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登录投稿

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王彬彬:鲁迅与梁启超
来源:《鲁迅研究月刊》 | 王彬彬  2021年06月08日08:13

冯雪峰在《回忆鲁迅》中说,鲁迅晚年有一个以“四代知识分子”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创作计划。所谓“四代知识分子”,第一代是章太炎那一辈,当然包括康有为、梁启超(康梁虽是师生,且年龄差距颇大,但在精神代际上应属于同一辈);第二代是鲁迅自己这一辈;第三代和第四代则是瞿秋白那一辈和比瞿秋白稍后的一辈。鲁迅说:“关于知识分子,我是能够写的。而且关于前两代,我不写,将来也没有人能写了。”鲁迅甚至把结构、叙述方式和具体的方面都考虑好了。(1)当然,鲁迅没能完成这一计划。如果这部长篇小说真的完成了,章太炎的形象(或者说以章太炎为原型的形象)肯定是很光彩的,康有为的形象(或者说以康为为原型的形象)则无疑是丑陋的,这理由很明显,毋庸赘言。那么,梁启超呢?从鲁迅生前关于梁启超的谈论、评说,可推断在这部长篇小说中,梁启超的形象也决不会很美好,甚至可以说,一定是猥琐、滑稽的,一定多少带几分小丑模样。

鲁迅与梁启超

梁启超留给后人的,基本上是正面的形象。梁启超在清末民初是言论界巨子,在那个时期的启蒙运动中发挥过很重要的作用;梁启超在反袁护国运动中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对摧毁袁氏帝制做出了显著贡献;梁启超在学术领域亦有辉煌成就等等,凡此种种,都是后人对梁启超崇敬、仰视的原因。而鲁迅作为后一辈的知识分子,却颇为卑视、鄙薄前辈梁启超,这原因何在呢?

有人探讨过这个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年第12期,发表过侯桂新的《<鲁迅全集>中的梁启超形象》一文。文章指出,鲁迅青年时期虽然热衷阅读梁启超的文章和他主持的刊物,在多方面受到梁的“影响”,但在后来谈到梁启超时,却绝无褒语。侯文指出,自1925年始,鲁迅在公开发表的文章和私人书信中,谈及梁启超处,有二十余次,而表达的多是贬意。“从《鲁迅全集》看,鲁迅对梁启超的负面评价,主要集中于对其政治表现的冷嘲热讽,对其学术品质的求全责备,以及对其文学成就的不以为然。对于自己早年深受影响的这位社会名流进行如此一面倒的评价,鲁迅的这一做法耐人寻味。”(2)在从几个方面论列了鲁迅对梁启超的负面评价后,侯桂新从“傲慢的偏见与影响的焦虑”这两个角度探讨了鲁迅贬损梁启超的原因。总之是,鲁迅对梁启超的鄙视、否定,是没有道理的。

本文则试图对鲁迅卑视、鄙薄梁启超的原因进行比较细致一点的说明。

一、鲁迅留日时期便已鄙弃梁启超

梁启超对鲁迅的影响,不能说没有,但也不宜过高估计。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开始以言论家的身份出现。《时务报》于1896年8月创刊。在创刊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梁启超在上面发表了许多文章,堪称振聋发聩,一时间举国争相阅读《时务报》。但是,这个时候的《时务报》,应该与在绍兴的十五六岁的周豫才没有什么关系。《时务报》的总理是汪康年。梁启超因为与汪康年发生激烈的冲突,又恰逢湖南方面热情招引,便于1987年11月到长沙任湖南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梁启超到湖南后,便忙于教务,没有写出什么有影响的文章了。廖梅在《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一书中说,梁启超赴湘后虽仍在《时务报》论说栏发表了七篇文章,但都是序言和章程介绍之类的文字,没有一篇是早期那种慷慨激昂的论说文。(3)

鲁迅在散文《琐记》中几次提到《时务报》。一次是说矿路学堂的“第二年的总办”俞明震是一个新党,“他坐在马车上的时候大抵看着《时务报》”;(4)一次是说自己在矿路学堂读《时务报》:“学堂里又设立了一个阅报处,《时务报》不待言,还有《译学汇编》”。(5)《琐记》作于1926年10月,回忆的是近三十年前的事情,对于《时务报》的记述,应该是一种误记。鲁迅于1898年5月考入南京的江南水师学堂,因对这学堂不满意,遂于1898年10月又考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路学堂。《时务报》(旬刊)1896年8月创刊,1898年9月停刊。(6)所以,鲁迅也好,俞明震也好,都不可能在1898年10月以后阅读新出的《时务报》。学堂里的阅报处依旧摆放着旧的《时务报》是可能的,第二年,即1899年到矿路学堂任总办的俞明震坐在马车上看新出的《时务报》是不可能的。何况,1897年11月以后,梁启超便没在《时务报》上发表像样的论说性文章了。所以,梁启超在《时务报》上的言论应该对鲁迅没有产生特别值得一说的影响。

1898年9月,梁启超亡命日本,并开始在日本从事文化教育事业。先是创办了《清议报》,后又创办了《新民丛报》《新小说报》。(7)鲁迅于1902年春到东京,自然会接触梁启超在报刊上的言论。周作人几次提及鲁迅这时期所受梁启超影响。在《鲁迅的青年时代》中,周作人说,鲁迅更广泛地接触新书报,是到日本以后的事,1903年3月鲁迅寄给他的一大包书刊中,就有《清议报汇编》《新民丛报》《新小说》等。(8)在《关于鲁迅之二》中,周作人说,鲁迅到东京后,梁启超主编的几种报刊“的确都读过也很受影响”。(9 )鲁迅从正面接受梁启超影响,是到日本后最初几年间的事情。在留日后期,鲁迅便开始对梁启超产生了反感,并开始了对梁启超的批判。

梁启超1903年底有一次美洲新大陆之行。还在美洲漫游期间,梁启超便开始“对昔日曾与己关系较密切的革命党人表示了不满”。(10)此时的梁启超认为,革命党人才是亡国之祸首。(11)回到日本后,梁启超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反复强调中国的国民程度太低,尚无资格享受“民主自由”,而只能接受专制统治。所以,推翻帝制的革命行动,在中国非但没有必要,而且甚为有害。梁启超发表的《敬告我国民》《论俄罗斯虚无党》《新大陆游记》《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等文章,旗帜鲜明地向革命派宣发了战书,于是,革命派与改良派的大论战“拉开了序幕”,而梁启超则是改良派的主帅。(12)

改良派与革命派的辩论,又被称作保皇党与革命党的争战。保皇党和革命党分别以《新民丛报》和《民报》为阵地,展开激烈的交锋。这种迎战,持续了好多年,此后阵地虽换,战斗则未已。冯自由在《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中谈及“革命保皇两党之冲突”时说:“海内外两党机关报遂大开论战,势同敌国,至辛亥民国告成,而犹未已。”(13)胡汉民在自传中说:“梁启超初以能为时文,轻视学界,学生之在帝国大学法科与早稻田大学者,又与结纳为立宪团(即章宗祥、曹汝霖、陆宗舆等),意气甚张。留学界间有发表反对保皇之论,如《浙江潮》《江苏》者,梁亦不以为意。及《民报》出,而梁始大蹙,于是为文肆力攻击,且造谣以诋孙先生。其要点则谓革命必生内乱,必致瓜分;中国不求革命,但求立宪,立宪则以满洲政府开明专制为过渡。民生主义更是为乞丐流氓下流社会计,而破坏中国之秩序;革命党建民族、民权、民生三帜,适以自杀,不能有成。梁之文盖足为当时反革命论之代表。”胡汉民接着说得有趣:“余等知非征服此伧,无由使革命思想发展也。”(14)在这场延续数年的争论中,梁启超是革命派最主要的对手和敌人。于是,革命派阵营中的理论家一齐上阵,将矛头对准“此伧”。而“其时破保皇而主张革命排满者,以章炳麟、邹容、陈天华为最有功。”(15)其时留学日本的吴玉章在回忆录中说,在日本的中国学生几乎没有人不参与这场论战。(16)当然并非每个中国学生都以在《新民丛报》或《民报》等刊物上发表文章的方式参加论战。更多的论战是在以口头方式进行的。鲁迅的态度当然是很明确的。当同盟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在日本开展活动后,鲁迅是与革命派十分亲近的,甚至很有可能加入了光复会。而章太炎到东京后,鲁迅便与其相识并投入其门下,开始在政治立场和文化观念等方面接受章太炎的深刻影响。对革命派的亲近,对章太炎的景仰,自然意味着对梁启超辈的厌恶、鄙弃。所以,鲁迅只是在到日本后的最初几年间,一定程度上受过梁启超的影响,而且主要是小说观念方面的影响。当梁启超与革命派开始论战后,鲁迅便开始了对梁启超的否定。

可以认为,鲁迅留日时期,便开始了对梁启超的冷嘲热讽。鲁迅作于1907年的《文化偏至论》,某种意义上可认为也表达了对以“立宪”为旗帜的梁启超一派人的批判。

在《文化偏至论》中,鲁迅说:“诚若为今立计,所当稽求既往,相度方来,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奚事抱枝拾叶,徒金铁国会立宪之云乎?”(17)文章更以这样的言辞结尾:“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则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假不如是,槁丧且不俟夫一世。夫中国在昔,本尚物质而疾天才矣,先王之泽,日以殄绝,逮蒙外力,乃退然不可自存。而辁才小慧之徒,则又号召张皇,重杀之以物质而囿之以多数,个人之性,剥夺无余。往者为本体自发之偏枯,今则获以交通传来之新疫,二患交伐,而中国之沉沦遂以益速矣。呜呼,眷念方来,亦已焉哉!”(18)鲁迅在这里尖锐批判了一味强调“金铁国会立宪”的行为,这是明确针对梁启超群体的。所谓“重杀之以物质而囿之以多数”,所谓“获以交通传来之新疫”,也是梁启超一类人的思想倾向。鲁迅强调“立人”,强调“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而认为梁启超一类人强调的“金铁立宪国会”,梁启超一群人鼓吹的物质、制度层面的建设,都是误入歧途,虽云思想观念来自欧西,实则是与中国传统的“尚物质而疾天才”的观念结合,足以把中国带入万劫不复的泥淖。所以,在鲁迅眼里,梁启超这样的人,虽然声名显赫,虽然影响巨大,也不过是“辁才小慧之徒”。

说鲁迅在留日后期写下的《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文章,实际了已开始了对梁启超这类人的批判,当然并非没有根据。1906年12月,梁启超联合戊戌变法时期的盟友熊希龄,还有其时正在日本的杨度,商议成立新的政治组织,并打算把新组织命名为“宪政会”。后来经反复协商,将这政治组织复称作“政闻社”。“政闻社宣布的政纲是:1、实行国会制度,建设责任政府;2、厘订法律,巩固司法权的独立;3、确立地方自治,正中央与地方的权限;4、慎重外交,保持对等权利。”(19)杨度其时是梁启超政治观念的信奉者。胡汉民在自传中说:“梁启超之《新民丛报》停刊后,杨度为《中国新报》,亦为反革命之论调,实则祖述严复所译甄克思之《社会通诠》所标榜之军国主义,以反对民族主义也。杨自称为金铁主义,合铁血与金钱企起垂死之中国”。(20)至于“立宪国会”,更是梁启超言必称之的东西。所以,鲁迅文章中的“徒金铁国会立宪之云乎?”正是直接针对梁启超、杨度一类人的诘问。李喜所、元青在所著《梁启超传》中谈及梁启超东京时期的政治观念时,说:“梁启超是个典型的国家主义者”。(21)这种判断是很准确的。而国家主义必然是压制、蔑视“个人”的。鲁迅的《文化偏至论》,主旨便是强调“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是对“尚物质而疾天才”“重杀之以物质而囿之以多数”的批判,当然也是直接针对梁启超辈的批判。李喜所、元青扬所著《梁启超传》又说,梁启超团队与革命派在论战过程中,都搬出许多域外学者为自己助威,“什么霍布斯、卢梭、孟德斯鸠、斯宾塞、亚当·斯密、边泌、伯伦知理,什么牛顿、瓦特、马克思等等,都来到他们的笔下。他们还大量引用了日本学者笕克彥、穗积八束、美浓部达吉、小野塚等人的学说为佐证。”(22)鲁迅所谓的“今则获以交通传来之新疫”,正是指此种现象。可以认为,鲁迅以《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参与了革命派与保皇派的论战。只不过仅仅是在批判、否定梁启超一派时,鲁迅与革命派是一致,而鲁迅正面标举的东西,却也与革命派并不相同。换言之,同为批判、否定梁启超辈,鲁迅与革命派有着不一样的出发点。革命派是从自己的政治立场出发批判、否定梁启超辈的政治立场,而鲁迅则是从个人主义的立场出发表示了对梁启超辈的鄙弃、厌恶。革命派对梁启超辈的批判,是政治性的,而鲁迅对梁启超辈的批判则是非政治或曰超政治的。实际上,鲁迅对“金铁立宪国会”的批判,隐含着对“政治”本身的怀疑,表达了以政治行为无法救中国的理念。在这个意义上,鲁迅在批判梁启超辈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将矛头指向了革命派。

二、鲁迅对梁启超依附袁世凯十分反感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蔡元培被任命为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二三月间,鲁迅也应蔡元培之邀到南京教育部任职。不久,临时大总统的职位被袁世凯夺取,而袁不愿南下就职,南方的革命党人向其妥协,同意袁世凯在北京就职,临时中央政府自然也迁往北京。蔡元培必须到北京当教育总长,鲁迅也于1912年5月到北京的教育部上班。袁世凯攫取临时大总统的职位后,便开始了对《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蔑视、践踏。袁世凯手握北洋重兵,基本上可以为所欲为。内阁中的同盟会员,从国务总理唐绍仪到教育总长蔡元培、司法总长王宠惠、农林总长宋教仁、工商总长王正廷(署理),首先与袁世凯发生零距离冲突。1912年6月,唐绍仪为抗议袁世凯的违法行为,毅然辞职。七月中旬,蔡元培也邀约王宠惠、宋教仁、王正廷一同退出内阁,表示了不做“伴食”之阁员、不与袁世凯合作的决心。(23)袁世凯则在专制独裁之路上越走越远。1913年3月,袁世凯杀害了宋教仁,并开始了对国民党斩尽杀绝式的围剿。1913年7月,国民党人发动了二次革命 ,决意以武装斗争的方式保卫辛亥革命的成果,但终于被袁世凯扑灭。二次革命的失败,意味着“辛亥革命所取得的成果,丧失殆尽”。(24)1913年10月,袁世凯以流氓手段迫使国会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把自己从临时大总统变为正式大总统后,袁世凯便开始紧锣密鼓地实施把总统变为皇帝的计划。1914年5月,袁世凯宣布废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国务院碍手碍脚,袁世凯干脆把它撤消了,代之以政事堂。徐世昌被任命为政事堂国务卿,梁启超的同党汤化龙则被任命为教育总长兼学术委员长。为配合帝制的恢复,袁世凯需要发动一场全民性的尊孔运动,而让汤化龙当教育总长兼学术委员长,正是为了尊孔运动能够更好地进行。几年间,袁世凯发布了一道又一道命令,要求把已停止的祭孔活动在全国范围内恢复。袁更以实际行动为全国做出“表率”:在文武官员的簇拥下,到文庙亲自祭孔。袁还学着历代帝王的样子到天坛祭天。蔡元培任教育总长时,明确反对尊孔。蔡元培指出强令尊孔违反了信仰自由的原则,而在共和国里,人民应该享有信仰自由。蔡元培以教育总长的名义明令小学废止读经、大学则取消经科。周天度在《蔡元培传》中指出,在全国范围内把孔子拉下神坛,这种做法的影响是很大的。(25)而任职于教育部的鲁迅,当然是蔡元培理念的坚定支持者和坚决执行者。蔡元培辞去教育总长后,他发布的命令条例,许多便作废;他推行的措施许多也废止。汤化龙任教育总长后,忠实执行袁世凯的尊孔政策。陈旭麓在《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中说,汤化龙北上接任教育总长后,便命令中小学必须设立所谓修身课,“通电各省于学校配置经学钟点”:

蔡元培在南京把孔子逐出了学校,汤化龙在北京又把孔子请回了学校。此间严复、梁启超一类名流还在孔学中找到共和之义。他们是一批化腐朽为神奇的能手。人所熟知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经梁启超重新标点之后竟变成意思全然不同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26)

在教育部任职的鲁迅,目睹汤化龙辈如此的倒行逆施,当然是满心愤怒的。由于梁启超、汤化龙辈的倒行逆施,鲁迅便不得不以教育部佥事的身份参与官方举办的祭孔活动,正如袁世凯死后鲁迅不得不以教育部官员身份赴总统府吊祭一样。但内心反对尊孔的鲁迅,在硬着头皮参与祭孔活动时,会对使他不得不扮演祭孔角色的梁启超辈加倍憎恶。尊孔是为称帝作准备。这一点,当时许多人都看清了,鲁迅自然也把这一点看得分明。经过几年间方方面面的准备,袁世凯终于于1915年12月12日发布了恢复帝制的申令。

而在筹安会出现之前的几年间,梁启超则是袁世凯的拥戴者、合作者。梁启超对袁世凯的拥戴、梁启超与袁世凯的合作,既体现在观念层面,也体现在行动层面。在戊戌政变时,梁袁是政敌,因为袁世凯的告密和出卖,才有戊戌变法的失败,才有谭嗣同等人的血溅菜市口,才有康梁师徒的长期流亡海外。十几年过去,梁启超竟然与袁世凯这样一个仇敌握手言欢,仅此一点,就足以令鲁迅鄙视了。台湾学者张朋园在《梁启超与民国政治》一书中说:“戊戌政变以来,梁任公与袁世凯的关系,应该没有妥协的余地,因为袁氏当年的态度是变法成败的一大关键:若非袁氏泄漏维新派的计划于荣禄,变法何至于功败垂成!故而从‘卖主求荣’的观念言之,任公于民国建立之后,绝无与袁氏往还之理。但是政治是现实的,何况戊戌政变的积怨已因岁月的变迁而褪色。革命以后,朋侪之间分析当前的情势,认为袁氏实力在握,与之合作为理所当然。”(27)梁启超民元以后拥戴袁世凯、与袁世凯合作,是知识分子不顾道义而依附实力派的典型表现。

梁启超对袁世凯的支持,首先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民国建政后,梁启超更加起劲地鼓吹他那套“国家主义”思想。李喜所、元青在所著的《梁启超传》说,梁启超自海外归来后,便不遗余力地宣传他的“国权主义”。而所谓“国权”,正是针对孙中山的“民权”而来的。“很显然,在梁启超看来,‘国权’重于‘民权’,‘民权’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国权’,为了维护‘国权’,必须抑制乃至牺牲‘民权’,而绝不能削弱‘国权’以张‘民权’。”(28)张朋园在《梁启超与民国政治》中也说,梁启超一自海外投入袁世凯怀抱,便大力宣扬他的“强有力的政府”的主张。梁启超不厌其烦地强调,必须把中国建成一个“世界性的大国”,方能图存图强,方能与列强并驾齐驱;而要把中国建成“世界性大国”,就必须首先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29)说白了,梁启超一开始与袁世凯合作,便极力鼓吹中央集权的必要。对梁启超不无偏爱的张朋园也说:“这种只有国家而罔顾个人的思想,不无瑕疵。”(30)以国家的名义压制、取消个人,主张中央集权,此种论调,自然令急欲把军政大权集于一身并且阴怀称帝野心的袁世凯欣喜不已。可以说,梁启超的这种论调,太合袁世凯的胃口了。此种论调,如果出自一般人之口,也还对袁世凯帮助有限,但这是声名卓著、资望显赫的梁任公的理论,对袁世凯的支持就十分有力了。而主张“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强调“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的鲁迅,必定对梁启超的此种论调极其反感、厌恶。

既然依附袁世凯这个实力派,梁启超便在行动上积极配合、协助袁世凯。其时,国民党在国会中占明显优势,颇令袁世凯头痛。张朋园指出:“袁世凯甚望立宪派人组一大党与国民党相抗,表示愿意给予物质精神上之支持。”(31)于是梁启超便将共和党、民主党和统一党这三个保守党派合并,组成新的进步党。本来这三个保守的政党,各自在国会中都不足以与国民党抗衡,合并而成进步党后,便成为国民党在议会中的劲敌。在酝酿三党合并期间,梁启超明确向袁世凯表示,没有充足的经费不能够“办党”。袁世凯答应给钱20万元,梁启超则“要求50万”。(32)最后给了多少,人们不清楚,但肯定不少于20万。在如此情况下以如此方式组建的进步党,当然就成了袁世凯的御用工具。进步党虽然名义上的领袖是黎元洪,但实际驾驭该党的是梁启超。而“得袁的财力支持,是其享有坚强领导地位的有力因素。”(33)

国民党在宋教仁等人的领导下,声势巨大,虽有进步党与国民党对抗,但仍不足以让袁世凯安心,于是,袁世凯派人于1913年3月20日在上海刺杀了宋教仁。宋教仁被害,全国舆论大哗,纷纷要求查缉凶手予以严惩。而杀宋教仁只不过是袁世凯剿灭国民党的第一步。袁世凯料想南方的国民党人可能会发动武装反抗,而这正是袁世凯所希望的。以杀宋教仁激怒国民党,如果国民党武装反抗,袁世凯就有了以武力消灭国民党的借口。但打仗需要钱,而其时袁世凯政府财政十分艰窘,于是袁世凯无视国会反对而大借外债,此举同样激起了强烈的民愤。李喜所、元青在《梁启超传》中指出,本来梁启超对袁世凯暗杀宋教仁和以丧权辱国的方式大借外债,都是不以为然的。“但是,既然在联袁,就不能不隐忍屈从,不能不采取偏袒袁世凯的态度。”(34)于是,在进步党议员讨论时局的会议上,梁启超发表了三点意见:一、拥戴袁世凯成为正式大总统;二、对袁世凯的大借外债不能反对;三、宋教仁案应视作纯粹法律问题,必须以法律手段解决。梁启超的意见得到众人认可,便成为进步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梁启超一向自以为是财政专家和法律专家。袁世凯暗杀宋教仁和擅自大借款当然是对法律的严重践踏,梁启超不可能不明白这一点,可他却装聋作哑。全国各地的谴责、抗议之声震天响,他也不为所动。在这种情形下,甚至仍然表示对袁的拥护,“可以看出,为了达到联袁的目的,梁启超不惜充当袁的有效工具,他对袁世凯专制主义的迎合,已达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35)为捍卫辛亥革命的成果,南方的国民党人于1913年7月发动了“二次革命”。而梁启超领导的进步党却对国民党大加斥责,支持袁世凯以武力镇压南方的革命。梁启超本人更是发表了多篇文章,对南方革命派厉声责骂。“很显然,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人在‘二次革命’中采取的立场,仍是为联袁所作的讨好姿态,是为建立一个‘强有力政府’而作的曲意迎合袁专制独裁之举。”(36)

宋教仁案与其时任国务总理的赵秉钧有重大关系。赵某于5月间便不得不离职,由段祺瑞、朱启铃暂代过几个月。虽然袁世凯颇不欲将国务总理一职畀予北洋系以外的人,但为了笼络进步党,还是决定让进步党人熊希龄姑且坐到总理的位置上。而此时袁世凯之所以还须笼络进步党人,是因为在南方与国民党军队的战事还未结束,国会中正式大总统的选举也未进行,还须借助进步党彻底战胜国民党。(37)本在热河都统任上的熊希龄,其实并不愿到国务院趟混水。但梁启超认为由本党人士组阁,对于壮大党的力量的极为有利,便强烈要求熊希龄接受这任命。梁启超认为,既然由熊希龄组阁,进步党中自然可有多人进入内阁,而表示自己则愿意出长财政。但袁世凯怎么可能真的把组阁大权交给熊希龄。袁世凯早把各重要部门的总长人选确定,当然都是北洋派的人充任,只用农商、司法和教育三个“闲曹”敷衍进步党人。而当初,这几个职位是用来敷衍同盟会员的。但梁启超坚持要当财政总长。财政交给梁启超,袁世凯用起钱来就不那么顺手了。最后,袁世凯采取折中的方式,财政总长由熊希龄兼任,梁启超任司法总长、汪大燮任教育总长、张謇任农商总长。九个阁员中,熊希龄、梁启超、汪大燮、张謇四人为进步党,另五人则是北洋派。进步党在内阁中占据九分之四的职位。因为熊、梁、汪、张四人都是社会名流,这个内阁便获得了“第一流人才内阁”的美誉,而进步党算是进入了“黄金时代”。(38)这当然也意味着梁启超等人与袁世凯的合作,进入更为切实的阶段。

熊希龄内阁成立后,替袁世凯完成了几件大事。袁世凯急欲把自己由临时大总统变为正式大总统。但依常理,必须先制定宪法,再依法选举总统。制定宪法颇费时日,袁世凯实在等不及,于是便强令先选举总统,后制定宪法。袁世凯此种明显违反常理的要求,在国会受到抵制。最终,也因为得到了进步党的配合,才如愿以偿。(39)随后,袁世凯又于1913年11月4日下达了解散国民党的总统令,宣布取消国民党员在国会中的议员资格,并饬令军警追缴国会中国民党员的议员证章、证书。11月4日当天,便有数百军警包围国民党本部,现任国民党员的议员证章、证书要追缴,曾经加入国民党而已经宣布脱离者的证章、证书也要追缴。由于国民党议员被逐出国会,国会便无法再开会,因为已经不够法定人数。袁世凯又组建了“政治会议”取代国会。到了1914年1月10日,袁世凯便下达了停止全体国会议员职务的命令,发放旅费,遣返回籍。(40)袁世凯下达的取缔国民党、解散国会之类的命令,都必须内阁总理副署,而熊希龄都乖乖地副署了。作为进步党员的熊希龄,当他在袁世凯的这些命令上签上自己的名字时,当然代表的是进步党的党意。袁世凯让熊希龄当内阁总理,让梁启超、汪大燮、张謇等进步党中人士进入内阁,本就是要借助进步党的力量消灭国民党和摧毁国会,当这两个目的实现后,进步党便彻底失去了利用价值,袁世凯便处处为难进步党人,于是熊希龄的内阁总理也干不下去,只得辞职,熊内阁于是垮台。李剑农在《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840~1926)》中说:“到民国三年二月,熊内阁替袁氏将所有停止国会停止省议会,停办各地方自治,特设造法机关,种种的命令副署发表后,渐知道所谓总统制将要出现,内阁虽是‘第一流’的,也没有存在的余地。于是熊希龄、梁启超、汪大燮三人连翩去职,这便是第一流内阁的末路。”(41)李剑农又把熊、梁等人与唐绍仪做了对比。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拒绝副署袁世凯的违法命令并愤而辞职:“唐绍仪和袁世凯有二十年的交情,因为袁不肯循宪政的轨道甘愿牺牲个人的交情,和袁破裂;熊、梁等在戊戌政变时,就是被袁所卖的人,与袁本不同臭味;到11月4日袁要施行‘苦迭打’时,分明是走到宪政轨道以外去了,纵令国会的组织如何不良,既以引导袁氏上宪政轨道为职志,对于袁氏此种行为应该有一点觉悟了。为何还是将顺他,和他一同跑到轨道外去呢?可见立宪党名流的短视病,还不及同半同盟会员唐绍仪的明决。”(42)李新、李宗一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第二卷则说:

与以往两届内阁一样,熊内阁的生命也非常短促。从1913年9月11日组成,到次年2月12日熊希龄被迫辞职,仅仅存在了五个月。在这五个月中,熊氏的“政绩”主要是副署了袁世凯一切倒行逆施的命令,清除了国民党在国内的残余力量,将第一届国会送终。进步党人的“政绩”,正是他们的耻辱,不仅当时受到舆论的抨击,后来也多遭非议。(43)

对于梁启超等人在民国成立后依附实力派袁世凯,配合袁世凯在政治和文化两方面倒行逆施,协助袁世凯摧毁辛亥革命的成果,作为教育部佥事的鲁迅,当然看在眼里,鄙视和憎恶在心里。如果说,在清末留学日本时,鲁迅便对梁启超嗤之以鼻,那进入民国后,鲁迅对梁启超的的鄙薄、厌恶则成倍增长。

三、鲁迅对梁启超依附段祺瑞尤其憎恶

袁世凯称帝,梁启超、蔡锷师弟率先吹响反袁护国的号角。人们普遍认为,这算是梁启超的一大历史功绩。但是,鲁迅看待这个问题,应有自己的逻辑。首先应该看到,袁世凯之所以能在1915年12月公然宣布称帝,与此前几年间梁启超一伙人的支持、协助是分不开的。正是因为梁启超等人在理论上和行动上大力为袁世凯的帝制运动推波助澜,才有袁世凯的终于帝制自为。鲁迅后来几次说到过袁世凯帝制运动期间的情形。在写于1933年4月的《<杀错了人>异议》中,鲁迅说袁世凯在攫取大总统的职位后,便“大杀党人”:

于是杀,杀,杀。北京城里,连饭店客栈中,都布满了侦探;还有“军政执法处”,只见受了嫌疑而被捕的青年送进去,却从不见他们活着走出来;还有,《政府公报》上,是天天看见党人脱党的广告,说是先前为友人所拉,误入该党,现在自知迷谬,从此脱离,要洗心革面的做好人了。

不久就证明了袁世凯杀人的没有杀错,他要做皇帝了。(44)

袁世凯杀的当然是国民党人。在袁世凯的屠刀威胁下,许多国民党员在报纸上宣布脱党,自然也是为了保全性命。而杀国民党人,正是为清除通往帝制的障碍。在写于1935年4月的《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中,鲁迅说:

一看最近的例子,就更加明白。从二十世纪的开始以来,孔夫子的运气是很坏的,但到了袁世凯时代,却又被从新记得,不但恢复了祭典,还新做了古怪的祭服,使奉祀的人们穿起来。跟着这事出现的便是帝制。(45)

尊孔、祭孔与大杀党人一样,都是帝制运动的一部分,都与恢复帝制有直接关系。而在这些运动中,以梁启超为灵魂的进步党人,都曾鸣锣开道、摇旗呐喊,都曾舞枪弄棒、冲锋陷阵。在这个意义上,说梁启超和进步党人曾是袁世凯帝制运动的“帮凶”,并不为过。而梁启超、蔡锷后来的反袁护国,也可视作是将功赎罪。

何况,对梁启超的反袁称帝,也可有别样的解读。陈旭麓在《论梁启超的思想》中指出,梁启超反对袁世凯称帝,看起来是梁在辛亥革命后“差强人意的一着”。但梁启超的反对袁世凯称帝,初衷并非是捍卫共和,乃是因为唯恐国内又出现辛亥革命那样的革命运动。“因为梁启超看出了如果袁世凯一意孤行地称帝,必然引起全国人民的反对,造成和辛亥一样乃至更大的革命风暴,那末他想依托的旧势力,将遭受更严重的打击。由此可见梁启超的积极抢夺倒袁运动的旗帜,与其说是在反对帝制,还不如说是为了抑制革命。”(46)梁启超自己反复说过,他对帝制与共和的争端没有兴趣,他只看重“立宪”。只要是“立宪”政体,帝制也好,共和也好,他都能接受。在那篇苦口婆心地奉劝袁世凯不要称帝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中,就说得很明白。所以,陈旭麓对梁启超反对袁世凯称帝的理解,也是言之有理的。不仅仅是陈旭麓这样说,这也可以说是近代史学界的共识。彭明、周天度等人所著的《中华民国史》第三卷(1916—1920)指出,袁世凯一死,进步党人立即表示了对北京政府的亲近、恭顺。袁世凯1916年6月6日死,6月7日,梁启超即致电段祺瑞,对段极尽谄媚之能事,强调只有段祺瑞才能“扶危定倾”。梁启超还劝说西南护国军齐心协力支持段祺瑞。梁启超又向段祺瑞这个当前的实力派和当权派输诚,这“不是偶然的”。进步党作为改良主义政党,在利益上原本与北洋派没有实质性冲突。1914年,以熊希龄为首的进步党内阁被袁世凯摧毁后,进步党仍然不改拥袁初心。当袁世凯悍然称帝时,进步党才感到必须调整策略:“他们看到,袁世凯称帝必然引起国内大乱,不仅中华革命党一定要加强反抗,南方各省残存的国民党势力也不会袖手旁观,即西南各省的实力派,也可能借机图谋自立,而北洋派内部也已孕育着反袁的潜势力。正是由于上述考虑,梁启超等人既不愿与袁世凯一同垮台,又不甘为牛后,才与蔡锷等一道决然发动护国战争。”(47)梁启超反袁称帝,并非为了捍卫共和,也并非完全出于公心。梁启超看到了袁氏的称帝必然失败。为了在乱后的政局中占据尽可能重要的地位,进步党必须率先打出反袁的旗帜。

护国战争结束,国会恢复,原来的副总统黎元洪继任大总统,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进步党也变成了“研究系”。虽然总统是黎元洪,但实权在段祺瑞手里。李剑农在《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840~1926)》中说,梁启超、汤化龙一派进步党人,一方面在想着怎样依附段祺瑞这个实力派,一方面却倡导“不党主义”。国会重开,倡导不党主义的进步党人分成两个团体:一个是以汤化龙、刘崇佑等人为首的宪法讨论会;一个是以梁启超、林长民等人为首的宪法研究会。“‘讨论’与‘研究’,不知到底有什么区别,为什么原来是一个团体的人,现在却要分组两个团体,难道这就是不党主义么?后来因为他方的旧国民党人复合,有凌驾一切之势,汤、梁等自己也觉得分立太无意义,又结合起来,不‘讨论’,专‘研究’了。于是从前的‘进步党’现在变为‘研究系’,这便是‘研究系’名词的由来。”(48)

国民党是梁启超派系的死敌。当初为了打压、消灭国民党,进步党不惜借助袁世凯的力量,使出非法手段。当整天把“立宪”挂在嘴上的“立宪派”使用非法手段打击政敌时,其实等于在自抽耳光。现在,为了打击国民党,梁启超又不惜借助“督军团”的力量。1916年4月,在许多省份为反抗袁世凯称帝而宣布独立的情况下,冯国璋提议召集未独立各省督军在南京开会,商讨怎样对付独立各省。史称“南京会议”。(49)南京会议是在袁世凯的认可下召开的。6月6日,袁世凯死了,而各省督军还在南京,于是“辫帅”张勋便于6月9日邀请诸督军到他的老巢徐州,重新开会。参加南京会议的,本就是北方各省军阀。这些北方各省的土皇帝,唯恐西南的势力扩展到北方,危及他们的利益,便签订了具有攻守同盟性质的条约三项:一是抵制暴徒参政,而暴徒则指国民党;二是中央如有弊政,各省合力以争;三是推举“张上将军”为参加盟约各省区的全权代表。(50)所谓“张上将军”,便是张勋。这次会议称作徐州会议。彭明、周天度等人所著的《中国华民国史》第三卷(1916—1920)指出,这次徐州会议虽然没有打出什么组织性质的旗号,但实际上北洋地方军阀已经结成同盟,而以张勋、倪嗣冲为首。九月间,张、倪又召集北洋各省代表到徐州,再开会议。会上,宣布组成“各省区联合会”,参加者有山东、奉天、吉林、黑龙江、河南、直隶、浙江、江苏、湖北、江西、绥远、察哈尔、热河十三省区督军代表。这个各省区联合会,仍由张勋、倪嗣冲领衔。联合会组成后,发布了八条纲领,主要是:“固结团体,巩卫中央,庶免为少数人所牵,率致贻大局之虞”;国会如“各怀党见,违反真正民意,不顾国家,至不得已时,亦当为正当之干涉”;宪法如有“必不可行之处,当共抒正论”;等等。后来,人们称这个“各省区联合会”为“督军团”。到了1917年,又于1月和5月召开过两次徐州会议。督军团的徐州会议,共开过四次。(51)

督军团以武人身份公然干涉国会、制宪、内阁,又咬牙切齿地攻击国民党,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自然引起全社会的反感、惊恐和愤怒。(52)然而,梁启超一伙却与督军团打得火热。彭明、周天度等人所著的《中华民国史》第三卷(1916—1920)指出:研究系政客梁启超等人,对督军团的活动起了推涛作浪的作用。各省督军刚纠集在徐州,梁启超就设法依附上去。依附实力派,一直是梁启超基本的政治策略。督军团如此仇恨国民党,研究系至少可以借助其力量打击甚至铲除国民党这个长期的政敌。所以,梁启超早就与张勋有函电和使节往来。在1917年1月的第三次徐州会议即将召开时,梁启超由上海到北京,中途在徐州下车,“与张勋密谈数日”。后来又两次派张君劢到徐州,与张勋商谈。梁启超在致张勋信中说:“惟鞭策救济之功,终须随时仰诸疆吏。”(53)可见梁启超对张勋这班军头寄予怎样的厚望。军人集团如此嚣张地干涉国家政事,这与“宪政”显然是极不相容的。以“立宪”为旗帜、以“宪政”为终极理想的梁启超辈,不像社会各界一样严厉谴责张勋之流的行为也就罢了,竟然还要依附这个军阀集团,可见在关键时刻,梁启超辈并无政治底线。

1917年7月,张勋复辟并失败,由冯国璋代理大总统,而段祺瑞复任国务总理。研究系又成群结队地挤进了段内阁。冯国璋虽是大总统,但实力远不如段祺瑞。其时政府中,最大的实力派自然是段祺瑞,梁启超们像当初依附袁世凯一样,又一次依附了段祺瑞这个最大的实力派。当初,在熊希龄内阁九人中,进步党占了四席。而这一次,研究系以更大的规模进入段祺瑞内阁,九人中占了六人。内务总长汤化龙、财政总长梁启超,内阁中这两个最重要的职位都由研究系占据。(54)梁启超一直自以为是财政长才,当初在熊希龄内阁里,他就拼命争财政总长的位置,只是因为袁世凯实在不愿钱袋子由梁启超掌管,才没有当成。现在,段祺瑞居然肯把这个位置给他,梁启超觉得自己可以大展鸿图了。但其实,仍然不过是助纣为虐而已。当初在熊希龄内阁,进步党占了九分之四阁席,结果被袁世凯狠狠地利用和耍弄,输得很惨。这回,在段祺瑞内阁里,研究系占了九分之六阁席,但同样被利用和耍弄,输得更快,也更惨。

段祺瑞当总理,就靠无限度地借外债应付时局。沈云龙在《徐世昌评传》中说,段祺瑞在敉平张勋复辟后再次组阁,日本政府立即对段示好,表示愿意在财力上予以支持。而段祺瑞当时一心要消灭南方军事力量,十分需要钱,需要很多钱,便不停地向日本借款,而需要梁启超以财政总长的身份在借款合同上签字时,梁从来没有拒绝过,一如熊希龄当初从来没有拒绝过在袁世凯的那些非法命令上副署一样。沈云龙说:“此类借款,若非由财部经手者,梁启超事前固不得与闻,即由财部主持签订者,梁亦垂拱画诺而已,是名为财长,实等尸位素餐”。(55)

李喜所、元青在《梁启超传》中指出,不仅是借款,在一切不合理甚至违法的问题上,梁启超都配合、协助段祺瑞。1914年,袁世凯在进步党的配合、协助下解散了第一届国会。护国战争后,国会好不容易恢复。仅仅十个月后,张勋又逼迫总统黎元洪解散了国会。张勋复辟失败,按理国会应该再次恢复,但段祺瑞却不愿意恢复国会,其原因,当然是嫌国会妨碍他的为所欲为。但毕竟招牌上写着“民国”,完全没有一个代表“民意”的机关,也不好办事。段祺瑞于是要先弄个“临时参议院”代替旧国会,这其实还是在效袁世凯故智。对于段祺瑞此种明显违反约法的行为,以“宪政”为职志的梁启超,照样是表示支持:“梁启超既然采取拥段立场、站在段麾下,自然要随着段的鼓点跳舞。因此,他对段违反约法的粗暴无理举动完全采取了支持纵容的立场。”7月24日,国务院通电各省,征求成立临时参议院的意见,第二天,梁启超即对记者发表谈话,表示了对成立临时参议院的完全支持。段、梁此举引起社会广泛不满,有人致信梁启超,指出这是一部分人为了一己利益而“置国家根本法于不顾”。(56)

但段祺瑞怎么会真的信任、倚重梁启超这班人呢?被利用之后,梁启超又要遭受走狗之烹了。几个月后,段祺瑞便逼得梁启超这个财长实在干不下去了。后来,由于冯国璋与段祺瑞的矛盾激化,段祺瑞于1917年11月15日向冯国璋提出辞职。阁揆辞职了,阁员还能不辞?梁启超和其他所有阁员也都辞职了。在段内阁财政总长的位置上,梁启超坐了三个多月。(57)张朋园在《梁启超民民国政治》中说:

进步党以釜底抽薪的办法将国民党赶出北京的政治舞台,岂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反遭徐树铮的暗算。(58)

徐树铮是段祺瑞第一爱将。暗算梁启超这些人的,还是段系军阀和政客。

沈云龙在《徐世昌评传》中说过这样一番话:

民国以来,书生集团之依附实力派者,往往徒供利用,卒受排斥,或诱之分化,务使一无存在之价值,固不独研究一系为然也。(59)

身为知识分子却依附政治上的实力派,这是鲁迅特别鄙视的行为之一种。依附段祺瑞,无疑又分外令鲁迅鄙视,至于其原因,就在于段祺瑞是鲁迅特别憎恶的当代军阀、政客。

1924年11月24日,段祺瑞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中国历代职官史上并无“执政”这一称谓,是其时的“名士”章士钊仿罗马首席执政官之例替段祺瑞临时想出的。这个“临时执政”,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名义上集大总统与国务总理的权力与一身。(60)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全国民众群情激愤,学生运动于是轰轰烈烈。8月26日,针对学生的“爱国运动”,段祺瑞发布了“整顿学风”的命令,在严厉谴责了学生的政治行为后,说:“倘有故酿风潮,蔑视政令,则火烈水懦之喻,孰杀谁嗣之谣,前例具存,所宜取则,本执政敢先父兄之教,不博宽大之名,依法从事,决不姑贷,其凛尊焉。”(61)可谓杀气腾腾。1926年3月18日,北京各界人士在“大沽口事件”的刺激下,到执政府请愿,终于遭到执政府警卫的枪杀,数十名学生和群众被杀害。这就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三一八惨案”。

段祺瑞政府的“整顿学风”已令鲁迅愤怒,而段祺瑞政府公然向请愿学生和群众开枪,则令鲁迅“出离愤怒”。鲁迅为此写过多篇文章。3月18日当天,鲁迅写了《无花的蔷薇之二》,以愤怒的语气,无所顾忌地谴责了段祺瑞政府的暴行,最后注明:“三月十八日,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写。”(62)鲁迅称段祺瑞统治下的这一天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那说段祺瑞是民国以来最令鲁迅憎恶的统治者,也就是合理的。3月26日,鲁迅写了《可惨与可笑》,指名道姓地抨击了段祺瑞和章士钊之流,批判了他们的所谓“整顿学风”和控诉了他们制造“三一八惨案”的罪行。(63)4月1日,鲁迅写了著名的《记念刘和珍君》,留下了好些“名言”,例如:“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64)4月6日,鲁迅写了《如此“讨赤”》,又提及了“执政府前开排枪,打死请愿者四十七,伤百余”的“三一八惨案”。(65)4月13日,鲁迅写了《大衍发微》,一开头便说:“三月十八日段祺瑞,贾德耀,章士钊们使卫兵枪杀民众,通缉五个所谓‘暴徒首领’之后,报上还流传着一张他们想要第二批通缉的名单。”(66)接着,鲁迅把这份流传中的名单抄录并分析,对于章士钊之流进行了辛辣的嘲讽。

没错,梁启超于1917年11月便离开了政坛,与段祺瑞的合作,充当段祺瑞的帮凶,那是段祺瑞上一回当政时的事情。段祺瑞任执政的执政府的所作所为与梁启超无关。但是,1917年的段祺瑞与1926年的段祺瑞,毕竟是同一个段祺瑞,是同一个北洋军阀首领,是同一个政客。鲁迅对段祺瑞当然本来没有丝毫好感而只有恶感。“三一八惨案”无疑大大增加了鲁迅对段祺瑞的恶感,而在更加憎恶段祺瑞的同时,也自然会更加鄙视曾与段合作的梁启超。

四、鲁迅对梁启超欧游归来后的文化观念也不能认同

鲁迅本质上是一个政治虚无主义者,对任何一种政治观念都不信服的。曹聚仁在《鲁迅评传》中说:“由于鲁迅的文字,富有感人的力量;我们读他的杂感,觉得十分痛快,所以对于他的政治观,也不十分去深求了。其实他带了浓重的虚无色彩,并不相信任何政党会有什么成就的。笔者的看法,和他有点相近;我认为政治的进步或落伍,和民智开发的进度有密切关系,至于政治学说,主义的内容如何,并不十分相干的。孙中山把《三民主义》、《建国方略》说得天花乱坠,结果,国民政府的黑暗政治,比北洋军阀时代还不如,而贪污程度,远过于当年交通系,对政治完全失望,也是民初人士所共同的。”(67)梁启超的政治行为令鲁迅厌恶,梁启超的政治观念,也令鲁迅嗤之以鼻。梁启超一生多变。但政治观念无论变成怎样,都只让鲁迅感到滑稽可笑。所以,鲁迅不可能在任何意义上成为梁启超政治上的认同者、追随者。梁启超善变的性格,在文化观念中表现得很典型。但变来变去,梁启超也不可能有任何一种文化观念让鲁迅首肯、令鲁迅佩服。在袁世凯走向帝制的过程中,梁启超阵营的人成为尊孔运动中的干将,令鲁迅憎恶。后来,梁启超又变成中西文明融合论者,此种调和性的文化观念,也不可能不让鲁迅厌弃。

从1918年底到1920年3月,梁启超在欧洲游历了一年多,回来后写了一本《欧游心影录》,集中表达了他对欧洲文明的“反思”和批判。梁启超认为,经历了世界大战,西方的“有识之士”已经对西方文明失望甚至绝望,正急切地要把印度、中国等东方国度的文明输入西方,以东方文明之长补西方文明之短,以东方文明之优越济西方文明之低劣。而要完成这种伟业,只有依靠中国人。梁启超以那枝“常带感情”之笔写道:

所以我希望我们可爱的青年,第一步,要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真相;第三步,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补助他,叫他起一种化合作用,成了一个新文化系统;第四步,把这新系统往外扩充,叫人类全体都得着他的好处。我们人数居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我们对于人类全体的幸福,该负四分之一的责任。不尽这责任,就是对不起祖宗,对不起同时的人类,其实是对不起自己。我们可爱的青年啊!立正,开步走!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的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哩!我们在天的祖宗三大圣和许多前辈,眼巴巴盼望你完成他的事业,正在拿他的精神来加佑你哩!(68)

所谓“祖宗三大圣”,就是老子、孔子和墨子。这种论调,在鲁迅看来,无异于高烧醉酒时的呓语胡话。鲁迅发表于1919年3月15日《新青年》第六卷第三号的《随感录五十四》,批判的是那种“二重思想”。鲁迅说,中国社会的状态,是最陈腐的东西与最新鲜的东西共存于一时,所以简直是将几十个世纪浓缩在一起。这篇随感录,主要是介绍黄郛的观点。黄郛于1918年12月在上海中华书局出版了《欧战之教训与中国之将来》一书,主旨与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相同,都是结合欧洲的世界大战重新思考中国应该选择的道路,但结论却颇相异。鲁迅在《随感录五十四》中,引用了黄郛书中这样一段话:

七年以来,朝野有识之士,每腐心于政教之改良,不注意于习俗之转移;庸讵知旧染不去,新运不生:事理如此,无可勉强者也。外人之评我者,谓中国人有一种先天的保守性,即或迫于时势,各种制度有改革之必要时,而彼之所谓改革者,决不将旧日制度完全废止,乃在旧制度之上,更添加一层新制度。试览前清之兵制变迁史,可以知吾言之不谬焉。最初命八旗兵驻防各地,以充守备之任;及年月既久,旗兵已腐败不堪用,洪秀全起,不得已,征募湘淮两军以应急:从此旗兵绿营,并肩存在,遂变成二重兵制。甲午战后,知绿营兵力又不可恃,乃复编练新式军队:于是并前二者而变成三重兵制矣。今旗兵虽已消灭,而变面换形之绿营,依然存在,总是二重兵制也。从可知吾国人之无澈底改革能力,实属不可掩之事实。他若贺阳历新年者,复贺阴历新年;奉民国正朔者,仍存宣统年号。一察社会各方面,盖无往而非二重制。即今日政局之所以不宁,是非之所以无定论者,简括言之,实亦不过一种“二重思想”在其间作崇而已。(69)

鲁迅把黄郛这么长一段话照抄,说明是认同黄郛的看法的。抄录了之后,鲁迅又有所发挥:

此外如既许信仰自由,却又特别尊孔;既自命“胜朝遗老”,却又在民国拿钱;既说是应该革新,却又主张复古;四面八方几乎都是二三重以至多重事物,每重又各各自相矛盾。一切人便在这矛盾中间,互相抱怨着过活,谁也没有好处。

要想进步,要想太平,总得连根的拔去了“二重思想”。因为世界虽然不小,但彷徨的人种,是终竟寻不出位置的。(70)

而梁启超所标榜的中西方文化融合,在中国,一定变成新的“二重制”。虽然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问世在黄郛的书之后,但黄郛的书却可以认为是预先便对梁启超的中西文化融合论进行了批判。

何况,既然是刻意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觅补救西方文化之弊的东西,最后必然走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单向崇拜。实际上,在“五四”时期,梁启超又成了一个尊孔者。陈旭麓在《论梁启超的思想》一文中对此有所分析评说。1920年,梁启超写了《孔子》一书,把孔子打扮成一个极其尊重思想自由的人:“孔子主张调和,不主张排斥,因为他立在中间,看见那两极端所说,都含有一面真理,所以不肯排斥他”;“孔子是最尊重思想自由的人,他的书里头,从没有一句排除异己的话。”(71)《孔子》一书后面,附有《世界伟人传第一编——孔子》的残存稿。在这部未完成的孔子传记里,梁启超表达了对孔子无以复加的崇拜:“吾将以教主尊孔子,夫孔子诚教主也,而教主不足以尽孔子。教主感化力所及,限于其信徒,而孔子则凡有血气,莫不尊亲,举中国人,虽未尝一读孔子之书者,而皆在孔子范围中也。”(72)陈旭麓认为,这是梁启超早年所作,对孔子的极端尊崇,甚至捧为教主,甚至认为比一切教主还伟大,完全是康有为的观点。(73)虽是早年残存稿,梁启超在1920年的时候仍将其作为附录收入《孔子》一书中,说明他并未完全放弃早年观点。中西文化调和论,在鲁迅看来必然变成“二重思想”。而对中国文化的单向推崇和歌颂孔子,则更令鲁迅鄙视了。

梁启超晚年投身学术文化界,但虽然同居北京,却与鲁迅没有过交集。这一点,侯桂新在《<鲁迅全集>中的梁启超形象》一文中也指出过。其原因,则在于两人属于不同甚至对立的圈子。1920年4月,梁启超在北京发起成立了文化学术团体“共学社”。共学社出版杂志、印行图书,还出面邀请国际文化名人来华讲学。共学社先后邀请了杜威、罗素和泰戈尔来华,在各地巡回演讲。这是那几年间极其轰动的文化学术事件。(74)杜威、罗素、泰戈尔这几个外国名人,鲁迅对他们本没有多少好感。他们来华后,程度不同地表达了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人当下生存状态的肯定、赞美,这尤其激起鲁迅的憎恶。鲁迅曾在文章中对他们的在华言论予以嘲讽。鲁迅认为他们以国际名流的身份到中国奉承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生活状态,实际是大有害于中国的,而邀请他们来华的梁启超,当然难辞其咎。

1913年袁世凯让熊希龄充任内阁总理时,本打算把梁启超放在教育总长的位置上。梁启超嫌教育总长太不重要,不肯就任,又实在当不了急想当的财政总长,最后就任了司法总长。如果梁启超接受了袁世凯最初的安排,那差不多就成了鲁迅的顶头上司,多少会有些交集。梁启超本人虽然与鲁迅没有直接接触,但他的得意门生范源濂却几度执掌教育部。范源濂是湖南人,梁启超任湖南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时,范源濂与蔡锷同为时务学堂学生,也同是梁启超的爱徒。1899年秋,范源濂和蔡锷应梁启超之召,一同赴日本留学。后来,范源濂在政治上紧紧追随梁启超,是研究系的骨干性人物。范源濂在日本留学时,曾入东京高等师范就读,回国后又从事教育工作,算得上是那时候的一个教育家。1911年冬,范源濂出任清政府学部参事。1912年1月,蔡元培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范源濂应蔡元培之请出任教育部次长。而鲁迅也应蔡元培之请到教育部任职。应该说,从这时候起,鲁迅便与梁启超的这个高足有了直接接触。1912年7月,蔡元培辞职,由范源濂代理教育总长。不久,由陆徵祥任内阁总理,而范源濂则正式就任教育总长。1913年2月,范源濂因病辞职。张勋复辟失败后,段祺瑞组阁,研究系中多人进入内阁,范源濂再次就任教育总长。当然,这次干的时间也不长,到1917年11月底又辞职。1920年,直皖战争以皖系的失败告终,徐世昌当上了总统。八月间,靳云鹏任国务总理,范源濂第三度出任教育总长。1912年12月,随着靳云鹏内阁的终结,范源濂的教育总长也当到了头。(75)范源濂与梁启超终生保持着深厚的情谊。1927年,梁启超和范源濂都住进协和医院。后来梁病情好转出院,而范源濂则病逝。李喜所、元青在《梁启超传》中说:“这年12月下旬,梁的学生加好友范源濂病逝,使他大为伤感。范和蔡锷同在湖南时务学堂受梁启超教诲,后在政治上多跟随梁,梁亦视他为知己。范生病期间,常和梁在医院打头碰面,坐下来聊天,又成了病友。范的离世,给梁以莫大的刺激。”(76)

林冰骨在《我所记忆的四十五年前的鲁迅先生》一文中说:“当时的次长范源濂,依附北方派系,颇有学阀作风。他与蔡先生对抗争权,组织了尚志学会,便是暗中树立学部旧系旗帜之意。果然不久范便借袁世凯的支持,代蔡先生为总长。鲁迅在一九一二年九月六日记道:‘上午赴本部职员会,仅有范总长演说,其词甚怪。’这不满之情在寥寥十数字中也看得出来的。”(77)范源濂是否纠集清政府学部旧同僚与蔡元培争权,还可深入研究。但从鲁迅1912年9月6日所记日记看,鲁迅的确是一开始便对范源濂没有好感的。杨莘士在接受上海师范大学师生访谈时说:

范源濂第二次做教育总长时,他提出要“祭孔读经”,引起我和鲁迅、许寿裳、钱家治、张协和、张宗祥等从浙江同来教育部任职的六人的愤慨,当即议定由我执笔联名写信,坚决反对,据理驳斥,信写好后,鲁迅等人都亲笔签了名。该信一式两份,一份送范源濂,一份摊放在办公桌上,让大家观看,是辨明是非。为此范源濂恼羞成怒,陆续把反对他的人排挤出外,名义上是外放厅长,实际上明升暗降。鲁迅因为是社会教育司的,所以无法把他弄到外地去。(78)

如此说来,鲁迅曾与范源濂有正面冲突,有直接交锋,也受到过范源濂的打压。范源濂与梁启超的亲密关系,是尽人皆知的。鲁迅对范源濂的厌恶,当然也会影响到鲁迅对梁启超的看法。

鲁迅没有表达过对梁启超学术成就的明确评价。但胡适对梁启超学术成就的评价可以作为一种参考。梁启超晚年与胡适保持着亲密的关系。1929年1月20日,梁启超遗体在广慧寺入殓,胡适亲往送别。胡适当天日记中记述了此事(79)十多天后,在2月2日日记里,胡适写道:

任公才高而不得有统系的训练,好学而不得良师益友,入世太早,成名太速,自任太多,故他的影响甚大而自身的成就甚微。近几日我追想他一生著作最可传世不朽者何在,颇难指名一篇一书。后来我的结论是他的《新民说》可以算他一生的最大贡献。《新民说》篇篇指摘中国文化的缺点,颂扬西洋的美德可给我国人取法的,这是他最不朽的功绩。(80)

作为亲密友人的胡适,这样评价梁启超的学术成就。鲁迅内心里对梁启超的学术成就,评价决不应该更高。

鲁迅对梁启超,是发自内心地鄙薄的,其原因也不难找到。用所谓“傲慢的偏见与影响的焦虑”来解释鲁迅对梁启超的态度,应该是不能成立的。

参考文献:

(1)冯雪峰:《回忆鲁迅》,见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等选编《鲁迅回忆录》专著中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679页。

(2)侯桂新:《<鲁迅全集>中的梁启超形象》,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年第12期。

(3)廖梅:《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199页。

(4)(5)鲁迅:《琐记》,见《鲁迅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95页,第296页。

(6)见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6月版,第77页。

(7)(10)(12)(21)(22)(28)(34)(35)(36)(54)(56)(57)(74)(76)见李喜所、元青著《梁启超传》,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142—143页,第222页,第222—223页,第235页,第229—230页,第304—305页,第317页,第317页,第318页,第429页,第432页,第435页,第501—510页,第665页。

(8)周作人:《鲁迅的青年时代》,见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等选编《鲁迅回忆录》专著中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843页。

(9)周作人:《关于鲁迅之二》,见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等选编《鲁迅回忆录》专著中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887页。

(11)见《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328页。

(13)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3月版,第26页。

(14)(15)(20)见《胡汉民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13年11月版,第15—16页,第12页,第24页。

(16)见《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11月版,第41页。

(17)(18)鲁迅:《文化偏至论》,见《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6页,第57页。

(19)见《中华民国史》第一卷(1894—1912)下,李新主编,中华书局2011年7月版,第438—439页。

(23)见《蔡元培年谱》,高叔平编著,中华书局1980年2月版,第29页。

(24)见《中华民国史》第二卷(1912—1916)上,李新、李宗一主编,中华书局2011年7月版,第321页。

(25)周天度:《蔡元培传》,人民出版社1984年9月版,第56—57页。

(26)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7月版,第365页。

(27)(29)(30)(31)(32)(33)(58)张朋园:《梁启超与民国政治》,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6月版,第56页,第10—15页,第16页,第29页,第29页,第29页,第87页。

(37)(38)(39)(40)(43)见《中华民国史》第二卷(1912—1916)下,李新、李宗一主编,中华书局2011年7月版,第423页,第425页,第431页,第445—448页,第449页。

(41)(42)(48)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840~1926)》,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313页,第314页,第369页。

(44)鲁迅:《<杀错了人>异议》,见《鲁迅全集》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94页。

(45)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见《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17页。

(46)(73)陈旭麓:《论梁启超的思想》,见氏著《近代史思辨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7月版,第277页,第281页。

(47)(51)(52)(53)见《中华民国史》第三卷(1916—1920),李新、李宗一主编,彭明、周天度等著,中华书局2011年7月版,第24—25页,第37页,第38页,第40页。

(49)焦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上,山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2月版,第400页。

(50)焦菊隐:《武夫当权:督军团传》,群言出版社2015年7月版,第12页。

(55)(59)沈云龙:《徐世昌评传》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3年1月版,第396—397页,第395页。

(60)彭秀良:《段祺瑞传》,中华书局2015年6月版,第209—210页。

(61)见《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江长仁编,北京出版社1985年5月版,第3页。

(62)鲁迅:《无花的蔷薇之二》,见《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64页。

(63)鲁迅:《可惨与可笑》,见《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版。

(64)鲁迅:《记念刘和珍君》,见《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75页。

(65)鲁迅:《如此“讨赤”》,见《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84页。

(66)鲁迅:《大衍发微》,见《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75页。

(67)曹聚仁:《鲁迅评传》,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4月版,第205页。

(68)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见《饮冰室合集》专集第五册,中华书局2015年1月版,第5723—5724页。

(69)(70)鲁迅:《热风·随感录五十四》,见《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44—345页,第345页。

(71)(72)梁启超:《孔子》,见《饮冰室合集》专集第十册,中华书局2015年1月版,第6926页,第6934页。

(75)见《中华民国史·人物传》第二卷,中华书局2011年7月版,第739—743页。

(77)林冰骨:《我所记忆的四十五年前的鲁迅先生》,见《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三辑,薛绥之主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4月版,第85页。

(78)见《鲁迅年谱(增订本)》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9月版,第350—351页。

(79)(80)见《胡适全集》第3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9月版,第321页,3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