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926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派沈雁冰（茅盾）去武昌的黄埔军校分校——中国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科担任政治教员。出发之前，包惠僧从武昌来电，让沈雁冰在上海为黄埔军校武昌分校招生，同时汇来招生经费。沈雁冰1926年在革命工作上遭遇一连串不如意之后，年底为军事政治学校政治科招生的成功，为他1926年的革命工作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所以，沈雁冰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了黄埔军校武昌分校招生任务，是沈雁冰革命生涯中值得书写的一个贡献。

一、从茅盾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说起

沈雁冰一生的经历事件无数，他的三卷本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或繁或简地回忆了自己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读书、革命、创作的经历，其中对1926年年底在上海为黄埔军校武昌分校招生，回忆录讲到：本来，中共中央让他去浙江省政府担任秘书长，当时负责此事的沈钧儒和夏超都同意了，不料夏超军事失利，孙传芳军队入浙，夏超被赶出浙江，于是到浙江省政府当秘书长一事就成为泡影。恰在此时，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正在筹办，蒋介石是校长。邓演达、恽代英、包惠僧等在负责筹备，他们向中共中央要求派干部去黄埔军校武昌分校工作。中共中央考虑到沈雁冰去浙江省政府当秘书长的事已经落空，便让沈雁冰去武汉军事政治分校工作。沈雁冰在回忆录中说：

十月十六日，浙江省长夏超宣布独立，并通电声讨孙传芳。浙江是孙传芳的势力范围，但孙传芳驻浙的军队不多，夏超有一师兵，又见北伐军攻克武昌，于是就决然反孙。党中央事先估计到夏必反孙，计划请沈钧儒到杭州组织省政府，并内定我任省政府秘书长，这件事沈钧儒同意了，夏超也同意了。可是后来事情发生了变化，原定由福建入浙江接应夏超的东路军——何应钦指挥的第一军，这时却在福建吃了败仗，于是夏超又被孙传芳入浙的援兵赶出了杭州，浙江局面相当混乱，沈钧儒组织省政府，事实上已不可能。同时武汉来电要人，党中央就改变计划，派我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工作。这是一九二六年底的事。

沈雁冰这里的回忆，基本上是事实。不过，夏超下台，孙传芳势力入浙，另有人接替夏超。笔者查浙江省的有关档案，未发现有中共中央人事安排的公开材料——估计这些党内秘密，不会有正式的纪要、记录、信函等档案材料。但是查看1926年浙江省政府公报，夏超最后一次以省长身份露面是1926年10月23日。（见《浙江公报》第3742号）那么，夏超是他宣布独立之后没有几天，就被孙传芳的势力赶下台的。而接替夏超任浙江省省长的陈仪是在1926年12月1日正式以省长身份在《浙江公报》上露面的。可见从夏超被赶下台到陈仪出面任省长这段时间，沈雁冰是知道“浙江局面相当混乱”的。至于中共中央改变沈雁冰去杭州协助沈钧儒组织省政府的计划，估计是在夏超下台以后，大约在1926年11月中旬，其时“沈钧儒组织省政府，事实上已不可能。”而党中央正好接到武昌来电，要求派人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昌分校工作，于是改派沈雁冰去武汉分校工作。本来此时沈雁冰投笔从戎，可以轻轻松松去武昌报到做军校教官了，但是，事又不然。这就是武昌突然来电，让沈雁冰在上海为黄埔军校武昌分校招生。

沈雁冰在回忆录里接着又说：

十二月中旬，我和德沚已经决定要动身了，包惠僧从汉口给我来了个电报，要我负责在上海为武汉分校招生，名额不限，男女生都要，并且汇了钱来。于是我就通过党的关系在上海报纸上登了招生广告，结果，报考者约有一千左右。审阅一千多考卷不是一人之力就能了事的，我找了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几个同事来帮忙，有吴文祺、樊仲云、陶希圣，他们都是共产党员，又是跨党分子。这时又接到包惠僧的电报，说还要在上海物色一些人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分校任政治教官，我就又找了陶希圣等三人，他们都同意。

招生工作费了两个礼拜，大约取了二百多名学生，其中有一些女生。我给这些学生发了路费，请三位教官先走，然后我和德沚动身。那时我母亲身体健康，能照管两个孩子，他们都留在上海。为了在路上不受孙传芳部队的阻难，我和德沚是乘英国轮船去武汉的，在轮船上过了阳历年……

那么，究竟是什么时间招生？究竟请了商务印书馆的哪些旧同事来监考和阅卷？报考的条件有哪些？报考的方式有哪些？沈雁冰在回忆录里没有展开。

二、 招生的两则广告，还原沈雁冰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科的上海招生现场

为了求证沈雁冰回忆录提到的在上海为武昌分校招生的相关内容，笔者查阅了1926年11月、12月上海的有关报纸，发现沈雁冰说的“在上海报纸上登了招生广告”是确实的。招生广告分别登在1926年11月25日《申报》第二版和上海《民国日报》第一版上。两种报纸在同一时间刊登的广告内容是一致的：

中国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科上海招生广告

（一）本校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之一部分，以养成健全宣传人才，充以军事政治工作之下级干部及各地社会工作人员为宗旨。（二）本校设于武昌。（三）本校共定名额一千一百人，分速成科本科女子特别班三班。（四）速成科修业三个月，本科修业一年，女子特别班修业六月。（五）凡中等以上之毕业生或有同等学力，经各级党部或党员二人以上之介绍，年龄在十八岁以上二十五岁以下者，皆得投考。（六）初试科目除三民主义大要，依照中学毕业程度，考试下列各科（国文、算学、中外史地、博物理化），上海初试时加口试，检查身体。（七）报考生应缴呈文凭及介绍书，介绍人须注明党证号码，党员须有该部证明书并最近二寸半身像二张（文凭未发下或遗失者，须由原在学校校长出其证明书。）（八）上海报名处为中国国民党上海市各级党部报名，期限公布之日起至十二月五日止。考期另行通知。（九）学生服食及一切必备品均由本校供给并每月津贴零用大洋二元五角。

这个招生广告应该说十分详细了，招生专业、培养目标、招生规模、报考条件和要求、考试科目、学校待遇都让人一目了然。这个“中国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就是“黄埔军校”在武昌的全称。沈雁冰为之招生的这个军政学校，习惯上称为黄埔军校的分校，地址在武昌。

招生广告刊登十天以后，沈雁冰记得“报考者约有一千左右。”于是他连忙请人帮忙。沈雁冰回忆的内容，吴文祺到晚年还记得。他说：当时沈雁冰为军事政治学校政治科招生时，人手不够，就“拉几个人去帮他的忙，这几个人呢，一个是我（到考场上去监考，看卷子的人要多一点）还有梅思平、陶希圣、樊仲云，在国民党党部。陶希圣、樊仲云都是商务的，梅思平也是商务的，后来他做了汉奸。陶希圣跟着蒋介石到了台湾做机要秘书，很重要的……沈雁冰和我是中共党员，樊仲云当时刚参加国民党，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陶希圣和梅思平既非国民党员，更非共产党员。不久恽代英同志到上海（他本来是黄埔军校的政治教官），托沈雁冰为介绍武汉中央军政学校的政治教官，只要能教政治课的知识分子，不管党内党外都可以，雁冰就介绍我、樊仲云、陶希圣、梅思平等四人，我和樊仲云先走，同船去武汉的还有一个女同志陈学昭（陈学昭现在还在），陶和梅比我们迟一班走，雁冰因为在上海还有一些事未了，最后才走。”（据1987年10月15日访问吴文祺录音整理）吴文祺是浙江海宁人，1901年生。1924年参加文学研究会，1926年进入商务印书馆工作。此时的他还是一个刚到商务不久的新人，但已经是茅盾的“同志”。大革命失败后，吴文祺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曾任上海市政协副主席。

吴文祺的回忆和沈雁冰的回忆有些差别，一是沈雁冰回忆录说，为军事政治学校分校聘请教官也是包惠僧从武汉来电报要求的；而吴文祺记得是恽代英到上海托沈雁冰物色的。其实恽代英也是沈雁冰的老朋友，一年前他们曾一起到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恽代英留在黄埔军校当教官，沈雁冰留在国民党中宣部工作。“中山舰事件”以后，沈雁冰回到上海，恽代英一直在黄埔军校工作。所以恽代英这时候到上海，完全是有可能的。因此，包惠僧来电请沈雁冰招生，恽代英让沈雁冰物色教官，是同样可能存在的。二是沈雁冰回忆中少了一个梅思平，而吴文祺是清楚记得梅思平是一起参加分校招生并在此时去武汉军事政治学校的。也许沈雁冰因这个人后来臭名昭著而不愿意提起。梅思平，名组芬，字思平，1896年出生于浙江省永嘉县，与沈雁冰同年。温州省立十中毕业以后，考取北京大学法律科。和沈雁冰一样，北京大学毕业以后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当编辑，不过他比沈雁冰早进商务，1914年6月就进入商务印书馆工作。梅思平这次应邀参加沈雁冰组织的武昌军事政治分校招生以后，就离开商务印书馆去武昌分校担任政治教官，开始他的另一种人生。大革命失败、蒋介石上台以后，梅思平开始在南京国立中央大学、中央政治学院政治系任主任兼江宁县县长。1936年6月至次年5月任江苏省第十区行政督察专员，同时兼保安司令。抗战开始以后，梅思平投靠汪精卫，做了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组织部长。1940年汪伪政府成立后，梅思平先后做过工商部长、实业部长、内政部长。抗战胜利以后以汉奸罪被捕入狱，1946年9月14日，大汉奸梅思平在南京被执行枪决。所以，也许是这个原因，沈雁冰在回忆录里没有提及这个人。但是，没有提及不等于他没有参加，事实上，他还是参加了沈雁冰为黄埔军校武昌分校招生工作的。至于樊仲云，也是商务印书馆的编辑，他1898年出生在浙江嵊县，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政治经济科，回国以后进入商务印书馆工作。曾经参加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脱党。后来在教育和出版系统工作。抗战以后，追随汪精卫，曾任汪伪政府的中央大学校长，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抗战胜利以后，潜逃到香港，改名樊唯一，在香港报馆当编辑。1984年回大陆，1989年去世。陶希圣（1899—1988），他是北京大学毕业生，1924年进商务印书馆任编辑。帮助沈雁冰招生以后，去武昌分校当中校教官，此人后来在政治舞台上追随蒋介石，曾任蒋介石的侍从秘书，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起草《中国之命运》，《中央日报》总主笔，是国民党里一个风云人物。

刊登于上海《民国日报》上的消息“中国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科上海招生揭晓”

1926年12月5日报名截止以后，有近千人报名。于是沈雁冰和吴文祺他们用了半个月时间，笔试，面试，从一千多考生中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昌分校政治科录取二百多名男女青年。分正取和备取两种。于是，沈雁冰他们在1926年12月23日分别在《申报》、上海《民国日报》上刊登了录取名单。广告如下：

中国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科上海招生揭晓

正取二百十八名。陈亚东、陈善兰、陈适、陈夷坚、陈文瑞、陈正忠、陈环、陈朝元、陈士华、陈希文、陈学东、陈长庚、陈亚康、陈枕石、陈鉴清、陈云裳、刘奉经、刘醒民、刘校阁、刘芝亭、刘云、刘淑昭、刘步亭、刘鸣銮、刘绍香、刘国藩、刘广钊、刘炳南、刘季邦、刘章薪、刘传期、刘锡五、郭心织，郭猗梅、郭君毅、郭亚平、王蔚霞、王建民、王绍炎、王真恕、王厂欣、王中民、王贤能、王中兴、王启勋、王迺屏、王亚庸、王领英、王淑娟、王兴于、王正旺、王广田、王逸啸、王淑仪、张去非、张纪恩、张申康、张趣横、张云卿、张杰孙、张刚、张锡纯、张楠、张文斐、张立人、张茂春、张英灵、张春浩、张安静、李兆祥、李辅、李作人、李昨非、李佩璜、李金铎、李维勋、李锡元、李绳畬、李继宗、吴启明、吴大燮、吴庆熙、吴象三、吴志喜、吴守亮、何霜梅、何宁泊、何寅、何经祖、蒋明华、蒋经诩、蒋任贤、许维善、许可济、许占先、彭兰芬、彭鸿文、宋成志、宋继武、宋益三、卓励之、杜宝衡、查济丰、季毓秀、闻子嵩、谈几道、姜文锦、冯闻琮、宣中禅、徐勖、徐家瑾、徐钧仁、徐活萤、游九川、游云程、孙正燧、夏泳裳、夏昌槐、高良驹、高孟崧、高组羔、高鸿勋、尹用行、尹仲尧、苏维间、林开湧、林志廷、林轩、项祥生、胡学开、胡梦溪、胡铎、胡孟超、胡国隆、曾纪藻、易宗邦、晏才启、叶希佳、叶任、杨赏奇、杨清源、杨燕康、葛琴、史采贞、吕大章、成泽、常顺义、聂泽滋、沈钫、沈志昂、谭雪志、谭勤先、俞襄君、华启微、景载华、靳思弼、朱匡时、朱国中、朱文熙、章秋桂、丁若兰，索庭珍、邱直青、贾韵笙、牛葆慈、赖绍基、曹完璧、曹桂峰、邹汝钦、蔡润坤、蔡炳贤、熊圣蒨、熊天春、黄卷中、黄钺、郑云、郑常明、敖志华、连振邦、赵庠、赵组云、赵秋声、赵乃仙、罗正淑、罗织裳、梁广振、洪娴、顾绳炎、程寄如、程源希、予衡、计非平、周人瑞、周恒丰、周贻信、周务农、周梦素、周功杰、段自强、包锡梁、龚义、倪组武、余辉钦、盛澄荣、盛世铎、萧石光、卢玄尘、金璠、凌邦干、繆天定、袁浪戴、辑之霞、牟正国、来燕堂、楼观沧、汪守燧、汪伟。

（二）备取二十名。曾组衡、陆燕贻、黎维汉、蔡仲芸、李树辉、宋德刚、杨建业、沙云康、焦星恒、孙苍伯、徐新农、邱培岑、宋兰林、卢经训、孟庆璜、金福仁、金天铎、吕廷辅、吕梦松、黄维炳。

（三）正取各生务须于今明两日（廿三日廿四日）到法租界陶尔斐斯路五十六号领取证书及川资。

（四）正取各生至迟须于本月廿五动身赴鄂。

（五）备取各生须于三日内到陶尔斐斯路五十六号留下确实通讯地址。

（六）截止本月廿五日止，正取各生尚未来领取证书，即以备取递补。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抄录沈雁冰当年这两个招生和录取公布的广告，因为其中不少历史信息是可以沈雁冰回忆录做补充的。比如，回忆录说招生录取了二百多名学生，录取广告里将二百多的具体数字确定下来了；录取中还有“正取”和“备取”之分，这恰恰是在回忆录里没有提到的；回忆录里讲到给这些录取的学生发川资路费，而录取广告里同样提到这件事，说明回忆录讲的是事实；回忆录里没有提到招生的办公地点，而录取名单揭晓广告则明确说是在“法租界陶尔斐斯路五十六号”；学生出发时间要求，在这个广告中也明确了。所以，招生广告和录取揭晓广告，再现了1926年11月至12月沈雁冰革命活动的现场，在这个轰轰烈烈的招生现场中，我们看到了沈雁冰革命生涯中的一个奋斗片段，对我们从不同角度认识沈雁冰的贡献是有助益的。

三、 招生以后的风云

沈雁冰在上海为黄埔军校武昌分校招生，圆满完成了组织上交给的一个任务，而沈雁冰招去的这些青年知识分子，从此命运随着时代发生了变化。可惜这218名青年学生的史料极为稀少，我们不知道这些人是哪里人、他们后来的人生轨迹怎么样，他们的家人和后代，也少有回忆史料传世，因此重新抄录当年录取的名单，也希望这些当年报考军校的青年人的后代，能够记住这些曾经投身大时代的先人。同样，当时应沈雁冰邀请参加帮助招生的商务印书馆的几位旧同事，也因为参加这次招生而离开商务印书馆。在时代的风云际会中，沈雁冰、吴文祺、樊仲云、陶希圣、梅思平都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如果当年沈雁冰没有奉命去为黄埔军校武昌分校招生，没有呼朋唤友请商务老同事帮忙，或者招生以后没有邀请这几位老同事去武昌分校当教官，恐怕这几位同事以后的命运和人生轨迹不会是这样的。所以，人生的关键一步，影响整个人生。

黄埔军校武昌分校政治科上海招生揭晓以后，正式录取的218名新生，这些正取的学生不一定全部去武昌分校报到，沈雁冰他们当时就考虑到这一点，所以还有“备取”，正式录取的新生中有人没有去报到，或者放弃了，就由“备取”的人选递补。所以218名的数额是足额的，人选是有变化的。据当年上海考生张纪恩回忆，他就是组织推荐参加考试，并且被正式录取的一个，但是他放弃了去武昌黄埔军校分校学习的机会，他回忆说：

我当时未满20岁，满腔热血，一见救国有门，决心投笔从戎。上海大学的党组织代我报了名。几天后通知我应试。考场设在蒲柏路上上海法科大学（现太仓路，后翻造为赓余里）。考试分为两天。我第一天应试，参加考试有百余人，尽是20来岁的青年。

我进入考场，就见到一位英俊潇洒的约30的人坐在一旁，应考的人坐在他前面，是采取面对面的口试方法。这位主考的就是沈雁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一些题目：“什么是帝国主义？”“什么叫军阀？”“你为什么要投考军校？”“革命的目的是什么？”由于我已读过《中国青年》和一些马克思主义入门的书，如《马克思主义浅谈》《唯物史观》《新社会观》，所以对这些问题还能应答，也比较正确、顺利。沈雁冰同志听了我的回答，频频点头，表示满意。或者他已摸了我的底，当时我已是一个CY了；我的心里也很高兴。

这以后，还没有等到录取通知，浙江的CY组织就叫我回去，派我和李达才乘专轮去桐庐、富阳一带，发动当地群众，组织工会、农民协会。这时碰到了何步青、阮锦云等几个人，他们原来也是黄埔军校毕业的，派到新建的国民革命军廿六军来任指导员。我们一见如故，非常亲热。接着，报是公布了这次录取的姓名，我被录取了。我和这两位青年军官同志商量，要不要奔赴黄埔军校？他们的意见是不一定要去，在地方上工作也同样是革命。就这样，我没有上军校。

二百多名热血青年被武昌黄埔军校分校录取以后，在时代的大潮里奉献自己的青春和热血。在奔赴黄埔军校武昌分校的218名新生中，有一位沈雁冰的老乡谭勤先（1907—1995），她是石门镇人，1924年她17岁时，在家乡石门振华女校毕业以后，考取上海景贤女中,曾作为景贤女中驻上海市学生联合会的代表参加五卅运动。由于她思想进步积极参加革命活动，1925年7月由张琴秋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1926年黄埔军校武昌分校在上海招生时，谭勤先报考并被正式录取。在武昌分校学习时，她就参加女生队西征，军校毕业以后，谭勤先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带领十个女兵奔赴前线南昌，在南昌起义部队开展救护工作，英勇不怕牺牲，与战友杨庆兰、陈觉吾、王鸣皋一起被称为女兵队的“四大金刚”。后来随起义部队南下时，在战斗中受伤。在老乡的掩护下回到上海，和原十一军政治部秘书罗懋其结为夫妻并在上海从事中共地下工作。1931年9月，丈夫罗懋其被捕以后，谭勤先开展多方营救，1936年罗懋其被保释后去了香港《天文台报》工作，谭勤先在组织的安排下到香港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粤华公司”工作，不久，“粤华公司”出事，谭勤先被捕，后在宋庆龄、周恩来和廖承志的营救下保释。抗战时她在重庆从事抗日斗争。1948年她到成都协助丈夫秘密从事国民党军队的策反工作，出色地完成党组织交给她的任务。新中国成立后，谭勤先在成都市妇联工作，后因病去北京疗养。1958年4月，谭勤先因病提前退休，1985年7月改为离休，1995年在北京去世。谭勤先革命而坎坷的一生，是当年投考黄埔军校武昌分校时所没有想到的，也是沈雁冰当年录取这个小老乡时没有想到的。

沈雁冰当年为黄埔军校武昌分校招生的往事，已经过去九十多年，但是当年的广告记载了在1926年的尾巴上，沈雁冰终于完成了党组织交给自己的招生任务。然后和夫人孔德沚一起秘密奔赴武昌，走进大起大落、风云变幻的1927年！所以，为黄埔军校武昌分校在上海招生的一事，是文学巨匠沈雁冰值得叙说的革命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