代性所造成的环境危机,提醒人们思考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位置和人类对生命共同体的责任等问题。

与麦克凯和布拉德利不同,资深作家理查德·弗拉纳根(Richard Flanagan,1961—)的气候灾害小说《醒梦活海》(The Living Sea of Waking Dreams)并没有将故事发生的时间设置在未来,而是以澳大利亚2019至2020年的丛林大火为背景,讲述了在塔斯马尼亚一个受火灾影响的小镇,一位垂死的老妇人的三个子女面临的艰难选择:是让医生继续为母亲治疗,还是放弃治疗?这个艰难的抉择造成家庭成员间的纷争和裂痕。作家还加入奇幻情节,以不为人察觉的女主人公的手指、膝盖的逐渐消失类比无声无息地在自然界发生的物种灭绝,以此作为对气候灾害的一个隐喻,写出了一曲人与自然界被摧毁的挽歌。澳大利亚科幻文学立足本土现实,其想象范围包括虚构的个人命运,也包括现实世界中整个社会或物种的命运。气候灾害小说创造了“这个时代最重要的话题,可以帮助我们协调反乌托邦和现实之间的空间边界,它也许还可以帮助我们干预一场我们自己造成的悲剧”。

澳大利亚是一个具有悠久的移民历史和多样性历史的多种族国家,追随原住民作家近年来开创的重构历史的文学热潮,2020年,印度尼西亚华裔青年女作家米兰迪·里沃(Mirandi Riwoe)和老作家托马斯·肯尼利(Thomas Keneally,1935—)继续关注边缘群体,使其被遮蔽的历史进入文学叙事。里沃的《石天金山》(Stone Sky Gold Mountain)从一个边缘女性人物的视角出发,书写了19世纪末澳大利亚淘金热时期华人移民、原住民和英国人之间的文化冲突,探讨了种族主义、殖民主义、性别、认同等主题。里沃指出:“历史小说让读者和作家能更多地了解过去以及那些没有被当作书写和研究对象的人,比如女性、工人阶级或代表着文化多样性的群体。”她将历史上被边缘化的华人移民置于叙事的中心,挑战了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叙事。肯尼利的《狄更斯之子》(The Dickens Boy)讲述了英国大作家查尔斯·狄更斯的幼子爱德华在澳大利亚的生活,爱德华从小有阅读障碍,十六岁时被父亲送到澳大利亚,在当时,前往澳大利亚定居的英国人无外乎是罪犯、自闭的怪人、寻求新起点的流亡者等被英国主流社会抛弃驱赶的“低端”人口,但他们却在这片原本属于原住民的土地上实现了自我救赎。里沃和肯尼利揭开了“白人澳大利亚”(White Australia)历史上不光彩的一页,为遭受不公的华人、原住民伸张正义。

托马斯·肯尼利和《狄更斯之子》,图片源自Yandex

2020年,反映澳大利亚中下层普通人经历的成长小说受到读者欢迎,女作家盖尔·琼斯(Gail Jones)的《我们的阴影》(Our Shadows)涉及19世纪末到20世纪80年代间西澳大利亚卡尔古利(Kalgoorlie)金矿区一个家庭的三代人,主要讲述孤儿内尔和弗朗西丝姐妹俩由外祖父母抚养成人的故事。澳大利亚少数族裔作家创作的成长小说也颇受关注,意大利裔作家阿基梅德·福西洛(Archimede Fusillo,1962—)的《部落传说》(Tribal Lores)讲述了墨尔本一个出身意大利移民家庭的男孩的故事,黎巴嫩裔女作家拉瓦·阿尔贾(Rawah Arja)的《F团队》(The F Team)描写了一支由黎巴嫩穆斯林移民的孩子组成的橄榄球队的遭遇。越南裔女作家薇薇安·范(Vivian Pham)的《椰子孩子》(The Coconut Children)描写了20世纪90年代末,两个十六岁的越南裔青少年在悉尼西部越南社区一个被贫穷、犯罪和暴力所困扰的小地方成长的故事。这些作品揭示了少数族裔年青人成长过程中面临的跨文化危机:如何打破种族主义的、陈规定型的观念以及如何建构积极的自我认同。

在反性骚扰运动的背景下,女作家埃维·怀尔德(Evie Wyld,1980—)的《巴斯岩》(The Bass Rock)以女性和儿童遭受的暴力为核心主题,分别讲述了18世纪初、20世纪50年代及当代发生在同一个地方——苏格兰东海岸一个岛屿——上的三代女性的故事,解开了一段女性遭受暴力伤害的隐秘历史。有统计显示,2020年居家隔离期间家庭暴力呈上升趋势,这部作品的问世也因此有了更现实的意义。

2020年,造成全球危机的大流行病对英语文学产生了一连串的影响:首先,英语文学的生产体系不得不进行重构,英国从20世纪80年代起推进英语文学的国际化,到90年代后成为推动文学全球化进程的一支重要力量,澳大利亚也积极加入这一进程并借此提升了澳大利亚文学的声誉和影响力;在疫情的影响下,英国、澳大利亚的文学生产主要面向本国读者,并以线上销售为主,从全球化的生产体系转向以民族生产体系为主。其次,生产体系的变化影响着英语文学作品形式和内容的生产。2020年,英国文学关注本国的民族认同危机,而澳大利亚文学关注本国的生态危机和边缘群体,两国的文学生产以本土主义、文化多样化为特征,具有各自认同政治的印记。再者,目前已有疫情文学以此次大流行病为背景,也有科幻文学作品探索病毒传播导致的灾难,启发人们思考自然、技术文明、多元生态等问题,不过,这场疫情引发的各种震荡尚未平复,相关话题的文学作品的创作仍有待时日,文学世界的变革也还需要一段时间的酝酿。最后,疫情在文学生产方面引发的连锁反应还在继续,2021年度图书印制数量将有所下降,撑过危机的大型出版集团仍在继续主导文学图书的生产,并试图与垄断图书销售的大电商展开销售竞争,支持小众文学、对文学多样化发挥关键作用的小型独立出版社则仍在艰难恢复中,这些都将对2021年何种文学声音将被听到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原文载《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21年第3期,“年度文学研究”专栏,由于篇幅有限,省略了原文中的脚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