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杨大辛 1925年生于天津，早期从事文艺创作，经营书店。1978年后主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出版了《周学熙与北洋实业》《武术大师霍元甲》《艺海飘萍录》等史料。著有《津门古今杂谭》《乡情漫笔》等。

杨大辛木刻作品

印 象

他编纂的天津文史资料至今仍是研究者必备参考

不久前，见到刚刚完成全国政协文史馆“讲述中国”口述史音像库录制的杨大辛老人，他丝毫没有大病初愈的疲惫感，除腿脚略有不便外，听力、视力、记忆力都是超常的。那一刻，阳光透过树阴，洒在书房，听主人公谈古论今，风轻云淡，心情畅快。

“我就是名爱岗敬业的文史工作者，不是什么家；多谈些事业有关的，少谈些个人的不公遭遇；对当前文史界的不良现象，不过多评论，不当‘教师爷’。”接受访问前，杨老先立下“约法三章”。近些年来，老人很少参加社会活动，偶尔写上几篇文章，更像是在和老友们问好叙家常。然而，大家却没有，更无法忘记他。作为天津地方文史研究领域曾经的“掌门人”，由他编纂的文史资料，早已成为今日研究的必备参考。

1996年，北京首次召开“华北沦陷区文学暨专著《沦陷时期北京文学八年》学术座谈会”，他以上世纪40年代沦陷区老作家代表的身份应邀与会。2015年，天津市文史研究馆与天津美术学院联手举办了“铁蹄下的青春──杨大辛与1943年京津木刻展”，集中展现了杨老的木刻作品。今年，市文史研究馆馆员著述系列又整理出版了他从1942年至今的部分杂文，取名《碎思录》。

年过九旬，对于个人荣辱早已淡然，但只要涉及地方文脉传承和文物保护，杨大辛依旧会倾力而为。在接受采访时，他对当前老城区的保护、西沽及龚望旧居仍念念不忘：“要留下天津发展的历史印记，做好乡贤文化的保护，从面到点都很重要！”一路走来，何以处世？老人曾为笔者写下这样的赠言：“守持一个读书人的风骨而心安理得。”这也正是杨大辛老人内心一辈子的坚守。

创作小说与木刻作品真实地描摹现实生活

谈及成长岁月，“家境贫，磨难多”是留给杨大辛最深刻的印象。

祖籍武清县，由于家道中落，父亲弃农进城做工，母亲是广东籍贫民。1925年，杨大辛出生在“特一区”三义庄，按家族谱系取名“永福”，寄托的是父母对生活最朴素的愿望。但天不遂人愿，8岁那年，一周之内，他的妹妹与母亲先后病故，四口之家就此天人永隔。

“孩子，我不能给你再找个后妈，不能让你受委屈，就咱爷儿俩过吧！我尽力供你读书，你要为爸爸争气！”杨大辛至今仍清晰地记得父亲对他说的这番话。

从那时起，杨大辛发奋读书，各科成绩名列前茅，尤其对国文和美术产生了浓厚兴趣。11岁，他已在儿童刊物上发表作品。正要考中学，“七七事变”爆发，当年的7月29日，在日军炮火的狂轰滥炸中，一颗炮弹险些击中杨大辛。“虽然只是头部被擦伤，但我第一次有了国家危亡之感。”父亲匆忙带着他到法租界避难，为不失学，只能报考了一所私立商业职业学校。

未来何去何从？杨大辛不得不提早做出抉择。“一条路是考大学，这无疑会加重家里的经济负担；另一条路是进入商界，我又极不情愿。最后我选择朝着自己的梦想──从事文化艺术事业而努力。”

打定主意，杨大辛开始广泛搜罗阅读中外名著，练习写作，每周日还到位于今天红桥区严翰林胡同的美术馆学习，接触了木刻艺术，结识了李平凡、金力吾、李培昌（左建）等有相同爱好的青年朋友。他们有感于鲁迅先生提倡的木刻是“大众革命的武器”之宗旨，纷纷投入创作。

不知是天赋使然，还是心中积蓄的爱国热情爆发，十六七岁的杨大辛在华北木刻界崭露头角。1943年1月，他专门收集了京津两地19名青年的知名作品108幅，在天津青年会分会所举办了为期三天的木刻展。

“当时我已在小报当编辑，在各地刊物上发表小说、杂文和木刻作品，担起养家糊口的重任。搞木刻展竟被无孔不入的日本特务盯上，报社迫于压力，只得把我辞退。”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刚满18周岁的杨大辛开始靠写作投稿谋生，陆续发表了短篇小说《火灶上》《跳会》《罪与罚》《大莲》《潮湿的角落》《老爸爸的手札》等，中篇小说《生活在底层里》，长篇小说《生之回归线》，他还加入了华北作家协会，在沦陷区文学青年中颇有影响。他的小说如同他的木刻作品一样，多以反映劳动人民的苦难境遇为题材，揭露社会阴暗面。正如《沦陷时期北京文学八年》一书中所评价，作者在生活积累和文学技巧上虽尚不成熟，但“坚持真实地描写现实生活的意图，还是十分明显的”。

与友集资开办知识书店亲历开国大典激动时刻

少年得志，才华横溢，让本就不安分的青春别生枝节。“这个年纪谁不憧憬着外面的世界啊。”由于醉心于普罗（无产阶级）文学，开始有人不断窥探杨大辛的动向，令其十分厌烦。直到抗战胜利后，他方知这些原来都是日本特务所为，自己曾就职的《每月科学》社全体人员也于1944年遭突击逮捕。

鸟儿想冲破牢笼，命运却不可自拔。“对我来说，虽然在国内与这场风险擦肩而过，结果却又进入了虎穴。”杨大辛唏嘘不已。

正当此时，经友人介绍，远在日本大阪的《华文每日》聘用他为编辑。“我没多想，就是想如鲁迅先生那样漂泊海外，丰富人生阅历。”于是，1943年12月27日，还不到19岁的杨大辛来到日本。“物资匮乏，老百姓对法西斯统治敢怒不敢言，日军已穷途末路。”

“第二天又有特务来找我，看来自己也是声名在外了。”正在懊悔不该来日本之际，杨大辛从进步留学生那里接触了斯诺的《西行漫记》。在书中，他终于看到了希望：共产党、八路军、解放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顿时自己的人生亦觉有了曙光，坚定了必须马上回国的决心。

“我回国时又被视为有收集情报之嫌。周旋近三个月，才于1945年3月回津。”劫后余生，国家也迎来了抗战胜利。“这一年，我恰好20岁，有感于过往经历，自号‘大辛’，沿用至今。”

因已明确投身革命的志向，1945年底他与朋友集资开办知识书店，寓意“知识就是力量”，代理北平中外出版社（经理及工作人员多是中共地下党员）的发行业务，销售进步书籍。他还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天津文化人联合会”，书店成为《文联》周刊总销售处。1946年2月，依托书店又创办《鲁迅文艺》月刊，很是畅销。他重操旧业收集木刻作品，编辑成《木刻新选》，一同发行。后来“文联”被迫停止活动，相关进步刊物也停止出版，杨大辛只能向友人李克简、王希贤求援，书店才得以继续经营。

“我对李克简是共产党员的身份早已心照不宣。我们有共同语言，书店成了地下党领导的文化事业。”杨大辛利用书店成功掩护了我党活动，在斗智斗勇中，几次险些被捕。1949年年初，杨大辛受命接收《益世报》的印刷设备、办公用具及厂房。9月，他又与李秉谦（读者书店经理）到北京列席“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正好目睹了开国大典。

当听到毛泽东主席以其凝重而洪亮的声音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在《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中冉冉升起时，列队站在天安门广场人群中的杨大辛，早已抑制不住心情的激动，千言万语化作幸福的泪水。

1949年10月18日，出版工作会议闭幕前夕，毛主席在颐年堂接见与会代表。全场掌声雷动，主席与大家一一握手，陆定一同志向主席介绍杨大辛与李秉谦时特意指出：“天津地下党过去在白区开办的两家书店，他们做了许多工作。”时光荏苒，这件事已成为老人“人生最美好的忆念，终生难忘”。回津后，他正式向组织提出，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1年年初，杨大辛结束了书店经理生涯，正准备去《天津日报》社履新时，却被上级告知，因情况有变，自己要被派往市政府任职。由此，阴差阳错，弃文从政。

直到1978年，杨大辛重新回到文化战线。此时，天津市政协刚恢复正常工作，他被分配至文史办公室，负责文史资料的编辑整理和研究工作。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他百感交集地写下一首绝句：“春风秋雨五十年，愧无建树两鬓斑。岁月峥嵘人长寿，犹有雄心续新篇。”

精选细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务求史实有据 力戒囫囵吞枣

文史资料工作是周恩来总理于1959年亲自倡导的，号召60岁以上的政协委员记录下自己的“三亲”（亲历、亲见、亲闻）史料，作为对社会的贡献。周总理与大家这样说：“戊戌以来是中国社会变动极大的时期，有关这个时期的历史资料要从各方面记载下来。在座的都经历过四个朝代：清朝、北洋军阀政府、国民党政府和新中国。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史料很值得收集。时间过得很快，开国至今已经10年了，如果不抓紧，有些史料就收集不了。”“我们要把自己所掌握的历史遗产贡献出来。”此后，全国各级政协组织相继成立了专门机构，全国政协为此编辑了《文史资料选辑》。

由于天津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特殊地位，征集文史资料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杨大辛审读库存文稿，发现“有近1000万字的史料”。然而，百废待兴间，如何看待这批资料的价值，是否可出版，却存争议。“以前，我们只负责征集，供稿给全国政协，自己不出版。”杨大辛认为，这批史料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其中不乏有价值的上乘之作。因此，当全国政协文史办公室主任董一博关于“率由旧章”的意见传来后，他一马当先，老马奋蹄，开始着手进行史料的出版和整理工作。

虽是为他人编稿，杨大辛却将此视为“我的青春回归”。功夫不负有心人。1978年12月，《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问世。虽然是“内部发行”，但5000册图书很快销售一空。1979年，杨大辛一鼓作气，连续出版四辑，之后每年皆如此，一批高质量的独家史料，如《周学熙与北洋实业》《天津“八大家”》《天津便衣队暴动》《驱逐溥仪出宫始末》《庚子沦陷后的天津》《武术大师霍元甲》《青帮在天津的流传》，以及杜建时的《从接收天津到垮台》、曹禺的《回忆在天津开始的戏剧生活》、马三立的《艺海飘萍录》、曾国珍的《中国魔术纵横谈》，先后出现在《天津文史资料选辑》上。他还率先冲破对历史人物的认知樊篱，整理刊登张伯苓、卢木斋、李叔同等人的传记史料，备受全国文史界关注，很多刊物纷纷转载。南开大学一位教授看到张伯苓史料时激动地说：“暖了知识分子的心！”

快马加鞭不懈怠，杨大辛又开始谋划如何从“内部发行”走向公开出版。1980年，他在参加全国政协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文史工作会议期间，向相关领导反映了这个问题，得到答复：“公开发行还是内部发行，可以根据具体情况来决定。”回到天津，杨大辛将此事向时任市政协副主席朱子强汇报，随即决定：天津文史资料可以面向社会公开发行。由此，不仅带动了全国其他省市政协文史资料的公开发行，还将天津的文史资料传播到海外，广受好评。

纵写历史 横陈当代深入探索历史文化名城的价值

杨大辛对文史资料的抢救整理，为天津乃至全国文史研究所做出的贡献是承前启后的。同一时期，他还应邀主编了《北洋政府总统与总理》《列强在中国的租界》《日本军国主义侵华人物》等文史书籍十余部，弥补了诸多空白。兼任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副主任，主编首部《天津简志》（180万字）及《近代天津图志》。从编史到修志，他对天津历史的认知更加完整全面。

“史志同源，都是历史学科家族的一员，区分主要是体例结构与记述方法的不同。”在研究古今方志学的基础上，他将修志的方法简单概括为：“纵写历史，横陈当代，横排纵写，立体交叉。”要做到“纵不断线，横不缺项”，必须要深化志书的思想内涵，实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有机统一。

2015年，他在《津门古今杂谭》自序中这样写道：“余于本职工作之余，应报刊编辑之邀，不时写点闲杂文章，说古道今，感世抒怀，持续多年而乐此不疲。集腋成裘，曾先后结集《津沽絮语》《津门往事杂录》《沽水余沫》与《乡情漫笔》诸册，约七八十万言。”再算上他刚刚出版的《碎思录》，恰好近百万言。

杨大辛有自己的原则：写史言之有物，有理有据，不简单抄袭旧报稗闻；议论观点鲜明，高屋建瓴，不拾人牙慧人云亦云。

置于天津文物保护的大视角之下，杨大辛的建设性和前瞻性更加凸显。天津是1986年国务院公布的第二批历史文化名城，而他在1985年的《一个富于历史情趣的设想》中就提出天津应借鉴西方国家设立“保护区”的整体保护理念：“可否把天后宫及宫北、宫南大街划为‘文物保护区’而恢复其历史风貌呢？”这一设想契合后来我国法定的“历史文化街区”，如今已成现实。文章发表后不久，市政府将宫北、宫南大街改建为古文化街，长期以来困扰天后宫的保护问题也得到了解决。

“‘津门故里’与‘沽上艺苑’这两座牌坊的名称，也是出于我的构思，经市领导同志认可而确定的。”杨大辛在欣慰的同时，也有遗憾：“名称上，其实还是保留老地名更能体现历史。”

历史文化名城与名人故居的关系，重物还是重人？至今仍被热议。对此，杨大辛在十多年前的《名人故居的困惑》中曾提出：“名城──名人──故居，三者形成链接……试问，作为名人的故居是人文概念，还是建筑概念？可能二者兼备，但故居的内涵应该主要体现于前者而不是后者。”寥寥数语，切中要害。文物与建筑，后者是载体，不能本末倒置。正如我国著名文物学家谢辰生先生曾举的一个例子，瞎子阿炳生前过的是乞丐般的生活，他的故居十分简陋，但不能因为地方破旧而抹杀其历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