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作家、出版人汪兆骞。 （受访者供图）

《民国清流》系列七卷本。 （资料图片）

《告别与新生》副标题：大师们的非常抉择汪兆骞 著现代出版社2018年1月

作家、编辑家汪兆骞生于194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原《当代》杂志副主编兼《文学故事报》主编。中国作协会员。著有《往事流光》《香盈碧莲花》《春明门内客》《记忆飘逝》《紫塞烟云》《张骞》等。

为创作《民国清流》系列作品，汪兆骞从1998年开始，搜集了数百万字的权威资料。这套书是国内首部立体全景式再现民国大师的编年体集体传记，是关于民国文化史、思想史和文学史的著作。

叩问知识分子的兴趣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请谈谈您的创作初衷。依照编年剪裁历史进行述说的方式是一开始就设定好的吗？

汪兆骞：我是谁？这是个哲学命题。作为知识分子，我一直就有叩问中国知识分子的兴趣。但决定要研究和书写知识分子的机缘，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杂志工作时，曾参与编发陈忠实的《白鹿原》和责编王蒙的长篇季节系列《失态的季节》《踌躇的季节》《狂欢的季节》。

前者，以史和诗的笔法，展现中国二十世纪初，在革命洪流下，中国传统文化的悲剧命运。小说主人公白嘉轩，作为中国文化道统的正统传人，身上凝聚传统文化的负载，相当完整地保留了宗法文化的民族精魂。白嘉轩本身，就是一部浓缩了的民族精神进化和衰落的历史。而后者，则以戏谑性巧智而又沉重的笔触，呈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中国知识分子的灵魂图景。陈忠实、王蒙各自完成了宏观的关于知识分子的文化讽刺。读他们的小说，愈发坚定我要以传记体探究中国知识分子心理结构和命运的决心。

因为要呈现1912年至1949年内上百位文化大师的文化成就和文化人格，《民国清流》只能依照编年裁剪民国历史，将人物置于历史语境中，钩沉实录，以文学笔墨传神写照，构成一部关于民国大师的集体传记。

与民国大师颇有渊源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书中讲述的是一个群体，远比叙述一个人更为复杂。《民国清流》和一般的传记文集有何不同？兼具史料价值、文学美感和思想传记的作品，需要作者具备哪些综合能力？

汪兆骞：历史是肉身的，有质感、有温度、有细节的。写民国时期，就要弄清它的真实状态，看清文化大师的真实面貌。大凡写史，自古以来，无非是记言（《左传》）、记事（《春秋》）、记人（《史记》）。但历史是以人为中心的。研究民国学人，发现人是极为复杂的，好与坏、善与恶、美与丑、黑暗与光明、崇高与卑下，交融共存于学人的灵魂深处。正是他们独特的性格，构成了各自的命运。

我写《民国清流》，无权也没有能力为大师们树碑立传，或将谁订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要做的只是遵照“其文真、其事核、不虚美、不隐美”（《汉书·司马迁传》）的古训，真实地呈现那一代知识分子复杂而丰富的文化人格和灵魂图谱，是一种文化意义的书写。

上苍对我有所眷顾。我的家庭与民国那些大师们，多有渊源。我就职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才济济，很多在民国就崭露头角的文化名人，如冯雪峰、楼适夷、聂绀弩、严文井、绿原、韦君宜、牛汉等都曾是我的领导和同事，他们身上载有大量民国文化信息，对我帮忙匪浅。我社的丰富藏书不逊首都图书馆，为我提供了大量翔实的材料，我是有幸的。

胡适和鲁迅的命题一直困扰我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您在书中谈到，“所谓文学交流，谈到紧要处无非是彼此袒露胸襟和灵魂而已。”关于鲁迅和胡适二人的评价，想听听您的看法。

汪兆骞：五四运动，是中华文明史上划时代的一件大事，它培植了一大批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文化大师。研究挖掘这些文化巨人的精神遗产，关乎民族文化核心价值的弘扬，也关乎“立人”之本。

研究近代中国文化，胡适和鲁迅是不可忽视的。有些人常喜欢对历史人物做二元对立的评价，常常忽略文化人格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和性格的多样性、多元性。

在文学革命发轫之始，胡适一篇《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对胡适旧文“发难的信号”（郑振铎语），评价甚高，称之为“今日中国文界之雷声”。鲁迅当时在教育部任监事，虽不是手举义旗者，确实遵“文学革命”“白话文运动前驱者”的命令而创作文学的乘势英雄。正是有了鲁迅白话文的文学实践，我们民族文学的面貌、气象、精神、灵魂才焕然一新。

鲁迅早期，对胡适和陈独秀是充满敬意的。他著文声称白话文以前的中国，因文言而僵化，中国人处于聋且哑的文化状态下，是“无声的中国”。而有了胡适提倡的白话文运动，才使中国变成“有声的中国”。他甚至在《二十四孝图》中说：“只要对白话文来加以谋害者，都应该灭亡”。支持胡适白话文运动，态度坚决。从胡适、陈独秀和鲁迅对待文化运动的态度来看，尽管有个性、见识、气度差异，但却是齐心协力、精诚团结的。

但是，有些学者未读懂胡、鲁，至今仍在思想资源、文化价值上，将胡适、鲁迅简单割裂，每每做非此即彼的简单抉择，对二人进行比较议论：什么胡适是渐行的自由主义者，鲁迅是激进的革命家；胡适做自由之梦，鲁迅发绝望之叹等，不一而足。

我不仅写文章批评过些“类非而是，类似而非”的观念，而且在《民国清流》一书中，试图实事求是地展现胡适、鲁迅之真容。在我看来，胡适和鲁迅作为身载传统文化的知识者，有许多地方是相似的，他们都有儒家之大义和兼济天下的襟怀。胡适对天下苍生命运关注的情怀，对公正公平公正等诸多理念的追求的那种达观、宽容、平静和深邃的风格，与鲁迅为真理赴汤蹈火、自我牺牲并敢于自我剖析，直面人生痛苦的那样金刚怒目式的呐喊与抗争的精神。两相映衬之下，两人的精神魅力和人格力量反而更加清晰。两人精神的相辅相成，共同开创了新文化运动的生动局面，并共同构筑了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内核。

当然，从一动笔到七卷本《民国清流》收官，关于胡适和鲁迅的新与旧、中与西、精神与物质、保守与激进、革命与反动、这些贯穿中国现代化的命题，一直困扰着我。

胡适、鲁迅其人、其文，在深层的领域，都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意象。其价值意义非言语能简单道断，其生命底蕴真谛亦非常人所可尽道者。

20年心血写一套传记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这些民国文人给当代中国留下的最重要的文化传承是什么？

汪兆骞：“人代冥灭，而清音独远”，在我完成《民国清流》收官之第七卷，不得不向那些留下丰富文化遗产和高尚文化灵魂的大师们告别时，“独为神州惜大儒”，竟然流下两行清泪。心怀敬畏，尊重文化传统，从文化自觉迈向文化自信，留住中华民族的集体乡愁，是我的初衷，也是大师们留给我们最珍贵的文化传承。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请透露您接下来的写作计划。

汪兆骞：令我诚惶诚恐的是，我这部耗去我二十多年心血的关于民国文化大师的集体传记长卷，是否无愧与传主们鲜活的文化灵魂？是否博得读者的喜爱？是否对得起梁晓声、张抗抗、何建明、王跃文等朋友的鼎力推荐？只好让时间作出判断吧。

我是个注定一生都不能离开文学，放下手中笔的“苦命人”。大半生为人作嫁衣裳，退休后才有时间写自己要写的东西，现在，我正在写一部关于诺贝尔文学奖的专著。如顺利，今年岁末，便可付梓，以飨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