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编者按：在付出了巨大代价之后，中国的新冠肺炎疫情逐渐平静下来，而在欧美，疫情依然在肆虐。疾病、死亡、混乱、焦灼之外，生活还在继续。澎湃新闻特约几位居住在美国、法国、英国等国的华人和留学生，记录他们疫情下的日常生活。在病毒面前，全世界人民都是一家人。

大家能否想象，一部小说的人物，能和作者一起，举办读书会？小说的两位主人公，一位跟五百多位参加的读者说书他在前往纽约的路上读完，“爱不释卷，是名著级的。”另外一位主人公说：“这书我至今没看，我不忍去看。”这种小说家自己一开始可能都无法想象到的情景，居然在新冠疫情期间出现。

一千零一章的小说

作家科伦·麦凯恩，在瘟疫期间被迫取消了新书《无极形》的推广演讲。四月六日，他让书中的两位主人公巴萨姆·阿拉民和拉米·埃尔哈南一起，和他参加网上的读者见面会。

《无极形》是一本独特的小说，一共1001章。这“章”不是“章回小说”的“章”。它们长则数页，短则一行。麦凯恩称之为“cantos”，有些像庞德诗歌中的短章。由于长短不一，我们姑且称之为长短章。这种写法《转吧，这伟大的世界》里就开始过，尤其是《这个家是海马造》这一章。麦凯恩将其分布于《无极形》全书，希望用碎片化的描述，让读者自己去拼出人物、故事、场景的全图。这形散而神不散的叙述方式很新潮，适合互联网时代的阅读。麦凯恩在几所高中办过读书会，高中生反馈非常之好，他很受鼓舞。在家里，他的主要参考阅读对象是他儿子、小伙子约翰-迈克。

但这样的形式，麦凯恩也试图向传统结构上挂靠。小说的1001个长短章，是模仿《一千零一夜》的结构。形式上也和《一千零一夜》一样，故事中套故事。作者先从第一个长短章写起，从一写五百， 中间留白，然后再从五百写起，编号下降，直到一。

故事发生在复杂的中东，背景是巴以冲突。人物是两个大活人：阿拉伯人巴萨姆·阿拉民和以色列人拉米·埃尔哈南。巴萨姆因为以色列边防军的橡皮子弹，失去了女儿阿比尔。拉米因为阿拉伯人的人肉炸弹，失去了女儿斯玛达。两人加入了同样丧子者组成的“父母圈”，向全世界讲述各自的故事，追求和平，也是用故事疗伤。

疫情改变新书宣传

书写完后，麦凯恩竟然来我们附近的一所大学贝勒大学去演讲，给此书预热。此前我正好去我们一个当代小说课上讲过《转吧，这伟大的世界》一书的翻译。和麦凯恩说起此事，他约我去贝勒大学。我和当代小说课上的一个学生，开车赶了过去，和麦凯恩见了一面。他给我看了唯一的样书。当时书还没出版。后来麦凯恩又给我发了样稿，读后很是震撼，感觉此书适合拍为大片。二月初，麦凯恩网站宣布斯皮尔伯格买下了书的改编权。此前《转吧，这伟大的世界》，版权也被J. J. 艾布斯(J. J. Abrams)买下，可惜艾布斯后来接了更大的活，拍《星球大战》的续集，把《转吧，这伟大的世界》改编暂时搁置。

贝勒之行，是2019年10月底的事，不过是半年前，但感觉已经过了几十年。世界已被新冠病毒搅得天翻地覆。在贝勒停车场，我和麦凯恩握手道别。他走向车子，突然转过身，过来给我来了个熊抱。那是我记忆中最后一次熊抱。现在都强调保持“社交距离”，在六英尺之外相互挥手了。

疫情猛如虎。麦凯恩的环球新书宣传耽搁了。巴萨姆和拉米年初还来到纽约、波士顿等地，和麦凯恩一起宣传新书。宣讲中，两人的故事打动了很多人。宣讲结束时，全场起立为他们鼓掌。后因家庭和疫情问题，两人各自返乡。他们走得还算及时。此后国际航班极速减少，麦凯恩所有国际旅程全部取消。作为作家他困在自家屋子里，和一屋子家人一起互相干扰，也影响思路，他于是躲到一个林间木屋里去“创作隔离”。此间他“华丽转身”，开始在Facebook上做读书会。参加者不少是写作新手，毕竟他也曾写过《给青年作家的信》，他本人也是大学创意写作的老师。从某种意义上说，读书会也是小小的大师班，只不过和自己新书的营销结合在一起，到底是营销还是大师班，还是木屋子里闷久了出来与人交流，已经面目难分，也不重要了。或许他创造了新书发布的一种新形态。网上举办见面会，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受众面更广一些。

四月六日举办的人物、作者、读者见面会，参加的人很多。作者面对看不见的人群侃侃而谈他的创作思路。作家可能是负责提问的人，未必能给人任何答案。麦凯恩说当今社会的一大问题，是大家非要追求一个绝对的答案，不能接受矛盾和相互制衡产生的张力。这使得人世间各样的对立越来越尖锐，比如美国共和党支持的，民主党就反对，反之亦然。人们失去了容纳对立与矛盾的能力。

麦凯恩说，为了写这本书，他不知道看过多少参考资料，访谈过无数人，走遍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但是到现在，他仍然是“困惑”的，没有答案。接受困惑，接受矛盾，就应该是一种终极的人生处境。这种处境中，有些东西并不矛盾：我们仍需要善良，仍需要温暖人心，需要彼此了解，需要认识到苦难带来的悲之深痛之切。

极端同理心

为了达成“极端同理心”（radical empathy), 他成立了非营利组织“故事汇”（Narrative 4)。他认为唯有故事才通往真相，故事“是这个世界的王法”。至于故事是虚构还是非虚构，他觉得已经不再重要。麦凯恩擅长找一个历史上发生过的故事，添加虚构的细节，在真实事件外面裹了一层又一层，形成新的真实。《无极形》中他更是将这种形式玩到极致。故事中两个人物，至今都还在世界各地宣讲他们的故事。拉米说：别的人听了就算了，可是麦凯恩不同，他听了就不走了，一定要写下来。

麦凯恩从两个真实人物开始了他的探究之旅，结果并未真相大白，产生顿悟。直到现在，麦凯恩仍称自己对于巴以冲突感到困惑。但他以生花妙笔，让人看到巴以冲突中人的代价，这就是小说了不起的成就。很多时候，巨大的灾难会让人产生痛苦疲劳，人们会去关注数字，忘了数字背后的个体的人。这次新冠疫情也是这样，有时候我们只是去看媒体上登出的多少人确诊，多少人死亡，死亡率百分之几，可是对于被冲击的人来说，他们要面对的不是冰冷的数字，而是亲人的离去工作的丢失房租的欠费多日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摩擦让人返贫的巨额医疗账单随着股市一起跳水的退休金账户不能出门导致的养殖户的断粮一家四口共享网络的卡顿和失去流量后学习的停顿工作的耽搁以及由此导致的低成绩和老板的责怪...故事还原数字背后的人性。

不可独自和平

两位丧亲人物为何要直面不堪回首的往事？我们常嘲笑祥林嫂的可笑，一遍又一遍讲述同样的悲惨故事，让周围人避之而恐不及。鲁迅先生嘲弄的可能是冷漠的看客听众，可是后世读者笑话的是悲痛中的祥林嫂。有没有人想过，如果遭受这么大伤痛的人不让他们去讲，他们的出口在那里？不断去讲是为了对抗遗忘。不应有的遗忘，让我们身上的人性一点点丧失。如果让麦凯恩来办鲁迅的事，他会以祥林嫂的视角来​写作，让人去感受祥林嫂的苦难​。鲁迅先生对看客的冷漠有洞察​，麦凯恩追求的，是用故事打破这种冷漠。​

可他们为什么让一个第三方给写出来呢？以色列人拉米是大屠杀幸存者的后人，他追求和平。他每次讲故事的时候，给人总结的“中心思想”都是：你不可以冷眼旁观。看到不平而无动于衷就是犯罪。他反对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很多地方无来由的长期占领。他追求和平。在他和巴萨姆的生活里，和平不是抽象的。缺乏和平带来的后果，具体得可怕，比如导致他们各自失去掌上明珠。

巴萨姆说他失去爱女的痛苦无法言表。阿拉伯语里有个词语叫“哈斯拉”，那是比痛苦还要痛的煎熬。为了让女儿不枉死，他保证一定要让她比杀害她的人活得更久，要让世界直到她的故事。他要全力帮助麦凯恩把这个故事向全世界推广，要让此书被以后一代代的人看到，而杀害他女儿的人，终将成为一堆荒冢，无人纪念，没有人会知道杀害者的名字，他们的生命变得无关紧要。

作者和两位人物都在追求和平。在后来的答问环节，有人问追求自己的和平和追求他人的和平是什么关系。巴萨姆说他去过北爱，北爱几乎有五十个词来形容和平。但和平不能只关系到自己。“你不可以和自己达成和平。没有人可以独自和平。我们都是相互连接的。”

艺术旨在颠覆

麦凯恩熟悉北爱尔兰冲突，小时候跨境去北爱，总纳闷为什么邮箱一边是红的，一边是绿的。他对北爱和平进程有深切了解，可是对巴以冲突一无所知。熟悉的地方无风景，麦凯恩尽写自己一点都不熟悉的东西，包括《舞者》、《转吧，这伟大的世界》。他的做法，让我想起我以前一位质性研究老师的说法：我们质性研究者的任务，是把陌生变为熟悉，把熟悉变为陌生。“艺术的目的是让人失去平衡，是颠覆。”不然的话，我们都在各自的姿态里舒舒服服的错着，不思改变。颠覆是为了达成更为理想的状态，这包括他人的和平。在世界走向愤世嫉俗的时候，麦凯恩这样的作家是逆行者。作家必须是迎着世故、自私、自满冲过去的逆行者，必须有理想。没有了情怀，作家什么都不是。这么做的过程很难，可能要有无数碰壁。每次撞墙的时候，若撞了一道裂缝，那就如列奥纳多·科恩说的那样，会有光进来。

直播中，巴萨姆在外面，头上有月光。有位读者说，那也是照在我们头顶的月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