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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昌硕对翁同龢的两次拜访
来源:文汇报 | 梅松  2026年11月17日10:01

翁同龢(晚号松禅,1830—1904)与吴昌硕(名俊卿,以字行,1844—1927)二人身份悬殊,一个是官至尚书的两朝帝师,而另一个则是试用知县,两人交集不多。在《翁同龢日记》中,有吴昌硕两次拜访翁同龢的记载,其目的何在?见与未见,其背后原因又是什么?值得进一步探究。这也是我们了解晚清文人、海派艺术家社会关系和生存境况的一个切入点。

一

吴昌硕第一次拜访翁同龢是在光绪二十年(1894)。这一年,翁同龢在户部尚书兼军机大臣任上,是光绪帝身边的红人,而吴昌硕刚在前一年捐纳了江苏试用知县,被委以“海运津局差”,护漕运至京。

吴氏此次“海运津局差”奉委于光绪十九年(1893)十一月二十九日(1894年1月18日《申报》),销于二十年七月初一日(1894年8月7日《申报》),共计七个月之久。光绪二十年二月初十日,护漕运抵京的吴昌硕,先是向翁同龢投递了“诗并印谱”,翁氏给出了“似不俗”的评语(见《翁同龢日记》)。

“诗”即前一年所刊的《缶庐诗》三卷附别存一卷;“印谱”即《削觚庐印存》。从《翁同龢日记》的语境来分析,两人似乎并未见面。三天后(二月十三日),翁同龢出城到吴氏住处回访,并在《日记》中记载:“(午后)出城拜吴君俊卿,其人曾在吴平斋家处馆,年四十馀,能篆书,似亦不甚倜傥。”

这次会面,吴昌硕提起了翁氏的老友吴云(1811—1883),以及曾在吴云两罍轩坐馆诸事,并展示了其篆书。吴云,字少青,一字少甫,号平斋,浙江归安(今湖州)人,曾任苏州知府,以收藏金石著称。其子吴承潞(1833—1898)时任上海道台,正是吴昌硕顶头上司。以翁氏的身份,回访并予以一个“能”字的评价,对当时的吴昌硕而言,殊为荣幸。“似亦不甚倜傥”,可以想见吴昌硕初见翁氏时的局促,以至于言谈举止间给人嚅嚅不能应对的感觉。这不仅是身份差异所致,更是此时吴昌硕底气未足的表现。

翁氏此行,应该还请了吴昌硕刻印、作画。因为几天后吴昌硕就为翁氏送来印和画。《日记》载:“吴昌硕大令来,前日送图章及画。今与仲复之子砚传同居,砚传挈眷来应试也。”此条系于“三月初五日”下,则“前日”是三月初三日。砚传,即沈秉成(1823—1895)之子沈瑞琳(1874—1948),其于前一年中举人,现正携家眷来京参加会试。吴昌硕此行,便是借寓其宅。吴氏三日“送图章及画”给翁氏,五日又去,可见,他此行借“海运津局差”便利,想达成结交翁氏的目的。当然,以吴昌硕当时的身份,此行得到翁氏的回访和接见,离不开有分量的介绍人,而吴承潞、沈秉成或都为合适人选。

回苏销差后的吴昌硕,收到湖南巡抚吴大澂(1835—1902)的信,马上于八月“奉帮办大臣湖南抚宪吴札,调往山海关营差遣”(朱关田《吴昌硕生平及交游丛考》),又开启了其甲午从军的人生历程。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二

吴昌硕第二次拜访翁同龢是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这一年四月二十七日,光绪帝以翁同龢办事不力、遭人参奏、揽权狂悖为由,勒令开缺回籍。此后,翁同龢正式退出官场,直到光绪三十年(1904)去世。

七月十一日,吴氏委托与翁氏有通家之谊的赵宗建(1828—1900),将“图书石四方”送交已革职归里的翁同龢。《日记》载:“次公送桂花一枝,羊毫五枝。又吴沧石赠图书石四方,留二璧二,即倩其刻之。作诗三首,与次公。”

“图书石”是印石的旧称。次公,即赵宗建,字次侯,号非昔居士,江苏常熟人,以藏书著称。“作诗三首”,即《次公赠早桂三枝、羊毫五管,兼致吴沧石寄余赠佳石,欲以书奉谢,而北人无可使者,乃付北门外舆夫携呈》,题下标注“七月十一日”,其第三首云:“黄(小松)陈(曼生)而后数吴公,不愧沧江白石翁(沧石善篆刻)。非昔松禅两居士,何嫌小印亦雷同(余倩沧石刻‘松禅’小印,一依次公印式)。”所谓“留二璧二,即倩其刻之”,其中之一即“松禅”小印。“北人无可使者”,可见革职归里后的翁同龢境况的落差之大。对于翁诗,吴昌硕亦有《偶读松禅居士赠赵非昔一截句,述及鄙人,感和原韵》诗回应。此诗稿作三绝句,而入集后仅录一首。原稿第二首有“记取龙虬生捉处,临池茂茂一翻豪(曾乞书楹帖)”(《吴昌硕生平及交游丛考》)之云。吴氏所乞楹帖,即“玉德金声寓于石,明窗大几清无尘”联,款署:“昌硕仁兄大公祖大人清鉴,叔平弟翁同龢。”此联出自苏轼《龙尾砚歌》诗。“大公祖大人”之称,是因吴氏时为江苏试用知县。

三个多月后(十一月初七日),吴昌硕借送印的机会去拜访翁氏,并未遇见。《日记》载:“吴沧石自苏来,未见。沧石者江苏县令,曩于京师识之,近以篆刻图章见贻(送伊肴馔)。”

此次翁同龢未能与吴氏见面,除了自身遭革职后交地方官管束的特殊身份要避嫌之外,还可能是翁氏没住城内,而是住在城外的“瓶庐”,吴氏又来去匆匆。沈汝瑾(石友,1858—1917)《冬夜送昌硕返吴门寓舍》诗中有“未尽一樽酒,匆匆上夜航”云云,可知吴氏此行未作更多停留,而是连夜返回。此诗《鸣坚白斋诗存》系于戊戌(1898),所指正是此次虞山之行。

由于吴昌硕连夜返回,以至于翁氏第二天“送伊肴馔”并没能及时送上。吴昌硕有《再题二绝句》序云:“戊戌冬仲,薄游虞山,晋谒松禅居士不值,次日承惠佳肴,而俊卿已匆匆返棹矣。诗以谢之。”其诗中“起居未得问从容,知在虞山鹁鸽峰”“俗事催人趁夜航,郇厨盛馔未能尝”之云,与前云正相呼应。“谒松禅居士不值”,说明吴氏未曾提前预约;“俗事催人”,可知吴氏连夜赶回是有不得已的原因;“送伊肴馔”,可见大户人家不缺的是礼数;而“未能尝”,说明吴氏还是略有遗憾的。

晚年翁同龢移居虞山鹁鸽峰下“瓶庐”,以读《法华》《易》《庄子》消遣时光,心中实仍挂念着晚清跌宕的时局和光绪帝的命运。由于翁同龢身份特殊,吴昌硕虽不便当面去打扰翁氏,但也没有忘却。他曾委托翁府对门的挚友沈汝瑾代向翁氏求字:“松禅先生意颇殷勤,即求买生纸之佳者,代弟乞一长联(款赐昌硕),未知可否?馀外招呼,弟不敢妄想,如其可之,则大妙耳。”(《吴昌硕全集·文献卷一》)“意颇殷勤”,不仅说明两人有音讯往来,还说明翁对吴颇为热情。

光绪二十九年(1903),应吴昌硕请求,翁同龢为在上海义渡局任职的吴氏写了一副对联:“米老襟怀云山墨戏,莱公诗句野渡舟横。撰句奉呈昌硕词兄先生一笑,时先生在沪主义渡事,瓶庐居士弟翁同龢。”(浙江省博物馆编《吴昌硕与他的“朋友圈”》)“米老”即北宋书画家米芾,“莱公”即北宋名相寇准,“云山墨戏”喻画,“野渡舟横”喻义渡局。上联以米芾比喻吴氏书画双绝的艺术修养,下联以寇准来说明吴氏以义渡局委员之薪养家娱老,措辞妥帖,可见是翁氏的用心之作。

由于吴氏于光绪二十九年二月任义渡局委员,继母杨氏于十一月去世,故此联作于是年二月至十一月间。这一年,吴昌硕寓居严信厚(1838—1906)的小长芦馆,差使上得到了上海道台袁树勋(1847—1915)的照顾,除了义渡局委员外,还先后兼任清道会办、襄办公路会丈、稽查保甲等差。双份收入,加上鬻画所得,日子颇为滋润。其书画创作,更是达到最佳状态,故宫博物院所藏其为严氏所作的一批书画,精品纷呈,便是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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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诗并印谱,似不俗”是翁同龢看到吴昌硕作品时的第一感受,那么“似亦不甚倜傥”是看到本尊对比后的落差,至于“意颇殷勤”则反映出翁氏失意后的另一种人生姿态。可见,一个人往往会随着社会地位、身份、能力和时间等因素的改变而留下不同的人生片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