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艺术论——全国诗歌理论研讨会论文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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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首写艳事的诗可以写得极其美好、雅致，甚至可以提升人的境界，没有淫秽、肮脏的感觉；可在有的人笔下，那些伟大、庄重的题材，却写得十分媚俗，裹着厚厚的脂粉，几近于无耻。或许，这正是诗人的格调所致。帕斯称作家的道德力量并不在他处理的题材或阐述的论点中，而是在他对语言的运用中。在以血化成的墨迹和花拳绣腿式的文字中，你会领悟崇高与卑微、庄重与佻薄的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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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捷克诗人赫鲁伯称，“人的自我没有什么区别……在我们内里深处，有荷尔蒙的以及其他调节性的影响”，都有着相同的“内在自我的幽暗花园”。帕斯在《

　　双重火焰 》中甚至认为“色欲是肉体之诗，诗是语言的色欲”。这诚然有其道理，但大抵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的观念，恐过于绝对。其实弗洛伊德也说过，有时候一支香烟就是一支香烟，而不是生殖器。在我看来，诚然人人都有欲望，可人之自我还是千差万别的，不同的文化、信仰、观念，不同的人生哲学，以及不同的气质、个性都深嵌在不同的“自我”之中。所谓奸邪与罪恶存于人心，赤诚善好亦存于人心。哪里有“本我”，哪里就有“超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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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说，人的本质就是自私的。精子使卵子受孕，有着绝对的排他性，只有这一个而没有其他。也有人认为，人的细胞、血液都不源属于自己；人的尝试本能及其能量也不源属于自己；人身上几乎没有什么东西源属于我。按照这种看法，这世界上独立的自我根本就不存在。可我还是相信人是文化所造就的。是历史、文化造就了人的本性，“人更强有力地被文化因素所决定而不是被遗传因素所决定”。如果说，诗是人类的母语，所谓“自我”之诗，或许在婴儿时大脑就被母语的有声符号串反复刺激，使其思维单元之间建立起一整套相当稳固的联系渠道，构成本民族文化的各个丛节内容，形成一个定型固有的内语言系统。而诗人个体的思维，亦受到他所意识不到的不可抗拒的形式规律的支配，那就是本民族文化的独有特征。所谓诗的“大我”，我愿意用诗之民族特征来看待，是民族文化的本质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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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中并没有纯粹的自我。诗人的自我感受更多的是外部经验，即诗人自我独特感受和外部经验在诗性意义中融于一体，是物我同一的氛围情境，以及对现实的深入、透彻的理解和发现，直抵事物的本质，予以揭示。这恐怕主要在于诗的总体结构与诗思。一首诗没有总体的诗的构想，就像被打碎的镜子而支离破碎。诗所传达的，不是一般的理性概念和信息，而是其独有的诗性意义。

　　现代诗语的重要“纽带”：隐喻与转喻

　　陈仲义

　　一、隐喻与转喻的同胞孪生

　　结构主义的能指/所指、组合/选择原理，将传统的隐喻修辞引入到一个新的认知水平。

　　其实，相较于语言家们“后设”的理论，早在人类诞生的那一天起，隐喻就存在了。众所周知，人与自然的同源性是构成隐喻的基础，人总是渴望肉体、精神与大地达成永恒的形式，人就本能地求助于语言，因为语言的基本结构方式是隐喻和逻辑，这样，人面临着：

　　在隐喻中，两种存在——人与自然——是一个原始的“统一体”，人是以“体验”的方式与此世界合一。这是生命和宇宙、有限与无限、生与死的合一。

　　在逻辑中，人与自然是一个“对立体”，人以对立的方式与自然分离，这是人与自然、生与死、是与非的二元对立存在。那么，“世界在语言中”就面临两种可能的境况，隐喻或象征的世界，人与自然一体化的充满可能性的世界；逻辑或事物的世界，一种无可能性的人与自然相对立的分离中的世界。①

　　虽然“世界在语言中”呈现一体化与离散化的博弈，但相信大多数人还是愿意接受隐喻的庇荫：相信隐喻是阅读世界的注脚，语言学精致的智力形式，是日常语用随时可倚的仰仗，也是推开未来愿景的把手。

　　不管从宏观的生存还是微观的修辞看，隐喻的本质都是一种类比关系，以想象的方式将某物等同于某物，具有一种替代性的命名功能。一旦异质的词之间建立对等关系，两个相异而又对等的主体就进入了相互作用的张力场，不可见的存在被带到对可见的存在物的感觉中，不可言说的被置入可说事物之内，从而把无名的存在引入到语言的光亮中来。由于人的自我中心与身体性，人与宇宙构成隐喻关系与生俱来。山脊、山口、山腰、山头、山脚、山背、瓶口、瓶颈、针眼、玉米须、锯齿、鞋舌、烛泪……皆是雄辩的证明。

　　也由于长期来习焉不察，见惯不怪，隐喻的命名也成了“无名”——日渐磨损为十分固定的老词，以至于我们完全忽视了它们最早的义源、并误认为这就是它们本来的面目。历史积淀与当下的批量，多到让人麻木不仁。从神话原型到寓言故事，从俗语俚语到书面修辞；古老的风俗、翻新的仪式；手势、表情；广告、标语、徽章、设计；哀悼的黑颜色、送葬的鞭炮声……人们尽管试图挣脱“一体化”的文化束缚，却始终逃脱不了隐喻的如来掌心。甚至网络中盛行的符号如( ^_^ )、╰_╯、@x@……都能一以当十。这一切，都说明隐喻充塞在整个世界中，有如空气中的负氧离子，随时提供必不可少的呼吸。英国修辞学家理查兹( I.A.Richards )曾肯定日常会话中每三句话就可能出现一个隐喻。有关科学统计数字也显示，人们每分钟使用5.16个隐喻，其中1.8个具有创造性，4.08个属于定型化；普通语言有70%来自于隐喻或隐喻概念。英国科学哲学家玛丽·海西( Mary Hesse )甚至提出“一切语言都是隐喻”的论断。人们充分享受隐喻带来的种种好处、方便与美妙，同时也忍受着隐喻的折磨与误导。

　　隐喻的字面含义源于希腊语“跨越”与“运送”意思，它以想象的方式将某物等同于他物，充满转化与生成功能。隐喻从传统的比较论、替代论到当代的互动论，其复杂性使各种“新说”层出不穷，包括最近有论者指出，隐喻形态的历时变化，是来自语言与思维中的美(

　　情感—修辞 )、真( 逻辑—认知 )的二维转换生成，因而本质上是一种意义函数关系；意义的函数关系使隐喻充满“一生三”的关系，在根本上是一种“跨领域的映射”。它出于完全的经验空间与不可知的本体空间“界面”，并通过“类比关系”作为经验的最高根据而指引理性不断进行自我超越。隐喻简直成了一种基本而普遍的存在方式。①

　　回到汉字语义学上考量，隐喻即意谓借助“隐”——间接的外在的方式来“喻”深层的、被遮蔽的内容。如《 小雅·正月 》所示“潜虽伏矣，亦孔之昭”；如《

　　文心雕龙 》所说——“以障显彰”，它与中国诗学的“兴象”，在品质上庶几相通？南宋诗人陈骙很早也把喻分为十种类型：直喻、诘喻、对喻、博喻、评喻、简喻、虚喻、引喻等。2002年入选法兰西科学院院士的程抱一( 程纪贤 )曾从字本位立场阐释这一问题。他说表意文字都拥有属于自己的建筑结构，和谐而经久不变，各个都像拥有意志和内在统一性的生灵，并且赋予与其他表意文字结合的巨大灵活性；整个汉语表意体系是通过它们联络事物和互相联络的纽带，构成了一个“隐喻-换喻”系统。每一个表意文字都是一个强有力的隐喻，这一现象有利于在语言中形成许多隐喻表达方式。②

　　其实隐喻表达的复杂性还由于它是一种“连体”结构：隐喻孪生着转喻，尤其在动态中，任何隐喻都带有转喻的痕迹，任何转喻都带着隐喻的基因。隐喻中有转喻，转喻中有隐喻，它们相互作用的“踪迹”始终纠缠不清。我们在雅克布森的双极理论中获得启悟：隐喻的静态语境中常常保留了非转喻(

　　转喻的消失 )，而动态的语境中则常见转喻活跃的步履。但是通常我们确定的隐喻都包涵了消解在其内的转喻，只是在没有特别需要分析与说明的前提下，隐喻作为转喻的代理和包办，暗中承担了“双肩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