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晓枫：我不追求讨好多数
华语文学传媒盛典·年度散文家周晓枫
周晓枫，1969年生于北京。1992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做过20年文学编辑，现为北京作家协会驻会专业作家。出版有散文集《斑纹》《收藏》《你的身体是个仙境》《聋天使》《巨鲸歌唱》《有如候鸟》等。曾获鲁迅文学奖、冯牧文学奖、冰心文学奖、朱自清文学奖、人民文学奖、十月文学奖等奖项。
授奖辞
周晓枫笔能著文，心能谋论，语言汪洋恣肆，如大河前横。理深者不止于时用，文华者不止于咏歌，周晓枫的散文，如此华美又如此俭省，如此凛冽又如此迷惘，明明有沉重的肉身，灵魂仍能轻盈地飞翔。她出版于二〇一七年度的散文集《有如候鸟》，有繁复的修辞无法掩饰的写作抱负，有跨越了文体疆域也时时惦念的对美的深情。那些远在百荒之外、近在眉睫之内的知识、经验和故事，在她痛切的讲述中，不仅包含了人类的精神，也包含了动物的精神。
获奖感言
我第一次获提名是2006年，十几年后才拿到这个奖，得知消息，我像妖精吃到唐僧肉一样心满意足，接着感到一阵心满意足后的空虚。半年来在写童话，我不知道怎么庆祝，于是当场就寡趣地开始新写了散文的开头，以示自我鼓励和自我激励。获奖的喜悦，很快平息。我从来不是特别松弛的类型，只要面临新的题材，就意味着我不断陷入压力和困境中；来自写作内部的焦虑，大于外部给予的安抚。所以，奖项的鼓励尤为重要。
写作二三十年了，我敢说自己从未因奖项而求情。说这句话，我并非是作为得势者，想炫耀成功经验，要感激那些或远或近、或熟悉或陌生的师长、同道和朋友，能让我在始自年少的任性中，始终坚持下来，并且一直没有丧失好运。创作过程中，伴随着经验的消耗、体能的下降、琐事的干扰，以及种种受挫带来的怀疑。的确，绝对顺利的路程只存在于物理世界，现实中，我们需要克服或大或小的阻力，才能依靠文字，把自己运输到理想意义的远方。一个写作者，应该心无旁鹜，负责任地对待每个作品。哪怕有一天，我们得不到奖励，我们至少得知，抛物线的顶点在哪儿，那个让我们再也无力挣扎的终点在哪儿。我不知道自己在创作上还有多少的可能性，我愿意努力去寻找这种极限。其实，恰如《爱丽丝漫游仙境》里红桃皇后所言：“你只有拼命奔跑，才能留在原地。”
谢谢鼓励我的人，也谢谢批评我的人，这一切让我获得蓄积的力量和成长的可能。这个世界给了我许多丰富的体验，何此做出微小的回应？涌泉之恩，无以滴水相报，我只能尽量去珍惜自己写下的每一个字。
南都：谈谈你写作的开端吧。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写作的？
周晓枫：我从来没有过别的理想，从小希望当作家。小学语文老师表扬过我的作文，虚荣心得到满足的我，从此坚定道路。整个青春期过去，我没什么值得骄傲的事情，高考作文满分，算是我的巅峰了。除了中文系，我不知道还有什么选择，我对其他都缺乏兴趣和耐心。大学开始写作，一直写散文，也许因为这种文体最像作文，并且不像小说那样需要特定的技巧。我不算勤奋，至今也没有制定计划和规划，有时间和感觉就写。我比较涣散，但写作习惯断断续续地算是坚持了下来。
南都：长期以来，你的散文写作似乎总是围绕“身体叙事”进行，你对女性的、童年的某些身体经验、形而下的痛感有过非常深刻的书写。
周晓枫：我并非“身体叙事”的代表作家，只是我非常重视来自身体和个体的直接经验。文字，要让作者和读者，都置“身”其间。最鲜活的、最丰富的、最真实的、最不可替代的直接经验，正是来自我们的身体。
散文尤其需要诚恳。你写下的每个字都是你的一个细胞。身体感知出现问题，文字也不会生机盎然、元气饱满。
南都：在散文领域，过去我们似乎更多地重视经验，忽略想象。而我感觉，你一直在铺设小说式的叙事悬念、戏剧结构，你对散文文体是否有跨文体、革命性的念头？
周晓枫：白话文运动以来，相对来说，小说无界，诗歌无界，各种形式和手法似乎都可以拥有自由运用。而散文有着内在的律法，像外面穿着运动服、里面穿着紧身衣。漫长时段里太过保守，所以几十年来原本敬陪末座的散文，变化明显。比如千字文时代，只能简笔勾勒；加长的篇幅，使散文能从乐器独奏，变成立体的交响乐。再比如，我们都承认写作需要经验与想象，但在散文领域没有很好地平衡两者。我们也在逐渐学习，如何把想象与编造从虚构这个含混的概念里甄别出来。
南都：你曾经说过自己有“修辞强迫症”，你的散文笔调的确很独特，色彩浓稠之中让人感受到一种对修辞的迷恋你何以形成这样的审美特质？又是如何看待“风格化写作”的？
周晓枫：我迷恋修辞，容易被有幻彩的词句带着走，文风具有一定的辨识度，比喻比较新鲜和陡峭。有时这也是缺陷。我现在有所调整，针对有些题材，我会有意提高写作速度，不那么字斟句酌，保持一种相对的粗颗粒感。我觉得，昏天黑地、纸醉金迷的过度修饰存在问题，但唯简是尊，未必就是铁律。有人是写作上省俭的环保主义者，极简得无可厚非；有人用字铺张，也谈不上罪过———毕竟词汇和物资不一样，浪费倒是个创造和积累的过程。顾炎武在《日知录》里说过：“辞主乎达，不论其繁与简也。”的确，最好的修辞是准确。
风格化写作，对作家来说，好处是区别于他人，坏处是容易让自我僵化。一个理想意义的写作者具有不断的生长期，像昆虫享有完整的蜕变：从卵粒到幼虫，从成虫到完成羽化……每个今天都由昨天酝酿而成，并且酝酿出陌生的明天。
风格化写作，对读者来说，不会老少咸宜。有些畅销书作家，文字清爽，像生菜没有明显的苦味、涩味、异味，所以接受者众多；我呢，大概属于鱼腥草那类，喜欢的就特别喜欢，讨厌的就特别讨厌。这对我没什么影响，我不追求讨好多数。
南都：当写到暴力与恶，你下笔残酷、沉郁凌厉。和我的印象不同，生活中你应该是属于开朗外向的，你的文本与你的生活经历似乎矛盾、分裂，为什么？
周晓枫：有些读者从文章上猜测，我是一个阴郁而冷酷的人，见到我之后感觉反差较大。生活中的我，糊涂、软弱、爱开玩笑。我写悲伤，也写欢乐，我是个欢乐的悲观主义者。其实悲观和欢乐并不矛盾，就像焰火和夜晚最为相称一样。写作者处理题材，应该像猎食者那样勇敢：猎物上树，他就要攀爬；猎物跳入沼泽，他就要深陷泥泞；猎物进入夜色，他也无惧被黑暗吞没。
文字状态与生活经历叠合也好，冲突也罢，正体现了写作的美妙之处，它把一个单数的“我”，变成了艺术创造中可能的复数。
南都：《有如候鸟》里可以感受到你对一些公共议题的关切，比如暴力、女性成长、传统的消逝、生态破坏……这是在传统的散文写作里少见的。你如何看待作家与社会现实的关系？
周晓枫：我并未刻意选择公共议题，我只能处理自己有想法和想象的、有触动乃至触痛的题材。但每个人都不是生活在真空里，文学必然会涉及他人；对社会问题的追踪和关注，也是作家应该具有的责任。我愿意通过散文写作，更好地抵达对自我的认识，对世界的认知———这两者是不能够剥离看待的，否则，就容易导致虚伪和肤浅。
南都：回顾你这二十余年的写作生涯，还有什么未完成的遗憾吗？对未来有什么希冀？
周晓枫：据说写作者很难不悔少作，但对我来说，每篇作品，我都尽量写到自己当时的能力极限。即使经过更长时间的技术训练，但重新处理过去的题材，我未必就能技高一筹。逝如流水，我的作品就是刻舟求剑留下的记号；无论怎样，谁都不会找到那把沉没的利器，但记号让我不会忘记这件事。我既无法遗憾宝剑，也无法遗憾符号，只能接受事实。
对我来说，所谓未来，非常具体，就是每个尚未完成的作品——我希望自己永远不要丧失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和尊重、热爱和悲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