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过去了，我们为什么还需要读“裸猿三部曲”？
德斯蒙德•莫利斯（Desmond Morris）出生于1928年，今年已93岁高龄。他是英国著名的动物学家、生物人类学家、生物演化科普作家。1951年，莫利斯在牛津大学动物行为系攻读博士学位，导师是诺贝尔奖获得者、行为学家尼科·廷伯根。从牛津毕业后，莫利斯被聘为伦敦动物园哺乳动物馆馆长。在伦敦动物园任职8年期间，他一只眼观察动物，一只眼观察人类。他逐渐意识到，以动物学家而非心理学家或社会学家的眼光来看待人类行为，会出现一些非常有趣的新视角。
1967年，莫利斯的成名作《裸猿》出版了，这部惊世骇俗的人类行为学著作一出版就掀起了轩然大波。他从动物的角度来观察和解析人类行为，认为人并不是从天而降的天使，而是由地而生的猿，是一种没有长毛的“裸猿”。从演化的角度讲，人类至今没有逃离动物的本能，也并不比其他动物高明。裸猿的种种基本冲动，最明显的莫过于表现在性行为和与生殖、繁衍、抚养幼儿有关的行为上。“与其说文明进步陶冶了人的性行为，毋宁说人的性行为塑造了文明。”莫利斯断言，现代人的基本性行为全部都可以追溯到他的祖先身上，追溯到人类的基因上。
2012年，《新科学家》杂志评选出帮助改变世界的十大大众科学书籍，其中第六本是《裸猿》。评奖语是这样写的：“《裸猿》从比较动物学和生物人类学的角度研究原始先民和部落人的行为模式，涉及的主题有人类进化、性行为、育儿、探索、领地、进食、安抚以及人与动物的比较。读者从中顿悟：现代人的行为模式和远古的祖先息息相关，我们的基本行为模式是在树栖猿—地栖猿—狩猎猿的进化过程中确定的。”
50年过去了，为什么我们还要读“裸猿三部曲”？适逢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裸猿》50周年纪念版（2021年4月），“裸猿三部曲”的另外两本《人类动物园》与《亲密行为》也同时出版，6月5日，上海自然博物馆副研究员何鑫与科普作家、B站知名知识类up主唐骋（鬼谷藏龙）来到上海朵云书院旗舰店，与主持人刘宇婷一起讨论这套经久不衰的巨著。活动现场
活动现场
“裸猿三部曲”问世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冲击
活动现场，两位嘉宾首先讨论了“裸猿三部曲”的写作背景。何鑫介绍说，在“裸猿三部曲”出版的年代之前，人类更多是对笼养的动物进行行为观察的实验，甚至是以家畜的观察为主。不过就在上世纪60-70年代，人类对于野生动物的行为观察开始展开。除了德斯蒙德•莫利斯，我们所熟知的英国生物学家珍·古道尔在那时开始在非洲以动物行为学的方式观察黑猩猩。此外，奥地利著名动物学家康拉德·洛伦兹也是从那时开始了类似的研究，写出了《灰雁的四季》等几部重要著作。通过该研究，他成为了从动物学角度首位获得诺贝尔医学和生理学奖的科学家。
同时，何鑫指出，上世纪60年代在西方社会也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当时在政治、文学、艺术等领域都涌现了很多新思潮。而就在这个时候，莫里斯把他对于动物的了解用在了人类身上，写出了“裸猿三部曲”。于是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这套书引发了各种激烈的争论，莫利斯因而也一举成名。
唐骋补充说，人是一种动物，这个观点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或许是理所当然的，但在当时那个年代，这无疑是一个开创性的观点。因为此前，达尔文的进化论在西方尚未得到广泛接受，很多人出于宗教信仰相信神创论；从未有人想过用研究动物的方法去研究人类，并且把人类的一些行为看作是其动物性的延伸。可以想见，“裸猿三部曲”对当时的西方社会造成了多大的冲击，莫利斯甚至遭到了学界和宗教界很多人的围剿。即便如此，“裸猿三部曲”在当时还是一口气就卖出了1200万册。
“裸猿三部曲”造成广泛社会影响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它并不是一套学术著作，而是写给普罗大众看的。何鑫指出，虽然莫利斯本人是一个训练有素的科研工作者，但他选择了经典的科普写作方式，以非常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将自己的观点在“裸猿三部曲”中表达出来。因此他是一位非常敢于冒险的作者。而正是他的冒险精神造就了他的成功。
经典的“裸猿三部曲”也有其时代局限性
鉴于写作的时代背景，“裸猿三部曲”存在一些争议与局限性，现场的两位嘉宾与主持人对此也展开了详细的讨论。
主持人刘宇婷提出，莫利斯将人类的种种行为归结到人类的动物基因，认为人类的社会形态是由我们的生物性决定的；然而同时也有很多人认为，是文明塑造了人类现在的社会形态。对于这样的一种矛盾，唐骋认为，虽然“裸猿三部曲”中的很多观点他并不能全部认同，但它将人类行为在动物性方面找到一些根源的方向是对的，也是我们阅读这套书时需要把握的重点。“像我们现在研究某种生物的性状，说它是环境和基因的共同作用所形成的，但到底是环境占大头还是基因占大头，很多时候还是说不清的，”唐骋说，“人类确实有很多行为是其动物性的延伸，但另一方面，人类生活在文明社会里也有1万多年了，文明对人类造成了很深的影响。我们人类自我驯化1万多年，肯定会带来非常大的变化。”
“裸猿三部曲”还有一个问题是，鉴于作者本人的局限性，它是一部西方视角的著作。书中有写到，很多研究者倾向于去古老偏远的部落寻找人类行为方式的研究，但莫利斯把落脚点放在欧美发达国家，因为他觉得人类一直在进步，只有生存下来的文化才是主流文化。
对此，何鑫认为，莫利斯的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但同时人类社会的发展随机性也是普遍存在的，例如不同的地理位置会决定这个社会发展的基础。何鑫还提出了莫利斯书中一个对他影响较深的观点：“就本质而言，人类所属的灵长类这一支系，大部分都是植食动物，然后逐渐出现了一些吃杂食的，到了与人类这一族系较近的黑猩猩，以及本人本身，开始出现主动捕猎的行为。所以他管人类叫‘狩猎猿’，然后一路从森林里的‘狩猎猿’变成了草原上的‘狩猎猿’，我觉得这是挺有道理的。因为这其实是基于人类生存环境的巨大改变。本质上灵长类动物更适应于森林的生活，进入草原后，人类没有像狒狒那样演化出更接近于食肉动物的强悍体魄，而是从社会行为方面发展出一些适应性的变化，比如集体与食肉动物抗衡，从抢夺食肉动物捕猎之后留下的残骸，逐渐演变成主动捕猎。直到今天在现代生活中人类依然留存了一些‘狩猎猿’的习性，比如数据工作就是一种狩猎。”
刘宇婷也补充说，莫利斯把都市生活比作部落的生活，觉得几万年下来，人类的城市虽然越建越大，但是所有的生活习性还是跟部落时期非常相像。例如在亲密关系方面，一个部落只有几百人，这是我们的动物性决定的，我们只能处理好几百人的关系。而我们今天虽然有发达的交通和互联网，但真正能保持亲密关系的也只有身边的少数人。对此唐骋指出，最早互联网刚刚诞生的时候，大家觉得它能使人类获得自由，实现沟通的无障碍，然而现在大家从线下的部落变成了线上的部落，网上的各种圈子也只有几百人的规模。
莫利斯在《人类动物园》中写到，动物在野外的生存状态是很正常的，不会出现杀戮或者同性恋的现象，但是所有的不正常的现象都是在动物园里被观察到的。他在人类身上也观察到这些，像自虐、虐杀、大规模的战争，这些在动物里都不会出现，反而在人类身上出现。
这一观点遭到了很多读者的反对。何鑫也指出，这是莫利斯根据他的社会经验推断的，他忽略了很多特例。例如他说动物界没有战争，但其实黑猩猩之间也会爆发战争。而同性恋在莫利斯写作的年代尚未去病化，所以被他看作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唐骋提出，同性恋在动物界也普遍存在，哪怕在信天翁这种严格一夫一妻制的鸟类中，依然有同性恋的存在。唐骋推测莫利斯可能没有去野外观察过，如果像古道尔那样去野外观察倭黑猩猩，他会发现倭黑猩猩时刻都会不限年龄、不限性别地发生性行为，就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了。
何鑫则补充说：“在那个时代人们可能还没有把倭黑猩猩从黑猩猩这个物种里面拆分出来，后来我们也知道这是两个物种，虽然长得比较相似，但是外表上还是有一定的差异。所以有一些说法也会说，人类在暴力这种行为方面可能跟黑猩猩很相似，在性行为上跟倭黑猩猩也有一些相似，说明了我们跟这两个物种之间有很强的联系。事实上，如果再把这种概念推到更广的灵长类其他物种身上倒没有那么明显，所以这也是反映了演化有其复杂性所在。”50年前莫利斯提出这些观点时，人类对于自然界的观察和记录都很有限，而今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一些传统的对于人与动物差异的定义可能都已经被打破了。“裸猿三部曲”对于今天仍有警示作用
那么50年后的现在，我们为什么还要阅读“裸猿三部曲”？对此，何鑫认为，在“裸猿三部曲”写作的时代，人类对于自我价值的认同感不断膨胀，认为人类是超越其他动物的物种，可以实现种种的不可能。而“裸猿三部曲”揭示了人类动物性的一面，把人类从天上拉到了地下。现在过了50年，人类活动对于野生动物和整个自然界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个时候重新阅读这套书，能让我们开始反思自身。他说：“我们总觉得自身行为都是合理的，事实上我们的合理是建立在人类给自己独创的一种社会体制上的。当回到自然界会发现，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已经超脱了原有的自然规律。就像《人类动物园》里面所提到的，我们是在一个人类给自己创造的一种限定的生活空间里面去表达自己，或者说激发自己更多行为的一个物种。如果我们现在遇到了疫情或是战争等等不可控的因素，使得我们退回到某种更原始的状态下，可能是没有办法再支撑我们现在这样的一种社会结构的。这是莫利斯在他那个时代就提出的一种风险，是对人类的警醒。”
这也牵涉到了环保主义的理念。对此唐骋解释说，现在的环保主义不是把人类置于很超前的位置，它本质上还是人本主义，归根结底是要服务于人类的，让世界的发展对我们人类更有利。他说：“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是对于我们人类最有利的呢？坦率来说谁也说不清楚这个问题。哪怕地球可能温度再高一度对人类更有利，但是在升高1度的过程当中，随着地球上不同国家资源再分配，这个过程当中产生混乱，也可能会把人类社会毁于一旦。现在的环保理念有一种叫做‘环保保守主义’，就是说我不知道什么样的环境或者往什么方向变化的环境对我们是有利的，但是知道我们非常适应于此时此刻的一个环境，所以就要保护这个环境的方方面面，想方设法让它保持现状。”
何鑫也补充说，如果我们能够意识到并做出一些行动，可能能使我们人类相对来说可适应的气候环境、生物多样性能够维持更长时间，对于我们这个物种存活肯定更有利。过去的很多年我们误以为自己肩负着拯救地球的任务，但实际上地球根本不需要人类所谓的拯救。所以我们才会说 “保护环境，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我们人类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