柔弱日本女教师传播大屠杀真相30年
松冈环（左）看望慰问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徐宝兰。受访者供图
就在南京大屠杀国家公祭日前夕，日本学者松冈环刚在加拿大展示完自己多年搜集的南京大屠杀史料、回到位于日本大阪的家，又从大阪马不停蹄来到南京。
30多年来，松冈环近百次到南京，每次都会带上自己最新搜集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史实证据。
在中国，这位老人被称作“日本的良心”，她凭借自己所收集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资料，写下了《南京战·寻找被封闭的记忆》《南京战·被割裂的受害者之魂》等书。她的努力遭到日本右翼政党的强烈打压，但是这位柔弱的女教师，却30年如一日，坚持揭露真相，为真相发声。
自费收集大屠杀资料30年
1947年，松冈环在日本出生，大学毕业后，她成为大阪一小学的历史老师。
在教书的过程中，她发现日本教科书上的“历史”有些问题：日本的国民教育在讲述战争历史时，忽略了侵略历史。
这种忽视历史真相的教育，让松冈环十分不安。随后，她凭借着对历史的敏感和兴趣，开始翻阅各种历史资料。
1988年，松冈环来到南京，看到了她在国内从未见到的历史真相。“日军曾在进入南京城后，对南京市民大肆屠杀、抢劫、强奸、纵火……”这些真相让她当场流泪。
此后，松冈环往返于日本和南京之间，寻访了超过300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并记录下这些沉痛的往事。无人赞助，她用在学校授课的微薄工资，来支撑旅费。很多个寒暑假，她都住在南京，利用假期进行调查。
松冈环呼吁日本民众到南京进行心灵慰藉之旅，以弥补侵华日军给当地居民带来的心灵创伤。
松冈环还前往日本各地，访问侵华士兵。那些老兵对南京大屠杀的细节描述和中国幸存者的证言在时间、空间上惊人一致。
松冈环回忆，自己在采访日本陆军第十六师团第三十三连队士兵松村芳治时，经过20多次耐心的沟通，松村芳治终于愿意开口，承认自己除了屠杀中国市民，还强奸过中国妇女的罪行。
“他一开始觉得自己是为祖国而战的士兵，到后来才发现，自己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松冈环表示，国内这些老兵对战争的反思，成为她持续调查南京大屠杀的动力之一。
不畏打压坚持揭露真相
“在日本做这件事并不容易。”松冈环表示，多年来她不断在日本国内揭露南京大屠杀的真相，受到日本社会右翼的多次威胁。甚至还有一些日本右翼政客企图让松冈环“洗白”这段历史，对此她非常愤怒。
2002年，松冈环编著的《南京战·寻找被封闭的记忆——侵华日军原士兵102人的证言》一书在日本出版。这是松冈环历时4年在日本东京、名古屋、大阪、广岛等6个城市，寻访200余位当年参与南京大屠杀日本老兵之后的调查成果。书中汇集了上百位加害者证言、中方受害者证言和第三国外籍人士的证言，三方证据相互印证，全面揭露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真相。
这本书一经发布，就遭到日本右翼的强烈抗议。2002年8月15日晚上，日本朝日电视台用15分钟介绍了《南京战·寻找被封闭的记忆》一书，随后却遭到了超过1500名观众的电邮批评和500多个电话抗议。日本右翼势力的代表人物气急败坏地攻击松冈环和在书中作证的日本原士兵，骂他们是日本的“卖国贼”。
但是松冈环并不为所动，依旧坚持继续制作“南京大屠杀”相关史料。2009年，历时12年的调查访问，松冈环和她的团队完成了大屠杀纪录片《南京·被割裂的记忆》的制作，随后又在2016年发布了纪录片《太平门：消失的1300人》。
松冈环表示，她致力于揭露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真相已有将近30年，但“日本近年来却越来越远离真相”。时隔80年，一些日本人对南京大屠杀真相的回避令松冈环伤感不已。
她认为，这一历史问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责任完全在日本一方，而没有彻底清算战争责任，对日本人也是一种不幸。
对话
松冈环：“揭露大屠杀真相这盏灯绝不能熄”
南方日报：你搜寻南京大屠杀史料已有30年，一直在日本传播南京大屠杀的真相，这么多年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松冈环：我从1988年开始搜集南京大屠杀的各种史料。要搞清楚南京大屠杀的真相，需要找到经历事件的日本士兵和幸存者，因此从1997年开始，我一直在寻找经历过南京大屠杀的日本兵和幸存者。
我用了10年的时间找到了250位日本兵，同时用15年的时间调查了350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在漫长的调查过程中，碰到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一直支撑着我的一句话是：“我是老师，有责任把南京大屠杀的真相告诉日本年轻人。”就是这句话一直激励着我。
南方日报：调查过程中碰到哪些困难？
松冈环：在日本，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力量非常强大。在持续进行的历史调查和真相传播过程中，体验各种各样的压力是理所当然的，其中来自日本右翼势力的阻力最为强烈。
比如，我们每年都在日本举办一个证言展示会和电影会，向日本市民揭露大屠杀的真相。但日本右翼势力会把宣传车开到街头，向公众喊话“集会解散吧，根本就没有南京大屠杀”或“南京大屠杀是中国宣传出来的”进行干扰。
以前我还接到过威胁电话，现在在网络上被诽谤也是司空见惯的事。到今日我写的揭露南京大屠杀的书已经再版第6次，但网上对我的诽谤和中伤还在继续。
南方日报：你的努力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日本国民对这一事件的看法？
松冈环：在日本，南京大屠杀被称为“南京事件”，以此否定和矮化“南京大屠杀”，作为历史修正主义者，这些势力也会出版否定南京大屠杀的书籍。
我也不确定我的行为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日本国民，但是我认为，在日本需要有民间社会团体来揭露这段历史，所以我不断告诫自己，这盏灯绝不能熄灭。
将南京大屠杀的真相在日本、北美、香港以及多个国家中传播是我个人的心愿，2010年以来，我4次前往加拿大和美国进行宣讲，我在香港也给学生讲过我的调查结果和我制作的电影。年轻人的反响非常积极，他们都提出了很多思考。
南方日报：你曾评价否认南京大屠杀是一种落后的历史观念，在你看来日本形成这种观念的根源在哪里？
松冈环：在网络讯息发达的年代，真相很难因为语言不通而被人掩盖。如果日本想在世界范围内行事，就要秉持一种尊重历史的历史观。对我而言，我会坚持不断的通过电影、出版物和讲座在日本国民中宣传南京大屠杀的真相。我也会和外国友人联手不断扩大调查和宣传的范围。
■特写
一个民间抗战博物馆的十年
每当临近12月13日这天时，来南京市安德门大街48号的人越来越多。十一年前，一座小小的民间博物馆——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在这个城市生根，它所纪念的，正是1937年寒冬，这座城市所经历的苦难。
八十年前，日本军队的枪炮响彻南京，30万同胞在这场灾难中殒命。
八十年后，在仅2000平方米的场馆内，这个由民间自发建立起来的博物馆，静静记录着历史悲伤，铭记人民曾遭受的苦难，以此告诫人类和平与稳定的珍贵。
在南京一角诉说战争回忆
12月8日上午10点，南京抗日战争博物馆内来者络绎不绝。一位外国的记者正在馆内参观，当她走进场馆内“国际大爱”展区时，她驻足了，“战争时期，小小的安全区却拯救了无数生命”。
这片展区所展示的历史，正是1937年10月，当日军威胁南京城之时，以拉贝先生为核心的外籍人士为了南京市民的安全，成立了一个国际救援机构，定名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
这是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的一隅，也是南京这座千年古城所经历的一瞬，只是那个瞬间太过痛苦。
八十年前，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日寇随后在南京城内大肆屠杀、强奸、纵火、抢劫，30万同胞悲惨殒命。
2006年，南京人吴先斌用自己从四处收藏而来的南京大屠杀相关藏品和书籍，在南京市安德门大街自家工厂三楼，开办了这座博物馆。
进入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沿着两层挂满抗战英烈照片、写满参观人士签名的纪念墙往上走，是位于三层的展室大厅。“1937南京记忆”“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抗战风云”“抗战文献”“抗战徽章”等主题展讲述着那段不能忘却的记忆。
整个场馆内，全是抗日战争中所留下的史料和证物。博物馆核心区域是三楼陈列厅，厅内珍藏文物5700余件，四楼作为资料室，陈列着有关抗日战争的书籍4万余册。这些藏品和书籍，都是馆长吴先斌从四处奔波收集而来。
肃穆而震撼，是博物馆给人的直观印象。在博物馆的一个展厅内，一边是侵华战争时期日军的军旗、武士刀等藏品，而另一面墙上，则是满满一墙抗战老兵的红色手印。站在展厅的两墙之中，似乎听到了无数老兵对侵华者无声的控诉。
自2006年12月，南京抗战博物馆正式对社会开放以来，已接待参观者20万人次以上，其中接待美国、日本等外籍访问团上百个，已成为南京市以及20多所学校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然而，谁也不会想到，初期开馆时，这座博物馆仅有3人，“我、保安、司机。”吴先斌回忆道，当年，他刚刚开馆时，有时一周都来不了一个人。有人来参观，他就又做馆长又做讲解，给参观者讲解南京当年抗战的情况。
11年来，吴先斌一共投入了3000多万元用于场馆的维护经营。自2012年以，博物馆的运维费用一路升高，此前，每年仅需30余万的开支，到如今一年需花掉近300万元，“光每天开空调的电费就得800元”。
对此，吴先斌的很多朋友表示不解，“生意好的时候，几十万的开支没有问题，但近年生意不好，加上场馆运维费用增加，每年几乎厂里赚的钱刚好够博物馆用。”
不过，吴先斌并不认为给博物馆花钱是一种支出，“大家都只看到了我在博物馆花掉了3000万，却没考虑到我拥有了如此一个博物馆。”
“与时间赛跑”抢救记忆
吴先斌说，“公共纪念馆给参观者提供的是一种宏观上的介绍，我这里突出的是一些重要细节，让大家换一个角度了解历史。历史有时存在于具有典型意义的细节和实物之中，历史叙述也可从具有典型意义的细节展开，而我们这里可以提供更多的细节，来强化民族的集体记忆。”国家博物馆藏品代表国家记忆，民间博物馆收藏代表民间记忆，二者融合才是民族的完整记忆。
“然而，关于历史的记忆，近些年来却岌岌可危。”南京抗日战争博物馆的副馆长薛刚告诉记者，这些年来，除了到处收集和南京大屠杀相关的展品之外，博物馆更重要的，就是去抢救“战争”的记忆，完善老兵和大屠杀幸存者的口述史。
除了博物馆本身的收藏藏品和书籍外，近两年，吴先斌又扩充了自己的队伍，他希望去完成“收藏记忆”的工作。他同南京师范大学一起承接了抗战老兵口述史工作，试图让博物馆再承担学术研究的使命。“民间博物馆做口述史，有自己的优势。”吴先斌表示，此前他曾到访多地，认识各地的不少关爱抗战老兵组织，而博物馆内又有文物史料的优势，这和学术机构擅长书籍史料形成一种专业上的互补。
2016年4月，中国社科院发布了抗战老兵口述史的课题项目，而吴先斌就联合高校，自己干了起来。实际上，作为长期的民间抗战研究者，吴先斌和他的团队从事口述史采访整理工作已有多年，而这次的项目，除了课题本身之外，则是吴先斌的一次“与时间赛跑”。
自开始访问抗战老兵以来，团队发现，老兵由于年岁已大，不断离世。薛刚告诉记者，2016年至今，博物馆团队已经采访了600余名老兵，但是，仅一年时间，其中的8位就已经离世，“在短时间内，收录更多的抗战老兵口述史，不但是一份事业，更是对历史的责任。”
统筹：孙国英 汤凯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