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烽写作的“三个原则”
1987年春天，作家马烽在参加全国人大会议期间答中外记者问时曾明确表示：作家不管写什么，怎么写，只要有利于文艺的发展，能给不同层次的读者提供精神食粮，都应该允许。用他形象化的说法是：就像街上的小吃，只要有营养，符合卫生标准，卖什么都行。他从不把自己的创作主张强加于别人，但他自己选择的路子也决不改变。总结马烽60多年文学创作生涯，可以归纳为“三个原则”：让农民读者喜欢，认定深入生活的路子，以真诚的责任感写作。作为一个作家，真诚和一以贯之是最可贵的品格，而真正能做到这一点的却为数不多，马烽做到了。
马烽从自己的亲身感受中，懂得中国农民有喜欢故事的习惯。对于大段的风景描写、冗长的心理分析、重叠的倒装句子，他的态度是：“我毫无贬低这种表现手法的意思，相反的，我倒是觉得有不少可以学习借鉴之处。我只是说这种形式，知识分子比较欢迎，而不适合中国农民的胃口。”正如赵树理是要让他的作品打入地摊书籍中，马烽是要让自己的作品成为农民在农事消闲的时候，或者夏日的傍晚散坐在打麦场上乘凉时候的读物。他把自己的读者对象定位于农民，不仅是由于他从小生长在农村、熟悉农村生活，而且他对农民有着深厚的感情，为农民的忧而忧，为农民的乐而乐。因此，马烽每写一篇作品都要考虑读者的阅读兴趣。他之所以要追求风格幽默风趣、明快清新，结构有头有尾、脉络清晰，人物活灵活现、栩栩如生的艺术表现方法，正是因为这样的作品容易吸引农民及农村干部。
最早也最能体现马烽为农民写作思想的，是1945年到1946年跟西戎合作的长篇小说《吕梁英雄传》。这是解放区作家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
抗日战争爆发后，晋绥边区涌现出了无数的民兵英雄事迹，层出不穷地传播于群众当中。马烽和西戎耳闻目睹，深受感动，使他们产生了“谱以青史，亢声讴歌，弘扬后世”的创作“冲动”。正好，1945年春天，晋绥边区召开的第四届群英大会一结束，马烽和西戎所在的《晋绥大众报》编委会决定，由他俩挑选一些典型材料，编成连续故事在报上连载。于是，他们多方搜集材料，采访受表彰的先进人物，讨论写作大纲，确定使用农民群众喜欢的、传统的章回体分头写作。1945年6月，《吕梁英雄传》开始在《晋绥大众报》上连载面世，作品马上受到农民群众的欢迎。许多识字人把阅读《吕梁英雄传》当作重要的事情，不识字的就围坐在一起请识字的人朗读。故事中的英雄雷石柱、孟二楞，武工队员武得民，成为晋绥边区家喻户晓、老幼皆知的人物。马烽自己的切身体会更深，他后来曾回忆说，有一回他到兴县界河口采访，村公所文书看了介绍信，知道了他是《吕梁英雄传》的作者之一，对他特别热情，并告诉了村民们。晚上，男女老少涌到村公所，再三要求马烽讲报纸上还没有登出来的故事。他被群众的热切愿望所感动，只好现编现讲，一直讲到鸡叫，故事里把敌人“挤”走，大家才满意了。
新中国成立后，《吕梁英雄传》先后被人民文学出版社、作家出版社多次重印，并且被翻译成日文、俄文、波兰文等外文在国外出版发行。1951年日本学者三好一先生在《吕梁英雄传》翻译后记里写道：“我在读这部作品时，便想到一定要尽快让日本国民读到这本书，理由之一，是想让日本的同志们再一次认真地反省一下我们日本军过去在中国大陆上究竟干了些什么事？再者，是想让日本的同志们知道中国人民过去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做了如何英勇的斗争，过去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以及现在我们日本人民在亚洲所处的境地——翻译着这部作品时，我也深深地思考着这些问题。”作为一个曾经给中国人民造成巨大痛苦的日本民族的一员，能够选择表现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吕梁英雄传》，翻译给日本人民进行反省，可以看出三好一先生的勇气，也说明了《吕梁英雄传》的价值和影响。“文革”结束后，马烽和西戎应人民文学出版社之约，又集中一段时间对全书作了校阅、修改，于1977年底重新出版，成为红色经典著作之一，以后隔几年印刷一次。
马烽成为知名作家后，经常有人问他：你几十年从事文学创作最深的体会是什么？或者有什么经验和诀窍？他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实实在在深入生活，到生活中获取素材。他在许多篇创作谈文章中，谈得最多的是深入生活话题；他在各种场合的发言或讲话中，反复强调的也是深入生活；他与中青年作家交往或者接待文学爱好者，还是诚恳地奉劝他们千万不要脱离生活。
马烽在创作前，如果没有去他熟悉的农村与农民生活上一段时期，没有把自己的感情同农民的心灵融会贯通，就会感到不踏实，写出的作品总是不满意。他一有机会就去农村走走，从不用记者采访式方法，总是把自己当作农民中的一员，同干部们研究工作，同大娘大嫂们拉家常，同小伙子们说笑话，甚至还调解家庭纠纷。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骑上自行车，带着行李卷儿，走到哪里就住到哪里，饲养房、土窑洞、工棚、破庙都住过；农民也从不把他当作家、当外人看待，亲切地称他“老马”。正是有了这段经历，两三年工夫，马烽写出了十几篇小说和电影文学剧本，如《饲养员赵大叔》《我的第一个上级》《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等。其中的几个作品当时就轰动一时，在读者中的反响非常大，几十年以后也仍然留在许多人的记忆中。他与赵树理、西戎、束为、孙谦、胡正在这一时期的作品，是文学界的一个热点，也是后来人们称他们为“山药蛋派”的重要依据。
进入新时期，马烽年岁大了，不再骑自行车，坐上了汽车，但他发挥汽车的优势，尽量多跑一些地方，多接触一些人，真正了解农村中存在的问题和农民的思想。1978年，北京电影制片厂约他和孙谦写一部反映农村题材的电影文学剧本。于是，两人结伴下乡，跑了交城、文水、汾阳、临县、榆次、平定等县，广泛接触农村基层干部，走访农民群众，实地考察了好几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地；同时，结合他们几十年对农村生活的了解，经过深思熟虑，写出了反映县委书记朱克实拨乱反正、解决冤假错案、大抓农田水利建设故事的电影文学剧本《新来的县委书记》。剧本改名为《泪痕》拍成电影后，举国上下轰动一时，成为新时期“伤痕文学”的代表作之一。
获得1987—198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葫芦沟今昔》，就是马烽在下乡时发现，当时大多数人对于责任制之前的农田基本建设持全盘否定的态度，认为它是“学大寨”的产物，不愿承认责任制以后一些农民的富裕正是建立在其基础上的，结果使本应属于经济领域的农业生产又落入了政治窠臼。马烽在这个小说中，用当代意识和历史态度观察80年代中国农村发生的变革，从现实与历史、局部与全貌、表层与深层的有机统一中，揭示农村改革的某些本质问题，希望人们正确认识和理解一些已经成为历史的事件。
马烽成为职业作家，并不是他开始写作时所意料到的。他起初发表作品时还是部队宣传员，以后又做了几年报纸编辑，因此，他总是密切关注现实，有一种责任感驱使他写作。他成为专业作家以后，仍然是以真诚的责任感去表现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矛盾、问题，或者赞美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淳朴心灵。他的作品实际上是中国农村上世纪从40年代到80年代走过的历程的风雨表，每个阶段农村工作的成就与问题、农民的思想与生活，都可以从他的作品中找到反映。50年代，他满腔热情地去赞颂心灵高尚的普通人物，也诚心诚意地去揭示社会前进中的问题，比如《结婚》《饲养员赵大叔》《三年早知道》属于前一类；而《一篇特写》《四访孙玉厚》属于后一类。
新时期以后，马烽一如既往，继续以真诚的责任感去创作。所不同的是，他的作品随着整个民族的反思，深沉的思考代替了简单的讴歌，更注意将笔触伸入到人的心灵深处，以展示社会变革带给人们思想上的震颤，表现人们对重大社会问题的态度，提出一些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让人们去研究。比如，中篇小说《伍二四十五纪要》以农民式的幽默，对农村三十年来的风风雨雨进行反思，用一个普通农民的戏剧性遭遇，讽刺了虚假的工作作风；《结婚现场会》则运用独特的构思方式，从经济和生产发展的角度提出农村买卖婚姻的严重性。最有代表性的，是他跟孙谦合作的电影“农村三部曲”《咱们的退伍兵》《山村锣鼓》《黄土坡的婆姨们》，要说明所有农民都富裕起来才是方向的道理。“农村三部曲”以极大的热忱塑造了一批出类拔萃的农村青年形象。这些青年是农村改革大潮中涌现出来的新人物，是带领群众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关键人物，体现了两位作家倡导农民共同富裕的思想和期盼农村深化改革的愿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