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论鲁迅对日本的看法，不可忽略的是鲁迅用日语给日本读者写的文章及其历史性内涵，尤其是他在日本影响力较大的综合杂志《改造》月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日两国之间政治紧张明显加剧的1930年代中期，鲁迅在日本《改造》月刊上陆续发表了四篇文章，其中包括1933年4月的《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1934年3月的《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1934年6月的《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以及1936年4月的《我要骗人》。《我要骗人》[2]这篇文章是鲁迅用日文写的最后一篇杂感，鲁迅受日本“改造社”的老板山本实彦之托写于1936年2月23日，与山川均、野口米次郎以及中野重治等人的文章共同刊登在同年4月《改造》月刊第18卷第4号“春季特大号”上。

唐弢曾经在《鲁迅日文作品集》的序言中对鲁迅用日文写的文章做了如下论述：“因为这些作品是应日本朋友之约，发表在日本出版的书报杂志上，大部分是对日本的广大人民发言，因此，用日文直接写作而不假手于第三者，无异面对和读者谈话，效果比较好，影响比较大，当然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了。”[3]正如唐弢所说，文学文本的越境通常需要第三者即“翻译者”这一中介，但如果一方的文学家精通对方的语言，理论上能够直接跟对方的读者交流，这种跨界的“直接性”本来是正面的。不过，对国家之间相互理解颇为困难的时代的文学家来说，这种直接性成为沉重的负担。鲁迅似乎充分了解这一点，因此以“骗人”的说法试图调整《我要骗人》中处处可见的、一位中国文学家针对日本读者所作的诉说。

唐弢将鲁迅写的《闻小林同志之死》、《我要骗人》和《陀思妥夫斯基的事》等三篇日文文章视为鲁迅“提醒日本人民，警惕侵略势力，主张共同携起手来，为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扫清道路，敢于直捋虎须的文章”[4]，并对《我要骗人》这篇文章做了如下叙述：

在《我要骗人》里，他进一步撕下“亲善”的画皮，尖锐地嘲弄说：“不久之后，恐怕那‘亲善’的程度，竟会到在我们中国，认为排日即国贼——因为说是共产党利用了排日的口号，使中国灭亡的缘故，——而到处的断头台上，都闪烁着太阳的圆圈的罢，但即使到了这样子，也还不是披沥真实的心的时光。”鲁迅说这是“一个答礼”、“用血写添”的“几句个人的豫感”。[5]

鲁迅在《我要骗人》这篇杂感的结尾中写的这句话是众所周知的，其中浓厚的历史性以及批判性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但令人遗憾的是在日本的情况与此不同，不同于像《藤野先生》那样“中日友好”意义上受欢迎的文章，《我要骗人》在日本的鲁迅研究中还未得到充分的关注和研究，尤其在鲁迅对日本侵华行为批判的方面，缺少历史考证以及相关文献分析。值得关注的是，当代日本评论家川村凑从文体分析的角度关注到《我要骗人》的批判性，并对此做了如下论述：

他试图用奇怪的“日语”文章来写他想说的话。因而这种“日语句子”变成像鵼[6]一样，一篇头脑和尾巴都不清楚的文章。(但批判日本的骨子很清楚)。当然，鲁迅充分了解，明确说出日本、日军、日本人不值得信任，这是自掘坟墓的行为。如果即便如此也写不出谎言和离谱的话，剩下的就只能充分利用修辞了。[7]

川村凑不仅敏锐地抓住了鲁迅对日本的批判，而且在解读其文体问题方面也取得成功。其实，中国文学的声音终于到达日本文学的意义并不小。那么，鲁迅“用血写添几句个人的豫感”[8]，赠给日本读者的《我要骗人》这篇文章是如何被同时代的日本人接受的呢？本文主要分析讨论日本鲁迅研究的权威竹内好与鲁迅的日本徒弟鹿地亘对《我要骗人》的不同解读。首先关注竹内好关于《我要骗人》的评论及其变化，然后围绕其文中“浅间山”一词的解释比较讨论竹内好与鹿地亘的不同观点，最后评论鹿地亘对所谓“竹内鲁迅”的批判及其适当性。

竹内好与《我要骗人》

《我要骗人》在日本发表后不久的1936年11月，以竹内好等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生为主的“中国文学研究会”之机关刊物《中国文学月报》第20期“鲁迅特辑号”发行，其中包括竹内好的题为《鲁迅论》的第一篇鲁迅论。虽然与1944年出版的其处女作《鲁迅》相比知名度较低，但为了全面把握竹内好的鲁迅观及其形成，他的这第一篇鲁迅论是不可缺少的文本。青年竹内好在这篇文章的开头对《我要骗人》进行了如下评述：

大部分的人都害怕鲁迅的毒舌。他的论敌必须做好心理准备接受叫冷嘲的、一旦触碰笔锋就刺骨的寒冷。今年春天，日本杂志上刊登了一篇文章（《我要骗人》）。日本人似乎把它看作他悲痛的拟态，但其实我们把它看作他自然的冷酷表情这样不是更好吗？在大说刻薄话的过程中文章变得很好，这样冷中带热的格调是当代无与伦比的。[9]

不同于将这篇杂文解释为“悲痛的拟态”的“日本人”，竹内好从这里读取了以“毒舌”著称的鲁迅本来的“冷酷表情”，可以说，他在《我要骗人》中发现了鲁迅对日本的“冷酷表情”及其批判性。虽然竹内好没有表明自己对鲁迅的这种批评的看法，但从其语气中也难以觉察他对鲁迅《我要骗人》的共鸣。实际上，在《鲁迅论》中竹内好对鲁迅的评价并非如他以后对鲁迅的评价那么高。

那么，竹内好在应征入伍前夕完成的《鲁迅》中如何论述《我要骗人》呢？竹内好在这部作品中从《我要骗人》的开头和结尾引用了两个句子，并做了简单的评论。关于竹内好不能理解的开头引用部分稍后再详细说明，先来看他在《鲁迅》中所引的《我要骗人》的结尾部分：

写着这样的文章，也不是怎么舒服的心地。要说的话多得很，但得等侯“中日亲善”更加增进的时光。不久之后，恐怕那“亲善”的程度，竟会到在我们中国，认为排日即国贼……但即使到了这样子，也还不是披沥真实的心的时光。[10]

竹内好认为这个引用部分是可以理解的，并说他明白鲁迅“没有说讽刺和似是而非的论点”[11]，从此文可以窥见竹内好对《我要骗人》的看法之深化。但不可忽略的是，竹内好在《鲁迅》的引文中省略了“排日即国贼”到“但即使到了这样子”之间的内容。在这里被省略的是“——因为说是共产党利用了排日的口号，使中国灭亡的缘故——而到处的断头台上，都闪烁着太阳的圆圈[12]的罢”[13]这一句。对于被省略的引用部分，竹内好在《鲁迅》的注释中指出“那里的……是省略部分，我想这部分可能是我自己省略的”的同时，其中补充了在文中被省略的内容。虽然不能排除日本当局的审查，或者出版社的自我审查的可能性，但竹内好暗示这就是自己的判断。那么，竹内好为何在《鲁迅》中省略了引自《我要骗人》的关键部分呢？

在此，我想考察一下当时竹内好是如何接受鲁迅的日本批判。正如上面所提到的那样，从《我要骗人》中感觉到鲁迅“冷酷表情”的竹内好不太可能忽视这篇杂文的重要因素，即鲁迅对日本的批判。考虑到鲁迅在日本的名声、《改造》杂志的影响力以及中日关系的紧张状态，当时的日本文学家不可能忽视像《我要骗人》这样重要的文章，因此需要进一步考证日本的同时代人物中有没有能够回应这篇文章的人。但实际上，大部分的日本文学家不愿真挚地面对来自中国文学家的谴责，竹内好《鲁迅》的《我要骗人》引文问题也可以作为中日战争期间的日本文学问题来考虑。

二战结束之后，竹内好作为日本鲁迅研究的第一人发表了许多关于鲁迅的文章，其中偶尔提到《我要骗人》。比如说，竹内好在《鲁迅评论集·解说》中写下这样一句话：“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篇纪念意义深远的文章”[14]。除此之外，他还在《关于鲁迅之死》一文中指出鲁迅的警告没有被接受，因而《我要骗人》结尾的预感应验了“不幸阴暗的日子”[15]。论鲁迅的日文文章，竹内好又说：“与《我要骗人》结尾的预言一样，当时一般都没有注意到的东西”[16]（《鲁迅评论集·后记》），“它们几乎都有对日本民众呼吁的形式和内容，但日本文学却没有对此作出回应”[17]（《文化移入的方法》）。

如上所述，竹内好二战之后论《我要骗人》的内容只有零散的东西，因此难以分析讨论二战之后竹内好对《我要骗人》的看法如何改变。而且，尽管竹内好指责日本文学没有回应鲁迅对日本民众的呼吁，但正如上面所提到，当时未能接受鲁迅批判的青年竹内好也肯定是二战之前“日本文学”的一部分。也可以说，竹内好二战之后的工作及其独特魅力可能与他对这种日本文学的反思有密切的关系。值得提出的是，二战之后重新出版《鲁迅》时，竹内好没有对此加以修改，将《我要骗人》引文的省略部分也原封不动地写上去。与二战之后尽力修改之前内容而出版的许多学者以及文学家不同，竹内好的这种态度确实值得称赞。

如前所述，竹内好在《鲁迅》中还引用《我要骗人的》的开头部分，与其结尾引用部分不同，其中没有任何改动：

疲劳到没有法子的时侯，也偶然佩服了超出现世的作家，要模仿一下来试试。然而不成功。超然的心，是得像贝类一样，外面非有壳不可的。而且还得有清水。浅间山边，倘是客店，那一定是有的罢，但我想，却未必有去造“象牙之塔” 的人的。[18]

竹内好在这里关注到了“浅间山”一词，并说无论如何都“不明白”这个词的内涵，与此同时撰写了以下的感想：

什么地方不懂呢？就是“浅间山边，倘是客店，那一定是有的罢，但我想，却未必有去造‘象牙之塔’的人的”这一句。其中的“象牙之塔”，如果去参考其他论争文章也并非不可理解，但“浅间山边，倘是客店，那一定是有的罢”，在我是无论如何也弄不通的。不可理解的是把贝类——清水——浅间山——客店联想在一起。浅间山即使不是浅间山，是泰山，是喜马拉雅山都无所谓的。说“浅间山”，只是要拿出一种平凡的东西，因此在这个譬喻里恐怕并不包含着暗讽和典故。文章是极明快的，但这明快却像去捕捉白云，明快得令人不安，总觉得作者是什么地方躲开了似的。这种不安感和小说是相通的。这个例子举得并不太好，不过我所说的不懂，在一般性质上就是这么种东西。[19]

如上所述，竹内好认为在“浅间山”这个譬喻里不包含着暗讽，但同时他无法擦去一种“作者是什么地方躲开了似的”不安感。竹内好作为文学研究者的这种锐利的感性确实令人佩服，但很可惜，竹内好不仅在《鲁迅》中，而且在二战之后发表的相关文章中也没有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据我所知，除了竹内好之外，认真考虑《我要骗人》中“浅间山”问题的日本人还有一位，即鲁迅的日本徒弟、无产阶级文学家鹿地亘。鹿地亘回答竹内好的疑问的同时，对所谓“竹内鲁迅”进行了强烈的批判。

“浅间山”与鹿地亘

鹿地亘任“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同盟”（纳尔普）最后的总书记时被捕下狱，1935年10月保释之后混进剧团秘密来到上海，与晚年的鲁迅及其周围的中国青年成为至交，直接受鲁迅之熏陶[20]。鹿地亘不仅发表了许多有关鲁迅的文章和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而且在鲁迅去世时与中国文学家们一起为鲁迅扶灵。当时鹿地亘在《鲁迅的回忆》一文中提及《我要骗人》及其结尾中的“用血写添几句个人的豫感”一句，并把这一句理解为“以生的结束的觉悟，一向一一地从事自己的事业”[21]。鹿地亘这里所指的应该是他亲自看见的鲁迅晚年对自己事业的态度，但他同时暴露了连受鲁迅之教的日本左翼文学家在中日全面战争前夕也未能了解鲁迅用血写的“豫感”及其意图。

上海时期的鹿地亘，受鲁迅与胡风的帮助主要从事文学方面的工作，但中日全面战争的爆发改变了这位日本文学家的人生。八一三事变之后，鹿地亘辗转香港、武汉、重庆等地从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反战运动[22]，因此当时在日本国内被扣上“卖国奴”的帽子。1946年5月返回日本之后，鹿地亘从事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研究和翻译，但1951年11月忽然被驻日美军“卡农机关”（The Canon Unit）[23]绑架，以所谓“鹿地事件”[24]的当事人而闻名于世。由于“鹿地事件”、与此相关的法庭斗争以及健康问题，鹿地亘后来没有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对日本的鲁迅研究也保持沉默。不过，1960年代末，鹿地亘终于在《民主文学》[25]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竹内好的文学思想：关于其鲁迅论》的文章，其中对竹内好的文学思想以及他的鲁迅观进行了激烈的批评。

虽然从竹内好的文章中可以看到他对鹿地亘所抱有的复杂感情[26]，而鹿地亘的这篇文章是他提及竹内好的唯一一篇文章。鹿地亘好像并没有十分理解竹内好，因为他误会了竹内好“在上海常常与鲁迅见面”[27]，很可能将竹内好错认成跟自己一样直接受鲁迅之教的、“中国文学研究会”同人增田涉。在笔者看来，鹿地亘这篇文章的贡献在于对《我要骗人》中“浅间山”问题的分析。鹿地亘论及竹内好在《鲁迅》中对“浅间山”的疑问，并对此做了如下评述：

其实，第一次看到这个的时候，我对竹内好的“不明白”感到困惑。我甚至怀疑这个疑问是个圈套，因此感到不安。但似乎也不是这样。

所以，现在我们先老实地从其解说开始吧。我们不应该把“浅间山换成泰山或者喜马拉雅山”。它必须是一座不知何时从脚下喷发的火山，因为鲁迅用这篇短文讲述的是当时随时可能会爆发战火的上海。[28]

鹿地亘接着从《我要骗人》中引用关于1932年“上海事变”的叙述，并指出包括“浅间山”的鲁迅之话语无非是“针对国民党、蒋介石以及日本军部的像火焰一样强烈的谴责”。如上所述，鹿地亘通过总是暴露于战火的上海及其情况解读《我要骗人》中的“浅间山”及其含义，确实富有说服力。据我所知，中国的鲁迅研究界也没有关注到《我要骗人》中的“浅间山”与随时可能爆发战火的“上海”之间的关联，比如收录于中国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全集》1981年版与2005年版的《我要骗人》注释中“浅间山”被描述为“日本的火山，过去常有人去投火山口自杀；它也是游览地区，山下设有旅馆等”[29]，其中没有关于“上海”的记述。竹内好在所留下的文章中没有提到鹿地亘对“浅间山”问题的回答，因此难以考证竹内好对这个答案的反应。

如此解读“浅间山”，就像面对喷火风险的同时火山脚下存在的客店一样，上海的人们在面对战火危险的同时生活在那里，也可以这么理解。至于被放在与“客店”对立位置上的“象牙塔”，也可以理解为是对自以为战火中还能“超出现实的作家”的讽刺。就是说，鹿地亘对“浅间山”的解读让我们更深入了解鲁迅最后的日文文章及其内涵。笔者认为，鹿地亘之所以能够如此解读《我要骗人》，是因为虽然他是日本人，但在日本的侵华战争期间叛逆祖国，选择站在中国人民的立场上，跟中国人民一起度过极为困难的阶段，可以说这些难以还原为个性或者思想的反战体验具有很大的意义。

鹿地亘指出，竹内好对鲁迅的了解仅仅停留在对“浅间山”问题感到困惑，并主张：“这表示一个在当时的军国主义下度过青年时期的日本人之意识与苦恼中前进的中国和鲁迅之间有相当大的距离。”根据鹿地亘的论述，随着日本侵略战争的扩大，即使当时竹内好的意识没有达到自觉的抵抗，他还是试图从一切被动员的总力战中被动保护自己的文学家之消极抵抗，因此鹿地亘对竹内好的消极抵抗给予一定的评价。但鉴于日本人二战之后重新检讨战前意识总体的重要性，鹿地亘又认为，竹内好战后没有充分直视自己战前的消极抵抗及其局限，因此他把与鲁迅完全不同的自己之“挣扎”固定化的同时，把自己的“消极抵抗”跟鲁迅从民族到阶级不断彷徨的“积极抵抗”同等看待。

实际上，从竹内好的鲁迅论中，可以看到他在鲁迅中寻找自己影子的痕迹。正如鹿地亘所述，竹内好在战前日本当局所允许的框架下进行的稍稍抵抗与鲁迅在国民党压迫中拼命进行的彻底抵抗大相径庭，这两种“抵抗”之间的根本差异相当重要。而且，正如竹内好在日本对美国宣战时感到“从自己的内心深处涌出某种难以名状的、摄人心魄的震撼之力”[30]，竹内好战前的抵抗与他对“在东亚建立新秩序、民族解放的真正意义”[31]下的“大东亚战争”的盼望有密切的关系，因此难以否定竹内好当时走向一条与鲁迅迥然不同的路这一事实。不仅如此，鹿地亘对竹内好的“回心”概念以及所谓“竹内鲁迅”进行了如下的批评：

回心是贯穿着“第一义的文学家”、“对抗政治的文学”、“不以其他东西为支撑的文学”等的文学思想。不难想象它是从战争中对政治的消极抵抗出发的。不过，消极抵抗的意识可以疏远政治，但不会去积极主动地把与一种政治斗争的另一种政治当成自己的立场。他把自己看做“同路人”。对他来说，重要的只是“通过对抗政治而获得的文学自觉”。

这样一来，他就会以永远不变的主观方式面对自己之外的世界变动。另外，由于其不变的主观将外部的世界重构到自己的内部，所以一切都会变成“竹内的鲁迅”、“竹内的中国”、“竹内的日本和亚洲”等，这是不可避免的。[32]

鹿地亘认为，竹内好的“回心”是从政治与文学的二元论思维出发的，因此它缺少主动参与一种与权力对峙的、自下而上的政治力量。鹿地亘关注竹内好思想中强烈的主观性，不仅批评竹内好的鲁迅论，而且对其中国论、日本论以及亚洲论进行了批判。在笔者看来，鹿地亘对竹内好的这些批判有一定的道理，也包含着值得进一步分析讨论的问题，但这些并不意味着充满紧张感的竹内好战后思想及其实践只不过是一种“消极抵抗”或者政治上无力的文学思想。其实，二战之后竹内好某种意义上通过直视当时主流的日本左翼知识分子及其问题而发展自己的问题意识，他不会被“进步的”、“正确的”学说所引诱，而是专心思考包括自己在内的日本知识分子存在的问题。竹内好作为文学家的这种态度确实不可多得，如鲁迅对包括自己在内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严厉态度一般。

总结

考虑到竹内好与战后日本左翼人士的复杂关系，鹿地亘与浅川史[33]等从左翼立场上对“竹内鲁迅”进行批判，也是理所当然的。不过，我们应该重视鹿地亘的竹内好批判及其特殊性，因为其他日本左翼文学家都没有像他那样受鲁迅之教，有着投身于抗日战争的体验。虽然鹿地亘不仅在日本鲁迅研究界，而且在日本左翼文学界已经被遗忘，但为推动鲁迅研究以及竹内好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不应该忽视鹿地亘《竹内好的文学思想：关于其鲁迅论》这篇文章。令人遗憾的是，竹内好对此没有任何回应。竹内好既可能不知道这篇文章的存在，也可能由于某种理由不愿反驳鹿地亘，虽然都有可能，但已经无法考证了。竹内好与鹿地亘，这两位出色的日本鲁迅研究者始终没有互相交流的机会，这对日本鲁迅研究来说无疑是一大损失。

其实，鲁迅1935年3月5日在为日本好朋友内山完造著《活中国的姿态》的序言中也用日文写过与《我要骗人》结尾类似的内容：

然而即使力说是漫谈，著者的用心，还是在将中国的一部分的真相，绍介给日本的读者的。但是，在现在，总依然是因了各种的读者，那结果也不一样罢。这是没有法子的事。据我看来，日本和中国的人们之间，是一定会有互相了解的时候的。新近的报章上，虽然又在竭力的说着“亲善”呀，“提携”呀，到得明年，也不知道又将说些什么话，但总而言之，现在却不是这时候。[34]

鲁迅不相信当时媒体上常见的中日两国之间“亲善”与“提携”等词汇，虽然其语气比《我要骗人》轻松得多，但他强调“现在却不是这时候”。正如鲁迅在《我要骗人》这篇杂文的结尾中所述，即使中国国民党与日本帝国政府之间的“中日亲善”发展到中国共产党员的断头台上“都闪炼着太阳的圆圈”程度，“也还不是披沥真实的心的时光”[35]。鲁迅在看穿当时日本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推动的“中日亲善”的虚伪性的同时，强烈批判南京国民政府以“中日亲善”名义下进行白色恐怖以及“反共”政策。对鲁迅日文作品中对南京国民政府，“中国反动派”的批判，唐弢做了如下论述：

鲁迅同样用日文写了许多抨击他们的文章。我还记得，有一次他告诉我：世界各国的重要作品，出版三个月后，准能在日本找到译本，反之，日本的作品，也往往很快被介绍到世界各国去。他们的文学经过改革，要比中国纯粹是方块汉字容易学。因此，用日文写抨击中国反动派的文章，读者面可以宽一些，影响可以大一些。他的《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上海杂感》、《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火》、《监狱》，以及《王道》和《我要骗人》里的大部分文字，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着笔的。为了替两国人民友好前景创造条件，就像反抗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一样，他也狠狠地打击了中国反动派，这一类文章为数更多，“家丑”应当“外扬”，因而也充分地表现在用日文写的作品里。[36]

从这里可以看见鲁迅非凡的战略性，对他来说包括《我要骗人》的日文文章的读者不仅限于日本人，而且包含着关注中国困境的世界人民，鲁迅的日文文章的这种“世界性”及其意图好像没有受到日本鲁迅研究者的关注，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鲁迅又“决不掩盖自己或者表面上属于自己这边的缺点和错误”[37]，因此他针对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与中国反动派同时进行批判。可以说，鲁迅不仅用民族国家的角度，而且用阶级等更复杂的视角来看待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问题。

颇为讽刺的是，鲁迅《我要骗人》的结尾当今时代也尚未过时，因为战后至当代的日本社会对中国社会的误解以及偏见，显然与冷战以来始终存在的“反共”思想密切相关。实际上，鲁迅十分关注日本“转向”与中国“转变”等反共政策及其影响力，因此他在晚年发表的日文文章中抨击以反共为共同目标的“中日亲善”，坚决反对不同于面临危机而自然涌出来的民族感情、作为反共思想的“民族至上主义”，也是理所当然的。为了让中日两国的各阶层人迎接“披沥真实的心”的时代，笔者认为中日两国的鲁迅研究者应该跨越国境和思想倾向，在广泛交流的同时，致力于批判性地继承前人的研究成果。

注释：

[1] 这篇文章是笔者对自己的日文文章，倉重拓「魯迅『私は人をだましたい』の越境性を考える——『浅間山』をめぐる竹内好と鹿地亘の解釈を中心に」（芳草社『アジア評論』第2号、2020年9月）大量加笔之后翻译成中文的修订版。

[2] 日文原本题为「私は人をだましたい」。

[3] 唐弢：《<鲁迅日文作品集>序》，鲁迅纪念馆编《鲁迅日文作品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第3页。

[4] 唐弢：《<鲁迅日文作品集>序》，鲁迅纪念馆编《鲁迅日文作品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第6页。

[5] 唐弢：《<鲁迅日文作品集>序》，鲁迅纪念馆编《鲁迅日文作品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第6页。

[6] 日本传说中的怪兽，被用来比喻态度或想法不清楚的人或事。

[7] 川村湊：「『私は人をだましたい』魯迅にとっての日本と日本語」、『月刊しにか』第7巻第11号、1996年11月。

[8] 鲁迅：《我要骗人》，《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07页。

[9] 竹内好：「魯迅論」、『中国文学月報』（影印版）第2卷、東京：汲古書院、1971年、第127頁。『竹内好全集』第14巻、東京：筑摩書房、1981年、第37頁。其日文原本为“魯迅の毒舌は大抵のものが怖れている。冷嘲と呼ばれ、一たび筆鋒に触れれば骨を刺す寒さを論敵は覚悟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今年の春、日本の雑誌に載った一文（「私は人をだましたい」）を、日本人は、彼の悲痛な擬態として受け取ったようであるが、実は自然のままの冷酷な表情と見るべきではないか。毒舌を吐いている中に文章がうまくなって、冷中熱を帯びた格調は当代に並ぶものがない。”

[10] 竹内好：『魯迅』、東京：日本評論社、1944年、第114頁。『竹内好全集』第1巻、東京：筑摩書房、1980年、第95頁。竹内好《鲁迅》中的日文引文部分为“こんなものを書くにも大変良い気持でもない。云いたいことは随分有るけれども『日支親善』のもっと進んだ日を待たなければならない。遠からず支那では排日即ち国賊⋯⋯程の親善になるだろうが、併しこうなってもまだ本当の心が見える時ではない。”

[11] 竹内好：『魯迅』、東京：日本評論社、1944年、第114頁。『竹内好全集』第1巻、東京：筑摩書房、1980年、第95頁。

[12] “太阳的圆圈”在日文原本中被改成“×××”。这个部分在《我要骗人》中文版中是“太阳圆圈”，因此日文版的部分被认为是“日之丸”或“日章旗”。

[13] 鲁迅：《我要骗人》，《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06页。

[14] 竹内好：『魯迅評論集・解説』、竹内好訳：『魯迅評論集』、東京：岩波書店、1953年、第211頁。

[15] 竹内好：「魯迅の死について」、『竹内好全集』第1巻、東京：筑摩書房、1980年、第179頁。

[16] 竹内好：『魯迅評論集・後記』、『竹内好全集』第1巻、東京：筑摩書房、1980年、第203頁。

[17] 竹内好：「文化移入の方法」、『竹内好全集』第4巻、東京：筑摩書房、1980年、第127頁。

[18] 鲁迅：《我要骗人》，《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03页。竹内好：『魯迅』、東京：日本評論社、1944年、第113-114頁。竹内好：『魯迅』、『竹内好全集』第1巻、東京：筑摩書房、1980年、第95頁。

[19] 竹内好：『魯迅』、東京：日本評論社、1944年、第114-115頁。竹内好：『魯迅』、『竹内好全集』第1巻、東京：筑摩書房、1980年、第95-96頁。竹内好著，李冬木等译：《近代的超克》，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90-91页。

[20] 内山完造：「『魯迅の印象』跋」，増田渉：『魯迅の印象』，東京：大日本雄弁会講談社，1956年，第218頁。中文译本未收录内山完造的跋文。

[21] 鹿地亘著、雨田译：《鲁迅的回忆》，上海《译文》第2卷第3期（1936年11月16日）。鹿地亘：『魯迅評伝』、東京：日本民主主義文化連盟、1948年、第48頁。

[22] 关于鹿地亘及其反战运动，中国国内也有不少相关研究。参见井上桂子著《鹿地亘的反战思想与反战活动》（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8）等。

[23] 驻日盟军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GHQ/SCAP）参谋第2部（G2）直辖的秘密谍报机关，以美国陆军少佐卡农（Jack Y. Canon，1914-1981）为首领，雇佣战前在中国从事特务活动的日本间谍人员，也展开日本国内的反共谍报活动。

[24] 1953年2月13日《人民日报》也登载一篇题为《自称“保护人”的美国强盗在日本的罪行：从“鹿地亘事件”中透露的丑恶事实》文章，署名为崔奇。

[25] 日本共产党系统下的文学团体“日本民主主义文学会”的机关志。

[26] 关于竹内好对鹿地亘的看法，参见仓重拓博士论文第3章第3节第3项。

[27] 鹿地亘：「竹内好の文学思想：魯迅論をめぐって」、『民主文学』第28号、1968年3月。

[28] 鹿地亘：「竹内好の文学思想：魯迅論をめぐって」、『民主文学』第28号、1968年3月。其日文原本为“実ははじめてこれをみたとき、わたしは竹内の「わからない」というのに戸惑った。その疑問にわながありそうな不安さえ感じた。だが、そうでもないらしい。そこで、いまはまず馬鹿正直に、その解説からはじめよう。「浅間山は泰山やヒマラヤ山」におきかえるわけにはいかない。それは足もとからいつ火を噴くかわからない火山でなくてはならない。魯迅はこの小文で、いつ戦火を噴き上げるかわからない当時の上海を語っているのだから。”

[29] 参见《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489页；《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07页。

[30] 竹内好：《大东亚战争与吾等的决意》，竹内好著，李冬木等译：《近代的超克》，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165页。

[31] 竹内好：《大东亚战争与吾等的决意》，竹内好著，李冬木等译：《近代的超克》，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166页。

[32] 鹿地亘：「竹内好の文学思想：魯迅論をめぐって」、『民主文学』第28号、1968年3月。

[33] 参见浅川史著『魯迅文学を読む：竹内好「魯迅」の批判的検証』（東京：スペース伽耶，2010年）。

[34] 鲁迅：「内山完造著『生ける支那の姿：鄔其山漫文』序」, 内山完造著『生ける支那の姿：鄔其山漫文』，東京：学芸書院，1936年。《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76-277页。

[35] 鲁迅：《我要骗人》，《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06页。

[36] 唐弢：《<鲁迅日文作品集>序》，鲁迅纪念馆编《鲁迅日文作品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第8-9页。

[37] 唐弢：《<鲁迅日文作品集>序》，鲁迅纪念馆编《鲁迅日文作品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