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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历经8年编校、共计400余万字的《汪曾祺全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该全集收入迄今为止发现的汪曾祺全部文学作品以及书信、题跋等日常文书，共计12卷。借全集出版之机，3月2日下午，汪曾祺之子汪朗、学者杨早与《汪曾祺全集》责任编辑郭娟做客人文社“朝内166•文学公益讲座”，和读者一道怀念汪曾祺的趣闻轶事与创作点滴。

“以后我可是要进文学史的”

汪朗说，父亲和家人的关系很好，面对几个子女也没有做父亲的架子，往往更像朋友。汪朗和妹妹知道父亲的小说写得不错，但时常拿老爸开玩笑，装出不以为意的样子。有一次汪曾祺又被孩子们开涮，有点急了，说“你们可要对我好一点，以后我可是要进文学史的”！孩子们反而哈哈大笑，“老头，就你？别做梦了！”

在汪家，汪曾祺曾和子女们说起中国文学中的“大家”与“名家”分别。所谓“大家”，就是“东西写得非常有气势，而且忧国忧民”，所谓“名家”，则是修身养性、著文自得其乐，比如晚明时期的归有光。汪曾祺自认为自己绝无成为大家的可能，但可以做一个名家。起初，汪朗觉得这可能是父亲的谦辞，汪曾祺逝世后，有一次汪朗去林斤澜家中拜访，提起这段关于大家与名家的话，林斤澜听后反问汪朗：“他说他自己是名家，他还说过谁是名家吗？”汪朗一想，好像还真没说过，这才发现即便在谦虚里，也能看到父亲的骄傲。

父子间的玩笑话后来变成了事实，汪曾祺果然进了文学史。近四十年间写就的当代文学史中，多个版本都提到了汪曾祺，但无论是作为教材的文学史写本，还是个性化的史论著作，汪曾祺的文学史位置都有些尴尬。有的将其归入乡土小说，有的则认为汪曾祺是寻根文学或者市井文学的代表，还有论者从语言的角度出发，把汪曾祺划作诗化小说的阵营。好像文学史上哪里都有汪曾祺，但把他完全放到哪儿都不合适。然而，这种独一无二、无法归类的现象，正恰恰说明了汪曾祺是注定要青史留名的大作家。

汉堡包VS面包：人道主义的吃货小说家

“……（现在的人们）一面读小说，一面抓起一个芝麻烧饼或者面包（看也不看）送进嘴里，同时思索着生活。”怎么汉堡包就成了面包了？汪曾祺一边读着自己这篇发表在1982年7月1日《光明日报》上的文论《说短》，一边皱起了眉头。

据汪朗介绍，汪曾祺博闻强记，在书刊杂志上了解到了汉堡包这种西式快餐食品，虽然当时汉堡包还没有传入中国，但汪曾祺取其方便快捷之意，旨在说明小说要尽量简洁，以符合现代生活的快节奏。汪曾祺本来对自己的举例很是得意，但发现文章见报时编辑误将“汉堡包”改为“面包”，颇为不满，“老头儿一直嘟嘟囔囔，说巴尔扎克时候吃面包，狄更斯时候也吃面包，再说了，面包不如汉堡包好吃啊”，汪朗与读者们分享上面这段回忆时，仍忍不住哈哈大笑。此后，《说短》一文收录进《晚翠文谈》出版，汪曾祺坚决将文中几处“面包”都改回了“汉堡包”。

杨早笑谈，在汪曾祺的书信中也有他不爱吃面包的旁证。在信中，汪曾祺曾与友人谈到随笔式的文章通顺流畅，但有些评论文章骄矜做作，“硬得像一块陈面包，我的牙不好，实在咬不动——至少咬起来很累”。可见，汪曾祺对面包的“痛恨”，不是一时起意。

不过，要真是说到吃，估计作家里敢跟汪曾祺匹敌的人少之又少，儿子汪朗也被熏陶成了美食家。汪曾祺说，自己最关心的就是底层人民在吃什么、想什么。倘若历数汪曾祺笔下那些有名的食物，高邮的鸭蛋自是不在话下，除此以外，他还在不同文章中写过火腿月饼、破酥包子、玉米粑粑、拌萝卜丝、豆瓣肘子、香蕈水饺等美食。杨早认为，食物的背后是乡风土俗，风俗背后是人物的灵魂，美食的色香味构成了汪曾祺小说的完整性，小说中时而显现出的悲悯情怀，体现出一个人道主义者的理想世界。

气氛即人物，杨汝絅这样读汪派小说

杨早的三叔祖杨汝絅，是汪曾祺的表弟，他们一同在高邮长大，直到30年代末才分别。汪曾祺远赴云南西南联大求学，师从沈从文先生学习小说创作，杨汝絅则随在国民政府任职的父亲去了重庆，而后两人各自流离，直到1980年才恢复联系。三十余年间，杨汝絅对汪曾祺的作品始终有所关注，甚至八十年代，汪曾祺忘记了自己早年的部分作品，杨汝絅却如数家珍。

在一次通信中，杨汝絅写道，“气氛即人物，可以说是读你小说的一把钥匙”。“气氛即人物”，语出汪曾祺为自己短篇小说集作的序言，“我以为气氛即人物，一篇小说要在字里行间都浸透人物，作品的风格就是人物的性格”。汪曾祺年轻时曾想打破小说、散文与诗歌的界限，他认为故事性太强反而不是小说，小说应该是一种人物素描，而散文则不直接写人物，是用气氛来浸透人物的性格、心理和活动。

杨早结合文学史的脉络，对“气氛即人物”做出了解读。“中国的新文学发展到1940年代，其实已经出现了巨大的不均衡，小说看上去最繁盛，但实际上是沙滩上的大楼一样，并不稳固。经过30年代革命风潮、现代风潮的洗礼之后，真正打动人心的还是故事。”杨早说，在当时张恨水的作品长盛不衰，还珠楼主风行一时，解放区出现“赵树理方向”，张爱玲回溯传统章回小说寻求借鉴，这些现象的背后都表明中国的读者对于故事和情节的强烈诉求，也体现了五四以来国人对文学西化的不适应。郁达夫就曾说，中国现代的小说不是中国小说，是“欧洲小说的一个分支”。汪曾祺等一批优秀作家在1940年代面对小说困境，力求突破，他们笔下不约而同地出现了诗化或者是散文化的倾向，除汪曾祺外，这一时期还有萧红的《呼兰河传》、沈从文的《长河》等佳作问世。

在杨汝絅看来，汪曾祺小说虽然都很短，但是每一篇都很完整。这种完整体现在每篇小说都写出独特的气氛，气氛让人物变得鲜活，而且连带人物所在的环境一起变得鲜活起来。比如汪曾祺写《异秉》中摆熏烧摊子的王二，身上同时具有三种气味：熏烧摊上的五香味和青蒜味、高邮中药店里的气味、刨旱烟的气味，不同的气味萦绕在同一个人物身上，其实是在写他的经历与性格，“他身上的气味如此复杂，以至于读者没有办法把王二从旧时高邮的小县城的环境里剥离出去”。

在《捡石子儿》一文中，汪曾祺曾对自己有过这样的评述，“我活了一辈子，我是一条整鱼（还是活的），不要把我切成头、尾、中段。”的确，无可替代又自我完整，汪曾祺一直如一条充满生机的大鱼，在文学江湖里自在地游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