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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考察现代文学红色经典在知识系统中的“位系”问题是对其进行阐释的必要任务。从中国左翼文学到红色经典，意义变迁和叙事元素的延续、变异都深刻地体现在两类文本之中，这是赓续新文学传统的表现。红色经典是与欧美左翼文学时间距离最小的文学形态，它是世界现代文学在革命时代的最后一种范式。红色经典与世界左翼文学实时互动的史实，使后者成为红色经典不可或缺的释义学背景。红色经典同样是世界文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文学史的知识建构理应经受知识社会学的检视。

关键词：红色经典；知识社会学；文学传统；释义背景

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看，1950—196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红色经典在知识系统中的“位系”问题很值得探讨。作为特殊历史的文学史不但要关注静态的形式价值，而且要触及动态的文学之“在”的血脉；在此知识建构过程中，历史主义是比纯粹形式先验论和单纯质料先验论更为有效的方法。“历史只能从历史中才能得到理解，并不能‘跳出’历史之外，占据一个在历史之外存在的静态的、独断的立场来进行体认。”如此看来，红色经典在世界文学中的位系问题就理应成为文学史研究的必要任务。从最显在位系关系看，红色经典的创作实践不仅继承了中国新文学传统，而且与世界左翼文学有着密切的实时互动关联，它不是中国大陆范围内封闭建构、自说自话的文学现象，而是世界文学同频共振的文学史现象。从世界范围看，中外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有很大的时间差，如中西启蒙文学、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文学都有很大的时间距离，但包括红色经典在内的广义的中国左翼文学却是与欧美左翼文学时间差最小的文学形态。二者几乎是同时出现的文学现象，这是中国现代文学进程中不应被忽视的史实。这一历史景观启示我们，在阐释红色经典时至少要将中国左翼文学和欧美左翼文学作为不可或缺的释义学背景。如果把红色经典放入世界文学格局中考察，可以说，它是世界现代文学在革命时代的最后一种范式。

一

红色经典对中国左翼文学的继承不仅表现在文学外部，更表现在文学内部。深入文本是探查二者关系的必由之路。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1940—1970年代的解放区与大陆中国文学对30年代左翼文学的继承主要体现在政治组织者对作家和知识分子的思想和生活方式的规训和管理上，而在创作上则已经大相径庭。此类观点割断了文学写作传统的连续性，以外部描述遮蔽了文学内部传统延续的事实，它实际上是由某种主观意识所导致的知识体系的断裂。事实上，文学传统的延续机制是非常复杂的。其中，文本传统是更为根本的所在，包含在文本中的意义元素、叙事传统才是最需要认真勘定的精神传统。

左翼文学的革命理性与红色经典的革命理性之间有一种天然的联系。革命理性是中国左翼文学的灵魂，阶级论作为一种世界性社会思潮渗透到左翼文学之中并延续到1950—1960年代文学里。革命的目标是破坏一种旧制度、创立一种新秩序，社会主义是破坏过程的结果，也是新建设过程的开始，它是现代性民族国家建设的必然归宿。“汉语知识界的一个流行误识是，仅把资本主义民主式的民族国家建构视为现代化，而社会主义民主式的民族国家建构则被视为封建复辟。这种论断尽管流行，却很成问题。社会主义民主式的民族国家的理想，源流于法国启蒙运动，它同样是现代性的一种构想。”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文学以激进的姿态出现在文坛上，它当时并不能代表主流意识形态，红色经典则代表着初步获得合法地位的意识形态；没有左翼文学的革命理性也就不可能有红色经典的社会主义话语，二者是不可分割的完整逻辑过程。红色经典的理性特征比左翼文学更为明晰，其意义焦点更为集中、意义体系更加完备，它是一种意义生产的再生性升华的标志。从左翼文学到红色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意识由初步渗透于文学中到在文学中全面展开，这是一个强大的“实践-意识”传统，红色经典作家正是在认同这种“实践-意识”的前提下进行创作的。深入其文本内部，我们就能够清晰地看到这种“实践-意识”的传承。从知识位系的角度看，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书写并非始于红色经典，早在左翼文学时期就已经有了较完备的叙事。也就是说，红色经典对农村变革的理性思考可以在左翼文学中找到其源头。1930年，洪灵菲在其长篇小说《大海》中就曾开列出12项农村革命的成就：组织了农民自卫队；结束了农村的私斗；解除了对农民的剥削；集股建了消费合作社；开办了信用合作社；开设了革命小学；妇女得到了解放；制订了劳动保护法；没有了叫花子、偷窃；设立了公共看病处，免费为农民看病；建立了交通网；设立了村俱乐等。这部小说中显然有一种被预先透支的现代性，在作者笔下似乎一个现代大同社会已经降临中国乡村，而事实上当时左翼作家所预约的美好愿景是一个十分浩繁的乡村现代化建设工程，它到红色经典时期才得以全面展开，且其实施过程相当艰难。中国左翼文学提前透支现代性的激进表现遭遇了现实的挑战，正如马尔库塞论：“在伟大的历史性革命运动中，想象曾经在短暂的时期内无拘无束地参与制订过一个新的社会道德和新的自由机构的方案；接着，它却牺牲于有效理性的需要。”马尔库塞的论述不仅适合于左翼文学，同样也适用于红色经典，《三里湾》《创业史》《山乡巨变》等同样受到后来现实的有效理性的质疑。这类小说是试图消灭私有制、改造人性并为此执著努力的社会实践的产物，其的“应然”指向与左翼文学一脉相承。对这个“应然”指向的评价尽管不是今天的事情，但必定是明天或后天的任务，否则，我们将失去进步的能动性。《三里湾》《创业史》《山乡巨变》无疑是体现《大海》所提出的乡村变革的“实践-意识”的全面展开的文本。红色经典的革命理性正是在左翼文学基础上进行深化与拓展的结果。

红色经典作家或直接参加左翼作家联盟、或受到左翼文学作品的深刻影响，这类史实必须予以重申，因为它是红色经典作家延续“实践-意识”的直接证据。1933年梁斌在北京加入“左联”，他的“第一篇反映二师学潮和高蠡暴动的短篇小说《夜之交流》，发表在北京左联主办的《伶仃》月刊第二期上”。这个短篇可被视为是《红旗谱》的“前文本”。吴强、欧阳山都于1933年在上海加入“左联”，后者曾受到鲁迅先生的直接指导。同样是在1933年，孙犁中学毕业后到北京流浪，父亲托人在市政府为他谋到一个职位最低的公务员差事。孙犁回忆当时读书的情况时说：“那时买书，是节衣缩食，所购完全是革命的书。我记得买过六期《文学月报》，五期《北斗》杂志，还有其他一些革命文艺期刊，如《奔流》、《萌芽》、《拓荒者》、《世界文化》等。”上述刊物中除《奔流》是鲁迅、郁达夫于1928—1929年编的文艺月刊外，其他全都是“左联”创办的刊物。周立波于1934年在上海加入“左联”，从事编辑工作。杜鹏程回忆说：1934—1936年间“我在老师的启发和帮助下，接触了左联和许多进步作家的作品。象巴金的《家》、蒋光慈的《少年漂泊者》、《哭诉》等，许多作品都象磁石一样吸引着我”。由此可见，大部分红色经典作家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文学活动、文学教育与左翼文学有着密切联系。“左联”的宗旨和左翼文学作品深刻地影响、培育了他们，其建国后的创作很自然地延续了左翼文学的精神传统。

知识社会学非常注重对价值等级体系的分析（如马克斯·舍勒），其中也包括对文学作品中价值转换问题的分析。按照舍勒观点，与人的“精神价值”（包括“审美价值”（美丑）、“公正价值”（对错）以及对于认识真理的纯粹认识的价值在内的领域）相对应的是由那些追求真理、美以及正义的知识分子组成的“文化共同体”。从价值观转换的角度看，红色经典继承了左翼文学把个体渴望价值融入集体渴望价值的传统，或者说红色经典瞄准的是利益共同体的最普遍、最优先的渴望价值。红色经典在左翼文学基础上进一步优化并推进了这种渴望价值的传播与认同。红色经典渴望价值的形成有其历史渊源，它的渴望指向在新文学发端期就已经萌生了。无论是现代国家的建立、民族的复兴，还是自主、平等的渴望价值都不是红色经典所首创，而是继承新文学思想资源的结果。比如，在红色经典中普遍渗透着男女平等的观念，这个价值追求并非始于红色经典，早在五四文学、左翼文学、抗战文学、延安文学中就有了这样的追求。五四文学首倡男女平权思想，左翼文学在书写革命的同时继承了这个思想脉络。左翼文学中的众多女性形象，如黄曼曼（洪灵菲《流亡》）、马林英、玉青（华汉《马林英》《两个女性》）、梅春姐（叶紫《星》）、余玥（白薇《炸弹与征鸟》）、素裳（胡也频《到莫斯科去》）、梅行素（茅盾《虹》）、女兵（谢冰莹《女兵自传》）等等，都是明确表达男女平等、女性解放意识的重要文学形象。这个价值理念在《红旗谱》《山乡巨变》《创业史》《青春之歌》中有非常明显的继承。如梁斌就曾经明确表示：“在《红旗谱》开始的几章中，除了阶级斗争之外，我首先提出了妇女问题。”《山乡巨变》中的女主角邓秀梅就是男女平等理念的有力倡导者，乡村妹子盛淑君便是邓秀梅最热烈的响应者和行动上的支持者；在《三家巷》中，我们看到胡柳、胡杏也是这种理念的践行者；《青春之歌》在这方面则表现得更为突出，林道静追求革命的道路与追求女性权利的道路是重叠的。上述观念其实是对整个现代文学的一种精神结构的赓续。左翼文学中的女性形象与林道静等人物之间构成非常明显的互文关系，她们都是林道静、邓秀梅、盛淑君等人的精神前辈，后者比其前辈有了更坚实的精神支柱和更现代的行为特征。如果我们把茅盾的长篇小说《虹》与《青春之歌》进行简要比较，就会发现从左翼文学到红色经典之间有一种价值转换的继承和变异关系，这是一种统一性感觉结构的延续的结果。梅行素与林道静的人生轨迹都有一个从个体到群体的过程，但前者对这个过程的意义没有多少认识，后者却对此有了清晰的认知并自觉付诸行动。左翼文学的先驱早已认识到了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冲突，红色经典中的集体主义形象正是左翼文学初步走向集体主义的人物形象的延展。如蒋光慈曾说过：“现代革命的潮流，很显然地指示了我们，就是群众已登了政治的舞台，集体的生活已经将个人的生活送到不重要的地位上了。……革命文学应当是反个人主义的文学，他的主人翁应当是群众，而不是个人，他的倾向应当是集体主义，而不是个人主义。”梅行素是带着青春张扬、愤世嫉俗的气度冲出夔门的新女性，她要征服环境、征服命运、甚至征服自己的女性和母性。她鄙视弱者，发誓不做被动者，这是一个五四新文化熏陶出来的新女性。在婚姻上，她抗拒父命的方式是嫁给自己不爱的人而给他一个教训，她要“进牢笼里去看一下，然后再打出来”。在梅行素身上有很多十分矛盾的特征，她既有明显的个性主义、崇尚自我的表现，又有对五四“新文化者”的高度怀疑，甚至能尖锐地指出五四落潮后新文化运动的尴尬局面。婚后为躲避丈夫，她进入教育界，却目睹了泸州教育界的龌龊。冲出家庭后，她面对的依旧是枯燥与黑暗，成了一个“于人无益，于己有损”的新女性。在上海当面对梁刚夫等人的政治行动时，她起初采取“看把戏”的态度，并打算独立门户干政治活动。对此时的她来说，“永不曾有过一件事使她感得个人以外尚有群的存在”。当梅行素爱上梁刚夫后，曾经靠美丽聪明能够颠覆一切男子的她却无能为力了，梁刚夫及其事业给她造成了无名的压力。在梁刚夫的引导下，她开始读马列书籍，新知识在她面前展开了一个新宇宙。梁刚夫评价梅行素的初恋说：“你们做了一首很好的恋爱诗，就可惜缺乏了斗争的社会的意义。”这深深地刺痛了她，她就连在梦中也受着“社会意义”的压制。梅女士在革命与本能的双重压制下，几乎丧失了原本的自我。最终，梅行素决定：“我准备把身体交给第三个恋人——主义！”在抗议巡捕枪杀市民的行动中，她和梁刚夫等人参与组织了上海反帝反军阀的游行示威，她勇敢地冲在反抗人群的最前面。根据刘小枫的观点，“主义”话语普遍存在于19世纪至今的知识社会中，它是“现代化过程的一个典型现象”，也是知识社会学的一个课题：“‘主义’话语是带价值论断的社会化思想言论，这些论述以某种知识学（科学）的论证来加强价值论断的正当性，以此促成不同程度的社会化行为。”从《虹》到《青春之歌》，以价值判断为核心的“主义”话语在不断延续并逐渐得以净化和强化。之后，这种“主义”话语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文学范围内开始被耗散、被消解。“主义”话语在文学中的式微是一种全球化知识现象，这也正是我们称红色经典是世界现代文学在革命时代的最后一种范式的理由所在。从梅行素到林道静，我们看到了一个伦理观念逐渐聚焦、渐趋清晰的过程。梅行素的伦理面貌是模糊不清的，她身上混合着五四青年与革命女性的双重油彩。这种特征在林道静身上已有所减弱，林道静已没有梅行素的青春张扬式的决绝与傲气。二者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极为相似，如女性解放、家庭婚姻、自由恋爱、人生出路、革命运动等。除此之外，林道静还面临着新旧文化道路、知识分子改造的问题，其中后一问题演变成一个核心问题。虽然她们有很多同质的困境，但是随着社会变革的深化，在林道静那里，知识分子改造成为比其前辈更为迫切的问题。尽管在梅行素那里已经遭遇过“问题与主义”之争“胡博士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口号，应时而起地成为流行语。梅女士觉得韦玉也中了‘主义’的毒，无抵抗主义的毒。”但是这个事件的文化意义在《虹》中并未得到系统展开，而到《青春之歌》时，“问题与主义”之争被赋予了两种文化道路抉择的意义，具体表现就是革命道路与书斋道路的尖锐对立。在林道静身上，虽然本能与革命的矛盾依然存在，但它已经不是支撑小说叙事的核心动力。因为对林道静来说，本能与革命已经逐渐呈现为顺向发展的态势，这在梅行素那里却是一种尖锐的冲突。对梅行素来说，生命的力比多只能在革命行动中才可得以释放；而林道静则既拥有革命事业又拥有了革命恋人。林道静的乡村革命经历是梅行素缺乏“斗争的社会的意义”在新阶段的补偿，这个发端于左翼文学的问题，中经延安文学发展成为红色经典的核心问题。左翼文学与红色经典都涉及伦理解放与政治解放的同步性问题，但前者相对模糊、具有不确定性，后者却已经相当清晰、明朗。通过上述文本分析可以看出，左翼文学中初涉革命的新女性与红色经典中的革命女性既有传承关系又有明显的变异，这是典型的由整体环境所决定的、由诸多意义元素所造就的“意义变迁现象”。“意义变迁现象”是卡尔·曼海姆知识社会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林道静的精神前辈还可以在左翼文学的其他作品中找到，黄曼曼、玉青、梅春姐、余玥、素裳等都是与林道静非常相似的人物。林道静形象不仅重复了左翼文学中其前辈们的人生轨迹，而且继承、发展了她们的精神气质，从而有了主流意识形态所要求的更明晰、更深刻的社会意义。从知识社会学角度考察，红色经典由过去的意向性“意义”向现在的意向性“意义”发展的脉络深潜于文本之中，这种知识景观是整个现代文学内涵性演进的必然呈现。

二

文学经典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知识，它是“社会知识之一种，不是个体趣味选择了文学经典，而是知识的生成机制造就了文学经典。文学的经典化实质上就是一种知识生成的社会机制”。梳理红色经典与左翼文学的关系就是为了看清这种机制。红色经典与左翼文学之间不仅存在意义变迁现象，而且还存在叙事元素的延展与变异现象。通过更深入的故事结构与人物塑造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到红色经典与左翼文学在叙事传统上的逻辑演进轨迹，因为故事与人物是叙事文本最重要的两大元素，由此我们就能够更好地看出作为一种特殊知识的文学经典之间的继承与变异关系。

马克斯·舍勒认为，就整个认识发展史而言，爱或恨作为最初的行为方式，既是所有实践立场的出发点，同时也是各种认识的出发点，其间价值偏重难以回避：“在认识进步的整个历史过程中，认识所把握的对象在被智性认知、分析和判断之前，首先必须被爱或恨。无论如何，‘爱者’要比‘知者’先行一步。同样也不存在这样一片存在领域……，对它的研究可以避开一个偏重阶段，便直入价值中立的分析阶段——这种价值中立的分析阶段经常伴随着该领域的形而上学化（把它错误地提高到‘绝对’意义高度）。”舍勒把爱或恨认定为认知的初始方式，而在文学作品阐释中分析这种爱与恨也是不可或缺的，叙事作品的故事结构和人物塑造恰恰是传达情感意向的最重要的两个元素。在故事结构上，红色经典与左翼文学传承关系亦非常明显，其典型文本之间存在着故事编织上的同质同构性。通过比较华汉（阳翰笙）的《两个女性》（1930）和《青春之歌》的故事结构，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两个女性》和《青春之歌》都表现出将女性作为争取对象并对其进行规训的取向。《两个女性》中知识女性玉青对冷淡了信仰、脱离了政治、走回书斋的丈夫丁君度教授越来越反感，而对投身革命实践的旧日恋人云生的归来却惊喜万分。大学时代的玉青曾同时爱上老师丁君度和同学云生，最终她选择了痴情、奋进、有理论的丁君度。当革命内部发生分裂、流血的日子真的到来时，丁君度发表声明不再过问政治，玉青却非常关心当前的政治斗争，丁君度试图扑灭她对政治的热情但未能成功，因而曾经志同道合的夫妻发展到势如水火。云生的归来重新燃起了她对旧日恋人的激情。从事革命实践的金文女士成了她崇拜和仿效的榜样。以金文为自省的镜子，玉青对自己婚后没有进行奋斗而愧悔。在云生组织的纱厂工人大罢工中，玉青积极参与，而丁君度却漠不关心、冷嘲热讽。罢工失败后，玉青与丁君度决裂，同云生一起到南方去参加革命。很显然，《青春之歌》与《两个女性》在故事结构上具有高度一致性，玉青与林道静的经历有很多相似之处。我们可以说，《两个女性》就是《青春之歌》的“前文本”之一。林道静在某些方面尤其是在个人情感上重复了玉青的人生轨迹。金文作为玉青的榜样，恰如监狱中的林红为林道静树立的榜样。这种从情节到人物行动的结构性一致完全是虚构的巧合，还是有一定的现实基础呢？这两部小说都以革命为标尺来测度复杂多变的人的感觉世界，并且把这个外在的尺度置换为女性的内在价值尺度。女性被叙事者视为重要的言说革命的对象，这是源于左翼文学的叙事传统，女性不仅在现实中而且在叙事中都成为了被争取的对象。从《两个女性》到《青春之歌》，中国现代文学又走过了30年。30年历史在文学史上不算短，为什么二者如此相似呢？我们认为，所有具备一致价值取向的文本都天然地构成互文关系；一种渗透到文学之中的潜在的伦理力量至少从1930年代一直延续到了1960年代；其实这种伦理力量的萌生期更远一点可追溯到1900年代，这是一个完整的精神运动过程。不管杨沫是否读过《两个女性》，上述两个文本之间都构成了典型的互文关系，这是一个特殊时代的互文关系的典型案例。很巧合的是，当《青春之歌》完成后，作者曾托白杨找到时任中国文联秘书长的阳翰笙，请他为出版社审阅初稿，后者因工作忙碌没能审阅。互文是一种无形的网。表面上看它只是一种文际关系，实质上它逃脱不掉人际关系，互文背后折射出的是人的社会性联系，它是社会关系的曲折反映。上述两个文本的高度相似性说明，从左翼文学到红色经典知识者分化问题逐渐演变为一个重要的文学主题。上述文本现象的存在，虽不能作为判定它们就是现实的客观反映的根据，但至少可以说它们都是一种时代潮流的折射，它们所折射出的是同一个社会运动过程中的伦理变迁的脉络。《青春之歌》是带着明显的历史惯性的文本，它不仅延续了左翼文学的精神，也延续了五四新文学传统。

《青春之歌》如何赓续五四新文化精神、如何借用新文化资源，是很值得探析却被现有知识体系有意无意地回避了的问题；虽然有革命元素的加入，但林道静面临的问题与五四青年面临的问题何其相似。即使有对革命的描写，这部小说也是在另外的维度上丰富了五四文学传统，而不是割断了五四文学传统。我们再来看红色经典与左翼文学在人物塑造上的赓续关系。毫无疑问，它们同样明显地体现了情感意向（爱与恨）的延续性表达。红色经典的人物形象与左翼文学的人物形象的特质既有同质性又有差异性，他们之间有一种异质同构的关联。从左翼文学到红色经典，被颂扬的人物有两个变化的特征：一是人物的伦理面貌不再模糊不清；二是人物形象的典型化更加突显。前文提到的洪灵菲的《大海》与梁斌的《红旗谱》在人物塑造上具有很强的可比性。可以说，《大海》中的锦成叔就是《红旗谱》中前期的朱老忠；裕喜叔则是与严志和性格相似的人物。锦成叔闯荡南洋、见过世面、“有主见而不容易屈服”，他是一位满身豪气的农民，不但有钢铁一般的体格，而且像虎豹一样有力，像狐狸一样机警，他依靠个体的力量巧妙地逃避阶级的压迫，凭借自发的本能向社会反抗。但是，有组织的现代革命机制必然要否定单靠个体力量反抗社会的行为，这是30年代以后中国现代文学革命叙事的一个明显趋势。在《大海》下部，当阿九当上苏维埃常务委员会的委员时，锦成叔反而成了相对落后的人物，他不相信儿子阿九能管理好村子，阻止老婆去参加妇女会，并动手打了她。锦成叔这个人物写得非常真实，他是一个未经提炼的、“本着一种原始的、野兽性的本能，在向着社会反抗”的农民形象。小说最后，锦成叔逐渐臣服于个性远不及自己刚烈、勇猛的阿九面前，这实际上是否定了锦城叔单枪匹马的斗争方式，也就等于宣布了个人英雄主义与现代革命运作方式的抵牾。朱老忠与锦成叔的差异是由文学典型化程度所造成的，一开始在他身上体现的也是个体的、自发的激烈反抗，后来的朱老忠（《播火记》）逐渐成长为有组织的乡村革命的领导者，而锦成叔却只停留在底层自发的反抗者的层面。这种差异表明，朱老忠这个人物实际上承担了锦城叔和阿九两个人物的功能，为了避免性格不突出（如阿九）的缺陷，朱老忠便在更长的时间跨度内承担了被颂扬者的功能。

在左翼文学中还有一类很特殊的革命者形象，他们共同的特点是以反叛父亲（父权）作为革命行动的支点。如蒋光慈《咆哮了的土地》中的李杰，他背叛地主父亲李敬斋，领导农民反抗父亲，并同意暴动的农民烧毁了李家老楼；白薇的《打出幽灵塔》中的胡巧鸣也是这样的人物，他直接与土豪劣绅父亲胡蓉生对抗，自作主张到乡下开仓捐粮低价粜谷，救济荒年的老百姓，最后死在了父亲的枪下。在红色经典中，我们也可以找到这类人物形象。《红旗谱》中的张嘉庆就是这样一个革命者形象，这个神枪手带领村民抢了地主父亲的棉花地。《风云初记》中的女干部李佩钟也有类似的作为，她公开审问、处理了不支持八路军抗战工作的公爹。《创业史》中的梁生宝、《新儿女英雄传》中的牛大水也都有违抗父命的行动。由此可看出从左翼文学到红色经典中这一类人物的传承关系，他们的革命激情和力量都来自对传统伦理的突破和对革命伦理的认同。无论在左翼文学还是在红色经典中，这样的人物都是通过反抗父辈（父权）实现反抗阶层固化、追求新价值的形象。上述人物形象明显地突破了常规“教养”的限度，有一种超常规的激情化伦理取舍，他们的出现总能引起日常生活中人们的不安。舍勒曾经把个体、民族具体的价值评估、价值选取的系统命名为“精神气质”，他说：“这精神气质的根本乃首先在于爱恨的秩序。这两种居主导地位的激情的建构形式，尤其是不受教养因素影响的建构形式。这系统恒常支配主体如何看他的世界和他的行为活动。”从知识社会学角度来看，上述现象是一种由一个价值层级向另一个价值层级突破、转化的文本迹象。

从人物类型的变化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出红色经典对左翼文学继承与发展的脉络。左翼文学中最清晰的人物类型是：知识分子革命者、工人、农民、民族资本家。其中，民族资本家形象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据特殊地位，如茅盾笔下的吴荪甫、宋霖笔下的萧鹤声（《滩》）等。红色经典中最显著的人物类型却是：农民、军人、革命先烈、知识分子革命者，其中知识分子革命者和工人形象相对减少，民族资本家形象更少，只有少数作品较成功地塑造了民族资本家形象（如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革命军人形象（《保卫延安》《红日》《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等）是红色经典贡献给现代文学人物画廊的崭新类型，左翼文学虽然涉及到武装斗争但并未出现标准的这类形象。从左翼文学到红色经典，人物类型的总体变化是很值得注意的现象，这说明红色经典既从左翼文学形象谱系中继承了一部分人物形象，又删除或削弱了一部分人物类型，并重新造就了一批新的人物形象类型。应该指出的是，这种变化并非仅仅是作家技术操作的结果，而是文学的历史运动的结果。“一种思想功能的变化总是涉及到意义的变迁——这是如下观点最根本的一种表述：历史是意义的一种创造性中介，而并不仅仅是只实现那些预先存在的、自足意义的被动中介。”

总之，无论从故事结构、人物形象方面来看，还是从前述的“实践-意识”、价值转换、意义再生的角度来看，左翼文学都是红色经典的最显明的“前文本”，这正是红色经典在文学知识链条上最基本的“位系”所在。红色经典全面继承了左翼文学（包括延安文学）的优良传统并发展了这种传统，这种继承不仅表现在文学的外部组织方式上，而且突出地表现在文本的内部构成元素上。

三

中国红色经典与欧美左翼文学的关系是一个被长期忽视的问题。没有对这个问题的观照，就难以实现对红色经典世界化视野下的更深刻的理解。考察红色经典在知识链条上的位系，是理解这类特殊文学作品的必备条件；红色经典与欧美左翼文学同步共振的事实，决定了欧美左翼文学是我们阐释红色经典不可或缺的释义背景。红色经典很好地融汇了世界左翼文学的传统并赋予世界左翼文学传统以中国风貌。众所周知，在域外文学中苏联文学曾经是中国当代作家学习的榜样，它对红色经典产生了直接影响。早在延安时代，苏联文学就是被接受的重要资源，杜鹏程等作家都谈到战争年代对苏联文学的学习借鉴。1950年代初，人民文学出版社创办不久便首批推出“苏联文艺丛书”，包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保卫察里津》《铁流》以及A·托尔斯泰的作品等，为中国作家向苏联学习提供了比战争年代更好的条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名词也是从前苏联引进来的。《铁流》《毁灭》《恰巴耶夫》《静静的顿河》等这些从鲁迅一代作家就开始译介的作品毫无疑问是红色经典作家思想与艺术上借鉴的资源。1950—1960年代中苏文学的交流不仅表现在大规模的作品（包括红色经典）的双向译介上，还表现在作家的互访活动上，对此无需赘述。在《红旗谱》中，保定二师发生爱国学潮，校园被军队包围，在学校坚守的学生们一边坚持斗争一边传阅《铁流》《士敏土》《恰巴耶夫》《母亲》等小说（《红旗谱》第52、56节）。在《红日》中，女战士姚月琴送给恋人胡克的礼物是一本高尔基的《我的大学》（《红日》第4章第16节）；副军长的恋人华静既读过《红楼梦》《西厢记》，又读过《母亲》《战争与和平》《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铁流》《毁灭》等（《红日》第8章第34节）。上述文本迹象足以表明，红色经典作家是善于借鉴他国左翼文学作品的作家。

就整个20世纪30—60年代欧美文学来看，其激进的政治倾向也非常明显，这是与左翼文学、红色经典同时代的具有直接参照意义的域外文学，但这个释义背景却很少被当下研究者纳入视野之内。在美国30—40年代文学史上，堪称经典的激进左翼文学作品就有杰克·康罗伊的小说《无产者》(1933)、罗伯特·坎特韦尔的小说《丰饶的土地》(1934)、亨利·罗斯的小说《称它为睡眠》(1935)、多斯·帕索斯的《美国》三部曲(1930，1932，1936)、约翰·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1939)，还有曾访问过苏联并加入共产党的美国著名作家德莱赛的政论集《悲剧美国》（1931）、赖特的《土生子》（1940）、马尔兹的《潜流》（1940），等等。德莱塞的作品早在30年代就被介绍到中国。早在1930年代初，革命文学先驱瞿秋白就撰文介绍美国左翼作家德莱塞。他在题名为《美国的真正悲剧》一文中说德莱塞的“天才，像太白金星似的放射着无穷的光彩”，并指出“德莱塞是描写美国生活的极伟大的作家”。马尔兹在他撰写的《潜流·中译本序》中甚至把自己塑造的小说主角与《鸡毛信》中的海娃进行了并行表述。就欧洲文学来看，这个时期称得上经典的激进左翼文学盛极一时。与德莱赛一样，信奉马克思主义、密切关注中国革命的德国作家布莱希特的作品也很早就为中国作家所熟悉。冯至这样评说布莱希特：“三十年来他密切地注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他的诗歌和戏剧有许多处是取材于中国革命的故事，他的戏剧理论受过中国戏剧的一些影响，此外他也曾把中国的诗译成德语。”1988年布克出版社出版的M·凯斯·布克的《现代英国左翼小说研究指南》一书指出：“1929—1933 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和法西斯主义对英国社会的笼罩使英国左翼文学在1930年出现高峰, 数百部左翼小说发表,‘吉朋的小说 《苏格兰三部曲》成熟运用现代主义文学策略，成为英国文学的经典’。本时期左翼作家还创作出了‘社会主义乌托邦小说’、‘实验先锋小说’、‘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小说’，同时, 考德威尔、福克斯、韦斯特等文论家对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作出重要贡献。”30—40年代在法国也出现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小说，其中有一些史实值得特别注意，即1930年代有多位法国作家写过关于中国、中国农民和中国革命的作品，比如法共作家瓦扬-古久里、安德烈·马尔罗、克洛德·鲁瓦等。瓦扬-古久里曾于1933年访问中国并与鲁迅会晤，他根据在上海及附近农村的调查，写出了几篇真实生动地反映中国农民生活的报道体小说，包括《一只苍蝇被压死了》《二妹和三妹的故事》《农民陈大怎样当了红军》等；法共左翼作家马尔罗曾写过两部以中国革命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分别是写省港大罢工的《征服者》（1928）和写“四·一二”政变的《人类的命运》（1933）；法共作家克洛德·鲁瓦“甚至写过《镜子里的中国》（1953）和《中国诗歌的瑰宝》（1967）等四部关于中国的书”。40年代的法国文坛上，出现了阿拉贡的六卷本长篇小说《共产党人》（1944，1949年），早在1959年翻译家罗大冈就在《文学评论》上撰写长文介绍过这部小说。这是一部史诗性的以共产党人为描写对象的现实主义小说，它描写了纳粹即将占领法国时人民的苦难和共产党人的反法西斯斗争。有学者曾这样评论法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引人注意的是，今天，当人们论及20世纪西方文学时，几乎极少再提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了，似乎它只是一场已经过去了的没有真实性的梦幻。”“已经消逝了的东西，并非不曾存在过的东西。不要忘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法国曾经显赫一时。”柳鸣九通过大量史实广泛阐述了当时的法国左翼文学,他深刻地指出：“文学界名流和知识界精英的左倾与跟共产党的同路而行，可以说是20年代到50年代的一个重大社会现象，一股明显而强大的潮流。”“这不仅仅是法国20世纪文化与文学的一段重要历史，而且也是西欧国际共运的发生、发展与衰落的一个重要侧面，对这段历史作出社会的、政治的分析与评论，不是笔者分内之事，也不是一件虽吃力尚可讨好的事，这里，笔者只想指出，在这样一个长期的政治左倾高潮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在法国20世纪文学中，不可能不有一个难以抹杀的历史地位。”可以断定，自30年代起知识分子趋左绝非中国独有的现象，而是一个世界性现象。美国学者罗兰·斯特龙伯格在其《西方现代思想史》中列举了很多欧美知识分子转左的事实，详细讨论了30年代知识分子与共产主义的关系，他提供了这样一段关于英国左翼力量的资料：“有充分的数字证据表明，投奔左翼的主要是知识分子。除了‘左派读书会’兴起以及其他大规模政治信仰转变的现象外，还有一个明显的证据是，在1930年英国共产党仅有1367名党员，到1939年则刚刚超过1.5万名。而大部分人都在剑桥大学读过书！”从20—50年代欧美文学的走势来看，现代政治风云在文学创作中的印痕非常明显。不管当时中国红色经典作家对欧美左翼文学有多少了解，他们与欧美左翼作家处于相似的大政治氛围之下，其作品与前述文学形态同处于一个大的共生性文学场域。实际情况是红色经典作家对苏联文学、欧美左翼文学有相当程度的了解，如杜鹏程、柳青、周立波等都对苏联文学、欧美文学有过广泛涉猎，柳青、周立波还对苏联、欧美左翼小说进行过翻译介绍。中学时代的柳青“经常到省立图书馆去看美国进步杂志《亚细亚》和英国的《左翼评论》，星期天都是在那里度过的”。周立波翻译过苏联左翼作家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和捷克左翼作家基希的《秘密的中国》。《秘密的中国》和斯诺的《西行漫记》一样，同是震惊世界的报告文学，而且它的出版时间比后者还要早几年。早在1930年代，红色经典作家的前期作品就被介绍到欧美国家，如1933年美国左翼作家伊罗生邀请鲁迅、茅盾编写中国短篇小说集《草鞋脚》，所选作品多数都是左翼作家的作品，欧阳山的《水棚里的清道夫》即入选鲁迅、茅盾推荐的篇目。其实，红色经典并不是在一个封闭环境中产生的，红色经典作家也并不是一个封闭的作家群，而是与世界文学尤其是欧美左翼文学颇有关联的群体。仅从同时代红色经典的英语、德语翻译情况就可看出红色经典的开放性传播接受的一些情况。如袁静、孔厥的《新儿女英雄传》在1954年就被翻译为德文并由柏林的人民和世界出版社出版；《红日》英文版于1961年由外文出版社出版；《林海雪原》英文版在1965年由外文出版社出版；根据德国汉学家顾彬的说法，红色经典中“在西方最为知名的小说是《红岩》”，其英语译本在1974年由斯图加特的新路出版社出版；《敌后武工队》在1979年由外文出版社出版。1959-1965年间人民文学出版社翻译出版了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大量进步文学作品，同时红色经典也被翻译成上述国家（不限于这些国家）的文字出版。红色经典与世界文学之间，既是一种文学创作的联系更是一种文化共振的联系，红色经典与世界文学的交流互通是不争的事实。中国现代文学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红色经典同样也不例外。在讨论红色经典时，我们不应忘记欧美左翼文学传统对红色经典的滋养，否则，红色经典就成了完全与世界文学隔绝的不可理解的东西。红色经典所继承的文学传统是多元开放的、世界性的，而不仅限于中国古典文学和新文学传统，世界左翼文学的优秀作品也曾滋养其创作。红色经典的革命书写是世界革命潮流的折射，其抗战书写是世界反法西斯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社会主义建设描写是国际共运实践的反映，中国现代文学红色经典同样是世界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

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到20世纪50年代而出现的强烈政治性特征，其实是上承中国新文学传统并被世界政治走势、世界左翼文学潮流所裹挟而发展的必然结果。红色经典必须被放入世界文学的大格局中认知，它是历史潮流的产物，这一潮流的形成有人类共通的愿景。学术界对红色经典的这个大背景的忽视其实是一种选择性盲视。如何认识红色经典明显的政治倾向性问题也是正确评价红色经典的重要问题。对这个问题同样要有一个全球化视野，红色经典的政治性是特殊年代知识生产的鲜明印记，是与世界左翼文学激进表现同步的历史特征，红色经典的政治性是世界范围内文学政治性的重要表征之一。20世纪30—40年代是一个全球性激烈对抗的年代，对中国来讲，这是一个努力创建现代民族国家的关键时期，对世界来讲则是历尽战争劫难的时期。40—50年代，残酷的全球战争和局部战争绵延不断，在全球性政治与经济对决中，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戏剧被上演。整个20世纪上半叶，还是在美国和苏联争夺在中国利益的年代，最终结局是他们都没能在中国获取其想要的东西。中国人要独立自主地重新安排自己的事情，这当然包括规划社会生活方式——其实就是新文化的重构。这种安排顺理成章地还要包括一整套被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称为“惯习”（或“性情倾向系统”）的规范。红色经典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担当起了确立样本和规范的功能。在此背景下，最超然的艺术也会内在地存在政治要素，这正像在1830年代一个不谈论政治的人就不是法国人一样。这一时期的主流文学只能是政治性文学，没有政治性也就不存在当时的红色经典。正如有学者所指出：“对一种不为社会政治问题‘束缚’的文学的提倡，在中国现实环境中，或者是自觉对抗文学激进力量的，或者虽是无意，但在文坛格局中，实际上成为一种对抗力量。这就是说，摆脱政治束缚的文学主张，就是一种政治主张。加上中国文人的心理传统，使有关文学‘独立’的诉求，总带有复杂的、可疑的品质。”试图把所有文学问题都翻译成纯粹艺术问题的做法是行不通的。从知识位系来看，红色经典中的政治热情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就已经被点燃并延续了半个多世纪，而且是在一种既反传统又遵循传统的无意识机制中不断燃烧的热情，恰如费正清所论：“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学生们的爱国活动和追求革命的活动，也就是在这样的新制度（新的教育制度——著者）中进行的。它表明现代学生承担了自己的义务，继承了孔夫子的学说，试图去‘治国平天下’。当然这也与欧洲的传统不谋而合。”今天，我们认识这段文学史必须看到它与世界传统、中国传统、世界文学、中国文学的多重关系，不能脱离动态的历史关系而人为地扯起一块无知之幕。单一地提纯红色经典的阐释背景或武断地固化红色经典的阐释话语的做法都是不足取的。对文学史建构来讲，如果只谈其他时期文学的世界化而不谈红色经典时期文学的世界化，那只能是一种知识生产的骗局，文学史的知识建构理应经受知识社会学的检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