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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点点星火，亢慕义终呈燎原之势 篇篇讲义，李守常勇开风气之先

【五四大街29号北大红楼】

100年前的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为了庆祝这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年份，缅怀革命历史，弘扬红色情怀，北京青年报与北京市档案馆携手推出系列报道，以档案馆馆藏档案为依据，寻访北京红色地理，重温革命先贤探索救国的真理，追寻民族觉醒、奋进的伟大道路。

地标——

【红楼】

酝酿中国变革的风暴之地

在五四大街与北河沿大街相交的西北侧，有一座通体用红砖砌筑的四层大楼引人注目。它东西宽100米，南北进深14米，占地面积达1万平方米，造型为简化的西洋古典风格——这就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营垒、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和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北大红楼。

据史料记载，北大红楼修建于1916年，由时任代校长的胡仁源向比利时公司贷款20万银元作为建设费用。1918年建成后原计划当成北大的学生宿舍，后改为当时的校部、图书馆和文学院，也称作北大一院。

北京市档案馆专家王兰顺向本报记者展示了一张名为“国立北京大学第一院校舍图”。从这张图上可以看到，红楼的平面呈工字型，地上四层，地下一层，一楼到四楼均为教室和办公室，地下为储藏室和印刷厂。

王兰顺对北京城的地理变迁非常熟悉，他介绍，红楼所在的地方在清朝时是内务府的一处库房，后来改名为汉花园，民国时期的地图上已经有了汉花园这个地名。清末，清政府将此地拨给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最初的用途是当作学校的运动场。1918年北大红楼建成后，汉花园校区成为北京大学的核心校区，也成为日后酝酿中国变革的风暴之地。特别是红楼北侧的大操场，后来被叫作民主广场，五四运动大游行便是从这里出发的。

王兰顺说，红楼虽然被称作一院，但其实公主府校区才是北大最早的校区，也是当年京师大学堂的校址所在。“当年光绪帝变法，引进西方教育制度，创立京师大学堂是非常重要的一项举措，为此清廷将位于沙滩后街闲置多年的和嘉公主府划拨给京师大学堂作为校舍。”

后来变法失败，京师大学堂作为维新成果得以保留。随着学科的增加和办学规模的不断扩大，公主府虽然面积不小，但作为大学校园还是逐渐捉襟见肘，于是清政府又批了德胜门外过去武举考试的旧操场和汉花园两地，交由京师大学堂使用。

“新建的红楼成为一院后，原来的京师大学堂成为二院理学院，1902年并入京师大学堂的京师同文馆，先是改为译文馆，又成为三院法学院。”

王兰顺还告诉记者，五四运动时期一院和三院的学生参加得比较多，尤其三院的礼堂最大，可容纳上千人。“五四”前夜，两千名北大学子及各高校代表聚集在这个礼堂，决定次日进行游行，还有学生当场血书“还我青岛”。如今三院的旧址上已经难觅历史的遗迹。

【北大图书馆】

“饱无堂”充满学术自由的空气

今天走入北大红楼，第一层复原了阅览室和教室。沿着长长的走廊前行，两侧房门的标牌上有的还标注着书库序号。一层东南角的119号房间是图书馆主任室，分内外两间，内间为办公室，外间则为会议室，时任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就在这里办公。

对于图书馆主任室，后来与李大钊共同创立北京共产党小组的张申府曾回忆说：“主任室设在东南角上的两大间。从此，那两间房子也就成了一时新思想运动的中心、大本营……谈到‘五四’，谈到中国的革命，是绝不可以忘掉那个地方的。”

当时北大有两个有名的师生聚谈场所，一个是被称为“群言堂”的二楼国文教员休息室，另一个就是被称为“饱无堂”的图书馆主任室。在五四运动学生领袖罗家伦的回忆里，“饱无堂”除了“充满学术自由的空气”，还有一种好处就是每逢图书馆的新书到时，他们可以首先看到，而这些新书遂成为讨论的资料。罗家伦还回忆说：在这两个地方无师生之别，也没有客气及礼节等一套，大家到来大家就辩，大家提出问题来互相问难。

李大钊是何时来到北大并担任图书馆主任的呢？王兰顺介绍，1916年，李大钊中断了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学业，返回中国。据北京大学校史馆副研究员杨琥最新出版的《李大钊年谱》显示，1917年12月，经章士钊推荐，李大钊出任北大图书馆部主任。

“当时的图书馆部还在公主府后院的罩楼，过去叫藏书楼，京师大学堂更名国立北京大学后，藏书楼也易名为图书馆部。红楼落成以后，图书馆搬进了一楼，李大钊主持了这次搬家。此后在他的引领下，北大图书馆成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

【亢慕义斋】

中国最早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活动场所

李大钊是中国最早接触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李大钊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力量，逐步明确地站到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在和胡适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中，他除了热情地宣扬共产主义，还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认识和分析问题。他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三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第一篇全面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长篇论述。

为了在学生中培养更多的马克思主义者，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指导下，邓中夏、高君宇等19人在北大成立了马克斯（今译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为中国最早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团体。

王兰顺认为这是李大钊在北大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研究会一成立，校长蔡元培就批了二院西斋的两间房子作为活动场地，一间当办公室，一间当图书室，命名为“亢慕义斋”。“亢慕义斋就在今天的景山东街2号，红楼的西面。亢慕义是德文共产主义的音译，亢慕义斋就是共产主义室的意思。”

王兰顺介绍，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主要活动有搜集、采购马克思主义文献，分专题进行马克思主义研究，编译刊印马列著作。“亢慕义斋”成为中国最早的以收集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文献为使命的图书馆，如今北大图书馆里还保存有《伟大的创举》《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反对改良主义》等八本德文版的“亢慕义斋”藏书。

“活动一开始不公开，直到1921年11月，研究会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了《北京大学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启事》。李大钊没有公开列名发起，没有在研究会中担任职务，而是以理论家的身份作指导。研究会每星期六晚举行一次讨论会，每月举行一次讲演会，还举行不定期的辩论会。”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7个月后，李大钊与张申府、张国焘三人在红楼的主任办公室秘密成立了北京共产党小组，1920年11月底正式命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名发起人中大多数都加入了党组织，可以说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做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

档案——

奋起反对“二十一条”

王兰顺告诉记者，李大钊最早是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接触到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在早稻田大学史料中心，保存着100多年前曾在这里留过学的中国留学生的资料，其中就有李大钊的入学学籍卡和学费单。

学籍卡填写了李大钊的姓名、出生日期、籍贯、住址等一系列信息，在入学一栏标注了“大正三年九月八日大政一科入学”，学科为“政学”。在修业一栏中显示了“大正四年七月五日”为第一学年结束，卒业一栏为空白，退学一栏写明“大正五年二月二日”，事由一栏盖上了“长期欠席除名”的印章。从备考一栏可以看出，李大钊当时是免试入学的。

李大钊的学费缴纳情况则是记录在“大学部政治经济科大正四年度学费领收簿”里。领收簿显示李大钊的学制为两年，9月9日缴纳学费5日元、10月26日缴纳4.5日元、11月9日缴纳4.5日元……一直交到次年的7月。

根据史料记载，1913年冬，李大钊从北洋法政学堂毕业后赴日留学，住进了东京都的基督教青年会，并于1914年9月正式进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科学习。日本学者森正夫在研究中发现，李大钊曾跟随浮田和民教授学习国家学原理，跟随美浓部达吉教授学习帝国宪法。他在留学期间还非常关注安部矶雄教授的经济学讲义，安部矶雄主张为人民争取福利，思想上倾向于社会主义，李大钊经常到这位教授的住处请教。

1915年，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政府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李大钊立刻奋起反对，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抗议斗争。他起草的《警告全国父老书》传遍全国，号召国民起来自救。他还拒绝选修极力主张“二十一条”的浮田和民、袁世凯的法律顾问有贺长雄等日本教授的课程，并发表《国情》等文章，批判浮田和民和有贺长雄。1916年4月，李大钊彻底中断了在早稻田大学的学业，返回中国。

“我想由校出一保呈亦无何妨”

在北京市档案馆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北京（平）党组织活动纪实》第一册里，王兰顺向记者展示了多份与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的革命活动相关的馆藏档案。

在“1922年2月17日李大钊关于本校学生陈德荣被捕由校出具保呈致沈士远的函”这份档案里，李大钊写信给时任北大庶务部主任沈士远说：“士远先生：陈德荣君事，弟探询之结果不得要领，我想由校出一保呈亦无何妨。他们盼望很切，乞即属文牍处拟稿如何？弟李大钊”

王兰顺说，李大钊因为任图书馆主任一职，与北大学生的关系非常密切，而且他为人古道热肠，关心学生，经常用自己的工资资助贫困学生，学生们有什么困难也愿意向他求助。

陈德荣1918年入北大哲学系当旁听生，积极参加了五四运动，后来又成为共产党北京支部的成员。1921年春，他到徐州通知徐州共产主义小组推举代表去上海参加筹建中国共产党的会议，同年8月初就被北洋军阀政府逮捕。

经李大钊、沈士远的奔走，1922年3月，北京大学向京师地方检察厅致函。在“北京大学关于即请释放本校学生陈德荣致京师地方检察厅的函”这一档案中可以看到：……本校学生陈颖号德荣，前拟赴法留学，不知因何事故被宪兵司令部捕送京师地方检察厅，窃念陈生并无犯法行为及证据，久羁缧絏，未免含冤，用特公恳本校转函京师地方检察厅，请其从速释放俾该生，得以继续求学，无任感祷等情，查陈生德荣平日在校颇为勤学，并无越轨行动，此次被捕，当系出于误会。贵厅如认为无起诉证据，即请释放，以示矜恤而全学业……

最终陈德荣在当月被蔡元培保释出狱。

对后人研究马克思唯物史观具有重要意义

从1920年起，李大钊在北京大学政治学系、史学系先后讲授“唯物史观”、“史学思想史”、“现代政治”、“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等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编写了《唯物史观》、《史学思想史》等专著和讲义。

李大钊的课很受学生们欢迎，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罗章龙在《亢斋回忆录——记和守常同志在一起的日子》中回忆说，“李先生讲授这门课程，在当年是件新鲜事物，这门课无现成教本可循，要自己编写讲义。他的讲义从科学的唯物史观出发，立意创新，内容精当，而且篇幅很多。他在课前亲自散发讲义，每次都有十张八张，的确开全校风气之先……李先生讲课有系统，兼有条理，而且联系中外数千年的历史发展加以印证，具有高度说服力，所以同学们听课十分踊跃，座无虚席。”

讲课的效果到底如何呢？北京市档案馆保存了一份1923年北大学生的唯物史观考试试卷，从课程和考试的层面将李大钊在北大讲授马克思主义的情况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出来。

试卷的第一页显示答卷的学生叫贺廷珊，政治系二年级，学号26号，试卷被评定为95分的高分。

试卷的题目叫《试述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要义并其及于现代史学的影响》。贺廷珊开篇写道：马克思在他的经济学批判的序文里，正式发表唯物史观的根本原理。马氏的意思，似欲把历史和社会对照着想。按他的大意，社会的变革便是历史，推言之，把人类横着看，就是社会，纵着看，就是历史。又说人类社会一切精神的构造，都是表层构造，只有物质的经济的构造，是这些表层构造的基础构造……

试卷中还有这样一句话：从来的历史家欲单从上层说明社会的变革，上层的变革全靠经济基础的变动，故历史非从经济关系上说明不可，这便是马氏唯物史观的大意。

最后他在结尾写道：史学的价值观日日提高，日日昌明，全都是受马氏的影响。所以有历史眼光的人，都说马克思是辟新路的持刀者，是历史上最大的新纪元，由他影响观之，马氏真不愧为纪元人！

王兰顺为记者分析了这份试卷，他认为由此试卷可以看出两处细节，一是印证了马克思主义在当时的北大是作为一门学科所开的课程；二是当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划分得很具体。“李大钊把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会员分了十个小组，每个小组有自己的研究专题，比如有研究唯物史观的，有研究十月革命的，有研究马克思资本论的，可见贺廷珊是分在研究唯物史观的小组里。”

王兰顺说，贺廷珊关于唯物史观的理解分析十分到位，档案保存也非常清晰完整，对后人研究马克思唯物史观具有重要意义。

“我自己看过这份档案后，好奇贺廷珊后来怎么样了，因为没有相关的资料。但是我问过很多研究李大钊的专家，他们也没有什么发现。”

贺廷珊有没有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他接受的唯物史观塑造了他今后怎样的人生？答卷人就这样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里。

迅予取消 以维学术

1924年5月21日，京师警察厅侦缉队查抄了北京全国铁路总工会（铁匠营21号），并在腊库16号杏坛学社内逮捕了张国焘和他的妻子杨子烈。之后李大钊等人的身份遭到泄露，内务部随即又派遣军警进行抓捕。两次扑空后，北洋政府下达了通缉李大钊的通缉令。

一份关于“北京大学关于请咨行内务部将通缉李大钊明令迅予取消致教育部的函”的档案显示，当北大得知这个消息后，于1924年8月7日致信教育部。

信中说明：……近阅报，载内务部以工党一案与本校教授李大钊有关，业经明令通缉，并有李大钊充北京大学教员范围所关，宜乎束身自爱，乃竟提倡共产主义等语，阅竟之余殊，深诧异。查李教授大钊从事本校，颇称稳健，就令平时于言论或著作上有所主张，然大学为讲学之地，研究各种学说，实为大学讲授应尽之责任，不能因此遽令。通缉事关国家学术前途，为此函请校长转函教育部，咨行内务部，请将通缉李大钊明令迅予取消，以维学术。如谓李教授大钊有犯法实据，即请从速据实宣布，以释群疑，并请教育部提出国务会议嗣后，对于大学教授非依据法律确实证明其为现行犯者，绝对不能任意通缉，想教育部有维持国家学术之责，必能赞同斯意……

教育部最终是否转函内务部取消通缉令不得而知，但从信中可以看到北大对于李大钊的关切与保护。

共产党首李大钊密开会议

1925年3月20日，“教育部关于严密查察认真防范李大钊组织动员各校学生加入共产党给京师学务局的训令”反映了教育部对李大钊的态度：

……据京师宪兵司令部密报转宪兵第二营报称，北京大学首唱共产党李大钊字秀昌（应为守常），先□该校第三院教员休息室，并有不日开会议决进行手续之消息等情，据此当函复该司令部加意严密侦查，随时报告。兹据报称于本月□日据第二营续报探闻，北京大学共产党首李大钊于昨晚在该校第三院寄宿舍招集党员密开会议之事，其宗旨系令各党员分派成组密往京师中学以上各校，运动学生加入该党等情，据此除仍饬严密查察续报外，相应□请通饬各校严行防范，以靖地方而肃学风……

1925年8月停薪脱离北大

王兰顺最后向记者出示了李大钊在北大的薪俸存根，时间分别是1920年6月、1921年8月、1924年11月和1924年12月。存根显示：1920年6月的薪俸分上下半月发讫，分别是“现金七十元”，一共140元。1921年8月“发讫三十”。1924年11月“发讫一百肆拾元”，1924年12月“发讫一百肆拾元”，并且这两个月的存根都写明了“于树德代领”。于树德是李大钊在天津北洋政法学堂的同学，1922年6月经李大钊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新中国成立初期，历史学者金毓黻从北大不完全的档案里查出，自1920年9月起，北大教授中就有李大钊的姓名在内，一直到1925年8月才注明停支薪水。此时，李大钊正式脱离了北大。离开北大的第三年，也就是1927年4月，李大钊被张作霖的政府逮捕并杀害，年仅3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