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艺术论——全国诗歌理论研讨会论文集》(39)

　　仅就我个人有限的阅读视野而言，我以为，新时期以来最好的诗作应该包括：食指《 相信未来 》——代表一代人的心声，传达艰难困厄中人们坚强的意志与追求，创作于1968年，但正式发表和产生影响应在新时期以后；海子《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传达一种开阔乐观明朗的思绪，能引发读者强烈心灵共鸣；北岛《

　　回答 》、顾城《 一代人 》——朦胧诗杰出代表，表现一代人的命运、心路历程和时代呼声，开启了对社会、人生、历史的反思；余光中《

　　乡愁 》——表现人类共通的“怀乡病”，有恒久艺术魅力，堪为台湾现代诗歌代表；舒婷《

　　致橡树 》( 或《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 )——新时期爱情诗和温婉诗派代表，表达一代人心声；佚名《

　　孩子快抓紧妈妈的手——献给地震中死去的孩子们 》——“地震诗潮”代表作，抚慰受难中人们的灵魂，影响广泛而巨大；于坚《

　　零档案 》( 或《 作品52号 》《

　　尚义街6号

　　》 

　　)，韩东《 有关大雁塔

　　》——注重日常叙事的“第三代诗人”代表，在平淡的书写中表现一代人的生活和命运；王久辛《 狂雪 》——艺术地表现南京大屠杀历史，令人震撼；田禾《

　　喊故乡 》——堪为年轻诗人代表，“喊故乡”喊得人热泪直流荡气回肠；温家宝《

　　仰望星空 》——仰望星空与脚踏实地代表了新世纪中华民族精神与价值取向的主流，是时代最强音，大国领导人的诗歌、文学修养和文化素养可以影响到全体国民；等等。当代文学被翻译到外国的诗作有毛泽东、北岛、艾青、何其芳、于坚、海子、顾城、舒婷、王久辛、牛汉、穆旦、郑敏、李瑛、多多、西川、韩东、杨炼、翟永明、芒克、王家新、杨牧(

　　台湾 )等人作品，可供我们评判好诗之借鉴。我认为，毛泽东诗词可列入当代最好的诗作之林。

　　选出好诗以后，就有一个更紧要的问题出来了，那就是如何使好诗得到广泛传播？我认为，传播好诗与发现好诗同等重要，尤其是在当下诗歌状况并不尽如人意的情势下。传播好诗，以下这些推广途径是可取的，也是切实可行的：

　　加强推介，通过各种形式来宣传好诗：荐选好诗，编辑年度诗歌精选、《 好诗选粹 》等各种诗歌读本、选本，增加面向社会公众的好诗介绍和导读、评论，不断举办诗歌朗诵会、配乐诗朗诵；

　　借重新兴传媒，利用好网络( 包括微博 )、手机短信等平台，即时传送好诗；

　　发挥诗歌公开发行报刊与民间刊物的作用，联络大批诗作者和爱诗者，利用人脉网络进行传播；

　　重视民谣、童谣的创作与推广，培育潜在的爱诗者，加大在校园和学生中诗歌的传播力度。

　　诗与发展

　　新世纪十年：一轮不温不火的诗歌热

　　正在中国大陆悄然兴起

　　吴思敬

　　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大潮铺天盖地而来，诗歌受到的冲击是最为猛烈的。诗人们一时之间乱了方寸，或下海，或改行，或以自己的写作迎合市场。但走向市场的诗歌鲜有成功的。经过一段时间的观望、反思，诗人们终于明白了，诗歌不是属于市场的，诗人要想屹立在时间之流中，不能靠市场、靠媚俗。在一个物化的社会中，诗人的价值就在于坚守，坚守着一种信念，坚守着一种理想，坚守着纯文学的底线。进入新世纪，正当不少人认为诗坛“萧条冷落”，诗人已经“边缘化”，甚至发出“诗人，你为什么不愤怒”的谴责的时候，一轮不温不火的诗歌热却在中国大陆悄然兴起。这轮诗歌热不同于1958年民歌运动所发的“政治高烧”，不同于20世纪70年代末在拨乱反正形势下的诗歌复兴，也不同于80年代中期第三代诗人激情燃烧的实验。这轮诗歌热既不是由某种政治势力发起，也不是由青春期躁动所催动，而是在世纪初中国和平崛起的背景下，老百姓普遍解决温饱之后，在社会极需确立一种精神价值，人们又有着一种心理需要的情况下而自然出现的。这轮诗歌热没有人振臂一呼特别发动，也没有形成声势浩大的群众行为，只是在辽阔的大地上、在诗歌的作者与读者中潜滋暗长，因此它的持续发展的可能性就更强，其具体表现可约略归结为如下数端：

　　第一，诗歌刊物的扩容与诗歌活动的活跃。

　　从建国到“文革”结束近三十年间，我国仅出现过两家诗歌刊物：一家是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 诗刊 》，从1957年创刊到1964年只存在了八年；另一家是四川作协办的《 星星

　　》，就更为短命，从1957年勉强支撑到1960年。新时期以来，公开发行的诗刊诗报增加到十余家，这在新诗史上已是前所未有的了。进入新世纪后，由于国力的大增，相关机构与诗人们有可能把部分财力投入到诗歌事业中来。企业家中的诗人骆英、阎志、潘洗尘等，大手笔地资助诗歌事业，不仅是由于他们的经济实力，更是由于他们有一颗对诗歌的爱心。在这种背景下，各诗歌刊物普遍扩版增刊。2002年起《 诗刊

　　》首创“下半月刊”，此后各刊纷纷效仿，双月刊变月刊，月刊变半月刊，一刊变两刊，甚至变三刊。还有一些诗刊是由原有的综合性文学刊物中派生出来的，如由大型文学刊物《

　　江南 》派生出来的《 诗江南 》。此外还诞生了由出版社编辑出版的诗歌辑刊，如《

　　中国诗人 》、《 新诗评论 》、《 星河 》、《 中国诗歌 》等。至于由民间诗歌社团或诗人个人自费印刷、内部交流的诗歌报刊，更如春草到处蔓延。进入新世纪的民间诗刊，在坚持了一种自由的民间立场的同时，无论是选稿、编排的质量，还是装帧、印刷、设计的精美程度，均改变了以往民间报刊的简陋寒酸的形象，完全可以同公开发行的刊物媲美。

　　专门的诗歌研究机构，此前只有一家西南师范大学的中国新诗研究所。进入新世纪后，首都师范大学成立了“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安徽师范大学成立了“中国诗学研究中心”，这两家均属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此外北京大学成立了中国新诗研究所，北京中坤诗歌基金设立了以研究中外诗歌为重心的帕米尔文化艺术研究院，一些地方大学也建立了自己的诗歌研究机构。这些机构，承担了有关诗歌的国家和省部级的科研项目，出版了有关诗歌研究的丛书，并组织了大量与诗歌相关的活动。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与《

　　诗刊 》社合作在中国首创了驻校诗人制度，先后有江非、路也、李小洛、李轻松、邰筐、阿毛驻校一年。

　　至于由各诗歌刊物以及民间文化团体策划的诗歌活动更是层出不穷。《 诗刊 》社发起的全国性大型公益活动“春天送你一首诗”，从2002年起成功地举办了八届，遍及多个省、市、自治区，把诗的种子撒遍了全国数十个城市和地区。中国诗歌学会发起的“中国诗歌万里行”则组织诗人到城市、农村、部队和基层去考察、采风，把诗歌送到千家万户。由天问文化传播机构策划的“让诗歌发出真正的声音”的诗歌主题活动已在哈尔滨连续举行了四届。尤其值得一提的，新世纪有了国家级的中国诗歌节，先后在马鞍山和西安举行。两届青海湖国际诗歌节则成了中外诗人的盛会，一些省市也办起了自己的诗歌节。至于形形色色的诗歌评奖、诗歌研讨会、诗歌朗诵会更是此起彼伏、络绎不绝。

　　第二，一度流失的诗人的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