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千字评《现代书局图书总目》
偶翻天津《大公报》旧刊，于1934年6月6日第13版发现一篇署名“芸夫”的《现代书局图书总目》千字书评。“芸夫”是孙犁先生早年在《大公报》等报刊发表文章时使用的笔名，这一史实，段华所著《孙犁年谱》（人民出版社2022年）与刘运峰主编《孙犁年表》（百花文艺出版社2024年）均有明确记载。不过，这两部书均未提及这篇书评，而此前出版的《孙犁文集》《孙犁全集》亦未收录此文。在网上检索，尚无论者释读整理过这篇书评。该文应为孙犁的集外佚文，填补了现有孙犁文献整理中早年书评类文章的稀缺，完善了孙犁早期文论的留存体系，为孙犁研究提供了全新的原始文本支撑。
因我最初检索到刊载此文的报纸扫描件字迹漫漶、辨识困难，还存在扫描缺行的问题，致使全文释读受阻，于是求助于上海图书馆资深馆员祝淳翔，获得一份相对清晰的报纸原件扫描版，得以将孙犁这篇尘封多年的集外佚文完整释读，还原其文字面貌与核心观点。孙犁书评的释读过程中，我修改了明显的错字和冗字。
现代书局图书总目
芸夫
为了适应客观环境在出版界中占有着比较进步地位的现代书局，也做起整理搜集的工作。在《中国文艺年鉴》（一九三三）出版后的不久，一九三三年《图书总目》又问世了。这不消说，是与“幽默小品”的风起云涌受着同样的现实的决定。但是，我们并不因此而判定这种工作无聊，正和我们并不一律抹杀有清一代“汉学家”的功绩一样。
这册图书总目，对我们并不是毫无帮助的，只要我们能够正确的去理解它去应用它。所以，我很高兴的来写一篇介绍。
在过去，哪一家书局，都有它自己的图书目录，那只是广告，对于文化，是没有多大意义的。现代书局编纂的这一本并不限于该局出版的书目，而是全国出版物的汇编。
本书收集的书籍，是一九三三年五月以前出版。现在，一九三四的五月又到了，当然有许多新的出版物它是没有编进去。
这本书的编排程序，概依“S.T.T.图书分类法”。其纲目为：总类，社会科学类，哲学类，文学类，艺术类，自然科学类，应用技术类，语言学类，历史类，地理类。这是采用的杜威十进分类的方法（Decimal System）。这个分类法，自然不是最标准的分类法，但这本书能拿它来分类，比起漫无界限的书目，是相当的进步了。
据在本书凡例说：“各书均载有书名，定价，出版处，必要时加注版本，译本并载有原著者及原书名，俾便查考。”但我翻阅以后，发现许多很“必要”的原著者姓名及原书名，是并没“载”。这里，当然我们不能一一枚举出来。
同时，有许多很重要的书籍，是被遗漏了。
并且，有许多的书，并不是属于它所在的那一“类”的。这全希望出版者，在以后有所修正。
这里，我要提出一点意见，请大家来探讨。我认为在书籍的编目工作上，书籍的出版年月或译述年月的标明是非常重要的。其理由，请注意下面的话。
我们所以说这本图书总目并不是无意义的东西，就因为它很忠实的尽了一种职责。
在现在，一切都需统计的时代，无疑的，这本书是国内整个文化界的反映，这是横的反映。就因为它忽略了年代的记载，使我们不能清晰的看到那纵的进展。
在这本书里，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国内文化的整体，也可以说是解剖。最使我们感到兴味的，是在我们细心的把各类的数目，理论的体系的以及作者的立场，分析和统计好了以后，我们便能正确的把握住中国现阶段文化的水准，而且，从这里，我们还得到中国社会的前途的暗示。
这本书，最大的效用，在这一点。
一九三四，四，二十九，北平。
细读这篇书评，可见青年孙犁敏锐的文化洞察力与严谨的评论态度。文中所提及的现代书局，1927年创办于上海，是民国时期颇具影响力的进步书局，曾出版诸多进步书刊、刊载多位进步作家作品，著名的《现代》杂志便是其1932年创刊出版的核心刊物，这也与其“比较进步地位”的评价相契合。值得一提的是，据《孙犁年谱》记载，1935年（孙犁二十二岁）春季，田汉被捕后，他曾撰写文章驳斥国民党御用文人王平陵对田汉的攻击，并将稿件投寄《现代》杂志，可惜未能刊用——这一细节恰好印证了孙犁对《现代》杂志的持续关注，与本文所发现的这篇1934年评论现代书局图书总目的佚文相呼应，可见他对现代书局及旗下《现代》杂志的关注是一以贯之的。孙犁在书评中首先明确肯定了《现代书局图书总目》的出版价值：该书突破了传统书局限于自身出版物、仅具广告性质的狭隘定位，首次系统性汇编了全国范围内的出版物，为世人了解1933年前后国内文化的整体面貌，提供了一份珍贵的“横的反映”，其开创性意义值得肯定。
与此同时，孙犁并未因肯定其价值而回避缺陷，反而以客观审慎的态度，一一指出了该书的不足：既有重要书籍遗漏、分类体例不当等细节问题，更有关键疏漏——忽略了书籍出版年月或译述年月的记载。这种疏漏，使得这部书目虽能呈现文化的“横向全貌”，却无法清晰展现文化发展的“纵的进展”，影响其作为学术研究工具的深度与实用性。文末，孙犁也对该书的再版提出期许，希望出版者能在后续修订中，弥补不足，让这部书目发挥更大的文化价值。
孙犁在书评中进一步指出，这部书目的最大效用，在于其文献的系统性：若能对书中各类出版物的数量、作者立场、理论体系等内容进行细致的分析与统计，便能准确把握中国现阶段的文化水准，更能从中洞察中国社会的未来走向——这份见解，既体现了他对文化文献的深刻理解，也彰显了青年知识分子的时代关怀与责任担当。
书评开篇，孙犁提及当时“幽默小品风起云涌”的文坛现象，这一表述并非闲笔，而是精准勾勒出该书编纂所处的时代背景。20世纪30年代初，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相继爆发，民族危机日益深重，与此同时，国民党的文化专制愈发严苛，左翼批判文学备受压制，处境艰难。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下，知识分子难以进行直接的社会批判，幽默小品便成为一种“软性”的表达载体，既得以温和讽世，又能规避政治风险。1932年林语堂创办《论语》半月刊，明确倡导“幽默、闲适、性灵”的文风，带动《人间世》《宇宙风》等一批同类刊物相继涌现，契合了上海都市市民的阅读需求与当时的出版生态，最终形成席卷文坛的幽默小品热潮。孙犁将《现代书局图书总目》（1933年）的编纂与这一现象并提，意在说明二者同为当时时代现实的产物，折射出三十年代中国文化界的复杂面貌。
此外，书评中提及的“S.T.T.图书分类法”，亦为我带来了意外的知识收获——此前我未知这一分类法与左翼作家应修人有着关联。据《图书文献检索概论》（中国物资出版社，1998年4月，第46页）记载：“上海通信图书馆应修人主编的《S.T.T.图书分类法》，是我国最早以马列主义观点编制的图书分类法，受到进步文化界的广泛欢迎，蚂蚁图书馆、现代书局等进步机构，均曾采用此法编制图书目录、组织图书排列。”这一史料佐证，不仅厘清了“S.T.T.图书分类法”的历史渊源与性质，也让我们更清晰地理解了《现代书局图书总目》的分类依据，更印证了孙犁书评中相关表述的准确性，为这篇佚文的史料价值增添了又一佐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