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自胡适叙述新文学发生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算起，“中国新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著述数量并不少，但是，“严格的学科意义上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是在1949年之后才建立。尽管1949年之前已经出现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大学教育，也诞生了为数可观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但是主要还是讲授者（如朱自清）、著作者的个人选择，体系化的完整的知识格局和教育格局尚不完整” （李怡：《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中的“民国文学”概念——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演讲》），而且这些大多完成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学史还无法贯穿整个抗战和抗战文学的历史。1940年代，有两部文学史涉及了抗战文学的叙述，分别是任访秋1944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和蓝海1947年出版的《中国抗战文艺史》，但相对来说，这两部文学史并没有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尤其是它们所蕴含的抗战观和文学史观，学界鲜有人论及。

任访秋1941年任教于河南大学，开设“中国现代文学及习作”课程，《中国现代文学史》以他上课的讲稿为基础而出版，遗憾的是只出版了上卷本。尽管这只是一部并不完整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尽管其主要叙述的同样是20世纪30年代之前的文学，但该书整体框架、时段分期以及章节编排，涉及了抗战和抗战文学。任著把新文学划分为5个时期，即“初期试作的时代（1917—1920）”“自然主义与浪漫主义的时代（1921—1925）”“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时代（1926—1931）”“写实主义，新写实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时代（1932—1937）”“抗战文艺的时代（1937—1943）”。很显然，作者编著此书时抗战尚未结束，只能到1943年为止，值得注意的是，任著特别强调了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像“五卅”“九一八”“七七事变”之于文学的影响，并以此为文学史的分期点，而这些事件都和中日冲突，都和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相关。尤其是“九一八”到“七七事变”之间，任著单独划分出一个时段，并以“写实主义，新写实主义，与民族主义时代”来涵括，因为涉及这一部分具体内容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下册并未出版，所以我们无从得知民族主义时代的“写实主义”与“新写实主义”更加明确的所指。不过，根据这部文学史已有部分对国共两党政治与文艺关系的有意回避，我们至少可以断定，“民族主义的时代”并非后来诸多文学史中所批判的“右翼”的民族主义文艺思潮。有研究者这样定位任访秋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作者站在民族的、抗战的立场，在提到当时已堕落为汉奸的周作人时，便用了‘周□□’，表示他不齿于人”（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正因为作者基于民族和抗战的立场，尽管作者使用民族主义时代而非抗战文艺来叙述“九一八”到“七七事变”之间的文学，尽管作者也把“七七事变”视为抗战文艺的起点，但无疑在迄今为止所编撰的文学史中，任著对“九一八”到“七七事变”的文学版图最为重视，定位也更接近历史的本来面目。

1947年蓝海出版了《中国抗战文艺史》，这是新文学史编撰中的第一部断代史，也是其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惟一的一部抗战文学史。作者只是在绪论和第一章简单陈述了“九一八”与“一二八”对文学创作的影响，这部以抗战为主旨的文学史，主要叙述的还是“七七事变”算起的抗战期间的文学。因为急就章的缘故，内容不免有些粗疏；因为资料的匮乏，很多的文艺史实都有不少缺漏；因为战争的阻隔，一些地区像延安和沦陷区的文学基本没有涉及。但蓝著的价值在于展现了当时人心目中的抗战文学观，像“由前线主义到地方文艺的兴起”“活报与街头剧”“街头诗与朗诵诗”“速写与特写”“讲演文学与小说朗读”“报告的产生”等等诸如此类的章节标题，在其他文学史中恐怕很难见到。仅从这些章节标题和文学类别来看，很显然，抗战时期“文学”和我们后来文学史书写的“抗战文学”有着很大的区别。因此，《中国抗战文艺史》的价值不在于其保留或列举了多少文学史实，而在于它传达了抗战历史现场中大家对文学的理解和定位。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历史揭开了新的篇章，作为学科的中国现代文学正式起步。新的学科，新的教程，新的文学史编纂，也水到渠成，且迫在眉睫。1951年7月，由老舍、蔡仪、王瑶、李何林署名的《〈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初稿）》（下文简称《大纲》）正式公布。《大纲》“绪论”部分，明确规定了新文学发展阶段的划分，“一、五四前后——新文学的倡导时期（一九一七——一九二一），二、新文学的扩展时期（一九二一——一九二七），三、‘左联’成立前后十年（一九二七——一九三七），四、由‘七七’到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一九三七——一九四二），五、由‘座谈会讲话’到‘全国文代会’（一九四二——一九四九）。”毫无疑问，这样的章节目录，这样的分期和体例编排，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有关新文化的论述基本吻合，也凸显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下文简称《讲话》）的重要性。

《大纲》对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文学史书写，产生了深远影响，《大纲》所设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观，成为诸多文学史教程和现代文学研究的指导方针。就在教育部组织制定新文学史教学大纲的同时，《大纲》编写者之一的王瑶，完成了《中国新文学史稿》上下两册的编纂。这是第一部贯穿新文学30余年的文学史著作，也是一部对后来产生了深远影响的新文学史著作，和《大纲》基本一致，王瑶同样以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观为指导，把1949年之前的文学划分为4个阶段。不过，王瑶的文学史很快就因“不够革命”而受到诸多批判，此后的文学史“急遽政治化”，像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第一次鲜明地以中国革命史为纲，把新文学史作为革命史的一个部分来写”（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

毫无疑问，从《〈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初稿）》开始，到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再到高度政治化的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包括其后的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以及始于1960年代由唐弢领衔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等等，这些文学史都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讲话》为理论指导，都以“左联”十年的革命文学，以及之后的解放区文学为主线，而抗战文学为了凸显《讲话》的重要性又被截分为两个阶段。这些文学史中，我们几乎看不到抗战和抗战史观之于中国现代文学叙述的影响，而且抗战和抗战文学也被编码到“解放区文学”和《讲话》意义的阐述之中。

新时期以来，现代文学史开启新一轮的编史热，并最终形成了颇为壮观的重写文学史浪潮，直至今日，重写文学史的构想（反思）和实践仍在继续。众所周知，重写文学史的大旗当属钱理群和黄子平、陈平原积极倡导的“20世纪中国文学”，而钱理群等人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下文简称《三十年》）则是重写文学史的开创性成果。“把《三十年》和王瑶、唐弢先生的现代文学史放在一起，可以看到‘现代文学’这一概念的含义已发生了很大变化。这种变化具有编写者个人的因素，更重要的是反映了现代文学史理念的时期变迁。”（洪子诚：《〈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现代文学”》）的确，不论是20世纪中国文学整体观的提出，还是《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编撰，都体现了文学评判从政治标准向文学标准的转变，文学史书写从革命史观到现代性史观的转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首先意味着文学史从社会政治史的简单比附中独立出来，意味着把文学自身发生发展的阶段完整性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钱理群也承认说：“《三十年》一书就因为我的关系，而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有了某种联系”（钱理群：《矛盾与困惑的写作》）。作为深受20世纪文学观影响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其编排体系和分期同样直接用时间概念来区隔，如第一编为“第一个十年（一九一七——一九二七）”，第二编为“第二个十年（一九二八——一九三七年六月）”，第三编为“第三个十年（一九三七年七月——一九四九年九月）”。这三个十年的划分，仅仅只是时间意义的观照，回避了以往文学史有关政治和革命意义的标识，和20世纪中国文学对整体时间意义的强调一样，“时间”概念背后都被赋予了一系列的现代性指向，有关这一点，学界已有不少论述（李怡：《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述范式》）。

尽管《三十年》试图构建新的现代性史观，尤其是一些具体章节因为基于审美性、现代性的评判，和之前文学史相比有很大突破，但从整体的阐述框架上，从分期的时间点上，《三十年》与之前以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观为指导的诸多文学史，区别并不明显。自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开始，事实上暗含了新文学（现代文学）30年的时段区分，尤其是前两个十年的划分，《三十年》和之前文学史的时间起止点完全一致。《三十年》最大的突破在于第三个十年的整体叙述，过去的文学史都特别强调《讲话》的意义，并以此作为重要的文学时段分割点。例如王瑶曾专门解释他的文学史分期依据，“我们不以抗战八年为一期，而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分期的界线，因为这讲话太重要了；解决了新文学运动以来的许多问题，使文学运动和作家的实践都有了一个明确方向” （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毫无疑问《三十年》不再因强调《讲话》而把最后一个十年的文学分为抗战前期和后期，这体现了《三十年》对文学性的重视，对文学从属政治的淡化。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三十年》有关现代文学三个十年的叙述和分期，同样是以重大政治事件为依据，同样以1928年的革命思潮和1937年的“七七事变”来区隔不同的文学时期。总的阐述框架上，《三十年》以重大政治事件支配文学史的叙述，与其所努力建构的文学性和现代性叙述范式，形成了不小的反差。这也是《三十年》出来后，有学者们所评价的那样，“在新的文学史观及其研究方法与传统的史的框架之间”（赵京华：《共同谋求现代文学史研究的整体突破》）。

如果说，《三十年》尚“带着明显的历史过渡色彩”（ 赵京华：《共同谋求现代文学史研究的整体突破》），那么时至今日，重写文学史已开展了近40年，早已越过了《三十年》编写时的历史过渡期，《三十年》也几经修订再版。回过头来，我们再重新审视一系列文学史著述，不论是基于革命史观的叙述范式，还是诉诸纯文学性、现代性史观的历史表述，不管是强调革命政治的主导地位，还是回归纯文学的价值评判，以重大政治事件来引领文学史叙述，依然是大家共同的选择。甚至彼此之间政治立场截然对立的研究者和文学史编著者，他们在现代文学30年的划分上，是出奇的一致。丁望在为《文学史话》写的序言中，有关新文学的分期，第一阶段“起步时期”，第二阶段“丰收时期”，第三阶段“战争文学时期”，这样的划分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观指导下的文学史，和《三十年》完全一致。丁望也专门阐述道：“新文学总是与时局的变化和民族的福祸有很密切的关系，感时忧国的时代精神，贯穿了整个新文学的发展史——这是有异于外国现代文学的最大特色。” （丁望《〈文学史话〉序》） “现代中国文学感时忧国的精神”也是海外学者夏志清“专论现代中国文学的一大特征”，收录在他颇有影响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的附录中。虽然夏志清在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各个版本中反复声称，“身为文学史家，我的首要工作是优美作品之发现和评审”（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译本序》），但他的小说史同样是以1928年和1937年这样重大的社会政治事件来做文学史的分期点。同样的例证还见于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司马长风写完有关30年代文学内容的中册后，他在《跋》中表明自己的文学史编写首要信条，“这是打碎一切政治枷锁，干干净净以文学为基点写的新文学史” （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中卷》），虽然他有关新文学“诞生期”“成长期”“收获期”“凋零期”的提法和其他人有所不同，但1928年和1937年同样是他文学史最为重要的分界点。

众所周知，抗战文学是现代文学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很显然，我们姑且搁置有关“抗战文学”更为内在的性质辨析，抗战文学首先是以时段命名的概念，就像有学者所说，“抗战文学就是抗战时期的文学，犹如‘五四文学’是五四时期的文学一样”（苏光文《大后方文学论稿》）。显然，近些年对于抗战的起止时间有了新的共识。但是，1937年作为抗战的起点，近些年来受到了史学界的一再质疑。不论是中国抗战史学界，还是中日历史学界，抑或是二战史研究界，大家都把“九一八”事变视为日本大规模侵华和中国人民抗战的起点， 共同认可中国人民的十四年抗战。

十四年抗战史观意味着新的抗战起始时间，也意味着抗战文学时段要有相应的调整，这样的调整无疑会给既往的文学史叙述带来巨大冲击。学者李怡对近些年现代文学研究进行了细致的评述，他总结道：“当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更倾向于将文学研究置于更大的历史文化场景，在文学与社会历史的广泛对话中发掘各种‘文化意味’”（李怡：《文史对话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确，在文史对话不断推动现代文学研究愈发深入愈发丰富的当下，面对历史学界已然达成“十四年抗战史观”的共识，我们显然不能无视之，因此，如何重叙抗战文学的历史，进而如何应对新的抗战史观带给现代文学既有阐释框架的冲击，都是我们必须正视且亟需解决的重大命题。当然，这并非把史学界的十四年抗战观简单移植到现代文学的历史叙述中就万事大吉，恰恰相反，笔者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契机，促使我们真正回到抗战的历史和抗战文学的历史，在文史对话中重新认知抗战和抗战文学。因为，过去我们对抗战文学的发生，有关抗战文学的内涵和外延的认识，太过模糊了，大家都认为抗战文学不就随着抗战的爆发自然而然就产生了吗，可是，抗战爆发的时间点有了新的共识，抗战文学还能“自然而然”地产生吗？更重要的是，这不仅仅事关抗战文学自身的命题，而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势必对现代文学阐述框架造成巨大冲击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