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为什么贫困
“上大学后我才发现，有些事情再努力也没用，女性会因为外貌和身材被别人指指点点。有的女性可以仅仅因为漂亮可爱就广受欢迎。上高中时，我还坚信人只要努力一定有回报，很久之后才明白过来，原来世界并非如此。”
已42岁的川口澄子这样说。
在《日本贫困女子》（饭岛裕子著，新星出版社）中，川口澄子的情况不算太差。她擅长英语，在大学当了10年非正式雇佣（书中有见习生、合同工、临时工、日工等多种职业分类，待遇不同，作者统称为非正式雇佣），一度收入不错。
在日本，非正式雇佣意味着随时可能失业。21世纪以来，20—40岁的就业者中，1/3属非正式雇佣。其中，42%的女性如此，远多于男性（28%）。她们平均年收入147.5万日元（约8.6万元人民币），只及男性非正式雇佣（222万日元，约12.9万人民币）的2/3。
一旦成为非正式雇佣，便很难再成为正式工。“非正式雇佣—失业—为省钱与父母合住—自我迷失—找更差的非正式雇佣—再失业”成为一条标准的向下通道。
其结果是：日本女性依然要靠婚姻改变命运。
川口澄子的月薪不足12万日元（约7000元人民币），“没有稳定的工作，也没有成家……我现在没有一样能让自己踏实的东西，太痛苦了”，但她只能“假装自己在享受独身生活”。不论是官方统计，还是社会救助，都不将她视为贫困者。
社会为何忽视贫困女子
在日本，“女性贫困”是一个很少被提起的议题。
一方面，女性贫困率“并不是最近几年突然上升的，而是20年前就一直居高不下”；另一方面，她们的贫困一直被视为个人问题，而非社会结构问题。
表面看，日本女性可与父母同住，大大减少支出，而在文化上，男性绝不可如此。女性似乎享受了“优待”，但也掩盖了严重的家庭暴力问题。
家庭暴力有时是直接的，有时是迂回的。因屡屡失业，27岁的小谷由纪长期忍受父母的唠叨，精神趋于崩溃，她不得不搬到网咖、漫咖、KTV去住，“存款花完之后，还睡过公园”。
在日本，单身女性在街上停留时间略长，会遭遇男人骚扰，许多贫困女子只好“想开了”，从此在自我谴责、恐惧中度日，直到找到下一个非正式雇佣的工作。可非正式雇佣的收入太少，工作又很辛苦，一些贫困女子偶尔会想念“想开了”的日子。
很多女性没意识到自己贫困——住在父母家，暂时衣食无忧。可一旦父母去世，她们立刻陷入困境（甚至有人饿死），代价是忍受亲人的冷漠、语言暴力等。即使父母完全接纳，宅女们也会因长期无缘社会，产生社交恐惧症等。
作者特别使用了“关系贫困”一词——她们目前生活无忧，貌似自立，甚至可以拥有奢侈品，但在社会性上，已落入赤贫。
条条大路通向女子贫困
陷入贫困的女性，多以辍学为始。
一旦辍学，便很难再与社会建立联系，随之丧失自信，进而失去外出的勇气，落入越来越孤立的恶性循环。日本文化对女性辍学较宽容，认为是“新娘修习期”，少有人探究为什么她们不愿继续学业——部分女孩源于家庭贫穷；此外曾在学校遭霸凌，自我被彻底推倒。
霸凌的可怕之处在于，它会造成持久的伤害。有的女孩初中遭遇霸凌，短大（短期大学，近似中国的大专）时才辍学。此时已远离霸凌者，亦无法追责。
上世纪60年代起，日本经济腾飞，女性就业前景看好。1995年，日本双职工家庭数量首次超过传统的“男主外”家庭，很少有人意识到，其中存在结构性的缺陷：
其一，女性只有拥有高学历，才有职场机会。OL（办公室女郎）受追捧，辍学女孩却很难找到体面的工作。“高学历=好工作”引发女性的“军备竞赛”，考上大学本科的女生一度超过男生。
其二，当时日本女性单身率不足2%，“结婚后就辞职”是常态，男女之间竞争相对较小。
1985年，日本通过《男女雇佣均等法》，主张男女就业机会均等，俨然是“文明一大步”。可随着女性单身率的迅速增加，许多女性不再退出职场，此外IT业发展，企业对办公室文员的需求骤减，再加上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女性就业形势迅速恶化。
比如书中写到的草柳明子，原本是端“铁饭碗”的公务员，因女性升迁极难，她先后四次被调换部门，每次调换，都要花很长时间适应新工作。最后，她被安排到水道科，需要经常外出，因不熟悉情况，她饱受同事指责，不久，罹患“心因性反应”——巨大压力下的精神损害。
病假结束后，草柳明子依然难适应新工作，申请调回原部门，又被驳回。在部门领导逼迫下，她只好辞职。没有正式工作，只好接受非正式雇佣。几次求职失败，她申请了精神残疾人证明，得到就业照顾——在一家超市工作了5年。虽然月薪仅11万元（约6500元人民币），她却极为珍惜。
在采访中作者发现，草柳明子常听不清问题，一旦明白问题是什么，回答极具条理性。可见，她不是能力差、智商低，而是太紧张。
日本经济长期停滞，出现了许多“女人当男人用”的黑心企业，大多数贫困女子在职场中遭遇霸凌，使她们很难在职场中充分发挥。
难以挣脱的三重枷锁
日本职业女性背负了三重枷锁，即：文化枷锁、社会枷锁和制度枷锁。
在文化上，日本女性从诞生第一天起，就被定义为家庭成员，而非独立个体。
有的日本议员甚至公开宣称：“女人就是生育机器”。女性被看成“特殊的人”，被加以各种“区别对待”，却被离奇地解释成：这是对她们的“关爱”。不论女性在职场中怎样的成功，都会被无视。日本女性平均工资远低于男性，在男人们看来，纯属天经地义。
在社会上，职场霸凌、家庭暴力被视为“教育”的一部分，得到容忍。
日本女性是非正式雇佣的“重灾区”，一到可以转为正式工的年限，就意味着被解聘。政府试图介入，但对300人以下的中小企业，只能建议和警告，无法处罚。
因经济低迷，越来越多的日本男性因收入不足，只愿同居，不愿结婚，致使单亲妈妈的数量增加。单亲妈妈承担着职场与育儿的双重压力，日本却未建立匹配的社会支持体系。如果单亲妈妈对孩子缺乏耐心，难免引起社会风暴，成为千夫所指。总之，孩子是日本的未来，单亲妈妈则什么也不是。
男性可以用暴力结束同居关系，女性却很难这么做，一旦被抛弃，她们往往陷入贫困。
在制度上，受“整体有缺陷，却问责个体”的思路影响，长期无法达成解决方案。
贫困女子本是制度困境的结果，但女性们自己不敢主张，男性们又选择性无视，导致问题积重难返。从本书访谈可见，大多数贫困女子因长期加班，身体健康、精神健康受损，可她们喊累，却遭指责：还是没融入到工作中，应该多反省自己。为什么男员工就不抱怨呢？
男员工不抱怨，因为他们的妻子承担了全部家务劳动，两个人打一个人，职场女性怎么可能赢？
“一亿总活跃”
问题的关键，源于日本政治的道德自嗨情结。
日本通过《男女雇佣均等法》的1985年，还出台了《劳动者派遣法》，打开了非正式雇佣的闸门，企业的社会责任被大大削减。如果说，前者提供了“男女平等”的愿景，还算“进步”的话，后者则为“同工不同酬”打开方便之门，将前者的努力清零。
在日本，同样是女性，正式工与非正式雇佣之间差异巨大，前者有孕期照顾、丰厚收入和稳定工作，后者则毫无保障，却比正式工承担更多工作。
如此拧巴，体现了现实与理想的分裂。
现代国家基于契约形成，但日本政客执着于传统，热衷垄断道德解释权。于是，在虚幻的“男女平等”的泡沫下，贫困女子成为牺牲品。
随着越来越多的贫困女子不愿生育，日本连续出现11年人口负增长。于是，日本又推出“一亿总活跃”的育儿支持计划，在结婚、生育、子女教育等给予补贴。时任官房长官的菅义伟表示：“希望妈妈们以积极生育的意愿为国家做贡献。”在中小学课本中，加入鼓励生育的内容。
制造这类“现代迷信”，无非是想把女性留在“工作—结婚—辞职—生儿—抚养孩子”的、传统的人生路线上，潜台词是：只承认家庭，不承认个体。
于是，超20%的单身女子将继续作为牺牲品，她们的贫困与孤独，因为没被看到，就被当成不存在。道德的天空下，只有一个是正确的，其他都算歧途。这意味着：在走出中世纪之路上，日本还需更多跋涉。
解决问题的前提是看到问题、重视问题，是回归理性，多想解决方案，少套道德辞令。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日本贫困女子》虽是小书，所指却是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