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的“孤岛”救书记
“夕阳将下，微飔吹衣，访得久觅方得之书，挟之而归，是人生一乐也。”写下这话的人是近代著名文学家、藏书家郑振铎。
抗战初期，郑振铎住在上海愚园路东庙弄44号，那是一栋三层欧式小楼，毗邻静安寺。1942年，他几经辗转，隐姓埋名，避居在今天的高邮路5弄25号。这是他在上海唯一现存的故居，在白色糙面水泥墙的二层小楼上，他拥有两个小房间，一作卧室一作书房。从愚园路到高邮路，不过几公里路，不仅见证了上海时局的震荡，也串起郑振铎奔走于四马路旧书肆、法宝馆书库的救书往事。
郑振铎（1898—1958）
抗战“救书”期间，每求得一部善本，郑振铎就写下札记。1956年由古典文学出版社汇集为《劫中得书记》出版。
从小说到现实
郑振铎好藏书，亦好访书。“近自沪滨，远逮巴黎、伦敦、爱丁堡”，若有心仪之书，定竭力奔赴。这份痴迷早在他的小说里就被写过。郑振铎1928年的小说集《家庭的故事》中收有一个短篇《书之幸运》，主人公仲清好买书，妻子好打牌，手头并不宽裕。一日，天一书局的伙计上门推销，分别介绍了李卓吾评刻的《浣纱记》、褚氏原刻的《隋唐演义》等书。仲清赊账买下，引起夫妻争吵。家中的书实在太多，连“四面的墙壁都被书架遮没着”。
写于二十年代的故事，预言了郑振铎在三十年代的选择。“八一三”事变后，郑振铎的藏书失了大半，“日听隆隆炮声，地震山崩，心肺为裂”，收书兴致缺缺。可就在这时，他的目光越过自家书库，望向了这片大地上的藏书。乱世之际，国粹极易流入他辈之手。“史在他邦，文归海外，奇耻大辱，百世莫涤”，他虽不是上阵杀敌的战士，却也像于兵火之中保护藏书的黄宗羲那样，在文化抗战中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就这样，愚园路东庙弄44号成了郑振铎抢救古籍善本的大本营。他几乎每日都出现在上海的旧书肆里。他在《劫中得书记》里记过一笔：“丁丑冬，国军西撤，乃乾忽持此书（指《古今女范》）来，欲以易米。余大喜过望，竭力筹款以应之，殆尽半月之粮，然不遑顾也。”据吴真对郑振铎1939年日记的考证，郑的版税收入、外出授课费合计月收入为五十元，已经算是当时“孤岛”文人中手头较宽裕者。然而，一册善本动辄数十元，所谓“殆尽半月之粮”，并非夸张。
上海旧书肆的“竞争”
当时，上海旧书肆集中于四马路（福州路）、三马路（汉口路）一带。1937年《民报》曾刊《上海的旧书店》一文，上海通志馆原编辑胡怀琛描摹出旧书店发展情状。来青阁历史悠久，始创于同治年间，与富晋书社、树仁书店等同在汉口路。中国书店建于1926年，位于虞洽卿路大庆里，另有汉文渊阁在福州路。胡怀琛以为旧书店兴盛一大原因，是江浙一带的战争使得读书人家觉得藏书不易保护，又非日用必需之物，往往拿出来卖，上海成了集中地点。
这些旧书肆，外表不起眼。忆玢在1938年《闲话上海旧书肆》中写道，来青阁“只是一开间狭小的店面而不足为奇，但当你进去一瞧，真是到处是经史子集宋元明清的古版‘珍籍’，而感觉到的是，琳琅满目，书香扑鼻了”。旧书肆与新书店的生意不同，“每天派人至本埠的旧书摊轮回巡视，遇有可买，则即收下”，同时派人去各省各县收买。书肆主人卖书手腕高明而圆滑，“主顾一到，拿烟倒茶，忙个不了”，最厉害的是记忆力强，“谁有何书，谁欲觅何书，谁喜何书，谁不收何书，都弄得清楚不乱”。
旧书市场并非文化慈善事业，掺杂诸多生意人的算计。战时物价抬升，其中也包含旧书市场。购入旧书，锱铢必较。1940年2月4日，传新书店送来《王震泽集》，向郑振铎索价百元。两日后，郑振铎以九十元购下。经费有限，他不得不与商贾“龈龈论价”。尽管他与来青阁的杨寿祺、中国书店的陈乃乾等书商交好，嘱咐他们收到好书第一时间通知他，可竞争依旧激烈。郑振铎在信中屡次提及“平贾”，即抗战时期南下的北平书商，他们是抢书的强劲对手。郑振铎在1940年2月6日致张寿镛信中说：“《兴化县志》（万历刊本）昨已送还，立为平贾所夺，殊可痛心！”十天后又致信：“我辈一放手，立为平贾夺去，前车可鉴。不能不慎重办理。”
道场里的避难所
为了团结更多力量，1940年1月19日，郑振铎与光华大学创始人张寿镛、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徐森玉、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等人成立文献保存同志会，依托中英庚款董事会和政府拨款，抢救流散民间的江浙古籍。这些古籍被秘密保存在上海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觉园内的“法宝馆”。
觉园本是佛教道场，在炮火声中为古籍提供了避难之所。既是避难，定要低调行事。郑振铎刻了两方印作暗号：“书生本色”用于银行提款，“不薄今人爱古人”专在书上做记号。通信也极其谨慎。他在《工作报告书》中提出，以后通信拟全用商业信札口气，敝处作为商店，“万”字代以“百”字，“千”则代以“十”字，各人署名均用别号，“以免他人注意”。郑振铎是“犀谛”，取自他的笔名“西谛”；徐森玉是“子裳”；何炳松是“如茂”。
如何存放书籍、装箱分类，郑振铎等人亦有详尽办法。《第二号工作报告书》提到，甲类善本包括宋元刊本、明刊精本、明清人重要稿本、精抄精校本，装旅行大箱存放外商银行；乙类包括明刊本、清刊精本及罕见本、清人及近人稿本、抄校本，与普通本一起装大木箱存放外商银行堆栈。“每箱均有详目一纸，粘贴于箱盖里面，并另录簿籍备查。各箱中均夹入多量樟脑等辟虫物，并用油纸等包裹，以防水湿。对于甲乙二类书，每种并用透明纸及牛皮纸包扎，以昭慎重。”
藏书楼善本争夺战
那时，来自藏书楼的善本是争取焦点。郑振铎挂念天一阁藏书，1940年6月3日致信张寿镛：“赵万里先生寄来俞大道校辑之《续武经总要》四册，天一阁旧藏，人间恐无第二本。得之大喜！先生当亦有同感！”1941年9月11日致蒋复璁，建议设法将天一阁书运储安全处：“如能得此，则‘善目’将成为无敌之品矣。盖其中‘方志’‘登科录’二部分，仍是‘天下无双’之物也。”
郑振铎亦将嘉业堂藏书争夺视为重头戏。嘉业堂位于浙江湖州，曾藏宋版四史，得皇帝赐字“钦若嘉业”。上世纪三十年代，嘉业堂主人刘承干家道中落，无奈变卖藏书。日方出价六十万，远超郑振铎等人的预算。经过再三考虑，他计划分批分重点购入，优先保存“我辈认为应亟需保存”的善本，至于普通本“留作时局平定时成交，即万不得已为某方所得，亦不甚可惜”。1940年12日，郑振铎与徐森玉一起在刘氏藏书处阅览半月，遴选善本，其中包括价值极高的明代孤本《刑部问宁王案》，即《宸濠招》。
1942年，郑振铎“蛰居”高邮路5弄25号，一住就是四年。他在日记里回忆过那段日子，称之为“小心地躲避着”。他眼见“日本宪兵们持枪在站岗”，耳听“街上有杂沓沉重的皮鞋声，夹杂着兽吼似的叫骂声”，亦“不敢走到熟悉的人家去”。“心境惨惶，然而坚定异常”，觉着日子还是光明可喜的。四年里，他没有虚度光阴，印行了《中国版画史图录》《玄览堂丛书》等书。《第三号工作报告书》里有一句话，几乎是他那几年行动的内心写照：“民族文献，国家典籍，为子子孙孙元气之所系，为千百世祖先精灵之所寄；若在我辈之时，目睹其沦失，而不为一援手，后人其将如何怨怅乎？！”
郑振铎当年抢救下来的善本，在多年后陆续有了归宿。《宸濠招》原是天一阁藏书，一度流入卢址抱经楼、嘉业堂。文献保存同志会从嘉业堂购入此书后，编入《玄览堂丛书》初集。此后，此书由藏书家徐恕借阅未还，流入中国书店。后来以“明内府大库秘档”的名义，被台北私人藏家购得。直到2024年6月，在天一阁流散书籍访归工程中，在外经历两百多年风雨的《宸濠招》重回天一阁藏书楼。
郑振铎在《劫中得书记》序言里说：“以余之孤军与诸贾竞，得此千百种书，诚亦艰苦备尝矣……虽所耗时力，不可以数字计，然实为民族效微劳，则亦无悔！”他没能亲眼看到《宸濠招》回归，但他在两个家里的文化抗战，是孤本历经风雨回来的基石。郑振铎点亮的，是古籍孤本回家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