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王火说，有时候，一个人或一家人的一生，可以清楚而有力地说明一个时代。王火的抗战经历与革命生涯，就恰恰是这个时代最可宝贵、永不过时的精神财富。

记者多次采访王火老师，此次在王火女儿王凌的协助下，根据平时与老人的交流内容，完成了本篇访谈，以此作为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之际，一个老党员对党的一份深情献礼。

《王火文集》

王火（左）与蒋蓝（右）

王火，本名王洪溥，原籍江苏南通如东。1924年7月生于上海。新中国成立后在上海总工会筹委会文教部工作，任编审干事。1950年参与筹建劳动出版社，任副总编辑。参与创办《工人》半月刊。1953年调北京中华全国总工会，筹办《中国工人》杂志，任主编助理兼编委。1961年后在山东做过十几年中学校长等工作。1983年调成都任四川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参与筹建四川文艺出版社，任第一任书记兼总编辑。自20世纪4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作品有《英雄为国——节振国和工人特务大队》《霹雳三年》《平鹰坟》等。1996年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先进生产工作者称号，被四川省省直机关工委授予“优秀共产党员”称号。1997年长篇三部曲《战争和人》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以及国家图书奖。

我家曾是《新华日报》工作地

遍览各种“主义”，最终选定道路，跟着共产党走

记者（以下简称记）：你首次发表文章是什么时候？

王火（以下简称王）：1942年7月初，18岁的我由上海到南京，去合肥冒险偷越日寇封锁线，步行至河南洛阳，经陕西入川，到达重庆，辗转到江津投奔在县城当律师的堂哥王洪江。这年，我考入了国立九中高一分校。后来成为我夫人的凌起凤，当时就在九中高二分校。

1943年夏天，九中高一分校发生了一起震惊“陪都”的学生中毒事件。那几个晚上，我心急火燎，写了一篇措辞强烈的评论《九中就医学生感言》，次日投寄给《江津日报》，报社立即发表了这篇千字文。我这篇文章对当时的江津县卫生所的官僚主义、医生冷漠等现象进行了抨击，后来听同学们说，这文章对医院的抨击令人痛快……

这是我首次发表文章。看到自己的文章变成铅字，被人传阅，真的是自豪和喜悦！什么叫“金不换”呢？我意识到了为民呼与鼓的重要性！于是从那年在江津开始，我不断练笔，常有小说、散文、特写在重庆的报刊发表。

记：你很少提到你的父亲……

王：我六七岁随父亲王开疆来到南京。父亲是与时俱进的人，曾经在著名爱国实业家张謇创办的大生资本集团担任高管，后来与友人聂海帆创办了三吴大学，掩护救亡运动的学生。他发誓不为日本人服务，最终蹈海明志，这对我有很大冲击。

这里要提到一段我很少说的往事。父亲早年在南京购有一套别墅，平时很少使用。后来与地下党有了接触，他慨然把房子提供给《新华日报》社无偿使用。当然为躲避当局的耳目，也签订了一个租赁合同。这个时间我查阅了一下，《新华日报》在南京出版是1949年4月30日，但应该追溯到1937年秋和1946年夏。那时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在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曾先后两次在南京筹备出版《新华日报》，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阻挠破坏，未能实现……

大学毕业时，美国哥伦比亚新闻学院给了我一笔奖学金，让我有机会赴美深造，但我主动放弃了。抗战胜利那年，我与中共地下党员有了密切的交往。以笔为枪，投入抗战，还曾秘密协助地下党在南京等地恢复《新华日报》的工作。我和母亲还到南通营救关在狱中、有可能被枪决的中共党员……

我清楚记得，20世纪30年代，父亲带着我乘坐飞机，两次都是与当时《新华日报》的人同行。后来才知道，那个笑声爽朗的高个子就是大名鼎鼎的乔冠华。我在40年代就可以入党，但党组织告诉我，我以新闻记者的身份，更有利于宣传……

记：你多年前谈到过马克思主义对你的影响。

王：那是1998年全国马列文论研究会成立20周年暨16届年会上，我发言说，五十几年前，我还很年轻，在上大学，为了确定自己的信仰与人生道路，遍览各种“主义”的书。那时“三民主义”是必修课，共产主义的书是禁书，但地下党的同志悄悄送了马克思主义的书给我读。我也订阅了《新华日报》，并从大后方的新华书店购到毛泽东的著作；我在大学图书馆里，连德国国社党的党章党纲都找来读了。经过比较、鉴别、挑选，我终于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作为信仰，决定了跟共产党走作为自己的道路。这篇题为《“主心骨”与“金钥匙”》的文稿，发表在《文艺理论与批评》上，后来《求是》杂志也转载了。

书写传奇，让英雄家喻户晓

希望文坛出现更多反映工人题材的好作品

记：你无意于宏大叙事的写作，而是在记叙大半生经历的过程中，不断对波澜壮阔的现代史提出追问，进行清晰的思想深犁，对迂回曲折中前进的民族根性进行发掘——像节振国、李秀英这样的人物层出不穷，他们葆有“中国式脊梁”的钙与盐。

王：1961年，我从中华全国总工会调到山东临沂，在省重点中学临沂一中当校长。在那里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里要谈谈我写节振国的经历。

节振国1910年生于山东武城县刘堂村（现属河北故城县）一户农民家庭，他10岁时被父兄挑在筐里，逃荒到开滦赵各庄煤矿，长大后到煤矿当工人。1938年3月，英国资本家投资开的开滦煤矿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节振国被推举为赵各庄煤矿工人纠察队的队长。1939年秋，由冀东地委书记周文彬介绍，节振国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5月，节振国在晋察冀分局党校学习结业后，仍回到工人特务大队工作，经历了无数惊心动魄的战斗，他刀劈日本宪兵的英雄事迹至今在冀东大地流传……8月1日，节振国壮烈牺牲，时年30岁。周恩来在重庆知道了他的事迹，指示文艺工作者要创作关于节振国的作品，教育人民，打击敌人。

从1956年开始，我用一年多的时间深入冀东8个县，体验矿区井下生活，走访了老矿工、游击队员和节振国的家属等百余人。我根据17个老矿工回忆绘制的“1938年赵各庄简图”，真实描述了节振国领导工人运动时的区域状况。简图详细记录了地下党员的家、教堂、胡同、燕春楼剧场等40多个地点，真实还原了历史原貌。对这一题材，我先后创作了中篇小说《赤胆忠心》、长篇小说《血染春秋——节振国传奇》等，向国内外介绍了这位传奇式英雄。最初的作品在1956年《中国工人》杂志上连载，1957年经修订后由工人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初版虽然只有8万字，但影响非常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作了连播，戏剧工作者创作了现代京剧《节振国》，又拍成电影在全国放映，还被改编为话剧、评书、连环画等，1961年更被译成外文发行国外。

节振国这个英雄的名字家喻户晓，他那崇高的民族气节和无私无畏的斗争精神，永远激励着后人！

我留到现在的89件写得密密麻麻的采访记录本、信件等采访材料，好几万字。这些笔记本和信笺的纸张早已泛黄，但字迹依然清晰。如1938年的气候志，涉及80人的10多页“唐山及开滦工运史料人名单”、采访节振国亲属的两万多字记录等。同时，还形成了节振国大事记和人物小传等，这些采访材料证明了我为《赤胆忠心》投入了很多心血。我被开滦集团授予“名誉矿工”称号，并收到矿帽、矿灯等纪念品。希望日后文坛有更多反映革命工人题材的好作品问世。

2015年，筹建中的节振国纪念馆来人找到我，我的题词是：“赤胆忠心节振国，血染春秋抗敌倭。英雄为国中华魂，精神永存壮山河。”

“一目了然”，我要写到最后一口气

年过六旬，为救小女孩导致左眼失明

记：你几乎不提及自己左眼失明的经过……

王：几年前中央电视台白岩松来成都家里采访我，我略提了一点。

那是1985年5月，成都盐道街新的出版大楼正在修建，工地上沟渠纵横，建筑材料堆满了过道。一个下雨天，我拿着一部书稿的清样去出版社上班。因为去得早，单位几乎无人。远远地我听到一个小孩的哭声，循着哭声找去，发现一个穿着红色毛线衣的小女孩掉进了一条约一米宽的深沟里。恰好看见沟边正走过来一个年轻人，我便对他说：“哎！小伙子！你下去把那小孩拉起来呀！”岂料那小伙子毫不理睬，叼着烟，视而不见地走开了。于是，我毫不犹豫地跳下深沟，用双手把小女孩托上来。获救的小女孩立即跑开了，我自己却上不去了。深沟齐到我的胸部，雨越下越大，我急于脱离困境，便用皮鞋尖在沟内土壁上踢了一个可支撑脚尖的凹形，单足踩住，双手扶住沟沿，奋力一跃。没想到，我的头部猛地撞到一根钢管上，我又跌进了深沟……待我努力爬上地面，头部已严重受伤，左侧面全部瘀血，先是出现脑震荡症状，接着颅内出现血点，左眼视网膜受了伤。

经过治疗、休养，颅内出血与脑震荡总算治好了，但后来因编辑工作和写作过度劳累，左眼伤疤破裂，视网膜脱落，终至失明。

记：那一年，你61岁了，正在重写《战争和人》。

王：对！恰恰就在重写的过程里，我左眼失明了。

有一部美国电影叫《鸳梦重温》，讲一个人受了伤，过去的事全忘了，连自己爱的人都不认识了。原来我不大相信这样的事。我倒没有达到那样的地步，但当时认不得人了，说不出来话，后来很多事也忘了，也是那种情况，所以我现在相信那部电影是有事实根据的，并不是胡编的。医生叮嘱说：“你是作家，最好还是写写东西，把你的记忆恢复起来。”

记：对你而言，重写《战争和人》的过程是一个并不痛苦的过程！

王：不太痛苦。当然，从生理方面来讲还是有些困难，毕竟只有一只眼嘛。记得当我刚只有一只眼的时候，上楼梯就摔过几次；当我倒开水的时候，两眼没有一个焦点，一倒就倒在手上；我搛菜的时候，筷子就搛到碗外面去了；写字的时候，字迹就很潦草了，有的时候就像“画符”一样。一只眼又不能用电脑，其实，如果我有两只眼的话，掌握电脑还是很快的。

“一目了然”也好！一个沉得住气的作家，与寂寞是分不开的！如果一个作家很浮躁的话，那他是写不好的。习惯成自然，安于寂寞成为我的一种自然状态。不讲话，从早到晚坐在那儿写，我习惯了。其实，我是很希望保持安静的。我曾经说过，雨果84岁，萧伯纳94岁，他们都是写到最后一口气的呀！作家嘛，崇高的使命就是写作。不让我写作，难受得很。麻将，我会打；桥牌，我也内行。但我对这些都不感兴趣，我不愿为它们浪费时间。

记者手记：

2021年2月16日，大年初五中午，收到王火老师发来的一段语音：“蒋蓝同志，我给你拜个晚年啦，祝你们全家幸福，牛年吉祥！样样都好，祝你创作丰收。我在医院里，女儿王凌告诉我说，你在写我（指的是《王火：以健雄之笔记录时代》，刊发于《文艺报》），哎呀让你费心了……你有一支非常非常锐利的笔……在此我希望你保重身体，多多写出好作品！我想，争取过些时间春暖花开了，要是我能够出院回家，我们有机会见面，我就很高兴了！代我问文学朋友们好，大家都好！”真情流淌，情怀满满。

2014年初，王火将自己的手稿、信札、字画、著作等4000多件珍贵文献资料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收藏。在家里所剩不多的物品里，有一块铭牌他十分看重，那是在纪念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时，由中国作协颁发给参加抗日战争的老作家的，上面镌刻着8个大字：“以笔为枪，投身抗战”。王火在《月落乌啼霜满天》（《战争和人》第一部）卷首写下一句话：“有时候，一个人或一家人的一生，可以清楚而有力地说明一个时代。”他的抗战经历与革命生涯就恰恰是这个时代最可宝贵、永不过时的精神财富。

新中国成立后， “王火”这一笔名开始启用，这来源于文豪高尔基的一句话：“用火烧毁旧世界，建设新世界”——他觉得“火”字简单又是红色，还可以烧毁旧世界。倏忽70多年过去，这团火仍然熊熊燃烧。

在我的感觉里，王火老师是“名字是火，气质如水”，与他晤面，有如沐春风之感。从前年起，年过九旬的王火老师每年秋季以后都有半年时间在医院，很少回家，但他对文学的关注从未减弱。他女儿王凌告诉我，现在家里又书满为患了。因为王火一直在买书，王凌每隔几天就要回家去收他的快递包裹，都是书！现在，家里有几百个没有拆开的纸箱子，几乎堆满了所有房间。有领导准备到家里看望他，但实在腾不出几个人坐的地方……这个买书不止的习惯，恰是一位97岁的长者关注文学、青春常驻的表现。

王火让女儿转告我：他去年初完成的长文《解放初上海宣传工作的台前幕后》，分为上下两部分，刊载于《上海滩》2020第一期、三期，这是他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的新作。

理想之光、希望之火，成为照耀王火一生的方向。王火之“火”，恰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盏明灯。

2021年2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