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来了” 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出版工作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百年奋斗，不忘初心。近年来，笔者在进行党史研究和写作中发现，中共党的出版工作其实在党组织成立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在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在上海建立时，共产国际在中国设立的最早的机构中，出版部就是其中之一。1920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为中国第一个正式公开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组织。8月，经与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多次商谈，陈独秀在上海成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定名为“中国共产党”。8月17日，维经斯基在写给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东方民族处的信中说：“我在这里逗留期间的工作成果是：在上海成立了革命局，由5人组成（4名中国革命者和我），下设三个部，即出版部、宣传报道部和组织部。出版部现在有自己的印刷厂，印刷一些小册子。”由此可见，出版工作在建党伟业中的历史地位和价值。
在本文中，笔者通过对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所进行的四项具有标志性的出版工作，以史实为依据，回到历史现场，故事化地简要回顾和说明党的出版事业在奠定建党的阶级基础、理论基础、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等四个方面所发挥的特殊作用、文化经验和历史成就。
《新青年》的《劳动节纪念号》：“完全把美国思想赶跑了”
《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1915年9月15日创刊于上海，第二年改名《新青年》。1917年，因主编陈独秀受聘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该刊也随之进京，改为同人刊物，由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李大钊、胡适、刘半农、沈尹默等轮流担任主编。1920年2月19日，在“五四”运动中被捕入狱的陈独秀在保释后偷偷回到上海。这年1月，他就主张创办工人刊物，在《大公报》撰文《告新文化运动的诸同志》，提出上海的工商业发达，应该创办《劳动周刊》：“但至今无人肯办，难道不高兴张嘴和店员劳动家说话吗？难道因为这种报不时髦，不能挂‘新思潮’‘新文化运动’的招牌吗？”随后，他深入上海工人阶级团体进行调研，与上海码头工人发起成立“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发表《劳动者底觉悟》演讲，提出“只有做工的是台柱子”。
1920年3月，陈独秀决计在五一劳动节推出《新青年》的《劳动节纪念号》，并向北京的同人约稿。4月26日，他致信李大钊、胡适、张申府等12人：“《新青年》七卷六号稿已齐（计四百面），上海方面五月一日可以出版，到京须在五日以后。”从此，《新青年》又从北京移师上海。5月1日，《新青年》第七卷第六号如期推出了《劳动节纪念号》，成为陈独秀创办工人刊物、向基层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肇始。
应陈独秀之约，《劳动节纪念号》不仅发表了孙中山、蔡元培等人的亲笔题词“天下为公”“劳工神圣”，还发表了来自上海各界别、各行业16位知名人士和普通工人的题词，以及拍摄自上海、宁波等地印刷、玻璃制作、环卫等行业工人的33幅劳动照片。其中12位工人的题词直接喊出了工人的心声：“不劳动者之衣食住等属盗窃赃物”“不劳动者口中之道德神圣皆伪也”“惟亲身劳动者有平等互助精神”。《劳动节纪念号》刊发的文章丰富多彩，既有劳动节的历史纪实作品，如李大钊的《“五一”MayDay运动史》、T.C.I.的《一九一九巴黎“五一”运动》；又有思想评论作品，如俄国S.A.P.译的《职工同盟论》、刘秉麟的《劳动问题是什么》、陈独秀的《劳动者的觉悟》。既有外国劳动运动组织的说明介绍，如张慰慈的《美国劳动运动及组织》、高一涵的《日本近代劳动组织及运动》，又有中国劳动阶级的调查报告，如陈独秀等人亲自调查撰写的上海、香港、湖南、江苏、安徽各地工人劳动状况。《劳动节纪念号》可谓是一部劳动节的“小百科”，是中国新闻出版史上第一次对世界和中国工人阶级现状作出的大调查和总分析。蔡和森阅读后，深有感慨地说，《新青年》以前“是美国思想宣传机关，但是到了仲甫同志倾向社会主义以后，就由美国思想变为俄国思想了，宣传社会主义了。不过在过渡期间的文章，社会革命的思想是有了，杜威派的实验主义也是有的。一直到1920年‘五一’劳动节特刊问世，才完全把美国思想赶跑了”。
5月1日，陈独秀和李达、李汉俊、施存统、陈望道、沈玄庐等热衷于马克思主义的人们在上海澄衷中学开会，马克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共同发起开展纪念“五一”的活动。与此同时，广州、北京等地工人也都破天荒地举行了“五一”劳动节纪念或庆祝活动，一股“与劳工为伍”的时代潮流迅速掀起，劳工运动如火如荼地在中华大地开展起来。正如邓中夏所说，“‘五四’运动中一部分学生领袖从这里出发，‘往民间去’，跑到工人中去办工人学校、去办工会”。以《新青年》推出《劳动节纪念号》为标志，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把“德莫克拉西”（民主）的旗帜，从知识分子阵营转移到新兴劳工阶级阵营，这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五四”运动以来的一个重大思想转折，也标志着中国现代社会知识分子开始与工人阶级相结合。他们开始重视工人、宣传工人、教育工人、团结工人，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阶级基础。
翻译《共产党宣言》：“对中国做了一件好事”
《共产党》月刊：“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
理论是行动的先导。建立政党，就必须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尽管经过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分子的共同努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了迅速而广泛的传播，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完整中译本依然没有出版。在上海，陈独秀在与李汉俊、邵力子、茅盾（沈雁冰）、戴季陶、沈玄庐等人的交谈中，不禁感叹道：“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基础薄弱，至今连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资本论》还没有完整的中译本。我们必须加快翻译出版工作的步伐。”陈独秀的感叹，也是大家的共识，于是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任务就提上了日程。
在众多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是开山之作，也是公认的经典著作，且篇幅简短，翻译出版起来相对比较容易一些。经过讨论，大家决定首先翻译出版《共产党宣言》。经邵力子推荐，大家一致同意由陈望道担任翻译工作。随后，他们把《共产党宣言》的日文全译本寄给了在杭州的陈望道。
1920年春天，陈望道回到老家浙江义乌，在自家的柴房中着手翻译《共产党宣言》。此版本由日本共产主义者幸德秋水和堺利彦合译，刊登在1906年3月出版的《社会主义研究》杂志创刊号上，以“学术研究资料”的名义内部发行。那时，日本马克思主义十分盛行，但唯有《共产党宣言》未获准公开刊行，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一直是禁书。
1920年4月，陈望道带着《共产党宣言》的译稿，如约前往上海。在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新青年》编辑部（亦为陈独秀寓所）见到了仰慕已久的陈独秀。陈独秀看后，大喜过望，对其赏识有加。为了使译文更加准确，陈独秀快信致北京李大钊，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借来《共产党宣言》的英文版，进行反复核对。经陈独秀、李汉俊校阅，译稿最终定稿。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以意译的方法为主，在许多新名词和专用术语以及部分章节标题中，如“贵族”“平民”“宗教社会主义”“贫困底哲学”等处，均用英文原文加括号的形式作了注释。在“有产者与无产者”一章的标题旁边，除了标明英文原文外，还用中文作了注释：“有产者就是有财产的资本家财主”，“无产者就是没有财产的劳动家”。
此时，因上海当局实施邮检，戴季陶主编的《星期评论》被迫停刊，《共产党宣言》连载的计划落空。恰在这时，共产国际特使维经斯基和翻译杨明斋来到了上海。陈独秀在和他们讨论建党问题时，专门提到了《共产党宣言》翻译出版的事情。维经斯基听说后，当即决定资助出版，成立了又新印刷所，厂址设在法租界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成裕里12号。
1920年8月，《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正式诞生了，作为“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的第一种，由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发行。这本用白报纸印刷的56页的小册子，长18厘米，宽12厘米，比小32开略小。每页11行，每行36字，5号繁体字竖排印刷，新式标点符号断句，侧面书眉印有“共产党宣言”字样。封面印有水红色的马克思微侧半身肖像，这是马克思1875年在伦敦拍摄的。封面署名为“马格斯、安格尔斯合著，陈望道译”。图书定价“大洋一角”，初版印数为1000册。略显遗憾的是，由于排版疏忽，书名《共产党宣言》错印成了《共党产宣言》，同年9月再版时作了改正，封面也由红色改成了蓝色。
《共产党宣言》单行本出版后，陈望道通过周作人寄给鲁迅一册。鲁迅先生阅读后，称赞道：“现在大家都在议论什么‘过激主义’来了，但就没有人切切实实地把这个‘主义’真正介绍到国内来，其实这倒是当前最紧要的工作。望道在杭州大闹了一阵之后，这次埋头苦干，把这本书译出来，对中国做了一件好事。”
除了翻译出版《共产党宣言》外，陈独秀又先后指导并要求他的同志和追随者们翻译出版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主要有恽代英翻译的考茨基的《阶级斗争》、李汉俊翻译的《马克思资本论入门》、李季翻译的柯普卡的《社会主义史》、陈望道翻译和介绍的《空想的和科学的社会主义》，为传播真理作出了重大贡献。毫无疑问，《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译本的问世，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
1920年8月，经过一番酝酿，在陈独秀主持下，李汉俊、陈望道、俞秀松、沈玄庐、杨明斋、李达、施存统（时在日本）等8人在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发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命名为“共产党”，陈独秀被选举为书记。
11月7日，依然是在老渔阳里2号，中国共产党选择“十月革命”纪念日这一天创办了自己的机关理论刊物《共产党》（TheCOMMUNIST），陈独秀任命李达担任主编。《共产党》月刊秘密出版，半公开发行，16开本，最高发行量达5000多份，是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必读材料之一。它第一次在中国大地上树起“共产党”的大旗，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基本政治主张，围绕着“为什么建党”“建设什么样的党”“党的任务是什么”等一系列基本问题进行宣传。陈独秀在《共产党》的发刊词《短言》中大声疾呼：“我们只有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本阶级，从他们手中抢夺来政权；并且用劳动专政的制度，拥护劳动者底政权，建设劳动者的国家以至于无国家，使资本阶级永远不至发生。”
根据建党工作的需要，《共产党》月刊用大量篇幅宣传了马列主义的建党思想和有关共产党的知识，其中包括共产国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俄国共产党的经验和列宁的学说，如：译载有关列宁在俄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演说、《国家与革命》第一章等重要著作。《共产党》月刊所登载的文章和资料为正在筹建中国共产党的各地早期组织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武器，使他们对共产党的纲领、性质、特点、组织原则、组织机构等问题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提高了大家对共产党的认识，对于建立一个在思想上、组织上完全统一的全国性的无产阶级政党，起了很好的宣传和组织作用。其间，陈独秀、李大钊、李达等利用《共产党》月刊等为阵地，先后与反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张东荪和梁启超、坚持无政府主义的黄凌霜和区声白展开了坚决的斗争，讨论了什么是社会主义、中国要不要社会主义、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等问题。1921年7月7日，《共产党》月刊停刊，共出版6期。
选择什么主义，就是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政治问题。诚如毛泽东当年所说：“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来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以《共产党》月刊创刊为标志，陈独秀在思想上吹响了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冲锋号，开天辟地地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举起了共产党的大旗，可谓旗帜鲜明。诚如毛泽东1921年1月21日复信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蔡和森所言：“党一层陈仲甫（即陈独秀，引者注）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出版物一层上海发出的《共产党》，你处谅可得到，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宣言即仲甫所为）。”
新青年社和人民出版社：“指示新潮底趋向”
因为《新青年》的《劳动节纪念号》共计400页，篇幅上比正常出刊的《新青年》页码超出了两倍多，《新青年》的发行商群益书社不得不从原刊售价二角提高到五角。因为事先没有征求陈独秀意见，陈独秀非常生气，认为这是为工人阶级穷苦人出版的专刊，不应该随意加价，拍桌大骂，引发矛盾，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从中调解也无效，于是陈独秀决定另起炉灶，成立新青年社，独立发行。新青年社位于法租界“法大马路”大自鸣钟对面（今金陵东路279号），这是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建立的第一个出版发行机构。
1920年9月1日，新青年社正式成立后，《新青年》从第八卷第一号开始成为中共党的机关刊物，由新青年社发行所独立自办发行。新青年社除继续出版《新青年》外，还创办了《劳动界》《上海伙友》等刊物，同时出版“新青年丛书”，如《社会主义史》《阶级斗争》《劳动运动史》《社会主义讨论集》《工团主义》等，重印了《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等书籍，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指导工人运动、启发民众思想、引导社会思潮的重要阵地。
通过创办新青年社，陈独秀团结带领李汉俊、李达、陈望道、袁振英、沈雁冰等一大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参加了《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同时联络吸收了包括《星期评论》社、《民国日报》社、共学社等社团的成员，以及青年学生和工人中的先进分子，形成了新的共产主义者的“朋友圈”，先后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简称S.Y.）和外国语学社，为党的创建奠定了组织基础。
1921年2月，因《新青年》宣传马克思主义，遭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政府的查禁。在《新青年》第八卷第六号付印时，法租界巡捕房查封了印刷厂，禁止新青年社经营出售书刊、不准在上海印刷，《社会主义史》《自由之路》等许多书籍也被掳走。4月，《新青年》跟随新青年社被迫从上海迁至广州出版发行，社址位于昌兴马路26号。
值得一提的是，在1921年初夏，陈独秀、李达、李汉俊、邵力子、周建人、沈雁冰、夏丏尊、陈望道、经亨颐等发起创办了新时代丛书社。自1922年1月至1923年12月，相继推出《马克思学说概要》（施存统译）、《马克思主义与达尔文主义》（施存统译）、《遗传论》（周建人译）、《进化论》（太朴译）、《妇人与社会主义》（祁森焕译）、《儿童教育》（沈泽民译）、《社会主义与进化论》（夏丏尊、李继桢译）等9种书籍。这些出版物均为32开本，每册数万字，封面中间有地球及双手紧握画案，象征着全世界无产者的联合。
1921年7月23日至8月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宣布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为了系统有规模地编译马克思主义著作，向民众开展革命宣传，中央局在上海建立了人民出版社，社址在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今老成都北路7弄30号），系中央局宣传主任李达的寓所，由李达负责。9月1日，《新青年》刊登《人民出版社通告》，阐明其宗旨和任务：“近年来新主义新学说盛行，研究的人渐渐多了，本社同仁为供给此项要求起见，特刊行各种重要书籍，以资同志诸君之研究。本社出版品底性质，在指示新潮底趋向，测定潮势底迟速，一面为信仰不坚者袪除根本上的疑惑，一面和海内外同志图谋精神上的团结。各书或编或译，都经严加选择，内容务求确实，文章务求畅达，这一点同仁相信必能满足读者底要求。”
1921年11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明确要求：“中央局宣传部在明年7月以前，必须出书（关于纯粹的共产主义者）20种以上。”党中央宣传主任李达负责的人民出版社，拟定几套内容丰富的出版计划，准备推出“马克思全书”15种、“列宁全书”14种、“康民尼斯特（英文“Commu-nist”的音译，即共产主义）丛书”11种、其他读物9种。由于当时白色恐怖笼罩，加上条件限制，最终未能全部出齐。1922年6月，陈独秀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里说：总计出版12种，各印3000册。据考，实际出版17种，其中不仅有《工钱劳动与资本》（即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袁让译）、《劳农会之建设》（即列宁的《苏维埃政权当前的任务》，李达译）、《讨论进行计划书》（包括列宁的《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和《论策略书》，沈泽民译）、《共产党礼拜六》（即列宁的《伟大的创举》，王静译）、《劳农政府之成功与困难》（即列宁的《苏维埃政权的成就与困难》，李墨耕译）最早的中译单行本，还有《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本重印）、《马克思资本论入门》《列宁传》《李卜克内西纪念》等重要书籍。
李达主持社务期间，勤勉敬业，好学钻研，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上取得了丰硕成果，后来毛泽东称赞他是“理论界的鲁迅”。人民出版社编印的书籍都通过可靠途径秘密运送到全国各地，指导各地党的早期组织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1922年11月，李达应毛泽东函邀前往长沙，担任湖南自修大学学长。1923年夏秋间，人民出版社归并到广州的新青年社。不久，中央局又在上海南市民国路振业里11号（今南市人民路1025号）建立了上海书店。1925年，毛泽民来沪担任党中央出版发行部经理，直接领导上海书店，先后出版“中国青年丛书”“向导丛书”，同时出版其他各类书籍达30种，其中包括瞿秋白等的《社会科学讲义》、施存统的《世界劳工运动史》，一峰和辟世编的《马克思主义浅说》，影响甚大，直至1926年2月4日被淞沪警察厅查封。
心有所信，方能远行。作为中国最早开埠的城市，在1920年代被称作“冒险家的乐园”的上海，是中国新知识、新思想、新学最主要的策源地，是中国新闻出版和传媒资讯最为发达和开放的城市，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出版事业的发祥地。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者和革命有志之士，在这里追寻真理，追求理想，投身民族解放事业，不畏艰难险阻，不畏风吹雨打，为党的出版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开创性贡献，为党的奠基、发展、壮大留下了宝贵的文化经验和精神财富。
（本文作者为解放军出版社副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