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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文学史上，王愿坚是一位特别的作家。他立志“写尽红军英雄志”，以其出色地描写红军革命战斗，尤其是红军长征的作品而被读者铭记。《党费》《七根火柴》《三人行》《足迹》《草》等经典篇目，成为长征题材小说的瑰宝，同时也是中国当代文学的瑰宝，历久弥新。其中，《党费》《七根火柴》《三人行》等，曾多次入选中小学语文课本，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在这些以小见大的作品里，长征历史得到了形神兼备的经典呈现，长征中的红军形象得到了浓墨重彩又恰如其分的艺术表现，长征精神也就此有了某种雕塑般的定格和放大效果，可触可感又至高至伟，令人心潮澎湃。

从听故事到写故事

王愿坚1929年出生于山东诸城，1944年7月参加革命工作，时年15岁。1945年1月参加八路军，当过宣传员，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军人的身份亲身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这种少年参军的经历，在其日后对于革命斗争生活的文学书写中留下清晰印痕，也构成其结构小说的必要一环，乃至小说情感的基本底色。王愿坚始终不是专业作家身份，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一段时期，他曾在报社编辑、记者的岗位上尽职尽责。1952年以后，王愿坚调到《解放军文艺》做编辑。1956年到1966年，他参加了革命回忆录《星火燎原》的编辑工作。

王愿坚自述自幼就爱听故事，“参加革命之后，只要有空，我总是缠住首长请他给我讲故事”（《艺海荡桨：王愿坚谈短篇小说创作》）。1953年秋天，王愿坚到福建东山岛采访，更是有机会听到亲历长征岁月的老同志们讲述“1934—1937年间，他们在红军长征以后留在老根据地山林里苦苦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情形”（《艺海荡桨：王愿坚谈短篇小说创作》），而这成了他“文学生活的一个开端，一个转折点”。那些借由采访、编辑而“听来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红军故事，那些难以想象的艰难斗争和艰苦生活，极大地激荡着王愿坚的心灵，一方面让他迫切想要将这份革命前辈艰苦奋斗的实际情形呈现在年轻读者面前，使他们在事实面前受到教益；另一方面让他对红军战士肃然起敬，也促使他拿起手中的笔，将这份崇敬传达给更多的人。

1954年，王愿坚的短篇小说《党费》在《解放军文艺》12月号上发表，留守老根据地山林中苦苦坚持游击战的革命者和当地人们心连心的军民鱼水情，以令人心痛又充满力量的方式得以呈现。敌后斗争的艰辛力透纸背，革命者的意志与精神如在眼前。黄新英勇牺牲了，但她的党费却因她的牺牲和生前的种种闪亮作为而迸射出耀眼光芒，那无疑是一个共产党员金子般的内心放射的光芒：“是的，一筐咸菜是可以用数字来计算的，一个共产党员爱党的心怎么能够计算呢？一个党员献身的精神怎么能够计算呢？”凭借这篇小说王愿坚一举成名。

然而，这时候，有一种质疑的声音出现了。王愿坚的夫人翁亚尼曾回忆道，《党费》等作品发表后，“社会上出现了一种议论，说没有参加过红军的同志写不好长征的小说。这一论调对王愿坚产生了很大的压力”（《王愿坚：立志“写尽红军英雄志”》）。

虽然王愿坚并没有亲身经历过长征，但他对长征故事兴趣浓厚。1953年起，借助担任相关文章和书籍编辑的机会，尤其是在由《星火燎原》而展开的采访、编辑工作中，王愿坚抓住每一个机会，尽可能接触更多的老一辈革命家和老战士，访问了许多元帅、将军和无数的红军老战士、老赤卫队员，先后多次到老革命根据地、革命博物馆参观访问，尽可能搜罗阅读更多有关革命斗争历史的史料。后来，更是“先后登上了向往已久的井冈山，去了反‘围剿’的战地，两次走上红军长征的道路……走过老一辈军人艰苦跋涉的雪山草地”，获得了不少第一手的长征资料，进一步增强了对长征历史的了解与感知。王愿坚认为自己虽然没有红军时代的生活经历，但在部队里度过的童年和青年时代，却给了他很多“直接的生活感受、体验和积累”，通过这些，他就可以在经验融合的意义上进入红军时代的生活。

长征题材成了王愿坚的创作“根据地”。在这个领域，1956年，王愿坚发表《老妈妈》《粮食的故事》《三张纸条》《赶队》，1957年发表《后代》《妈妈》《亲人》，1958年则迎来一个小爆发，在这一年发表了《村野的火星》《三人行》《七根火柴》《普通劳动者》《休息》《支队政委》。1962年发表《征途上》，1963年发表《理财》。短短的几年间，王愿坚已经从一个文学新人，变成一个长征题材小说家，为人瞩目。

尽管只是“听来的”长征故事，但王愿坚的长征题材小说却十分注重将“听来的”长征故事与自己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乃至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时期的亲身经验与感受融合起来，从而将“听来的”故事变成自己的故事。他常说自己的写作是被脑海里积累的人和事、体验和感受“逼”着才开始动笔。“创作，就是积累之后的喷吐，是积薪之后的燃烧。”（《艺海荡桨：王愿坚谈短篇小说创作》）这种颇有点“发愤著书”的创作体会，似乎正是解开王愿坚长征题材小说魅力和魔力的一把钥匙。王愿坚的长征题材小说，许多都有生活中的原型。《党费》中的黄新的原型是卢春兰烈士。在村里坚持斗争的青年妇女卢春兰组织村民腌咸菜送上山，给山上的游击队救急。事情暴露后，为了挽救全村人，卢春兰英勇地站了出来。将咸菜与党费关联起来的构思，则来自王愿坚1946年在解放战争的一次战斗中收殓烈士遗体时的所见。《标准》依托的则是长征过草地时朱总司令号召红军战士们向“发明”煮牛皮鞋底吃法的战士学习的往事。至于《七根火柴》中无名士兵高擎的手，既是小说的创作突破口，又是无数听来的和自身战斗经历的某种汇总。“为革命而写作”的自觉使命担当，促使王愿坚总是能从高处着眼，从中国革命、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国人民福祉的立场出发给“听来的”长征故事确立基调，从而也就使得其长征题材小说，哪怕只是写一只高擎的手，一张普通的党证，一点简单的咸菜……也能从中显露中国革命的底色和长征精神的闪光。王愿坚无愧为短篇小说高手，他的长征题材小说总是能够“让思想照亮了生活的行囊”，给人深刻的思想启迪与灵魂冲击。

王愿坚的长征题材小说，很注重故事性的营构，很多作品还保留着传统说故事的方式，这使其作品具有强烈的亲民风格，适合阅读，更适合传播。他总是能将一个故事讲得十分精彩，耐人寻味，吸引人跟着他的笔触阅读下去，而到了小说结尾，他也总能将整个故事完美收束。

崇高壮美的长征画卷

让王愿坚在长征题材小说领域美名远扬的《七根火柴》和《三人行》这两篇小说都创作于1958年1月，前后只隔3天。后来，《三人行》发表于《新港》1958年2-3月号，《七根火柴》发表于《人民文学》1958年6月号。与成名作《党费》书写留守敌后军民的战斗生活不同，《七根火柴》和《三人行》均正面书写长征征途上的艰辛，写作面貌也因之一变，一定程度上去除了以往“听故事”“说故事”的痕迹，开始向着更加纯粹的小说艺术高地进发。《七根火柴》以红军士兵卢进勇的视角展开叙述，凄风苦雨之中，掉队了的卢进勇正在拼命追赶主力部队，正在这时他看到了一个同样掉队但已经生命垂危的无名士兵。无名士兵将自己用生命珍藏的七根火柴交给了卢进勇，用手指了指红军主力前进的北方，没把话说完就断气了。在《七根火柴》发表的那期《人民文学》上，茅盾就给予这篇小说高度评价：“《七根火柴》约二千字，可是生动而有力地描写了草地行军的艰苦，刻画了忠心耿耿的战士在将要断气的一瞬间还专心致志地要把所保存的七根火柴连同党证交托同志转呈上级。……也许作者不是有意识地要把那个无名的将要断气的战士作为作品的主人公，然而在读者的眼中，无名战士的形象却比卢进勇的要大得多……”

《七根火柴》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都可谓王愿坚长征题材小说的代表作。在谈论短篇小说写作经验时，王愿坚数次拿《七根火柴》举例说明其写作过程，足见他本人对这个作品的喜欢。《七根火柴》写长征，最典型地体现了以小见大的艺术特征，通过行军途中被一名士兵豁出性命保管的七根火柴，无限放大了革命军人的崇高精神和高尚情操，同时也从另一个角度微妙地诠释了中国工农红军为什么能够最终取得革命胜利的真谛，自然也就成为对中国革命精神和长征精神的无声礼赞。而这名豁出自己性命保管了七根火柴的士兵，甚至都没有留下自己的姓名。

《七根火柴》追问的是这样的问题：“这样特殊的艰苦环境中，要求红军战士有更大的毅力和坚忍的力量。这种力量从何而来？”（《艺海荡桨：王愿坚谈短篇小说创作》）这篇小说短小却不短浅，十分深刻地刻画出了中国工农红军的军魂和长征精神的精髓，那种为了集体的事业、党的事业和国家的事业不惜牺牲自己生命的奉献精神，那种在饥饿和困难面前不低头，始终保持革命“火种”的大无畏精神，似乎都因这名无名士兵的一举一动而活了起来。七根火柴被无名士兵有心地保存在自己的党证里，“揭开党证，里面并排着一小堆火柴。焦干的火柴。红红的火柴头簇集在一起，正压在那朱红的印章的中心，像一簇火焰在跳”。能够如此直率又真实地将党证“点亮”，又给人直接强烈的情感冲击和灵魂震动，是很考验小说家的艺术才华的，而这里其实正是王愿坚所谓“小说的黄金点”。在这个意义上，王愿坚的长征题材小说即便放到整个中国当代文学里，也是书写长征题材的佼佼者。这篇小说跟同一时期创作的《三人行》一样，可谓短篇小说里的“苦吟”之作，不仅炼字炼句，而且都有十分精到的意象，如两座雕塑一样，雄伟地矗立着，让人不能不为长征精神之壮美崇高深深折服。

描写留守红军在苏区的艰苦斗争，也是王愿坚长征题材小说的重要构成。在某种意义上，是王愿坚发掘了这一题材，从另一个侧面丰富了长征精神的完整表达。王愿坚的长征题材小说注重表现长征路上的掉队者或长征途中的留守者，他们要么像《赶队》中的“我”一样辛苦赶上大部队，要么像《村野的火星》里的彭绍明一样，在确认已经无法赶上队伍时，转而投入苏区开展游击战或带领苏区村民开展敌后斗争。后者在其作品中的占比还比较大。长征是人类史上的伟大奇迹，留守红军的敌后斗争也有其难以言喻的艰辛。对长征征途的正面叙写与对留守红军的敌后斗争的叙写，都是红军长征故事的重要构成，二者共同构成了王愿坚笔下崇高壮美的长征画卷。

正是在《村野的火星》《粮食的故事》《支队政委》《党费》《老妈妈》《三张纸条》《妈妈》《后代》《休息》《理财》等小说中，我们才发现，原来长征故事还有另外一面，在那些此前被认为如同漫漫黑夜一般的敌后区，因各种原因留守下来的士兵和当地人民紧密团结在一起，克服着极端困难的自然条件和生存条件，坚持进行着英勇的敌后斗争，更重要的是始终保有对革命前景的乐观信念。粮食问题几乎成了敌后斗争能否继续进行下去的关键问题，摆在每一个留守红军的面前。围绕“粮食”，王愿坚写下了不少艰苦卓绝的斗争故事。为了粮食问题而九死一生的敌后斗争故事，怎能不让人对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工农红军坚忍不拔的革命精神肃然起敬呢？王愿坚写敌后斗争的极端艰苦，并非只为表现艰苦本身，目的仍在于将党的形象大写出来，这才真正抓住了长征故事的关键。对“党的儿女”“党的人”的形象塑造，也就成为王愿坚长征题材小说的一个重要文学贡献。王愿坚的书写令人信服地说明了中国共产党之于中国革命和中国长征的决定性作用和领导地位。如此质朴的书写，自有掷地有声的不绝回响。

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

1972年，王愿坚调入八一电影制片厂工作。他与陆柱国共同执笔，将李心田的小说《闪闪的红星》改编成电影剧本。影片《闪闪的红星》于1974年10月1日上映，成为影史经典和红色电影的标杆之作。王愿坚对长征的热情在这一时期参与创作的《四渡赤水》等电影剧本中得以延续，并在“文革”结束后，又迎来一个长征题材小说创作的喷薄期。在1976年12月到1977年7月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王愿坚写出了10篇以塑造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革命统帅光辉形象为主要追求的长征题材小说，再度将过去的长征岁月推至时代的前台。

《夜》《足迹》《肩膀》《草》《食粮》《标准》《启示》《路标》《歌》《“同志……”》，这就是王愿坚在新时期伊始集中写出的长征题材小说。1977年12月，在为1978年版《普通劳动者》所写后记中，王愿坚如此描述自己的写作心情：“编在后面的一部分，是最近写的。在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五十周年的时候，我怀着激动的感情，写了一组以长征生活为题材的短篇小说。这些很小的、小得几乎几句话就可以讲完的故事，是关于几位伟大的人的……”尽管《党费》《七根火柴》《三人行》《村野的火星》《粮食的故事》等作品已经描画出了小说家王愿坚的清晰面目，这新写出的10篇小说，仍再度刷新了人们对王愿坚的认识，因为这些作品在长征题材的处理和书写上，大幅度刷新了此前的文学印象。《足迹》《标准》一同发表于1977年7月号的《人民文学》，立刻引起了广泛反响，《足迹》旋即获得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夜》《肩膀》获儿童文学荣誉奖。《足迹》写于1976年12月20日，开篇很有些《三人行》的意味，指导员曾昭良面对的情况和《三人行》里指导员王吉文一样：自己就要用尽最后的力量了，被扶助着前进的病号还是快要不行了。同时还有第三个病号——一个小司号员需要扶助。《三人行》里发出“背上他”这一命令的师长，在这里自己伸出了援手：“像是回答他的问话似的，一只手伸了过来，挽住了小司号员的另一只胳膊。……两人一起用力，把小司号员搀了起来。”在茫茫雪山上，这个向小司号员，也向曾昭良伸出援手的人不是别人，正是敬爱的周副主席。当曾昭良偶然间得知这一消息时，尽管仍在冰雪之中，他的整个身心却彻底温暖了，千年积雪的雪山也就立刻变得渺小了。《足迹》能见出王愿坚在小说道路上的成长，他是如此出色地将长征的艰辛、红军战士的集体主义精神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平易近人、与红军将士心连心的光辉形象和崇高品格融汇在一起，从而写出了具有情感和思想复合冲击力的精湛之作。

《足迹》等10篇新作延续了王愿坚以往长征题材小说的特点，比如对严酷自然环境的传神描写，对长征征途上难以想象的艰辛和困苦的白描，以及对革命将士坚韧革命意志和崇高革命情怀的高扬，同时在长征书写上有了全新的开拓，在以小见大方面更见炉火纯青之外，更开启了聚焦长征路上的革命统帅、表现革命统帅的崇高人格和领导魄力的全新书写路径。小说从各个侧面写出了长征路上，在最艰辛的自然环境条件下，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等是如何带领红军士兵硬生生走到光明里去的。在这里，革命统帅的光辉人格和崇高精神与中国革命、万里长征的精神内涵自然获得统一，中国人与中国共产党的血肉联系也最大程度地得以彰显。在“文革”后百废待兴的特定历史阶段，王愿坚的这些小说再一次提请人们深思长征精神，尤其是深思中国共产党与广大人民的血肉联系，具有深远的启示意义。

“过去了的，并不只属于过去”

“过去了的，并不只属于过去，它还属于现在和将来。”这句话是理解王愿坚长征题材小说的又一把钥匙。

翁亚尼曾记下王愿坚进行文学创作的初心：“……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他认为应该坚持写革命斗争历史这一题材，而且是能够写好的。因为这些含血带泪的故事对于在新中国出生的年轻一代太有教育意义了。……王愿坚认为作为一个党的宣传员，他有责任把这些故事写出来。”（《王愿坚：立志“写尽红军英雄志”》）在这个意义上，王愿坚的长征题材小说是对长征故事的当下重述。过去了的长征故事，并没有真的过去，它必然要以种种形式继续生长在当代人的心灵沃土之上，也就必然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王愿坚重述长征故事的努力，也就有了勾连过去与当下，并将意义再指向未来的传承价值。也是在这种重述的过程中，长征故事得以永远鲜活，长征精神得以继续闪耀，继续成为当代生活的重要滋养。

王愿坚的许多长征题材小说都有意让叙事穿梭在双重时空里，形成了一种今昔对比。王愿坚早期小说有着说书人痕迹，往往能借助叙述人“我”引入一个全新的叙述人，这种叙述之中嵌套叙述、故事之中嵌套故事的做法，自然也就引入了双重时空。他后来的写作，也有意通过双重时空的引入，让叙事不断回到1934—1936年的长征岁月。“1934年”“1935年”等年份标记几乎存在于王愿坚每一篇长征题材小说之中。更为明显的双重时空构造，可以从《普通劳动者》《亲人》《妈妈》《休息》《理财》等作品中清晰看出。《普通劳动者》中的林将军，在十三陵水库的建设现场，想起的却是当年长征时的峥嵘岁月；《亲人》中曾司令员将错就错认的父亲，正是在长征途中死了儿子的另一个父亲；《休息》中范副司令员在海滨疗养时想起的是近三十年的战斗生活，跟任局长回忆的是1935年锁蛟岭的战斗往事；《理财》中的胡行长在和平年代里忆及的也是1935年围绕账本而发生的往事……长征过去了，但又一直绵延在当下，通过王愿坚的小说书写，那些长征故事和长征岁月，再度回到眼前。

叶圣陶注意到了1958年发表于《北京文艺》8月号的《普通劳动者》中对过去的长征故事和当前的水库建设之间关联的描写，认为“这叫人体会到，革命战争和建设事业虽然是两回事，实际上是一回事。没有革命战争，哪来建设事业？进行战争就为的进行建设”，可谓抓住了这篇小说的要害。王愿坚自己也在战争年代的忠勇战士和建设事业的普通劳动者之间画了等号，进一步说：“这些人，从井冈山到瑞金，从长征路到延安，直接进了北京城。党成了执政党，这些党的骨干，地位变了，然而，他们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没有变。”这就是王愿坚的文学升华法，在“讲述故事的年代”里，他通过持续不断的时空穿梭，让长征故事永流传，让长征精神持续绽放在当代生活里，永远芬芳。

“我们的革命先烈和前辈，不但用生命和鲜血为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铺平了道路，而且给我们留下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艺海荡桨：王愿坚谈短篇小说创作》）王愿坚的长征题材小说无疑对这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做了新的传扬，进而成为中国文学永恒的经典。长征岁月、长征故事、长征历史、长征精神，也就此在他的小说中进一步闪光，永远辉耀。

（作者：龚自强，系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