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兴华给宋淇的“最后一信”
2017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所出《风吹在水上：吴兴华致宋淇书信集》共收录诗人、学者、翻译家吴兴华（1921—1966）信札61封，从中可知，两人的通信始于1940年，在随后的十余年里，不管世事如何变化，两人的鱼雁往来依旧穿梭于北京与上海、香港之间，直至1952年毫无预兆，忽然断绝。这不禁令人生疑：书信集是否收录了吴兴华的全部书信？两人在1952年以后还有没有交往？
目前，我们所能看到的吴兴华给宋淇的“最后一信”写于1952年7月19日，这封信主要讲了三件事情：结婚、参会和读书。从信中所示内容来看，它既不是绝笔信，也非绝交信，无论如何都看不出两人要断绝通讯的信息。过去学界普遍认为，自此之后，吴兴华与宋淇就断绝了通信，其缘由是宋淇为了保护朋友不得已为之。那实际情形是否如此呢？首先从吴兴华方面来说，当时的他算得上“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方面，娶妻，人生迈入了新阶段；另一方面，事业也迎来高光时刻，担任了北京大学西语系英语教研室主任，领导数十位英语教师，包括朱光潜、赵萝蕤、杨周翰、李赋宁等人。所以，他没有理由与宋淇断绝联系。从宋淇方面来说，尽管他到了香港以后，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主动与留在大陆的朋友中断了联络。但是，当时宋淇除与吴兴华有书信往来之外，与傅雷也有通信，倘说是为保护朋友之故，那他为何与傅雷的通信持续到了1954年底呢？这种解释似乎很难说得通。
关于吴兴华的“最后一信”，宋淇在《诗的创作与道路》（1955年）一文里提供了另一种说法，文中提到了那位“对新诗最有造诣的朋友”，并透露“一直到三年前他引了王安石这一段诗：愿为五陵轻薄儿，生当开元天宝时。斗鸡走狗过一生，天地兴亡两不知。给我看之后，我们才断绝音讯。”他所说的吴兴华这封信写于1951年2月20日，这当然并非吴兴华的“最后一信”。宋淇之哲嗣宋以朗解释说，这是其父的一种编剧手法，目的是借王安石的诗来营造意境气氛，让吴兴华的所谓最后一封信融入时代的大背景，使读者“荡气回肠”一下，这种解释是有道理的。
那么，1952年前后吴兴华面对的是什么样的时代背景？他的思想又经历了怎样的变化？这都需要从他的书信中找寻答案。通读吴兴华十余年间的书信，最令人感慨的或许是他的整个人生态度的变化。可以说，这部书信集真实地反映了天才诗人从理想主义向现实妥协，从意气风发、舍我其谁到意志消沉、明哲保身的转变过程。
上世纪四十年代初期，初出茅庐的吴兴华，自负狂傲，睥睨一切，敢于大胆自信地说出“我是新诗人中极少真能窥旧诗之奥的人”，“自然没有人比我更清楚古诗的局限了”，也敢与名诗人弥尔顿、济慈一较高下。当世学人，他唯一“不胜钦佩”的也只有钱锺书而已。在青年吴兴华的眼里，我们看不到柴米油盐的日常生活，他的世界似乎只容得下读书和学问。对于好友宋淇、孙以亮、石奔等人去搞话剧、做生意，他都表示不解和惋惜。不过，珍珠港事变后，日军强占燕京大学，吴兴华失去了教职，在北平要找一个与敌伪不沾边的工作并不容易，他平常也仅是靠做兼职翻译勉强糊口。尽管生活过得万般艰辛，但吴兴华仍坚守底线，试图通过知识的力量捍卫生活的尊严。
而到了1946年左右，吴兴华的心境开始出现微妙的变化。他觉得“诗文作为一种事业甚为无聊，把神智和精力耗费在钻研字句上实在太可惜”，他对宋淇坦言：“我近几年心境屡有改变，对许多事看法都已与从前不同。学问方面虽是照旧的热心，写作则久已抛在一边，偶尔执笔也觉思路梗涩，看来慢慢要与此道绝缘了。不知将来作甚么好——这是大家共具的困惑心理。我有时想从前抱的大志向，很可笑也很可悲。这恐怕是必要一人亲自长大了,受到幻灭的打击后，才能体会。”吴兴华在短短几年间经历了亲人的生离死别、身体的疾病、生活的贫困等重重磨难后，终于开始变得现实起来，他对于学问，当然还是抱守初心。与此同时，吴兴华频频在学校的控诉会议上亮相，公开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他的思想也渐趋左转。
但是到了1951年10月，吴兴华在向宋淇汇报近况的时候说：“我目前还在温习法文，念的大都是十七、十八世纪的作者，十分有劲，诗和文章看起来都非常亲切，许多零碎的mémoires和historiettes里，异闻尤其多，大可供谈助。此外替人家译了一小本书，《毛主席的青少年时代》，收入并不多,但暂可解决冬煤问题。文写成了一篇考证文字，是关于清初一个文人陈维崧的，费了我约一年搜集材料，自己想起来，也甚好笑，以后这种傻事不打算干了。”这时的吴兴华明显与十年前那个骄狂的文学青年判若两人了，他曾经引以为傲的学问已经抵不过解决现实的生活困难。不仅如此，吴兴华还反复向宋淇诉说自己的思想变化。当时，中国知识界正在开展思想改造运动，吴兴华在这场运动中似乎并未经受心灵挣扎，他告诉宋淇，在回顾自己过去的思想时，虽然有些还不能完全想通，但进步是很大的。经过改造，吴兴华彻底放弃了过去所接受的自由主义思想理念，开始以文化新人的面貌融入新中国的教育事业中去。
1952年，燕京大学举办了一个大型展览，原本是为展示美帝国主义文化的作用，但很快批判的矛头就对准了校长陆志韦。在一次大会上，吴兴华登台揭露了陆志韦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一些“言行”。同年，吴兴华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三反”运动拯救了我》，最能够体现其思想的转变。他给宋淇的信中隐瞒了自己对老校长的口诛笔伐，但他屡次提及自己的思想转变，显然，两人的思想正在慢慢产生罅隙。然而，他们此后的联络并未终止。
近年，笔者看了五十余封宋淇致夏志清未刊信札，其中多次谈及吴兴华其人其事。宋淇1974年6月7日致夏志清的信里明确提到，“而吴自北大寄给我的最后一封信是1954（年），1957（年）他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亨利第四》，以后音讯毫无，生死存亡均不知，为他出书会不会害他是令我踌躇的原因。”这封信清楚地表明了一个事实，原来吴兴华给宋淇的“最后一信”并非在1952年，而是1954年，此后两人很可能还保持着联络，一直延续至1957年。这一年，吴兴华因质疑苏联专家的英语教学方法，被撤职降级，陷入了人生的“至暗时刻”。此时，吴兴华与远在香港的挚友断绝音讯恐怕就在意料之中了。1966年，吴兴华去世，直至八年后，宋淇才得知与昔日友人已是阴阳相隔了。他曾计划有生之年为吴兴华编一册诗集，“为后世留下一点记录”，遗憾的是这项工作最后亦未能如愿。
关于吴兴华1952年以后的书信去向，一种可能是这部分书信尚存世间，书信保管者宋以朗在查找吴兴华这批书信时可能未发现，因而造成了沧海遗珠。另一种可能是宋淇已经销毁了。至于其原因也不难理解，吴兴华的思想转变让宋淇感到越来越陌生，他可能更愿意看到的是自己熟悉的文学天才吴兴华。所以，宋淇有意保存的这一部分书信，正是为了留住他心目中的吴兴华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