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遇见温弗里德·塞巴尔德，从阅读到阅读，我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沉迷。

沉迷在塞巴尔德冗繁复杂的长句和行文里，沉迷在作品迷宫一般分岔的小径里，沉迷在诗意的语言隐约流露的哀伤里，仿佛错过了许多，仿佛捕捉到了一些，塞巴尔德是如此的难以捉摸，而又具有无法抵御的魅力。

在时间里，琢磨文本的形状

从《奥斯特利茨》《移民》到《土星之环》，现在是《眩晕》。说起来，《奥斯特利茨》出版于2001年，塞巴尔德当年因车祸去世，那是他最后一部作品，而《眩晕》出版于1990年，是塞巴尔德的处女作。阅读塞巴尔德的主要作品，从最后的到最初的，就是一种最好的纪念。

通常来说，处女作要么幼稚、不成熟，要么出手即巅峰，本人都难以超越。可是，《眩晕》不是这样的，它与其他三部作品气质类似、品质相近，塞巴尔德写作水准之稳定，之完美，让人惊讶。

塞巴尔德出生于1944年二战时期的德国，他的父亲曾在纳粹军队服役，是德国战后“沉默的一代”的一分子。塞巴尔德痛恨父辈在法西斯侵略战争中的作为，他厌恶自己的姓名，无法摆脱家庭赋予的先天的命运。因此，“二战”与战争反思，是塞巴尔德文学的核心主题。

与笔下的小说人物奥斯特利茨一样，塞巴尔德困惑于自己的身份认同，困惑于分裂的精神人格以及集体记忆对个体的改造，他也在寻找，在弥补，试图与遭受摧毁的过去努力取得联系。

《眩晕》包括四个篇章：《贝尔，或爱之奇异事实》讲述法国作家司汤达的人生，探讨爱欲、梅毒与创作的勾连；《海外》，从某地到某地，或者说，记忆的复苏与一次次的逃离；《K.博士的里瓦浴疗之旅》致敬卡夫卡，追寻卡夫卡在1913年的足迹；《归乡》返回童年，返回往昔，“W的正午是被遗弃之物的时间”，W即家乡小镇。

我们记忆什么，我们就是什么

文化记忆学者雷娜特·拉赫曼认为，从记忆角度来看，文学是最优秀的记忆术。文学不只是记录的工具，更是纪念行动的载体，包含了某种文化所储存的知识，也包含了某种文化所创造出来并构成了该文化的全部文本。文学与文学、与非文学之间还存在着“互文性”，每一份具体的文本都蕴含着宏观记忆空间，或者再现或者呈现了那种文化。

塞巴尔德的作品就是一种梗概性的记忆空间。它们符合批评家所说“记忆小说”的典型特征：某个人或者某种文化讲述有关自己过去的故事，以回答“我是谁？”或集体性的“我们是谁？”它们往往构成了对于过去的一种想象性的重构，回应的是当前的需要。

奥斯特利茨，一个在战争中流离失所、被收养的犹太孩子，长大后内心有了渴望，想要直面当初的事件。《移民》，讲述四位主角和家人的难民生涯。他们全都主动选择死亡。经历集中营生活的意大利作家普利莫·莱维曾经说过，因为活着，他常常觉得歉疚，那些幸存下来的人，也常常会被怀疑，为何可以活下来，那些死难者也常常被责备，为什么不反抗？为什么温顺地走向死亡？

在这些人身上，都有一种强烈的“乡愁”情结。他们试图在过去、现在、未来之间建立连续性，《眩晕》里的《归乡》是鲜明的乡愁书写。“我”回到快三十年没有回过的W，当“我”多年后借着一盏苍白的路灯在街上行走，发现一切已全然改变，“我”感觉在夜里抵达的村庄比想象得到的任何其他地方都遥远，而“我”又觉得安心。阅读这部作品的过程，就是所有的W被重新发现，也是我们重新发现自己的过程，“我”察觉到一种久远的羁绊，同时自由自在，一脚踏进一地，一脚在另一地。

“乡愁”与“记忆”，是文学永恒的话题。俄罗斯作家玛丽亚·斯捷潘诺娃在她的小说《记忆记忆》的序言里说道：“一千个人回首，便有一千种过往。”记忆如何书写，意味着争夺记忆的对峙。小说创造了新的记忆模式，它们把真实的和想象的、被记住的和被遗忘的东西结合起来，并通过叙事工具，对记忆的运作进行想象性的探索，从而提供了有关过去的新视角，由此重塑记忆版本。

《记忆记忆》的主旨与塞巴尔德的作品非常相似，《记忆记忆》的读者很容易在这部小说里发现塞巴尔德的身影，发现塞巴尔德式的传承记忆、构建记忆的过程。我们记忆什么，我们就是什么。

奇异的文学冒险，也是审美的享受

塞巴尔德的作品经常以“我”为叙事者。这个“我”与塞巴尔德的相似度很高，可以视作他本人的化身。

“我”通常是一个飘零者，困惑—出发—寻找—迷失—解脱（或，部分解脱），就是“我”注定的使命。“我”在途中邂逅心灵相契的伙伴，或者遇到开启某些尘封记忆的讲述者，叙事并不连贯地在讲述中挪移推进。我们还没有弄清楚来龙去脉，另一件事情已经开辟了新的视域，非常考验读者的注意力。

“我”通常也是一位学者或知识分子，文化素养很好，大量阅读经验杂糅在一起，思绪蔓延，意识漂浮，多重框架型结构的叙事手法和幽复回绕的段落和句子把它们包裹在一起，所以，翻译塞巴尔德是高难度的挑战。

所有人物的经历在回忆里总是散落各处的碎片，而“我”（或者塞巴尔德）就像一个收集者，一路拾捡，将它们排列在他的作品里。历经战争的忧伤、难以释怀的过去、无法排遣的忧伤，都在作品那些叙事者的口中心中若隐若现。

此身此地，彼生彼处。一场漫步的遐想，成了《土星之环》。这场发生于英国东海岸赛福克郡地区的游荡，也是超时空的与托马斯·布朗、夏多布里昂、康拉德、菲茨杰拉德等作家的对话。塞巴尔德喜欢隐喻，命名是容纳意涵的好方式。奥斯特利茨，这个名字指向历史上发生过大规模战役的地点，它与奥斯维辛的拼写接近，也指向了小说想要揭示的主题。

塞巴尔德的人物总是在旅途中，在不同地点进行切换。包括《眩晕》里的司汤达和卡夫卡。亨利·贝尔（司汤达的原名）的记忆版图浮现伊夫雷亚，拿破仑战争的一处战场遗址。而卡夫卡的行踪是威尼斯这座水城以及其他意大利城市风貌所呈现的文化记忆的印痕。这些地点所指向的，用本雅明的话来说，“历史是如何踱进它的发生地。”凝固在地点之上的记忆与情感丰富了地点的内涵意义，一旦说起，记忆之地就获得了某种召唤的力量，让人们回到地点以及与它相连的问题之中。

塞巴尔德把“记忆”本身作为书写对象。古罗马哲人西塞罗说过，“在地点里居住的回忆的力量是巨大的。”围绕地点的书籍、照片、日记、信件等，都是记忆之场。塞巴尔德的作品具有摄影式的纪实风格。包括照片、绘画、明信片、手札、油画、建筑剖面等多种插图是醒目的重要元素，这些插图被刻意处理成黑白的、模糊的影像，仿佛时间的流逝所造成的噬迹，带着等待后人品味的幽谧气息。图片与文字的结合，加强了回忆的质地，所有图片都没有附加文字说明，这种孤立又喻示着记忆的可塑造性和不确定性。

阅读塞巴尔德是奇异的文学冒险，也是审美的享受，或是词与物之间可能性的无限拓展。塞巴尔德的作品是如此与众不同，把散文、随笔、小说、游记、回忆录、艺术欣赏熔于一炉，包容百家、消除界限、气象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