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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国华:新世纪 20 年来鲁迅小说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来源:《文艺理论与批评》 | 鲍国华  2021年04月17日10:54

在鲁迅的全部创作中,小说受到最早也最持久的关注。最初的研究,无论是《小说月报》主编恽铁樵对《怀旧》的评点,还是新文化运动肇始后吴虞对《狂人日记》主题的解读,以及周作人对《阿Q正传》、沈雁冰对《呐喊》艺术形式的分析,均以小说为着力点,体现出鲁迅小说研究的向度与限度。如果说思想研究标志着鲁迅研究的整体高度与深度,那么小说研究在分享这一高度与深度的同时,还承载着鲁迅研究的底线。百年来,有关鲁迅小说的评论与研究,汗牛充栋。在前人成果的延长线上推陈出新,实属不易。因此,不同时代的鲁迅小说研究,在与前人的对话中,往往也最能彰显研究者的智慧和灵性,并借此呈现时代精神的火炬不断传递的轨迹。新世纪20年来的鲁迅小说研究,也是如此。

一、小说研究的内与外

整体上看,新世纪20年来的鲁迅小说研究处于一种相当稳定的状态,受到关注和阐释的始终是鲁迅小说的正向价值。这固然基于鲁迅小说自身的成就和地位,也源于研究者共同遵守的一个基本预设,即从“正典”的立场出发,解读和评价鲁迅小说,致力于挖掘并呈现鲁迅小说在文学史上的典范意义。研究者在小说的形式与内容、或文本的内部与外部研究中,各有侧重。

在小说“格式的特别”即形式研究方面,从文本出发,阐释鲁迅小说的诗学价值成为研究者的共识。赵卓《鲁迅小说叙述艺术论》(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从叙述结构和叙述修辞入手,对鲁迅小说的叙述艺术做出了深入分析;张箭飞《鲁迅诗化小说研究》(广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关注鲁迅小说“丰盈的诗意”,依据诗歌的文体特征分析鲁迅小说,着力于凸显其内在的音乐性;曹禧修《鲁迅小说诗学结构引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对鲁迅小说的结构类型做出了细致的划分,其中“智情双结构”,连接启蒙理想、言说困境、读者意识等多重阐释维度,有独到的发现;谭君强《叙述的力量:鲁迅小说叙事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2014年版)从经典叙事学理论出发,考察鲁迅小说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转换中的意义和作用;郑家建《被照亮的世界:〈故事新编〉诗学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从多重文化的视角考察小说文本,着重分析小说中的戏拟、隐喻等形式意味,不仅对《故事新编》的诗学价值做出了迄今最为深入的开掘,还有效地拓展了鲁迅小说诗学的研究视域。反讽是鲁迅小说的重要技巧;王沁《鲁迅小说文体反讽性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立足于小说文体学,指出反讽是鲁迅小说重要的文体特点之一。同样以反讽为切入点,王本朝对《离婚》中的话语权问题做出深入分析;李今将反讽视为《伤逝》中几乎无处不在的一个结构原则,并指出鲁迅具有的反讽世界观;李国华则强调反讽的诗学特征与鲁迅对辛亥革命的理解之间的关联是理解《在酒楼上》作为一个反讽性文本的关键因素。

鲁迅小说研究的独特性在于,不仅能够借助层出不穷的各种理论,实现阐释的不断更新和深化,而且可以加深研究者对理论的理解,甚至参与对理论的建构,进而推动理论的更新和深化。鲁迅小说对各种理论普遍的适应性及强大的挑战性,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堪称独步。鲁迅小说研究由此成为各种理论集中表演的舞台。严家炎《论鲁迅的复调小说》(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借助巴赫金的“复调理论”对鲁迅小说进行了开创性的解读;吴晓东深化了由严家炎开创的对鲁迅小说复调诗学的研究,着力于阐释鲁迅第一人称小说的复调性;吴康对鲁迅小说时间镜域的探寻,刻印着海德格尔式的理论印痕;董炳月、阎浩岗从互文性理论出发,分别对《狂人日记》和《祝福》做出深入阐释。此外,张业松对《呐喊·自序》言说方式的解读,杨剑龙从视觉文化视角对鲁迅小说的观照,朱寿桐对《呐喊》叙事变焦问题的探讨,逄增玉对鲁迅小说的非对话性与失语现象的发现,于小植从修辞角度对《孔乙己》《阿Q正传》的细读,谭苏从修辞层面对鲁迅小说形象色彩的分析,朱崇科对《肥皂》隐喻性的破解,王黎君对鲁迅小说语言模糊性的总结,刘潇雨从阅读接受史层面对《阿Q正传》讽刺艺术的再认识等,都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出发,丰富了鲁迅小说诗学研究的视野。

也有研究者致力于打破不同文类、甚至不同艺术门类之间的界限。在鲁迅一生的创作中,杂文创作持续时间最长、数量最多,与小说之间的关联也较为明显,引发研究者的关注。孙绍振对鲁迅杂文家和小说家身份之关系进行了详细的梳理;袁国兴关注鲁迅小说与杂文在体式上的“互侵”问题;甘智钢集中考察鲁迅小说的杂文化倾向。对小说与其他艺术门类之间关联的研究,有孙淑芳《鲁迅小说与戏剧关系研究》(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许祖华等《鲁迅小说的跨艺术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则探讨了鲁迅小说与音乐、绘画、诗歌、散文、电影、戏剧的关系。

在小说“表现的深切”即内容研究方面,研究者有意打破传统的主题阐释模式,提出新见。李宗刚从制度史视角考察鲁迅小说诞生的历史机缘,关注通俗教育研究会等促使鲁迅对现代小说的认识产生质的飞跃的重要因素。姜振昌对《故事新编》在中国现代新历史小说中的地位和意义进行了全面总结;谭桂林从生命伦理的视角观照《狂人日记》;周楠本对《眉间尺》故事出典和《理水》中的人物有细致的梳理和分析;陈国恩从《祝福》入手呈现鲁迅启蒙主义观念的转变;杨联芬、贾振勇从女性主义视角关注《伤逝》;吕周聚、袁少冲对《肥皂》的主题意蕴提出新见;袁盛勇梳理自我意识与鲁迅小说中的死亡叙事之关联;谢晓霞考察鲁迅小说中“孩子”形象的变化及其意义;彭小燕从存在主义哲学出发对鲁迅小说进行全面观照;黎保荣着力阐释鲁迅小说中“病”的文化;翟业军从恶魔性视角解读《药》;孙刚指出《故事新编》中包含三种异质文本:历史、现实和自传性文本,以寓言的方式呈现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世界;杨志从作为“大传统”的启蒙意识和“小传统”的民间宗教伦理的角度讨论《祝福》;张娟立足民族国家视野,阐释《伤逝》中新人的塑造和新路的选择;金理考察《狂人日记》与现代中国青年文化和青春想象的紧密关联与深刻差异;罗华对《离婚》中的伦理困境和欲望叙事展开分析;赵牧从情色想象与权力秩序角度重读《肥皂》;丰杰发现《阿Q正传》中的辛亥革命叙事演绎着国民意识被吞噬的过程;李明将鲁迅小说定义为“自我小说”;哈迎飞侧重鲁迅小说中的他者和自我辩证关系;祝宇红关注《故事新编》的现实讽喻和叙事渊源;谭德晶《鲁迅小说与国民性问题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以鲁迅对国民性问题的探索为中心,对其小说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

鲁迅小说的文学和文化精神资源,也是研究者关注的热点。王晓初从越文化视角对鲁迅小说的乡邦资源进行了细致钩沉;张克、顾红亚分别考察了《阿Q正传》和《故事新编》中的越文化因素,前者兼及游民问题,立论新颖;陈方竞凸显鲁迅小说与魏晋时代深刻的精神联系,细致分析了《呐喊》《彷徨》从“魏晋参照”到“魏晋感受”的精神意蕴;邢程、何旻探讨了《故事新编》对章太炎诸子学的继承与超越;吕周聚《鲁迅文学作品中的异质因素》(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详细梳理鲁迅小说的域外文学谱系;王学谦阐发《狂人日记》对尼采酒神精神的取舍;汪卫东丰富和拓展了对《狂人日记》材源的查考,在日本学者最为擅长的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

也有研究者不限于单一的形式或内容研究,而致力于将二者打通。季剑青从文本内部的表意机制出发,探索《狂人日记》背后的鲁迅历史观;袁一丹关注《伤逝》及其相关文本对死亡的言说,从中寻找诗学阐释的可能性;李志连分析《呐喊》《彷徨》中的物件细节,视角独特;朱崇科《鲁迅小说中的话语形构》(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中山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结合跨学科视角与文本细读方法,考察鲁迅小说中不同层次的话语形构;吴翔宇《鲁迅小说的中国形象研究》(九州出版社2016年版)立足中国的现代转型,分析鲁迅借助小说重建中国形象的逻辑起点及话语实践;蒋永国《鲁迅小说形象流变新论——从中西文化之“个”切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则从鲁迅与中西文化之“个”的事实关系入手,呈现鲁迅三部小说集的内在关联;龙永干、鲍国华分别从《晨报副刊》《小说月报》的场域入手,将研究对象置于创作—发表—阅读的传播链条中予以观照,还原了《阿Q正传》《怀旧》文本生成的历史语境;国家玮《启蒙与自赎——鲁迅〈呐喊〉〈彷徨〉的思想与艺术》(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细致分析了鲁迅小说的第一人称叙事特点及反讽、抒情的修辞特征,借此阐释鲁迅的知识人身份及其文化立场如何参与其小说风格的构成,有效地贯通了鲁迅小说的思想与艺术研究。

无论是侧重形式还是内容,抑或兼顾彼此,新世纪20年来的鲁迅小说研究尽管研究者和研究成果数量众多,但在较短的时间内,选题撞车、思路因袭、方法雷同的现象屡见不鲜。成果的数量与质量,不成比例。

二、小说研究的再问题化

任何时代的文学研究,特别是经典作品阐释,大抵是在既有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史框架之中立论,也难以避免时代精神症候的影响,在知识塑型和观念整合上,均受益并受制于此。隶属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领域的鲁迅研究亦如是。1980年代及其以前,鲁迅研究曾经独异于中国现代文学,起到对本学科乃至整个文学研究和思想文化领域的引领作用。然而,鲁迅研究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曾经的显学地位,实属学术的非常态。“文革”造成的思想文化的荒漠形态,使1980年代的鲁迅研究能够产生空谷足音般的震撼效果。而1990年代以来,随着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形态的转变,特别是思想的淡出和学院派学术地位的不断提升,鲁迅研究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风光不再,进入了更为常态化(也可能是平庸化)的学科发展阶段。这既是时代的精神症候使然,也源于学科内部的自觉调整,即有意识地纠正1980年代相对空疏的学风,转向更为扎实有序的理论建设和知识积累(是否会因此抽空鲁迅研究的学术生命力,则言人人殊,难以达成共识)。行走在1980、1990年代以降迂回曲折的延长线上,新世纪20年来鲁迅研究的危机与生机并存,在对前人成果的吸收、拒斥和相互纠缠中,也产生了一些新问题、新思路和新方法。特别是在学科建制和人才梯队培养日益常态化、体系化的背景下,几代学人共时性地开展研究,彼此在学术的对话和冲突中呈现出的时差与视差、洞见与不见,催生了鲁迅研究包括鲁迅小说研究的再问题化。

新世纪20年来鲁迅小说研究的再问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对一些经典文本和经典问题的反转式研究,其价值不仅在于思路的转换或方法的更新,还在于悬置或抽离既有的阐释体系,重新激活文本和问题。

李怡认为将《狂人日记》当作社会历史文献还是文学作品是两种不同的读法,后者是在现代中国白话文学起始之日就直接步入现代主义境界的典范,昭示着鲁迅感知和表达人生的最独特的思维的经久不衰的价值,从而在文学日益边缘化的现实背景下重申其重要价值;郜元宝对“鲁迅为何没多写小说”这一旧问题提出新见,认为鲁迅后期弃写小说是基于现实考虑的不为而非不能,并借此反思小说“一超独霸”的现象,使思考的向度超越了问题本身;刘彬则在其商榷文章中指出鲁迅不多写或不再写既是因为不为也是因为不能,在这不能与不为之间,显示着其文学理念、小说特质以及写作限度等重要问题。鲁迅小说创作的艺术谱系一直是研究者关注的热点,限于研究者的学术视野和外语水平,相关研究更多涉及单一作家作品或某一语种文学对鲁迅的影响,全面梳理艺术谱系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姜异新对鲁迅留日期间阅读的“百来篇外国作品”进行了详细的钩沉考辨,进而从小说家的创造性出发,考察阅读积累在鲁迅的文学观(小说观)形成过程中的意义。这种兼具史料性和理论性的研究,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张丽华致力于对《怀旧》《药》《明天》等具体文本的解读,从不同角度阐释鲁迅在中外小说形式之间的选择与转化,突破了影响研究或平行研究的理论框架,有效地呈现出中外小说观念与艺术之间的有机性,其价值不限于鲁迅小说研究自身;刘春勇沟通中外思想,从“多疑”“留白”“油滑”等关键词入手,对鲁迅小说展开更为立体的思考,在诗与史、文与哲的辩证中为鲁迅小说研究开辟了新的路径。鲁迅小说具备“虚构性叙事作品”的现代属性,但其中“实”的因素,即原型和本事问题,也一直引发关注。周作人曾对此大做文章,在提供珍贵史料的同时,也难免夹带私货。新世纪20年来,研究者对这一问题的阐释,则超越了虚与实的简单对照,转而挖掘其文本价值和思想内涵。郜元宝发现《弟兄》的二重反讽结构,对旧典(《诗经》《论语》中的语句)和今典(由兄弟怡怡到兄弟失和)的消化是小说修辞成败的关键;张洁宇挖掘《伤逝》中隐含的兄弟隐喻,借此阐释周氏兄弟的人生观分歧。邢程打捞《祝福》中的“私意”成分,提出祥林嫂死于人间关系与社会秩序在其生活中的彻底坍塌,这是鲁迅在“兄弟失和”后对自身处境的隐微投射与象征。

其次是跨学科视野的不断拓展。借助历史学、地理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人类学的思路和方法,在鲁迅研究中并不鲜见。但在新世纪20年来的鲁迅小说研究中,上述学科的作用已不限于对文学的参与和辅助,而是在研究过程中与文学学科呈现互为主体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不同学科视野的融合。这也促使研究者不断发现并阐释鲁迅小说内在的丰富性。

刘俐俐从人类学视角思考《故事新编》中故事与小说的关系,进而发现其特殊的文本程式,导致文本没有阐释边界、属各时代读者、意义多向等特性,这正是后现代意义发生的方式;陈建华从商品视角解读《肥皂》,发现小说预示着鲁迅从国民性整体批判转向对城市生活与家庭结构的观察。鲁迅小说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引发青年学者的关注。黄锐杰从社会史层面立论,探讨《祝福》中隐含的中国乡土社会的伦理危机;李哲通过对《离婚》的解读,指出鲁迅将离婚从“五四”风行的文化思潮中剥离出来,视之为地方社会内部各种权力博弈的社会事件;国家玮借助历史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方法,将《风波》置于1920年代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挖掘鲁迅在“听将令”这一价值选择之外隐曲的历史感觉,并试图在阶级话语及启蒙话语之外,把握到一种更具阐释力和普遍性的民众心理机制。以上研究的共同特点是较为熟练地运用了各学科的思路和方法,使不同学科在鲁迅小说研究中形成有效的对话。

再次是鲁迅小说研究的再政治化。“文革”时期政治对文学的压制和毁灭,使1980年代的鲁迅小说研究立足于“反政治”的思想立场,从文学自身的主体性出发,试图挖掘鲁迅小说的“纯文学”价值。但研究者对“政治”理解的过于狭窄和“纯文学”概念的游移不定,以及潜意识中“以文学抵抗政治”的思维方式,使研究时而陷入“从文学到文学”的循环论证。进入1990年代,研究者不再刻意强调文学和政治的对立和对抗关系,希望赋予文学更加超脱的地位,体现出“非政治”的理论追求,对鲁迅小说的精神价值既有所发现,也不无遮蔽。事实上,在鲁迅小说生成和被接受的20世纪,政治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存在。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实现文学与政治的脱榫,而在于如何理解政治,理解政治与文学之关联。新世纪20年来,研究者对“政治”的理解不再局限于政府、政党或国家机器等实体层面,转而关注更为广泛的、在精神领域中无处不在的文化政治。鲁迅小说研究因此呈现出“再政治化”的倾向,向政治诗学拓展。

汪晖通过对阿Q生命中六个瞬间的分析,提出一系列事关中国革命的历史阐释和文学叙述的重要问题,思考向度超越了文学的范畴,趋向对百年来中国革命的精神史的破解和追问;仲济强指出《风波》既显白地呈现了鲁迅对政治局势的理解,又隐微地回应了战友们有关文学介入政治的歧见,不仅反省了智识者的伦理资格,也开拓了独特的文学政治的路径。对启蒙的理解和反省,成为鲁迅小说研究再政治化的重要维度。金理将《伤逝》主题归纳为“造人”神话的反省、“伪士”批判的形象化书写和日常生活的辩证法,将小说视为启蒙之父对启蒙的反思;罗岗揭示《阿Q正传》深刻地预见了“乡里空间”崩溃所带来的悲剧性与革命性并重的后果,阿Q的“解放”构成了重新理解“启蒙”的关键;谢俊认为对阿Q的多重解读和争论,源于鲁迅对启蒙的复杂认识及其处理启蒙困境时所制造的叙事机制。邱焕星则强调鲁迅小说的故乡书写并非真实再现,而是启蒙主义的叙事再造。这是一种关于故乡的“他者化”建构,造成启蒙客体、主体和实践三重“失语”的困境,最终导致启蒙的自我瓦解。鲁迅小说研究的再政治化有意避免从前人研究的延长线上立论,而是跳脱出来,开展独立的观察和思考,具有强烈的批判意识和不盲从权威(包括鲁迅本人)的理论锐气。

再问题化的研究趋向使新世纪20年来的鲁迅小说研究颇具活力与创造性,但也不无争议,并引发“过度诠释”或“脱离文学”的疑虑。事实上,再问题化的意义不在于具体结论的确凿不移,而在于提供思考与阐释的可能性。

新世纪20年来的鲁迅小说研究成果众多,限于篇幅,本文只能选择一些代表性成果进行浮光掠影式的简单描述。而且在2020年代的第一年回顾与反思刚刚过去的20年的研究,也难免距离过近,为时尚早。整体上看,新世纪20年来的鲁迅小说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对一些具体问题有明显的突破和创新,也呈现出众声喧哗的多元化格局。然而,这些突破和创新大多发生在学院内部,表现为技术主义的推进,以及源于专业领域内部的旨在维持和稳固“学者-专门家”这一体制内身份的创新驱动,而不是出于作为思想个体的知识人寻求精神超越的生命诉求。同样,所谓众声喧哗的多元化格局,也可能意味着表面的嘈杂和实质的无声(失语)状态。相对而言,学院外的声音较为微弱,也不易引起研究者的关注。成仿吾、张定璜、李长之、张承志等人在俯仰之间审视鲁迅及其作品、体现同行之间思想碰撞的研究成果越发鲜见(尽管有时不那么客观友好)。鲁迅小说以一种文学文类的身份成为研究者冷静观察的对象,彻底被纳入学院化的知识生产和价值建构的体系之中。在纯文学的阐释框架内,小说成为拯救“文学家鲁迅”的良器和为这一身份辩护的底线。鲁迅小说超越文学文类的思想和行动意义,则可能被忽视和遮蔽。可见,在追求知识的系统完善和理论的深刻高远的同时,有必要对学院派研究自身的盲点做出警惕和反省。鲁迅小说的意义,不限于文学文类,也不止于思想观念或社会经验的载体,而本身就是一种独特的精神存在。是走进鲁迅的小说世界,关注其独特思考和表达方式,还是跳出鲁迅的小说世界,在近现代中国小说的形成与流变过程中动态地关注鲁迅小说,在这看似矛盾的选择中,也许蕴含着鲁迅小说研究未来的空间和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