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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德国作家马丁·莫泽巴赫的中篇小说《月亮与姑娘》讲述了法兰克福一对中产阶级新婚夫妇搬到移民社区后所发生的逐渐脱离正常生活轨道的故事。小说通过一系列象征，深刻反映了后现代多元文化中个体、群体乃至整个社会面临的变化、冲突与自我认同危机。

关键词 德语文学 后现代 多元文化 象征

马丁·莫泽巴赫和《月亮与姑娘》，图片源自Yandex

《月亮与姑娘》（Der Mond und das Madchen）是德国作家、毕希纳奖获得者马丁·莫泽巴赫（Martin Mosebach，1951—）于2007年发表的中篇小说。小说讲述的故事是：法兰克福的一对新婚夫妇汉斯和伊娜阴差阳错地搬进了一间位于移民社区的公寓，并由此认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邻居。然而，自从搬进公寓，小两口就噩梦不断：深爱着妻子的汉斯竟被邻居女演员诱惑出轨，还被情妇偷走了结婚戒指；伊娜则经历了从新婚之喜到被冷落的孤独直至愤怒出离的心路历程。最终，伊娜当着邻居们的面用啤酒瓶把丈夫砸得头破血流，不久二人便一同搬离了此处，生活也恢复了平静。小说一方面致敬了莎翁的《仲夏夜之梦》，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另一方面又精准描画了现代德国都市人的日常生活，具有现实主义态度。

作家将故事设置在后现代多元文化背景中。“后现代主义把世界看作是偶然的、没有根据的、多样的、易变的和不确定的，是一系列分离的文化或者释义”，消解了中心与边缘、真实与虚幻、高雅与通俗、艺术与生活等传统二元对立概念的边界，“着迷于极限的、畸变的和越界的事物”。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消解包括欧洲中心主义在内的霸权主义文化”为目的的多元文化主义也开始兴起。多元文化主义认为，“没有文化比其他更好或更坏——只是不同而已”。在此理念基础上，以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经历了从指导思想、政府政策到社会风貌的全面多元化转变，越来越多的移民涌入德国。然而，随着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间的冲突愈演愈烈，人们认识到，多元文化所主张的文化相对主义是站不住脚的，它并未能促进社会群体间的融合，反而造成了移民群体“被隔离”的状态，激化了本土居民对移民的反感乃至仇恨。德国总理默克尔也不得不承认，在德国构建多元文化社会是“彻底失败了”，它将被强调“单一的、领导型”的“主导文化”（Leitkultur）所取代。

莫泽巴赫在《月亮与姑娘》中巧妙运用了月亮、鸽子、巫师、房子等象征来串联故事线索、暗示人物性格、营造宗教氛围，表现了后现代多元文化碰撞下城市中产阶级的迷惘，引导读者关注文化碰撞及后现代社会中潜藏的危机。

一、月相：悄然变化中暗藏的危机

西方语境中，月亮常被认为是变化的象征，带有厄运的征兆。《罗密欧与朱丽叶》中，朱丽叶就对罗密欧说：“不要指着月亮起誓，它的变化是无常的，每个月都有盈亏圆缺；你要是指着它起誓，也许你的爱情也会像它一样无常。”《月亮与姑娘》中，作家巧妙利用了从满月到下弦月再到新月的变化，埋下一条为期半个月的时间线，并以月相的变化折射出男女主人公的婚姻危机。月亮的第一次出场“离满月还差了一点儿，仿佛被人用指甲刀从圆月轮上剪掉了薄薄的一把镰刀”，此时，职场新人汉斯已经在法兰克福独自寻找了很久的居所，仍一无所获，正处在厌倦的边缘，却鬼使神差地租下了移民社区的一间公寓。月亮由盈转亏，危机也随着新居生活的开始而逐渐露出了苗头：一方面，汉斯渐渐沉迷于移民们的深夜聚会，之后又被邻居女演员诱惑，背叛了自己的新婚妻子。他出轨当晚，天上的娥眉月“发出刺眼的白光，照进了昏暗的卧室”（《月》：114），象征着汉斯失去了纯洁的操守；另一方面，伊娜经由一系列怪异事件后，逐渐被无法融入社群的孤独感吞没。随后，新月的出现，象征着夫妻间的感情到达冰点：“人们肯定已经忽略了天上挂着的新月，因为，在夜里，宇宙的黑洞吞没了月亮最后一点纤细的边缘。这弯新月让人想起了彻底的黑暗。”（《月》：155）作家把月相由盈转亏的变化作为小说的暗线，把矛盾的爆发、故事的高潮安排在月光最微弱的时候，同时也在暗示读者对月相由亏变盈——即情节的触底反弹仍需抱有一丝期待。

在西方占星学中，月亮还意味着迷乱与丧失理性。在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中，精神逐渐压抑的维特在信中越来越多地提到了夜晚和月亮；卡夫卡的《审判》里，清冷的月色与行刑相伴，象征着主人公K的生命走向终结。在《月亮与姑娘》中，月相的逐渐衰微与夫妻二人在半个多月的时间跨度中各自经历的巨大的心灵转变三线并行，预示着主人公逐渐跌入迷惘的心路历程。

对于男主人公汉斯而言，白天和黑夜代表着双重文化影响下他的双重身份。白天，汉斯在工作的银行与上流社会打交道；夜晚，他则混迹于移民社群的三教九流中，不断突破自己的底线。月亮是真实与不真实间模糊的边界，一方面它真实地照亮了夜晚的世界，另一方面，虽然是黑夜中最明亮的自然光源，它本身却是反射的太阳光，因此充满了虚幻的色彩。月亮代表了汉斯身陷诱惑、充满迷乱的心灵状态：一边是与新婚妻子、中上层社会紧密联系，寻求事业与爱情双丰收的光明一面的自己；另一边则是与光明一面脱离的、放浪、着魔、疯狂的夜间的自己。哪一个角色才是真正的自己？哪一种才是真正的生活？背叛与欺骗究竟是外界诱惑使然还是自己本性的显现？作家通过月光这一意象，精准地映射出人物的复杂心理，值得读者反复思量。

对于伊娜而言，月光则象征着她由光明单纯转向幽怨纠结的情感转变。小说的标题《月亮与姑娘》本身就暗示着月亮与女主人公伊娜间的象征性关联。伊娜纯洁善良，有着月亮女神般的光辉；她多愁善感，能敏锐地察觉到生活中的丝微变化并转化为情绪波动；她孤傲、固执、以自我为中心，不愿融入移民社区多元化的社交环境，仿佛清冷的月亮般永远高高在上。起初，她完全依赖于丈夫，没有自己的工作和生活目标，搬入新家后，发生了一系列令她不悦的怪事，但丈夫汉斯却不再能成为她心灵的依靠。尽管不知道丈夫的背叛，但一系列微妙的变化使敏感的她开始自怨自怜，甚至在痴情且落魄的房东身上寻找安慰。伊娜发现丈夫适应这个新环境毫不费力，而自己却始终无法找到归宿，因为这里人们的行为与她长久以来所尊奉的中产阶级价值观格格不入。最终，当听到汉斯所在的后院小团体中有人高喊“幸福根本不重要”时，伊娜的情绪彻底爆发了，她无法容忍最亲密的人对自己一直以来追求的幸福的否定。柔弱的她捡起酒瓶向丈夫头上砸去，以伊娜和汉斯为叙述角度的故事也在这里戛然而止。这一充满强烈对比效果的画面如石破天惊，使得故事潜藏的冲突得到释放和升华——它终结了汉斯的堕落和伊娜的迷茫，终结了不同背景的人们乱糟糟的吵闹，有力地讽刺了后院这个后现代小群体对幸福这一美好追求的无理否定，暗藏着作者对传统真善美价值观的赞扬。

二、鸽子与巫师：本土与外来文化的冲突

小说中最具戏剧性的画面之一是乔迁之日的死鸽子。当汉斯把公寓装潢一新迎接伊娜的到来时，他们打开卧室的门，却吃惊地发现地板上蹲着一只华贵却凄惨的死鸽子。这只不知怎么飞进卧室、大肆糟蹋了一通、最后离奇死亡的鸽子不仅引起了伊娜的极大恐惧，也为他们在此处的生活开了个噩梦般糟糕的头。在伊娜的想象中，这只鸽子“横冲乱撞，霸占了整个房间，随后……仿佛一个贵妇人，或者孵卵的母亲，用圣女似的姿势委身于此，却离奇地死在了这里”（《月》：41）。在圣经中，鸽子温驯、纯洁，是自由、和平的象征，代表着圣灵和基督教精神，而鸽子的眼睛在《圣经·雅歌》中便是爱情的象征。如果说洁白的、焕发生机的鸽子代表着神性，那么肮脏、瞪着空洞眼睛的死鸽子无疑是一种讽刺、一个警钟。首先，鸽子的死为这对爱人间的关系逐渐出现裂痕埋下了伏笔，象征着恬美生活的结束、混乱日子的开始，是厄运的先兆；其次，鸽子之死代表着男女主人公心灵的天真纯洁一去不返，以及将历经诱惑与迷惘；最后，由于鸽子是典型的基督教意象，此中蕴含的浓厚宗教文化象征更值得探讨。在小说的第十四章中，作者借一个酒鬼之口唱出“上帝离开了这座城市，这不是他本意……”（《月》：145），与前述鸽子之死遥相呼应，使人联想到西方思想界百余年前的“上帝已死”之说。鸽子之死因此也可视为“上帝之死”的象征，但此处“上帝”形象主要是作为一种美好的人性品格寄寓在主人公身上，代表着真诚、温柔、爱与希望等传统基督教美德。随着小说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男女主人公身上这些与生俱来的品格在新环境中一一丧失：汉斯背叛了妻子还刻意欺瞒；伊娜一改柔顺转而暴怒；小两口刚刚结婚，爱意就已日渐淡薄，甚至汉斯还想就此沉沦……凡此种种都蕴含着作者深刻的讽刺：不是上帝离开了人，而是人离开了上帝。然而，作家并未说明鸽子的死因是什么，人们道德滑坡的原因也显得扑朔迷离，甚至充满了魔幻色彩，这就有待于分析主人公所处的环境了。

小说中的另一个意象是“巫师会议”，即每晚楼下后院里移民们的聚会，汉斯称之为“真正的巫师会议”。这些人来自世界各地，各怀鬼胎：小酒馆的埃塞俄比亚店主整天战战兢兢、畏手畏脚，生怕被找麻烦；摩洛哥房管佐德表面上混得风生水起，为了买下一间店铺左右周旋，实际上却始终被故乡和他乡两边排斥；长得像金毛狮的佐德女友芭芭拉操着西班牙口音，惺惺作态、放荡且没头脑；芭芭拉的表弟早已厌倦了异国他乡的一切，一心想要逃离；而来自叙利亚、有着高贵的英语口音的老妇人麻莫尼，威仪、狡黠又冷漠，悄无声息地把佐德心心念念的店铺收归己有……这些人的身上体现着在夹缝中求生存的移民百态，他们与本土大相径庭的价值理念却使汉斯仿佛打开了魔法世界奇异瑰丽的大门，从抵触到主动加入显示出他内心价值取向的动摇，甚至最后在房管佐德的带领下参加了一场异教徒的秘密狂欢，使人不由得联想到《浮士德》中精灵鬼怪们的“瓦尔普吉斯之夜”。“巫师会议”是后现代多元文化社会的一个象征性缩影：它伴随着全球化征服世界的步伐而产生；它质疑传统、挑战权威，不断用亚文化解构主流文化；但同时它也充满了后现代性的荒诞与支离破碎——意义沦为了符号的奴隶，社会失去凝聚力和合理的道德约束。

可以说，作家笔下的“鸽子”和“巫师”分别象征着以伊娜为代表的德国本土基督教文化和以摩洛哥房管为代表的外来移民多元主义文化，两种意象的截然对立显示出他们未能融合，反而一直处于对立甚至冲突状态。多元文化主义所倡导的“文化平等”非但没有实现，反而加深了文化之间的隔阂与互相防备。一方面，德国本土居民并不承认这群背井离乡、远道而来陌生人；另一方面，移民们也意识到自己不会被真正接纳，尽管他们背弃了自己的血脉，费尽心机地想在异国他乡立足，但“经过几十年的适应后，他们发现了最后一片不可逾越的墙，把自己与彻底的民族同化分隔开”（《月》：58）。作家并没有对这两种文化孰优孰劣作出直接评判，但字里行间已流露出深刻的隐忧。“鸽子之死”宣示了基督教文化在后现代多元文化冲击下所面临的价值衰落危机；而“巫师会议”所代表的后现代多元文化，其本身也并未能提出一个具有共同文化归属感与认同感的社会治理目标。故事的最后，作家通过侧面描写小夫妻搬离此处后的幸福生活，含蓄地提出了各自为营、避免冲突的方案，表明了一个天主教作家对多元文化的不认可以及对本土基督教文化的支持态度。然而，读者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只是一个小家庭问题的暂时解决，要根治它所折射出的深层社会痼疾，绝非朝夕之功。

三、房子：多元文化中自我认同的迷惘

在德语中，“房子”与“家”是同一个单词，这意味着房子不仅仅是一个场所，而且象征着人内心的归宿。小说中，“房子”是一个贯穿首尾的意象，它体现了主人公在社会认同、历史认同乃至人格养成等方面所遭遇的困境，蕴含了作者对当代西方社会这一“房子”做出的深刻思考，揭示了一些当代西方社会的内部危机。

小说中，房子首先是社会地位的象征，寻找房子的迷惘折射出对社会地位认同的彷徨。汉斯在刚开始寻找房子时信心满满，“似乎阳光所及的所有这些房子，都可以供他挑选，哪怕明显住着人；似乎人们在房间里打开窗户或是拉起窗帘，就是为了向他演示怎样住在那栋房子里，直到他从中选中一套为止”（《月》：6）。然而，现实的残酷很快打消了他的积极性：大多数房子的租金都是他难以承担的，能承担的房子却总有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那些代表着富贵品味的“阔气的小阳台”“巴洛克式的粗栏杆”“窗台上的黄杨树球”并不属于这位年轻人——尽管他非常想获得出身中产阶级的岳母的认可，但种种客观因素却阻碍了他迈入中上流社会的脚步。小说中有一幕是小夫妻由于记错了时间，错过了一次上流社会的聚会，不得不在对方别墅前徘徊很久却进不去的场景。一间房子就象征着一种生活方式，房子的差异意味着社会地位的天差地别，封闭在房子中的人断绝了彼此间的流动，正如固化的社会结构在某种程度上断绝了人们向上攀登的可能性。汉斯最终住进了移民社区公寓：不远处就是火车站，房前是高速行驶的车流，楼下有埃塞俄比亚人开的快餐店、巴基斯坦人开的蔬菜店、菲律宾人开的洗衣店、孟加拉人开的纹身店、伊斯兰人开的旅社……选择多元文化社区也许正透露出汉斯内心的叛逆倾向：他与以岳母和同事为代表的德国中上层社会始终有一层隔膜，亲近多元文化是他转变自我社会地位认同的一种尝试，是潜意识中对一成不变的单调生活的反叛与逃离。

房子也是社会变迁的象征。过去的住户带着他们的回忆离开，新的住户带着憧憬搬进来，一间房子便承载了许多故事。在房东西格的描述中，读者可以了解到：在战争之前这里是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居住区，他的父母都是体面人，但到了西格这一代，家境却每况愈下。这栋房子安然度过了战时猛烈的轰炸，却没能躲过时代悄然的变迁：外来房管后来居上，本地房东却过着悲惨的生活，他不仅不敢向房管讨要房租，还常常受到整个社区的嘲笑。但西格仍不肯面对现实，反而沉湎于对逝去感情的怀念中；即使手头拮据不得不靠施舍过活，也依然要维持最后的尊严。对于西格这一人物形象，作者同情的笔触中不无讽刺。西格的身上集中了这个民族的许多特性，如固执、恋旧、保守等，如果新的一代仍然沉湎于过去的辉煌或耻辱中，就会一遍遍重走西格的老路；但如果像汉斯这样完全抛弃过往、全盘接受新的潮流，又会遗弃传统美德，迷失自我——何去何从，都需要新一代人找到面向未来的、明确的自我历史定位。

在这部小说中，房子还有着一个特别的象征，即当代西方社会人们内心的空虚与迷惘。这一意象在汉斯的梦中显现，并深刻影响到他后来在现实生活中的抉择。弗洛伊德认为：“梦不是毫无意义，也不是荒谬的……它们是完全有效的精神现象，是欲望的满足。”汉斯梦中出现的房子意象，折射出他内心深处的真实渴求。在梦里，他听见邻居向他说道：“人是不是可以比成一个密封的瓶子？……或者，人更像一个空瓶子……世界上有两派观点：一种认为，人就是他自己；另外一种认为人只不过是个蓄水池，储存一切流进来的东西。”（《月》：101）梦里的汉斯选择接受后一种观点，他在移民们的带领下看到了一幢破败无人、外面却挂满美丽红灯笼的房子，与普遍认知中房子代表着安宁、稳固、温暖不同，汉斯梦中的房子是一个空洞、待填满、令人生畏的意象，充满着后现代虚无主义的特征。后现代主义认为，对绝对价值的追求是无意义的，因此它对多元文化价值观采取来者不拒的态度。对于年轻的汉斯而言，他的“家”、他的灵魂并不是一个业已形成的归宿，而是一个等待建造的毛坯，充满了各种可能性；当价值观被打破，呈现在眼前的是一个光怪陆离却毫无深层意义可言的世界。而对伊娜而言，人生就像一个已经装满、密封的瓶子，尽管迷茫过，但德国中产阶级家庭所塑造出的善良、高雅、追求幸福的本性并未流失，她不愿跟随外界环境的改变主动改变自己，正因如此，她始终与这套房子及其周围的人和事格格不入。作家通过汉斯梦中房子的象征，含蓄地批评了当代德国青年在后现代多元文化社会中自我身份认同的迷惘：面对眼花缭乱的外部世界，究竟应当让什么占据自己的内心？同时，作者也借伊娜的爆发宣示了自己的态度：不要让后现代多元文化的阴暗面吞噬掉人的内心对真、善、美这些价值准则的追求。

在人类历史上，文明的碰撞、文化的交流始终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之一。不加拣择、全盘接纳式的多元文化主义和唯我独尊、一味排斥式的文化保护主义，都会造成文化间的疏离与隔阂。在《月亮与姑娘》中，莫泽巴赫通过月亮、鸽子、巫师、房子等象征意象，含蓄地表现了多元文化中个体的迷惘与挣扎，前瞻性地提出了德国多元文化社会中个人、群体乃至整个社会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引发读者对“我是谁”这一问题的深入思考，对于理解后现代多元文化及其未来西方社会的走向，有着一定的参考意义。

（原文载《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21年第2期，“新作评论”专栏，由于篇幅有限，省略了原文中的脚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