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艺术论——全国诗歌理论研讨会论文集》(40)

　　“归来的诗人”，通常是指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年代被打成“胡风分子”、“右派分子”在诗坛消失而在新时期复出的诗人。新世纪的“归来的诗人”指的是80年代开始写作，90年代下海，而新世纪以来又重新开始写诗的诗人。90年代以来，在市场经济和大众文化洪流的冲击下，诗人不再居于社会的中心，诗歌不再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诗人很难因一首诗而成名，微薄的稿费无法维持诗人的生存，出诗集绝大部分要自费。“饿死诗人”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对诗人生存焦虑的一种切实的表述。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想追求市场效应的诗人，或直接下海经商，或改操可以带来经济效益的文学形式，诗歌创作队伍流失严重。然而到了新世纪，这些人中有一部分又回到了诗歌的队伍，重新开始写诗了。应当说，他们不是为了物质利益而回到诗歌的，因为他们或者已在下海生涯中获得了相当的物质利益，或者已明白了诗歌不会带来什么物质利益，在绕了一个圈子后又重新回到诗歌，这只能植根于一种深刻的心理需要。在他们心底里最钟情、最热爱的、最放不下的还是诗歌，他们深切感到在诗歌中才能找到自我，只有写诗才能给他们带来真正的快乐。浪子回头金不换，这些回过头来的诗坛浪子，不仅对诗的热情不减当年，更重要的是，通过下海、从政等生涯，他们对人性的复杂、对生活的酸甜苦辣有了更深切的体验，因而他们的诗歌才能落尽豪华见真淳，别有一番风姿。这种独特的归来者现象，在其他文学形式的作者中并不多见，足以说明诗歌的魅力。

　　第三，网络传播革命的场效应。

　　如果我们把诗歌创作的物理环境和心理环境看成一个完整的场，那么网络诗歌的出现则极大地改变了这个场的效应。网络诗歌不仅是传播媒体的更新，更带来了诗歌创作主体的变化。网络诗歌取消了发表的门槛，模糊了普通诗歌习作者与诗人的界线，使某些青年诗人脱颖而出成为可能，从而彻底改变了专业作家控制诗坛的局面。按照福柯的“话语即权力”的说法，这实际上是对于诗坛固有格局的挑战和消解，是对诗歌界资源与权力的再分配，使诗歌进一步走上平民化的道路。网络诗歌写作给了诗人充分的自由感，他们以“个人”的面目出现于网络与博客的现场。与公开出版的诗歌刊物相比，网络诗歌有明显的非功利色彩，意识形态色彩较为淡薄，作者写作主要是出于表现的欲望，甚至是一种纯粹的宣泄与自娱。这里充盈着一种自由的精神，从而给诗歌带来了更为独立的品格。网络诗歌作者尽管身份各异，却都在诗之外各有谋生的手段，他们没有合同制作家发表作品的数量指标，也不怕长期不在刊物上露面而被读者遗忘。他们的写作更多的是基于一种生命力的驱使，一种自我实现的渴望，一种不得不然的率性而为。在网上写诗、谈诗，用鼠标和键盘寻找自己的知音和同道，寻找自己心灵栖息的场所，这已成为网络诗人生命的一部分。当然，也要看到，网络诗歌发表没有门槛限制，导致信息资源的爆炸与过载，某些网络诗作者滥用了网络提供的自由，消解写作难度，不加节制地放纵自己的情感，宣泄自己的情欲，出现了一批滥情、色情、品格低下的“口水”之作，制造了一批文字垃圾。针对网络诗歌纷繁芜杂、良莠不齐的状态，由高品位的诗歌网站对之进行删汰与梳理是必要的。

　　第四，面对灾难或重大社会问题，诗人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从古至今，各种各样的灾难就与人类相伴，因而也必然成为文学创作的重要母题。一场突发的重大事件或灾难，常常会唤醒某些沉睡的思维或精神。人们似乎是随着美国世贸大厦双子星座的倒塌而进入21世纪的。十年来，仅就中国大陆而言，从SARS危机，低温冰雪灾害，到汶川大地震、玉树大地震……在这一系列灾难面前，诗人没有沉默，而是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面对2003年春天的SARS疫情，诗人康桥写出长诗《 生命的呼吸 》，以史诗般的庄严文字记下了这场特殊的战争，献给在非典时期被SARS的风刀霜剑所磨砺的人。而更重要的是，诗人们的探索并未局限于抵御SARS本身，而是由此思考到我们社会生活中存在的一些更根本的问题。诗人刘虹在SARS肆虐期间写过一首题为《 人物·一座山——致抗“非典”英雄钟南山 》的诗，她不是一般意义上对英雄唱赞歌，而是从钟南山的身上悟出了诚信、公开与透明对一个社会、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重要。

　　2008年汶川大地震不仅震动了中国，震动了世界，也给中国诗坛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波。大地震发生十几个小时后，网络上就广泛流传《

　　孩子快抓住妈妈的手 》，与此同时李瑛、屠岸、灰娃、王小妮、王家新等中老年诗人和一线诗人纷纷用诗歌抒写面对这场巨大的灾难诗人悲痛的胸怀。5月12日地震，5月17日中国诗歌学会所编辑的《

　　感天动地的心灵交响 》就已出版，5月19日中央电视台赈灾晚会上就选用了其中的部分诗歌朗诵播出。诗人不仅用诗，而且身体力行参与救灾，祁人、洪烛、王明韵等组成“中国诗歌万里行抗震救灾志愿采访团”，奔赴灾区，冒着余震、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危险，他们是志愿者，又是诗人。这次地震诗歌，还不只是达到全民的情绪宣泄的作用，它更多地还有反思，特别是体现了人的价值高于一切的理念。5月12日发生大地震，第二天四川诗人梁平就写了一首《

　　默哀：为汶川大地震罹难的生命 》，在这首诗的最后，诗人写下了：“我真的希望／我们的共和国／应该为那些罹难的生命／下半旗致哀”。到5月19日，全国正式下半旗悼念遇难者。这就是诗人，面对灾难、面对生命被吞噬时作出的回答。他们站在时代的潮头，说出了当时人们心中所想，却尚未表达或无从表达的意愿。可见，诗人对灾难这一主题的追逐，明显超出了这一主题本身，灾难改变了现实生活，与灾难的抗争则改变了我们的诗人。

　　透过我们对新世纪这轮诗歌热的粗线条的描述，可以发现在新世纪十年的诗歌丰富、喧闹、众声喧哗之中，新的诗歌形态，新的诗歌观念在潜滋暗长，诗歌界的价值取向也在调整之中。越来越多的诗人坚信，来自诗歌本真的、自然的、充满人性化的声音，正是一个健康的、向上的社会所需要的。诗人的职责就在于通过富于个性化的、独创性的写作发出自己的声音，引领时代的风尚。这也随之带来了诗人姿态的变化，这种姿态沿着两个方向展开：向上——遥望星空，向下——俯视大地。遥望星空强调对现实的超越，强调在更深广、更终极意义上对生活的认识；俯视大地强调对现实的关怀，对世俗人生的贴近。二者的方向虽有不同，但都是基于深刻的人性关怀。

　　一个“生活”主题的诗歌简史

　　张未民

　　一

　　“生活”，是20世纪才得以崛起于中国生活的概念。

　　于是，“生活”成为中国生活的主题，成为诗的主题。

　　中国古代传统中“生活”一词的使用频次较少并且不显目，大抵指世俗底层的生计、生涯、生存之义①；今天我们所说的生活概念则是指“人为了生存和发展而进行的各种活动”②

　　这样的总体性把握。

　　20世纪崛起的现代性的“生活”概念，连同时代、现实、社会等几个总体性概念的出场，搭建了中国现代性思维和语言兴起的某些方面的基本框架。我们之所以进入一个现代的社会，正是依赖于像“生活”、“社会”、“现实”、“时代”这样几个总体性的中性、理性词汇，才得以描述现代语境，确认我们和事物的内含与边界。自此以后，“中国人开始把很低层地把握的‘生活’，把自己与之纠缠不清的日常性‘生活’，加以对象化，而置诸主体/客体的认识框架上来把握了。”① 从而将文艺从“生活”中升华出来，成为一种生活的“教科书”、“批判书”，或者审美对象，这也可以称作20世纪中国文艺的生活论、生活美学，也是20世纪中国相对于传统中国的一种“生活转型”的结果。但这样一种所谓的生活论，由于其主/客二分的思维定势，其生活概念的阐释中，在将“生活”整体性地加以对象化的同时，也将生活整体踩在了主体的脚下。因为在现代性工具理性思维影响之下，它试图区分在我们的生活中本来区分不开的“日常生活”和“非日常生活”，试图区分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区分个体生活和社会生活。而问题是在中国语境中，这个“生活”概念里来自古典用法的基于日用、生计、生命性生存的基因并不能挥之而去，我们总是要在一个总体性的“生活”概念上来谈问题，而这个总体性的生活概念，在中国人的观念和基本理解中，又总是和人的基本生存的欲念和作为一个生物人的“活”分不开，中国人甚至认为这个“活着”的“生活”乃是人之为人更为重要的基本面，是不能轻易加以否定的。②

　　《 诗经·击鼓 》：“于嗟阔兮，不我活兮。”毛传注云“不与我生活也”。《 朱子语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