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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在“中国鲁迅研究五十年”学术研讨会上，张杰提出“鲁迅研究中最薄弱的是作为学者的鲁迅”。几乎同期，冯光廉等主编、集合20余位研究名家联袂撰写的《多维视野中的鲁迅》之结语“21世纪的鲁迅研究预想”也表示“‘学者鲁迅’，还是一个未曾很好研究的课题”。时至今日，关于“学者鲁迅”的研究成绩已渐显厚重。仅笔者粗略搜罗翻阅所见，相关著作不下十部，文章多达400余篇。

2001年9月14日，陈漱渝在《人民政协报》上发表《作为学者的鲁迅》，全面展示了鲁迅的学术成就。与20世纪90年代主要由《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来谈“学者鲁迅”的方式不同，该文的重点在介绍鲁迅的古籍辑校工作与金石拓片资料。而近二十年，这两方面的研究皆已成气候。对鲁迅辑校古籍与金石学问的研究，有助于冲破旧有之以《中国小说史略》为主轴、以残本《汉文学史纲要》与长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等为辅翼的学术格局，从而延展“学者鲁迅”的内涵，构建新的“学者鲁迅”形象。

一

在鲁迅辑校古籍研究方面，古典文献学专业的石祥在2012年曾做过述评，从集部古籍、小说文献、子史典籍、乡邦文献及鲁迅与文献学、古籍整理关系等五类，简要梳理了1949年以降的40多篇文章。其中，论及新世纪以后成果的部分相对较少，兹扩叙一二。

研究鲁迅辑校古籍者素来不多，持续耕耘的仅林辰、顾农、赵英等寥寥数人。1999年，林辰、王永昌编校的四卷本《鲁迅辑录古籍丛编》采用新版古籍的通用办法排印，涵括鲁迅辑录古籍的主要部分，将已出版和从未印行的二十种著作合编呈现、校勘标点，为后来者提供了文献基础和研究便利。2003年，林辰和赵英先后辞世。新世纪以来，老辈学者仅存顾农孜孜以求，考述鲁迅辑本《范子计然》《魏朗子》《任奕子》《志林》《广林》、鲁迅抄本《义山杂纂》《会稽先贤著述辑存》《穆天子传补释》《读道藏记·穆天子传》等，另撰写《鲁迅与会稽文献》《鲁迅与嘉业堂所刻书》《鲁迅抄过的古书（二题）》等多篇文章。

近十年来，一批年轻学人纷纷发力，如石祥承担教育部基金项目“鲁迅辑校古籍研究”，对鲁迅辑校之《文士传》《嵇康集》《谢承后汉书》《众家文章记录》《虞预晋书》《谢沈后汉书》等文本考辨精详，并纠谬2005年版《鲁迅全集》之《姚辑本〈谢氏后汉书补逸〉抄录说明》，其关于《会稽郡故书襍集》诸稿本的文献学研究尤见功力，拟出版之专著《鲁迅辑校古籍的文献学研究》甚可期待。再如，秦硕研究鲁迅藏校之《百喻经》、鲁迅辑校之《岭表录异》《岭表录异补遗》《续齐谐记》《云谷杂记》《会稽郡故书杂集》、鲁迅辑录之博物类古籍等，颇有成绩。谢政伟、朱成华、陈龙、阳清、李柏、蒋文等对鲁迅辑本《古小说钩沉》《虞预晋书》《会稽典录》《郭子》《祖台之志怪》等做了大量校补勘误、异文与征引资料考辨方面的工作。

近二十年来，在数十种鲁迅辑校古籍里，《古小说钩沉》的研究数量最多，约有40篇，但多为校勘商兑与阅读札记；反而鲁迅《嵇康集》研究更有突破，葛涛新发现鲁迅的校对手稿，何跞考索黄刻本及据黄钞刻本，叶当前论及戴明扬对鲁迅的校正，还撰写了鲁迅辑校《嵇康集》整理与校勘的综论性文章等。此外有王纯、李峰、王继武、罗志等人对鲁迅文献学成就、校勘学贡献、版本学实绩等方面的揭示。

简言之，新世纪以来，鲁迅辑校古籍方面的研究队伍有所壮大，专业化程度得以加强，以往流于泛泛而谈的鲁迅校本《沈下贤文集》《云谷杂记》《虞预晋书》等亦获深研，除《说郛录要》《虞永兴文录》《柳恽诗》等少数文本外，鲁迅整理的古籍大体上已有专论。只是目前仍在铢积寸累的阶段，聚沙暂未成塔，集腋有待成裘。鲍国华所作《鲁迅辑校古籍系年》力图展现鲁迅辑校古籍的生成过程以及相关学术研究基本面貌，类似成果还甚少。除李拉利写有三篇综论鲁迅《古籍序跋集》的文章外，该编向来极少被人整体讨论。而像黄凯提出的摒弃进化意义上“五四前夕”的新文化修辞、体认鲁迅古籍辑校独立价值这样有穿透力的观点，目前还显欠缺。

二

在鲁迅金石学研究方面，早在1938年，蔡元培《鲁迅先生全集序》里就称许鲁迅“注意于汉碑之图案”的搜罗是传统金石学所未有者。然而，这仅为鲁迅庞杂金石工作之一端。他至少撰写了10篇金石研究文章，整理、编辑金石书籍3部（一部未完），辑录、抄录、编制、影写的金石目录著录21份，辑录和校勘两汉至隋唐石刻拓本780多种，收藏石刻拓本5100余种、6200余张。

受限于时代认知与资料获取的不足，在鲁迅离世后的六十余年间，除胡冰详叙鲁迅对石刻画像的搜集与研究、周启付略谈鲁迅与金石拓本、孙瑛作鲁迅藏碑辑述、徐斯年讲鲁迅与吕超静墓志、张望和李允经述鲁迅与汉画像、郑欣淼说鲁迅与佛教造像等零星几篇文章外，鲁迅的金石学成就长期无人问津。新世纪后，研究势头迅猛，且愈加强劲。强英良以鲁迅日记为线索，钩稽史料，比并对照，陆续梳理上百则鲁迅藏碑刻拓片名目，写出单个碑拓概况和综合性的研究概说，分四期载于《鲁迅研究月刊》。《上海鲁迅研究》发表了顾农谈鲁迅辑校石刻、张岚述鲁迅和碑帖研究等文章。夏晓静系列性地叙及了鲁迅藏瓦当拓片、鲁迅的书法艺术与碑拓收藏、鲁迅影摹的《秦汉瓦当文字》、鲁迅藏汉画像石拓片，陈述鲁迅和周作人在拓片工作方面的关联。在新资料方面，叶淑穗经排比对照，确认发现基本完整的鲁迅遗编《汉画象考》手稿本，葛涛也新发现两幅鲁迅搜集整理汉画像手稿。在独立文本考释方面，鲁迅藏汉曹全碑拓片、鲁迅所撰《〈大云寺弥勒重阁碑〉校记》、鲁迅手稿《帖签碑目》、鲁迅编《六朝造像目录》《六朝墓志目录》等都被揭读。在新视角方面，顾农从《〈吕超墓志铭〉跋》看鲁迅抄录和研究碑刻的方法，高方英谈北大国学门对鲁迅金石研究的影响，马云论鲁迅创作的古碑投影。

这一领域的重大突破在对鲁迅抄碑的重新审视。虽早在20世纪90年代，王士菁、鲁大东已尝试换个视角看鲁迅的抄碑；但近年来随着对鲁迅金石学问成绩的廓清和认识的深入，涌现一批专论鲁迅抄碑的成果，如肖振宇从精神苦闷探因鲁迅抄碑，陈洁论鲁迅抄碑与教育部职务之关系，王芳以金石传统的三个脉络解读鲁迅抄碑，许可细考鲁迅抄碑事迹。黄乔生所写《鲁迅藏拓本全集》碑卷序言全面重估了鲁迅的藏碑抄碑。这些研究似已可打破所谓鲁迅“沉默的十年”的惯常认知，打开对鲁迅人生的新理解，打造多维立体的“鲁迅像”。

鲁迅搜购的金石拓本包括碑碣、汉画像、造像、墓志、古钱、古砖、瓦当等众多品类。其中，有关鲁迅藏汉画像的研究最为活跃。既有杨义、许祖华等从宏观方面的整体把握，又有李浩、孙保瑞、杨剑龙等对鲁迅藏汉画像拓本的具体考述；既有陈江风从汉画学学科建设出发考量鲁迅，又有姜异新由汉画像生发鲁迅之问“今人如何遥想古人，西方如何观看东方?”；既有戴晓云、牛天伟等对鲁迅藏汉画像做形象分析，又有赵献涛、孙伟、沈伟棠等探究汉画像对鲁迅创作、文学史研究、封面设计的影响。另，沈伟棠对鲁迅的“图像证史”观念及其实践的分析，指出了鲁迅在中国美术史研究现代转型方面的特殊贡献。2018年9月，国内首次召开了“鲁迅与汉画”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集收入20多篇文章，并获正式出版。

除论文外，亦有一批涉及鲁迅金石学研究方面的著作问世。王锡荣、乔丽华选编的《藏家鲁迅》中选有碑铭、汉画像等，并附有编者解说。杨永德等编著《鲁迅最后十二年与美术》、萧振鸣《鲁迅美术年谱》、张素丽《鲁迅与中国传统美术》等皆有与金石相关的章节。自2014年起，北京鲁迅博物馆编《鲁迅藏拓本全集》之汉画像卷、砖文卷、瓦当卷接连出版。其出版说明及各卷前言均精当扼要，所附《鲁迅金石杂抄（汉画像部分）》《鲁迅汉画像年表》则可资查考。

相较对鲁迅辑校古籍的讨论，研究鲁迅金石学方面的成果专业化程度不高，少数画像学、书法学专业人员会涉猎其间，而更为相关的出土文献学、古文字学的专家则注目不多，类似马瑞考出鲁迅辑校石刻手稿文字误释、缺脱等现象的成果尚属鲜见，对鲁迅校记、书目、拓片等单篇文本的解读仍太少，基础研究的空间还很大；然而，优势在学术视野更为开阔，问题意识更具深度，所用方法更加多元，尤为难得的是，驾驭全局的综论性文章次第而生。赵成杰、张瑞田各有关于鲁迅金石学研究实践的概述文章。张杰的《作为金石学者的鲁迅》气象宏阔，平正谨严，逐一探讨鲁迅从事了哪些金石研究，其在传统金石学框架下占怎样的位置，以及鲁迅如何在石刻访求、校勘、著录等方面进行金石研究诸问题，最终论定鲁迅金石研究之独特价值。孙郁的《鲁迅：在金石、考古之趣的背后》更上层楼，将传统金石学与西方考古学并置观照鲁迅的学问世界，认为鲁迅从金石之趣中提炼出现代艺术的底色，从域外考古学成果中建立起多维的思维结构，提出鲁迅自认“学匪”背后的雅正之气，恰是纯正的学术意识。

三

鲁迅的文学史特别是小说史研究仍是这二十年来的热点话题。周锡山、鲍国华、欧阳健、张兵、聂付生、温庆新与中岛长文等学者的多部著作问世，欧阳健《中国小说史略批判》还一度引起争鸣。研究鲁迅小说史的论文数量更在150篇以上，或为新时期至新世纪之间同类成果的4倍左右，即便“研究之研究”的述评文章亦有多篇。2020年，王松锋从文本释评、版本介绍、勘误补缺、编纂方法、“小说史观”、“小说观”、修订过程、编纂意图、学术史等多维度对新世纪以来《中国小说史略》研究做了简要述评，虽多罗列篇目，但也可起线索之用。

就大的推进来说，鲍国华、符杰祥、赵京华、张永禄、施晓燕等人的研究使鲁迅与盐谷温之公案基本得以澄清，鲍国华、李雪、李云、汪卫东、温庆新等人的研究大体钩沉出《中国小说史略》的成书及修订过程，王齐洲、关诗珮、欧阳健、路杨、温庆新等人的研究已着力析解《中国小说史略》在中西“小说”资源与观念之间的内在裂隙。其余如《中国小说史略》的述学文体、经典化过程、文章观念等亦有新得。

从研究人员看，国内仅少数学者长期致力于此。最可期待的是鲍国华，2008年出版《鲁迅小说史学研究》后仍深耕不辍，或揭示《中国小说史略》关于“小说”和“小说史”的理论设计，思考“小说如何入史”；或研判《中国小说史略》的文学史类型，分析其介乎教材与专著之间的双重学术职能；或专论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推敲小说史如何讲授的问题；向内精研文献，下苦功，做鲁迅《小说备校》校勘札记；向外借重教育史视野，钩沉北京大学国文门研究所小说科史料，探究鲁迅小说史研究的制度性支持；横向引入同时代人的小说研究做对照，论述胡适“中国章回小说考证”与中国小说史学兴起之关系；纵向扩展到鲁迅文学史研究，围绕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如此规划有致、步步为营、扎实推进的“学者鲁迅”研究难能可贵。

新世纪以后，在鲁迅的文学史研究方面，从成果数量上看，研究态势似乎热闹且向好，但仍有相当部分的文章在炒冷饭或泛泛而论，学术泡沫泛起。相较古籍辑较、金石学两方面，鲁迅文学史研究的虚假繁荣格外明显，或与此领域积淀多、上手快、易出成果不无关系。研究分布亦不均衡，重头仍是《中国小说史略》，而《汉文学史纲要》尚停留在校勘正误和命名讨论的阶段，真正有学术分量的还较少。所谓《汉文学史纲要》的编撰、特色及价值等讨论多为皮相之谈，仅抓住鲁迅表面上说了哪些内容是不够的，更关键的是要知道这些内容里哪些是鲁迅重复别人的观点、哪些是他独特的看法、意欲对话的对象是什么。实际上，《汉文学史纲要》除第一篇外，各篇篇后均附有“参考书”，倘肯下功夫，不难厘清鲁迅正文与参考内容的文本关系。

概而言之，近二十年讨论鲁迅的文学史研究，在具体话题和局部分支方面，越发深入，但整体学术框架仍未脱开陈平原1993年发表的《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的笼罩。倒是王学谦《文学史家的鲁迅?》中对“学者鲁迅”的拆解，提出了需要正视和直面的逼问。

四

除前文按研究领域分疏的三个层次的鲁迅学术工作之外，近二十年来“学者鲁迅”的构建还离不开对鲁迅学术人生的剖析。

在鲁迅学术渊源研究方面，张杰用力最深，在鲁迅同时代人里，聚焦鲁迅对遗老学术圈代表罗振玉、王国维古文献及古史研究的采纳与发挥，盘点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对鲁迅文学史著述的影响；在学术传统上，考校鲁迅与扬州学派中坚人物王念孙、汪中、焦循、阮元等人的学术关联，指明鲁迅对广涉文献学、目录学和辨伪学诸多领域的古代小说研究者胡应麟的择选。另有孙郁《鲁迅的暗功夫》从鲁迅驳杂的知识谱系出发，综论鲁迅学术与创作的传统之源与域外之音，刘德银则略论鲁迅对晚清学术思想的承传与超越。此外，陈方竞、顾琅川、杨义、王晓初等关注鲁迅对浙东学术特别是史学传统血脉的吸取，陈雪虎、彭春凌、林少阳、陈学然等人的专著中均有章节论及鲁迅与章太炎的关系。

对鲁迅学术渊源的辨别查考，多仰赖于鲁迅藏书与其日记书账。新世纪以来，韦力先在《鲁迅研究月刊》上连载《鲁迅所藏古籍漫谈》，随后出版《鲁迅古籍藏书漫谈》。该书仅以《鲁迅藏书目录》为线索而写，未能亲身翻看鲁迅藏本。直至2016年，韦力撰《鲁迅藏书志·古籍之部》面世，自家纠正前作，完成近千部古籍提要的写作。另有金纲编著的《鲁迅读过的书》，可对照参看。此外，李宗刚、许祖华、孙淑芳、刘润涛等对鲁迅知识结构的研讨，也是相关研究。

在鲁迅学院生涯研究方面，新世纪之初，桑兵、洪峻峰各有专论鲁迅与厦门大学国学院风波的文章。2008年前后有毕绪龙谈鲁迅的学术志趣与现实选择，陈占彪从学术与批评之间的徘徊出发，分析鲁迅的身份困惑与角色体认。同年，陈占彪还发表了相关主题的系列文章，论述学术之于鲁迅的意义。而后，姜彩燕、黄乔生、张洁宇皆围绕鲁迅的“弃教从文”与人生选择做过精彩论述。朱崇科《广州鲁迅》辟专章谈鲁迅教学教务的纠葛，介绍“时为中山大学教务主任的鲁迅”，论析鲁迅对学院教授身份的弃绝。与此领域相关的还有鲁迅与顾颉刚关系问题，王富仁专著《鲁迅与顾颉刚》中多有辨析；卢毅、符杰祥、邱焕星等均有交恶新探类的文章，周晓平考察了鲁迅对“整理国故”的矛盾态度。

在鲁迅学术交游研究方面，孙郁的“鲁迅与五四文化名人”系列论著中多方梳理了鲁迅与友人间的学问往来与分歧。陈洁有多篇对鲁迅与北京高校同事、与教育部同僚、与胡适等交游考论的文章。综论方面有孙海军的《鲁迅北京时期的人际交往、学术走向及心境变迁——以“过年”为中心的考察》，另有赵成杰考述鲁迅与高步瀛之交游，杨焄论及鲁迅与许世瑛的学术因缘，侯桂新勾勒鲁迅与钱玄同交往始末等。

关于鲁迅学术人生的研究，目前还相当分散，特别是将鲁迅具体的学术实践与其整体的学术人生乃至人生选择紧密结合讨论的还少之又少。2010年再版的吴俊《鲁迅评传》仍是自其1992年初版之后唯一的鲁迅学术评传。另，鲍国华编有《鲁迅先生学术年表》。颇可一提的是，刘克敌2018年出版的《鲁迅与20世纪中国学术转型》着重研究了鲁迅的学术精神、学术观点及学术方法对20世纪中国学术的影响，虽不以鲁迅学术本身为重点，但系统呈现了“学者鲁迅”的历史价值与当代意义。

总之，“学者鲁迅”是新世纪鲁迅研究的一个渐成前沿的学术话题，是富于诱惑又颇具挑战的论域，尚未开掘以及未能深挖的研究空间仍相当大。诚如董炳月2016年9月于“鲁迅研究在二十一世纪”学术研讨会上所言：“学者”是鲁迅的常态，是“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的基础；鲁迅的学问未能得到充分研究，“回到鲁迅”的工作仍未做完，“关于鲁迅，遗漏、未知的东西还是很多”，应系统研究鲁迅在中国近现代知识体系当中的位置。

就挑战而言，首先，“学者鲁迅”是鲁迅研究中难度最大的学术领域之一。现代文学学科外的学者对鲁迅其人理解未深，而学科内的研究者又往往受限于跨学科的知识盲区。换言之，当下的学科学术体系与培养机制难以造就可以全盘驾驭“学者鲁迅”这一领域的学术人才。其次，“学者鲁迅”研究需要相当长的研究周期，于今浮躁环境中，难合于日常学术考核机制，事倍功半，学术产出比低；无鲁迅般毅力与热忱，必觉清苦寂寞，难以为继；前期成果或多琐屑零散，难免碎片化之讥。再者，在新时代的条件下，重新构建“学者鲁迅”绝非纯为学术而学术之事。康凌曾回顾鲁迅逝世后至“文革”前的“学者鲁迅”建构史，徐妍则指出20世纪90年代被重构的“学者鲁迅”是当时中国学者自我存在的“镜像化”，他们的困惑与追求化作“学者鲁迅”被重构的潜文本。长期以来，“学者鲁迅”被等值于“退居书斋”，将现实与学问二元对立；如今能否破除既有的“学者鲁迅”认知框架、能否贯通其不同的人生阶段而不再拘囿于“沉默的十年”、能否将“学者鲁迅”从“学院鲁迅”里剥离出来从而关注其本色、能否在“学者鲁迅”身上寻到超克眼前读书人迷惘堕怠的精神支撑，无不是巨大的考验。

路漫漫，何其远，谁人求索？

2021年2月20日，于中关村竹马斋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0世纪中国文学学术话语体系的形成、建构与反思研究”（批准号：20&ZD280）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