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回顾这百年历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我们的党是如何从弱小走到强大，从低谷走到高峰，是如何一步一步成为中国文化的领导核心，又是如何引领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能够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最重要的两个法宝就是紧紧抓住了“枪杆子”和“笔杆子”。“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判断，与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在上海发动的“四一二大屠杀”有关。这次大屠杀让中国共产党人清醒地认识到：没有枪杆子，中国的革命就无法取得真正的胜利；没有枪杆子，中国共产党人只能任人屠戮。而中国共产党开始真正意识到“笔杆子”的革命作用，则源于对一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论争”的纠正。

1928年，在上海爆发了一场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论争。论争一方为创造社和太阳社。创造社的作家们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已经登上历史舞台，大革命失败后有必要加强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工作，他们针对当时的文艺创作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作家要努力获得无产阶级意识，克服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根性，文学创作要以工农大众为对象。太阳社认为文艺创作要提倡表现反抗精神，抨击社会的黑暗与罪恶。而论战的另一方鲁迅则认为，文艺创作要继续坚持五四以来的思想革命，即针对整个社会、面向民族生存观念的革命。他不赞成“革命文学”倡导者所张扬的“组织生活”论，主张文艺必须反映社会真相，才于社会有益，于革命有益。

为宣传自己的文学观念，自1928年初，创造社成员开始先后撰文批判鲁迅。1928年1月，冯乃超在《文化批判》创刊号上发表了《艺术与社会生活》。1928年5月，成仿吾在上海《创造月刊》发表《毕竟是“醉眼陶然”罢了》。太阳社的蒋光慈、钱杏邨也发表了《关于革命文学》《死去了的阿Q时代》等文章，纷纷讨伐鲁迅。创造社、太阳社以排炮的形式，对鲁迅发动了全面的攻击。

这些攻击文章让鲁迅十分生气，不久鲁迅便决定展开反击。1928年3月12日，鲁迅在《语丝》上发表了《“醉眼”中的朦胧》，首先回击了成仿吾、李初梨两人对他的攻击。接着，他又在《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一系列文章中，与创造社和太阳社展开了激烈的论战。

这场激烈的论战很快便引起了我党高层的注意。论争一开始，周恩来同志就严肃注视着事态的发展。1928年2月24日，郭沫若离沪东渡日本之前，周恩来曾到郭沫若家中拜访，指出创造社、太阳社的矛头应该指向新月派，而不是鲁迅，论争双方应该团结起来，而不是搞“内战”，并希望郭沫若将他的意见传达给青年作家们。

对于创造社、太阳社，自它们成立，党中央便一直给予高度关心。负责党的理论宣传工作的瞿秋白曾登门拜访郭沫若，肯定他们批驳所谓的“国家主义”的文章，并邀请创造社成员在他主编的《新青年》季刊上发表文章；在党内担任重要职务的秦邦宪则积极帮助创造社募集筹办出版部资金，同时还十分关注创造社的办刊倾向。当他获悉《洪水》打算将1926年底的几期内容全部刊载“纯文艺”作品时，迅速致函创造社，对《洪水》编者进行批评和劝勉。同时，党还非常注意在创造社发展共产党员，逐步建立起一个革命文化的战斗堡垒。南昌起义后，党吸纳郭沫若入党。1928年初，经周恩来同意，郭沫若邀请共产党员李一氓和阳翰笙加入创造社，并和潘汉年共同组成创造社内的党小组。同年5月至9月，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立三的提议，从日本回国的朱镜我、彭康、李初梨、冯乃超、李铁声、王学文等人在潘汉年的介绍下，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李立三还派潘冬舟跟创造社联系；派吴亮平指导工作，具体抓杂志。正是在党的领导与帮助下，创造社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革命文化组织。

与此同时，党中央也非常重视太阳社的创办与发展。主持中央工作的瞿秋白和中央干部杨匏安、罗绮园、高语罕等曾参加太阳社成立大会。瞿秋白本人应蒋光慈邀请，常到太阳社“亲加指导”。为更好地促进党在两个文学团体中的作用，当时法南区委还将太阳社中20余名党员分为两个党小组，并和创造社的一个党小组合编为“第三街道支部”。这些都足以证明我党不仅重视文学这个特殊的战斗武器作用，还非常重视对文学的领导。

但对于这次发生的论争，由于一些客观原因，党中央当时并未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制止，导致论争逐渐产生一些消极影响。但不久，随着中共六大的召开，这次论争很快便被党中央意识到必须要尽快纠正。

1928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周恩来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担任中央秘书长兼组织部部长，宣传部部长为蔡和森。六大后，时任中央秘书长的周恩来回到国内。他从潘汉年和冯雪峰处了解到这次论争又有了新的发展。他敏锐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遂决定采取有效措施停止文化界的这场内部争论，尽快消除分歧，团结一致，组成一个共同对敌的文艺团体。同时，还要采取有效方法加强对进步文化战线的领导。1929年6月，党在上海召开了六届二中全会，会议决定成立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具体工作由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宣传部部长李立三负责，在八九月间，李立三对上海文艺战线论争的情况作了调查研究。9月，党中央便组织成立了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10月，党中央正式通过江苏省委向创造社和太阳社中的党员发出了“党中央关于停止同鲁迅论争的指示”，并派中宣部文委书记潘汉年、秘书吴黎平下到基层贯彻执行中央决定。

1929年10月初，正在上海中华艺术大学任教的中共党员夏衍突然接到中宣部文委书记潘汉年的通知，让他参与筹办左翼作家联盟。潘汉年向夏衍传达组织决定：“组织上决定，要立即停止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之间的论战。要团结以鲁迅为首的一批与我们战斗目的相同或者基本相同的要求进步的作家。我们与他们的关系，应当是一个广泛的、联盟的关系，我们要与他们一起，向我们共同的敌人战斗，而不是内部之间，为了意气，为了一些无聊的字句，喋喋不休地争论。”

听到潘汉年这么说，夏衍十分赞成。他对于当时发生在上海的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之间的论战也感到深深的忧虑。这时，夏衍在心里还是很有些顾虑，他只是写过一些剧本，自己并不是文艺圈里的活跃人，至多敲敲边鼓，写些小文章，现在要以作家身份出现在筹备小组中，这合适吗？但想到这是中央的决定，是中央要求结束这场文艺论战并建立统一战线，可见中央对文化战线的重视。在这种情况下，自己被确定参加左联筹备工作，那肯定是党中央在慎重考虑后做出的决定。自己作为一名党员，必须要服从组织安排。

这次见面后，夏衍对自己在文艺界能起到怎祥的作用，心里并没有底。为了完成这项任务，夏衍只好去找好朋友、同为左联筹备小组成员之一的钱杏邨谈心。

钱杏邨坚决主张夏衍参与筹建左联。钱杏邨晚年曾忆述他当年的看法：

为了争取鲁迅对左联的巨大支持，必须有人经常与鲁迅打交道。当时在党组织领导下几个主要从事筹备工作的人大多是原创造社、太阳社的。像乃超和我都与鲁迅有过文字之争，夏衍没有参加“革命文学论争”，不存在这个问题，而且他与鲁迅已有点往来。同时，他虽然是太阳社支部的，同太阳社人员自然很熟，与后期创造社的几位也熟（他们在日本时就认识了），太阳社与创造社（主要是从日本回来的几位）文字上也交过锋，记得第三街道支部还为此将双方召集在一起开过会，解决了一些问题，但彼此思想意识上都有毛病，互不服气，所以，增进团结问题仍然存在。党一再提醒我们首先要搞好党内这些同志的团结。我想，代表创造社、太阳社一些同志去做鲁迅工作，夏衍更能发挥作用，同时也有利于进一步调整两个社团成员之间的关系，加上，我同夏衍住得很近，常常交谈，他经常在创造社、太阳社的刊物上写文章，彼此比较了解。（吴泰昌：《阿英忆左联》，《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1期）

钱杏邨的这番分析可谓是入情入理。夏衍打消了自己最后的一丝顾虑，全身心地投入到左联的筹建工作中，并联合钱杏邨、冯雪峰等人一起做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的沟通、说服工作。

按照党中央的要求，时任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李富春同志曾召开了一次太阳社、创造社党支部会议。在会上，李富春要求他们终止与鲁迅的论战。李富春说：“你们的论争是不对头的，不好的。”李富春认为，鲁迅是五四以来优秀的启蒙主义者，“他对我们党员个人可能有批评，但没有反对党。对于这样一位老战士、先进的思想家，站在党的立场上，我们应该团结他，争取他”。上级组织的指示使阳翰笙等人意识到党组织对于团结鲁迅的坚定立场，身为党员的阳翰笙等人坚定地表示服从党的指挥。正是这次会议，为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握手言和打下了坚实基础。

为加强党对左翼文艺界的领导，党中央适时提出了“停止内战，加强团结”的方针，并提出在上海筹备成立左联。筹备成立左联，正值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国民党反动派一方面对我党革命根据地进行军事围剿，另一方面在国统区实行文化“围剿”。当时的斗争形势迫切要求我党要把上海的左翼作家们团结起来，与国民党反动派争取宣传阵地，吸引广大民众支持其思想，共同与国内反动派做斗争。

正是在党中央的有效领导下，到1929年秋，创造社与太阳社中的许多年轻人，通过一年多的认真思考，开始认识到鲁迅思想的独特深刻性及巨大价值所在。他们也通过夏衍等各种关系，向鲁迅表达了捐弃前嫌的意愿。而鲁迅本人通过这一年多时间潜心研读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的著作，在思想上也更加靠近和认同无产阶级文艺了。因此，他乐于接受冯雪峰、冯乃超、彭康、李初梨这些年轻人的善意。

1929年10月至11月间，中宣部文委书记潘汉年要冯雪峰去同鲁迅商谈成立左联的事情，并同时传达中央两条意见：一是中央希望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及在鲁迅影响下的人们联合起来，以这三方面的人士为基础，成立一个革命文学团体。二是团体的名称拟定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看鲁迅有什么意见，“左翼”二字用不用，也取决于鲁迅，鲁迅如不同意用这两个字，那就不用。

当冯雪峰受命找鲁迅谈话，商量成立左联的时候，鲁迅完全赞同成立这样一个革命的团体，对于“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的“左翼”两个字，鲁迅态度很明朗地说：“‘左翼’两字还是用好，比较明确一些，旗帜可以鲜明一些。”

经过党组织的充分酝酿与协调，左翼作家联盟筹备小组（参加者共11个，即筹备小组的10个党员和文委书记潘汉年）1929年10月中旬（“双十节”之后不久）顺利召开讨论会。这次筹备小组会议由潘汉年主持，会议的主要内容是：由潘汉年传达中央主张停止文艺界“内战”，反对宗派主义、关门主义，以及组建左联的意见。会议一开始，潘汉年首先请阳翰笙传达党组织意见（会议之前，时任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的李富春代表党中央与阳翰笙有过一次正式谈话）。阳翰笙把党团结鲁迅、尊重鲁迅的意见正式传达之后，夏衍及大部分的小组成员纷纷表态，拥护李富春的意见。钱杏邨等人随后也作了自我批评，说自己对鲁迅态度不好。但也有些同志对此持保留意见，他们分辩说，鲁迅只是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不是马列主义者，为什么不能批评呢？但最终，大家还是达成共识，按照党组织的要求，团结鲁迅、尊重鲁迅。

潘汉年在会上还传达了党中央为该小组规定的两个需要尽快完成的任务：一、拟定左联发起人名单；二、起草左联纲领。会议最后一致决定：这两个文件拟出初稿后，先请鲁迅审阅，得到他的同意后，再由潘汉年转送中央审定。同时，会议还作出两个决定：一、创造社、太阳社所有的刊物一律停止对鲁迅的批评，即使鲁迅的文章中还有论战的言语，也不反驳，对鲁迅要尊重；二、分派夏衍、冯乃超、冯雪峰三人专门负责筹备小组与鲁迅的联络工作。鲁迅目标太大，不宜太多参加筹备小组会议，因此夏衍等三人需经常把小组会议的情况向他报告。

会议结束后不久，潘汉年与李初梨先后发表了《文艺通信》与《普罗列塔利亚文学应该怎样防卫自己》两篇文章。这两篇文章的发表代表着历时近两年的“革命文学论战”终告结束。

1929年冬季的一天，夏衍与冯乃超带着拟好的两个文件（左联发起人名单、纲领）来到鲁迅家中，请他审阅。鲁迅拿到文件后，戴上眼镜，极为认真地逐字逐句地阅读。读完纲领，鲁迅沉吟了片刻。过了好一会儿，鲁迅慢慢地说：“我没意见，同意这个纲领。”随后，鲁迅又看了筹备小组拟定的左联发起人名单。有些人鲁迅并不认识，夏衍、冯乃超认真地给鲁迅作了介绍。鲁迅听后表示认可。

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夏衍等人的努力，左联成立所需要的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完成。最后，就剩下左联成立大会开会地址的问题。经过充分协商，筹委会最终选中了中华艺术大学。中华艺大除具备地理环境和自身条件外，还有一点就是它离鲁迅的住所景云里很近。

经过充分准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1930年3月2日下午在中华艺大隆重举行。参会正式代表有40多人，包括鲁迅、夏衍、潘汉年、冯乃超、阳翰笙、冯雪峰、戴望舒、冯铿、柔石、殷夫、王任叔、洪灵菲、姚蓬子等。

鲁迅在大会上作了题为《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发言。鲁迅的讲话尖锐有力，语重心长，充满了现实主义的、恳切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该发言在大会上引起了强烈震动。其后，鲁迅、夏衍、冯乃超、钱杏邨、田汉、郑伯奇、洪灵菲当选左联常委。周全平与蒋光慈是候补常委。成立大会总共进行了5个小时，直到晚上7点才在热烈的欢呼声中宣告结束。

左联成立后，归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领导。左联历任党团书记为冯乃超、阳翰笙、冯雪峰、钱杏邨、耶林（张眺）、丁玲和周扬。任白戈在《我在左联工作的时候》一文中，对左联组织机构的描述如下：“左联下面的组织，完全和党的组织一样，分为沪东、沪西、闸北、法南（法租界和南市）四个区。”

此后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左联积极团结一切革命作家，他们以鲁迅为旗手，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对于“新月派”“民族主义文艺运动”“自由人”“第三种人”及“论语派”等的文艺观点开展了有力批评，对国民党反动文艺政策进行了坚决地批判与斗争。正是在左联的坚强领导下，中国的左翼文艺运动取得了巨大成就。左翼文化运动在中央文委的领导下蓬勃开展。首先派出左联骨干成员筹组各界左翼联盟。1930年3月田汉等发起成立左翼戏剧运动联合会；5月20日，杜国庠、王学文等筹组了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社联”）；7月，许幸之、于海等发起筹组了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美联”）；8月戏剧运动联合会改为左翼剧团联盟（1931年1月改为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即“剧联”）……这些团体号称“八大联”。1930年10月，在中央文委推动下，各联盟联合成立了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文总”），形成了完整的左翼文化联合战线。这个“文总”，实际上就是中央文委的对外公开机构。它是所有左翼文化团体的总协调机关，但它的组织机制跟左联等相似，也有公开的秘书处书记和宣传、组织部门，内部也有党团，党团书记多数情况下由中央文委的负责人担任，有时候推选一位适于公开的左翼人士担任。之后，中央文委不断传达中央声音，组织领导左联等各大联盟开展文化斗争。1931年，左翼文化遭受挫折后，“文总”率领左翼文化界奋起抗争；在左翼出现关门主义倾向的时候，“文总”指导左翼调整战略与策略；在国民党提出“文化剿匪”政策后，“文总”领导左翼文化界顽强斗争，突破“文化围剿”的重围。同时，左翼作品大量涌现，鲁迅的《故事新编》以及他和瞿秋白的杂文，茅盾的《子夜》《林家铺子》《春蚕》，蒋光慈的《咆哮了的土地》，丁玲、张天翼、叶紫等人的小说，田汉、洪深、夏衍等人的剧作，左翼众多进步诗人的诗歌，这些作品都以其思想艺术的新拓展，在广大读者中产生了广泛影响。另一方面，在左联的培养下，沙汀、艾芜、叶紫、周文、蒋牧良、艾青、蒲风、聂绀弩、徐懋庸等一批左翼优秀作家纷纷涌现。他们的出现给中国文坛带来许多生气勃勃的作品，成为20世纪30年代文坛上的活跃力量。同时，左联在当时还有一大作用，就是吸纳“寻找者”。所谓“寻找者”，一种是原本为中共党员，大革命失败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现在要寻找党组织恢复关系；另一种是进步青年或人士向往革命，在寻找党团组织，“这两种人都把参加左联作为参加党组织的一种途径”。

鉴于左联的蓬勃发展与影响日益扩大，国民党反动政府采取了取缔左联组织、通缉左联成员、颁布各种法令条例、封闭书店、查禁刊物和书籍、检查稿件、拘捕刑讯、秘密杀戮革命文艺工作者等措施对其进行破坏。但左联仍顽强战斗。1935年底至1936年春，为建立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文委根据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令，决定解散左联，全力推动各界抗日救亡活动。

虽然左联的历史不过短短6年，但是它以在当时的巨大作用以及对后世的深远影响，成为了中国革命文学史上的丰碑。

从停止论争到筹建左联、领导左联，党中央对于左翼文艺工作所采取的一系列举措，既抓住了机遇，因势利导，又建立起具有无产阶级特性的文艺全局性战略思想。这种思想的建立，对于促进中国革命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时至今日，党对文艺工作的坚强领导一直是我们取得一切成绩的源泉与动力。这个方针，我们必须要毫不动摇地把它坚持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