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四郊多垒”
时下诸汉语词典尤其是成语词典，大多收录了“四郊多垒”一条，释义也多相似。本来就是《礼记》的一句重要的圣铭，后之古人却只取前半，而成了现代语学中类似于“歇后”的语义。“四郊多垒”在《礼记》中的原意是什么呢？
时下诸汉语词典尤其是成语词典，大多收录了“四郊多垒”一条，释义也多相似，如说“四郊营垒很多。谓敌军充斥于四郊，形势危急”（此以新《辞海》的释义为代表）。
愚以为，这样处理，包括释义在内，实欠精当，因为这大大违越了古圣哲的初衷本意。这“四郊多垒”后面还有必须连接的一句，合起来方称完粹，即：
四郊多垒，此卿大夫之辱也！（见《礼记·曲礼上》）
然后再统括以释义，方称妥帖。起码应表达出“敌人充斥四郊，形势危殆，这是卿大夫们的耻辱！不能消弭灾眚（音shěnɡ，过错，灾祸）乱局，是‘肉食者’们未尽职守的结果”（勿忘《左传》中即有“肉食者谋”的话哟！）的意思。
只收录一句的前面四字，犹如只收“天下兴亡”，而没有下半句的“匹夫有责”一样，当然不成。说至此，不能不顺带说明并强调一下，顾亭林先生的原文，并无“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八个字，而是后人的“归纳”——看似简明而其实错谬的“归纳”。因为，把顾亭林文字中“天下”与“国家”两个概念弄混了，误导了一大片，真让人难以释怀。尝有幸读到一位前辈学者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文章，大有警愦发聋、一洗尘昧之效。标题这八个字，与“四郊多垒，卿大夫之辱”实质上异词而同工，同一机杼。
话说回来，我们不能直接怪罪词典的编者们。因为，每一个条目的确立，必得有文献典籍的书证（或称“语例”）为根据，否则就无法确立条目。仅就翻阅所及，有不少文献书例确乎只用了“四郊多垒”四字而不见下句。既然“文献足征”，我们就不妨遴选几则，试着探讨解析一番，看如何？先用《世说新语·言语》中王羲之与谢安对答的一节：
王右军与谢太傅共登冶城。谢悠然远想，有高世之志。王谓谢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给。今四郊多垒，宜人人自效！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谢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邪？”
这段记载又见诸《晋书·谢安传》，足见其史料价值及真实性。
王羲之，字逸少，是东晋名臣王导的孙子，尝官“会稽内史”“右军将军”，故此处称“王右军”。他的名声往往为他的书法成就所掩，实则古代并无专业的书法家，多是为官之余的“闲致”。他那篇著名的《兰亭集序》，就是他任职会稽时的作品。所说“四郊多垒”，愚以为与下文所提“人人自效……”相紧扣，正是针对包括自己在内的“卿大夫”而言，而“人人”二字就不应理解为泛泛而指的每个人，确切一点，乃指自己、谢安这一类有担当的士大夫应该“人人自效”，绝非指普罗大众、平民百姓而言的“人人”。这是必须要说明的。
谢安，字安石，晋室南渡后之重臣。官至尚书仆射（射，音yè），拜司徒，逝后赐太傅，谥曰“文靖”，故而称“谢太傅”。谢的答语提及商鞅，让人马上想到“商鞅变法”。所谓“变法”，其终极考虑，就是为专制极权的秦王朝巩固地位，将百姓们管控得更严密而已。说至此，又想到一条颇具讽示意味的成语——“作法自弊”（今多写作“作法自毙”），正说的商鞅故事。什么“法家”不“法家”的，借用《史记》太史公一句话管总：“天资刻薄人也”！确乎一点儿也没有抹黑他。
平素相关文字，多称自秦始皇一统，至二世而亡，以彰秦祚之短命。而在这里，谢安却从商鞅始！约略计算一下，秦孝公用商鞅“变法”，到“二世而亡”，其间几乎一百五十来年，经过了包括秦始皇在内好几代的“国主”。始皇之“武统”天下，实离不开商鞅“变法”的前因！真不愧为“谢太傅”，出口即不同凡俗。诚若明末文士侯方域在《谢安论》中所说：
夫（谢）安岂不知四郊多垒，所当布置而经营，日不暇给也哉！（见于《壮悔堂集》卷七）
他任宰相期间，对外能抗御强秦（指淝水之战），对内能稳定朝纲（指守住晋祚），故名重后世，垂范青史。谢太傅安是有卿大夫之担当的！
次说一篇皇帝的手诏。唐代宗大历四年秋七月，以为“高富二代”（按，指皇上的姨表弟薛华）酗酒争色而杀了三人，并弃尸于井。事发系狱，赐自尽。为此，代宗皇帝颁发了《天下刑官滥刑诏》，其中说：
至理之代，先德后刑，上欢然以临下，下欣然而奉上，祸乱不作，法令可施……朕主三灵（按，指天、地、人）之重……八年于兹（按，唐代宗登基时，年三十五岁，至大历四年，已四十有三岁矣），而大道淳风，郁而不振；四郊多垒，连岁备边，师旅在外，役费（按，指军费）尤广；赋役转输，疾耗吾民！困竭无聊，穷斯滥矣
……
这是皇亲国戚犯法被赐死之后的皇帝手诏，从内政而联系及于外，即诏书中所称“四郊多垒，连岁备边，师旅在外”云云。复又由“外”而终归结于“内”，即所称“……役费尤广；赋役转输，疾耗吾民”——一切的内外国用开销，所有的军费支出，统而言之，全在“疾耗吾民”，都沉重地压在老百姓的身上！作为社会上层的卿大夫们，为什么不能稍加约束一下自己，有所担当呢！诏书中引《礼记》的“四郊多垒”，其深隐于内的微言大义，岂不昭然？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有谁真正体察到了这一层？在分析了从内到外，再归结于内的形势之后，还未忘再交待一下说：
……此皆朕之不明，教之未至；上失其道，而绳下以刑，敢不罪己以答灾眚！（这通诏书的两节引录，见《全唐文》卷四百十五）
唐代宗皇帝的这通诏书并非“罪己诏”（按，指古代帝王引咎自责的诏书），而诏书的最末却明示了“罪己”二字，显然有自责的本义在。作为最高统治者，他没有把责任担当推卸给别人。要知道，“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见韩愈《琴操·拘幽操》），找个“替罪羊”是很容易的呀，谁敢说个“不”字！可代宗皇帝“幼而好学，尤专《礼》《易》”（见《旧唐书·代宗纪》），对于“四郊多垒，卿大夫之辱”的圣训是铭记永远的，皇上是卿大夫的总领呀！
代宗幼少时即受祖父（指唐玄宗）的赏识，认作嫡皇太孙，十五岁封“广平王”。安史乱中，在北方回纥军的助力下收复长安，因唐肃宗与回纥有约：收京城之日，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子女归回纥。这时，广平王拜于回纥军帅马前，说：
今始得西京（指长安），若遽俘掠，则东京（指洛阳）之人皆为贼固守，不可复取矣，愿至东京乃如约。
于是回纥军绕过城南屯驻。百姓兵士皆拜泣曰：“广平王真华、夷之主！”当广平王率众入城，百姓们扶老携幼夹道欢呼（事见《资治通鉴·唐肃宗至德二年》）。
关于代宗皇帝，史籍之平章不一。《新唐书·代宗纪》论其“中材之主”，似过，犹不及也。未称确谳。试读《旧唐书·代宗纪》的最后“史臣曰”，愚以为中肯，姑摘其要：
……代宗皇帝少属乱离，老于军旅（按，指安史之乱时，他已二十多岁，随父亲，即唐肃宗于军旅，至灵武，领天下兵马元帅，多有战功），识人间之情伪，知稼穑之艰难……至如稔（李）辅国之恶，议（程）元振之罪，去（鱼）朝恩之权，不以酷刑，俾之自咎，亦立法念功之旨也……修己以禳（音ránɡ，祈祷消灾义）星变，侧身（戒惧不安义）以谢咎征，古之贤君，未能及此……
所称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均由宦者而窃掌权势，他们的结局固然是咎由自取，但若不是代宗皇帝的宽仁，他们的死状一定很惨。至如人们较熟悉的颜真卿、段秀实、郭子仪、董晋、刘晏……都是代宗朝的名臣，无烦赘述。试说一段郭子仪的佚事：
郭子仪的小儿子郭暧，娶代宗之女昇平公主，古称“驸马”。完婚时，两人不过十多岁。一次，小两口发生口角（按，角，音同“决”），郭暧怼曰：你依仗你老爸是天子吗，我爸有天子位还不去坐呢。公主一怒之下，回皇宫哭诉……代宗皇帝却对女儿说：这可不是你能明白的事呀！说实了，他们家想做天子的话，那么天下就真的不属你家啦！
这件事发生在任何朝代，恐怕都是杀头的死罪，甚至族灭。当郭子仪乍一听说，魂飞天外，急忙将郭暧捆绑并亲自押送金殿待罪。孰料代宗皇帝像没事一般，对郭子仪先举了一条大家都熟知的民间谚语：
不痴不聋，不为家翁。（按，“家”同“姑”，指婆婆）
意思是：做婆婆公公的，应该装痴装聋才好。接着劝慰道：小夫妻俩闺房中的那些话，岂能当真！
上所引佚事见《资治通鉴·唐代宗大历二年》。历朝如此有人情味的帝王如代宗者殊为罕见！旧时京剧舞台上有一出《打金枝》，就是根据这个故事演绎的。称他“中材之主”委实有欠公允。再回过头来看，军事上，他放手重用郭子仪，内政则重用刘晏（按，刘晏是研究经济财政的专家），俱足见代宗皇帝手诏中引用《礼记》里“四郊多垒”背后的忧心与担当。
再引录一节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八的笔记：
皇甫颖早以清操著称，乾符中及第。时四郊多垒，颖以垂堂之诫，绝意禄位，隐于鹿门别墅。寻以疾终。
关于皇甫颖，似无多大知名度，仅见于《唐摭言》。初读这则笔记，或误以为他为隐者，实则他曾于晚唐僖宗乾符年间进士及第，应视其传承了儒家的道统，出处穷达，在名世。要能“进士及第”，非“两榜”不可，即通过举人的考试之后，还得经过“殿试”，皇上亲自坐镇监考，绝非轻而易举。其间，没有十数年的苦读，寒窗熬油，抱定远大目标，怎么可能成就呢？应该说，在及第之先，其精神上早已进入“卿士大夫”的畛域了，而“四郊多垒”也并非他“进士及第”之后才出现的天下形势呀！那么，让他“绝意禄位”的就不应是他本人的主观意愿，“垂堂之诫”不管是“告诫”，还是“规诫”或者“劝诫”，均来自于“外”，或父辈，或师辈，或朋辈。虽无从考定，但绝非“自我”是无可疑的。他之隐于鹿门别墅，真的能不问世事，安心修养，悠闲林下吗？那句“卿大夫之辱”的“辱”字，恐怕要让他永远纠结，挥之不去。“寻以疾终”，谓接着不久就因病去世了。
考进士那段漫长的艰困岁月，皇甫颖未被击倒，鹿门别墅的休闲日子，却很快“以疾终”！其中的未发之覆，还须要明白说出吗？
本来就是《礼记》的一句重要的圣铭，后之古人却只取前半，而成了现代语学中类似于“歇后”的语义，真不可思议。只是，这就颇要难为词典的编者们，该如何让“四郊多垒”的释义深入一层以体现《礼记》的原意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