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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学者俞宁的散文集《吾爱吾师》近期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俞宁先生是当代著名语言学家俞敏先生之子，现执教于美国西华盛顿大学英美文学系。这部散文集汇辑了作者近年偶尔撰写的文章，这些文章有些是回忆其父亲事迹，有的是回忆父亲挚友启功、柴德赓、李长之等事迹的，有的则是回忆自己的师傅曹士元、导师周珏良等文章，内容都是作者所闻所见。中国作家网经出版方授权，特遴《吾爱吾师》中部分文章发布，以飨读者。

我认识傅璇琮“叔叔”已经四十年了。我认识傅璇琮“先生”才四年。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岳父家住北京西郊翠微路二号中华书局宿舍的西北楼，和傅璇琮先生住对门。70年代大家同去湖北咸宁的五七干校，同吃同住同劳动，按男女有别之古训，各住在一个大屋子里，直到自己盖起房屋，条件才有所改善。那时我妻子的妹妹不但和徐阿姨住同一宿舍，而且是上下铺的紧邻。后来中华书局搬到丰台区的太平桥，这时两家人不住对门了，改住隔壁。两家都姓傅，都是浙江人。我岳父年长，所以他的三个女儿都把傅璇琮先生称作叔叔。傅叔叔和徐阿姨自己有两个女儿，却长期寄养在上海外婆家。大概是想念自己的孩子心切，他们夫妇从早年起就视我岳父的三个女儿如己出，把相当大一部分长辈对下一代之爱，移情到这三姊妹身上。1976年地震以后，我和现在的老伴确定了恋爱关系，自然常到她家走动，自然认识了近邻的叔叔阿姨。听我妻子讲，她们姐妹三人小时候去叔叔家，常常是推门而入，连敲门的礼节都省略了。回家因失礼遭父母训斥，但在对门却受亲热的招待。傅璇琮先生忙，只是年节时偶尔到我岳父家里来坐坐。听他和我岳父在一起说浙江老家话，又听到妻子姐妹三人直呼叔叔，我没想过他不是那姐妹三人的亲叔叔。不知什么原因，徐阿姨似乎没有使用过我的学名，却一直呼为“宝宝”。听她的口气，好像不是半开玩笑，仿佛真的以为我永远长不大。我1986年出国，每次探亲回家，总要到岳父岳母家住一段，以尽半子之责。于是常常见到傅叔叔和徐阿姨。徐阿姨总是很亲切地说：“哦，宝宝回来啦？住多久呀？过来坐坐吧。”这个称呼沿用到我耳顺之年。

我受家中长辈影响，一直对中国古典文学感兴趣。但“文革”结束、恢复高考的时候，不愿意受父辈的学术荫庇而失去自我，就选择了英美文学专业。直到过了知命之年，可能是人生进入老年的信号，我渐渐地被一种负罪感压得难受，觉得父辈从小给我灌输了一些中国古典文学知识，我一生不为中国古典文学做点什么，实在没法和良心交代。于是我发狠，把《全唐诗》通读了两遍，从中选出四百多首和自然环境关系密切而微妙的唐诗，把它们翻译成英文。翻译诗歌是自讨苦吃的事情，一遍又一遍地琢磨涂改，折腾了好几年。终于算是勉强看得过去了，就动手给各位诗人写小传，向美国读者解释诗歌的创作背景。查阅资料时找到了傅璇琮先生的《唐代诗人丛考》和《唐才子传校笺》，刚读了两三个诗人，就已经为作者的缜密认真的治学态度和广博深入的知识所倾倒。由衷地对妻子感叹，说：“有位叫傅璇琮的学者，真是让人佩服。他的材料，翔实可靠，使用起来让人特别放心！以后有机会的话，回国时去拜见人家一次，好好地感谢人家。”妻听了这番话，神情怪怪地盯着我看了半天，说：“这个学者呀，你叫叔叔都叫了三十多年了！你这个呆子！”说完还狠狠地踩了我脚背一下。我张口结舌站在那里，嘟嘟囔囔地说不出囫囵话来。难道我真是如此之不可救药？怎么能闹出这么大的笑话？仔细想想，根本不可笑，反而十分可气、可悲！妻批评我“生在福中不知福”，我完全接受。

妻要在中国出版我的书稿。我觉得不可思议——哪个中国人不直接读唐诗，反而要看我的英文翻译？这比买椟还珠还荒唐。可是她的决定，我是无力逆转的。只好按照她的要求，把英文的引论翻成了中文，然后又编了一个中文目录，一共二十几页稿纸。中国的春节，美国的学校里是不放假的，老伴儿已经退休，所以就自己回家过年。她陪我岳父参加中华书局的春节招待宴会，紧挨着徐阿姨坐，借机把我的引论和目录交给了徐阿姨，马上又转到了傅璇琮先生的手里。不久老伴探亲归来，带来了我最爱吃的果丹皮，还有一封傅叔叔的亲笔信，用的是清华大学中国古典文献研究中心的稿纸。节录如下：

现在中国大陆有关唐诗选注，出版已有不少，因此出版社肯定要求有一定特色，才能考虑出版。现在编著唐诗选注中文、英文，当有特色，我可以向有关出版社介绍。目前选目已有，也有特色，可以确定。现在希望提供一二篇样稿，即选译一二首诗，先录中文，后录英文；英译之要求，一要准确，二要有一定艺术性，有美感。

诗原文后，不必详作注释，可用500字左右，介绍每首诗的内容及艺术特点。同时介绍著者情况，字数也不必多，100字左右即可。这也都有中英文。请提供一二首样稿，我可以向出版社介绍，出版社确定后即可全面按计划进行。

傅璇琮

2012.2.22

我手里捧着信，放下咬了半截的果丹皮，读罢对妻说：“老伴儿，老伴儿。你使劲儿踩踩我的脚。”妻说：“你要干什么？”我说：“我要悔过。你说这么多年，我守着这个当代鸿儒，还是很亲近的叔叔，怎么就有眼不识泰山呢？早点儿读了他的书，不早就拜师学艺了吗？当面错过泰山北斗级的人物！你说该踩不该踩？”这话把妻气得笑了起来。她马上转身给徐阿姨打电话。我听见听筒那边也是笑得不可开交。

当年暑假，我回到北京，恰巧傅叔叔在我岳父家的客厅里坐着，我赶紧行礼、道歉。平时和气而严肃的傅叔叔也忍不住笑着摆手说：“没想到你还真能心无旁骛呀，连我是谁都不知道。”他这是为我开脱，反而弄得我更加无地自容，只好把话题岔开，向他请教。《唐才子传》里说天宝三载贺知章退休，请求皇上把周宫湖数顷赐给他做放生池。玄宗虽然答应了，却没有给他周宫湖，反而给了他更大一些的鉴湖一角。我问傅叔叔周宫湖是哪个湖，在什么地方。他毫不犹豫地说，这个他也不知道，做《校笺》时没弄清楚就存疑了。这给了我一定的安慰，同时我心里也佩服，这么大的鸿儒，有弄不清楚的事情就存疑，坦坦荡荡，虚怀若谷，值得我学习。几天以后，我专门跑到浙江去找，也没找到任何线索。傅叔叔听说后对我岳父说：“你这女婿还算实在，真的跑去找。”顺便说一句，2016年夏天，绍兴文理学院的俞志慧先生帮我解决了这个问题。据他考据文献和实地踏勘，认为周宫湖当地人又叫周官湖，就是禹池。详情说来话长，须另文再谈。

我回到美国后又找一位诗人朋友帮忙，在酒吧间、咖啡馆里对饮，论诗、改诗，终于完成了美感较强的一稿。我从西雅图电邮回去，请妻妹帮忙打印出来，送到隔壁。据徐阿姨说，傅叔叔看完笑眯眯地说：“我给宝宝写个序吧。”我听说后亦喜亦惧，喜的是傅叔叔这个许诺是对我工作的肯定，惧的是自己真的配不上如此殊荣。可惜傅叔叔写的时候用笔而非电脑，我得等上一段时间才能看到。序文纯是傅氏风格，平实而细致，使我最高兴的是他老人家夸我的工作也是“平实”和“有特色”。他的肯定对于我这个刚刚回头的学术浪子来说，是极大的鼓励。我由此坚定了信心，决定今后的职业生涯就是把西方文艺理论中一些实用的东西，介绍给国内同仁，让他们能更好地认识唐诗本身的魅力。我曾不止一次对傅叔叔和徐阿姨讲，就唐诗研究而论，国内随便找一个学者都比我功力深，我介绍的这些新工具，他们一旦掌握了，就肯定比我做的好得多。那时，我就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该退休了。傅叔叔说：“你能有这样的学术心愿，很好。我介绍一个伙伴给你。”我的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之后，傅叔叔让他的大弟子，南开大学中文系的卢燕新教授为我写了书评，指出拙著里面一些可取之处，在《博览群书》杂志上发表，引起了正面的反响。后来燕新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学，顺便到我家来玩，我向他请教了许多问题。如果像傅叔叔说的那样和燕新做学术伙伴，我还不够资格；但在燕新的帮助下，我总算走上正路，能用国内学者通用的文体和他们交流学习心得了。后来，燕新还介绍我参加了在成都召开的唐代文学年会，并获得在大会上发言、和国内学者交流的机会。这些机会是在燕新的帮助下获得的，但究其根本，还是在傅叔叔的关心下才得以实现的。对于他们师徒二人，我心中充满感恩之情。

2016年新年伊始，我正在为拙文《杜甫〈秋兴八首〉的形式美发微》收尾，突然接到燕新的电信，说傅叔叔仙逝了。噩耗传来，我悲痛不已。一方面伤心我们夫妻二人失去了亲人，另一方面感叹学界遽失泰山北斗，同时也悔恨自己四十年来身在庐山而不识其巍峨的学术面目。刚刚亲承謦欬四年，就失去了良师，怎一个“悔”字了得！怎一个“愧”字了得！然而，世上没有卖后悔药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沿着傅叔叔给我指出的路走下去——在西方文论中排沙拣金，去其浮躁虚华的部分，取其实用、适用的部分，为国内同仁们贡献一个工具箱，让他们在里面任选所需，使其工作起来更方便，更顺手。只有为唐代文学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才能对得起傅叔叔的在天之灵。先父的学生们曾经为怹出了一本论文集，先父为其拟题为《薪火编》，意寓“学如燃薪，薪尽火传”。傅叔叔他们那一辈的学者，都有这种献身精神，值得我辈学习。众人拾柴火焰高。只有越来越多的有志者为学术献身，才能把前辈的事业承传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