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自然”背后的逻辑
《征服自然：水、景观与现代德国的形成》 【美】大卫·布莱克本 北京大学出版社
歌德笔下的“维特”，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热爱大自然的少年，他将自然视作未被玷污的、神圣的“乐园”。这是18世纪下半叶，知识分子对自然的代表性观念。如若真正考察18世纪的普鲁士诸国，“自然”却是另一副面孔——人们生活于水乡泽国，冰蚀河谷崎岖不平，莱茵河尚无固定河床，不计其数的河槽，泛滥时淹没一切，褪去后形成散碎岛屿。相比于歌德浪漫化的表达，环境改良者开始登上德国的历史舞台，他们坚信现代科学与工程，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环境问题，并将“征服自然”视作人类文明力量的体现。
美国学者大卫·布莱克本的《征服自然：水、景观与现代德国的形成》，正是讲述这一历史进程的著作。自18世纪至20世纪下半叶，德国人不断重塑自然景观，他们开垦草本沼泽和碱沼，排干酸性沼泽，将河道裁弯取直，修筑大坝。他们认为：自然是人类之敌，应该加以抑制、约束，乃至驯服。其中，最贫穷和弱势的群体为环境和物质生活的改善，做出最大的牺牲；而种种工程暴露的问题，也逐渐引起更深刻的反思。
在中外神话中，都有“大洪水”母题的传说，《圣经》的诺亚方舟，中国上古的大禹治水……都体现出“人与水的斗争”。德国人的奋进，也是从水开始的。18世纪，德皇积极垦荒，使土地增加一倍，但新的迁居地，往往洪水肆虐，为抑制水的破坏性，当时德国人开始发展测量技术，进行资源统计、地形勘探。
19世纪，工程师图拉主持改造莱茵河，历史上，现代意义的德国地域，是由上百个小国组成，直到俾斯麦统一，才奠定现代德国的雏形。图拉面临的难题正是莱茵河流域，由诸多小国组成，不容易形成共识和动员。巧合的是，拿破仑在19世纪初，横扫全欧，组建莱茵同盟这一德意志邦国组织，使莱茵河改造变得简单。被誉为“莱茵河之父”的图拉，主要思路是将莱茵河导入单一河道，裁弯取直。图拉这一巨大工程，为现代莱茵河奠定基础，也解决了当时河流泛滥、土地淹没等问题——85%泛滥平原消失，2.5万英亩（约100平方公里）土地可用；然而，工程也深刻改变了原有的产业结构，传统淘金消亡，渔业衰落，有研究表明，莱茵河近150年的变化，超过之前一万年的自然演变。
图拉所代表的“改造自然”观念，正是工业革命以来，昂扬的资本主义精神所孕育的产物——人们坚信人类能够主宰自然。客轮和火车被视作解放的象征，蒸汽机“让人类在与大自然的搏斗中胜出”。
19世纪，德国修建大量水坝、水库，参观水坝是人们所热衷的娱乐，大家不仅能体会运动的快乐，比如划船、溜冰，还能体验科技感；行驶的轮船塑造了人们看风景的方式，可以更身临其境地感受美景；不断开辟的温泉小镇，使温泉疗养成为中产阶级的选择。此外，他们热衷探索世界的陌生与差异，组织去非洲和北极冒险。
改造自然的实干精神，最终使德国在20世纪成为先进的资本主义强国。可是，在二战中，纳粹党人却将对自然的改造能力和种族联系起来，成为种族迫害的理由。纳粹的逻辑是：景观（土地）是种族文明的延伸，优劣景观体现种族差异，种族差异体现种族优劣。他们认为，生活地域足可成为种族歧视的原因，比如斯拉夫人生活在荒野上，“斯拉夫洪流”的形容，不难令人想到修筑大坝和抵御洪水。当时的德国人，认定自己修理并改善了环境，但是波兰人毁灭了它。
维普金-于尔根斯曼的观点很有代表性：日耳曼民族“自觉地重塑地表、土壤和水文系统，还竭尽所能地改造气候……我们让河流改道，在低于海平面的地方修筑起高产的圩田，排干沼泽与荒原……最终给景观打上人类的印记，带有我们自己的面貌。”斯拉夫人的惰性、犹太人的寄生性与德国人的建设性，形成鲜明的对比，构成纳粹种族思想的基石。
在纳粹头子海因里希·希姆莱那里，德国东部（今波兰）的改造计划，遵循两条原则，将自然景观进行精心规划，安置日耳曼人；绝不留情地铲除异族。1940年，波兰总督辖区，纳粹将犹太人赶进犹太区，后来更是计划驱赶到马达加斯加或北极圈，使其种族灭绝；又送波兰人充当劳工，将德国人迁移进波兰土地，每一个德国人迁入就要赶走2至3个波兰人，原因是政府承诺分配足量的农庄土地。
令人难以想象的是，纳粹德国的东方观念，与自然保护主义具有相通之处，他们厌恶大城市冷漠的实利主义，强调接近自然，不受束缚的自由资本主义。东部规划者，强调平衡现代经济和自然保护的关系，主张技术和自然结合，也就是用最人工的方式，制造出最“自然”的景观。
至此，我们看到“改造自然”的观念，已经被扭曲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所谓的“自然”，在纳粹那里是驱逐其他种族，唯我独尊式的改造对象,他们固然憎恶现代化的景观，可他们却连“人的生命”都毫不在乎，“塑造自然”最终成为狂人制造罪恶的理由。
弗雷德里希·尼采说：人类对待大自然的方式，就是借助机器、技术人员、工程师冒失的发明去扰乱大自然。同样，人们也可能利用看似正确的概念，进行恶俗迫害之事。纳粹式的“逻辑陷阱”永远值得我们警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