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永远还多一天” 那些处处弦歌的日子
上世纪七十年代，本文作者在美国校园内的留影
我在香港新亚书院的大学四年（1965-1969），一开始就是弦歌。主修中文，文学史以《诗经》为首，孔子用“三百篇”教导学生，弦歌之。开学典礼又是弦歌，“山岩岩，海深深；地博厚，天高明；人之尊，心之灵”，一直唱到“千斤担子两肩挑，趁青春，结队向前行……”歌声和伴奏的钢琴声振奋昂扬，比农圃道校园上空飞机的呼啸还要响亮。彼时，越南战火延宕，我与学友们经常参加集会，以示对时事的关心。
1967年创刊的《盘古》杂志，首期号登载了一首反战诗，是余光中的《如果远方有战争》，感叹人类苦难而个人无力相助。反战诗与反战歌相伴而生，当年鲍勃·迪伦（Bob Dylan）和琼·贝兹（Joan Baez）的民歌最流行；鲍勃·迪伦首唱后来琼·贝兹也唱的《答案在风中飘》（Blowin’in the Wind），大学生又听又哼又唱，通常以六弦琴伴奏，弦歌悠扬，流露着哀伤与无奈的心绪。
另一首反战歌是《故园草青青》（The Green Green Grass of Home），共情者更多。歌词述说歌者回到故乡时，金色头发、樱桃小嘴的玛丽展怀相迎，原来这是战俘临刑之际的美梦。著名歌手争相献唱，“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Elvis Presley）、汤姆·琼斯（Tom Jones）和琼·贝兹仿佛在隔空“斗歌”。其中，汤姆·琼斯嗓音雄厚，抑扬着悲郁与柔情，听着听着，我“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又像在指挥伴奏的乐队，潸然泪下。
当年，英美群英响彻寰宇，天狼星式独唱之外，二人组、四人组仿如牛郎织女、南十字座，星光熠熠也声光熠熠。西蒙和加芬克尔（Simon& Garfunkel）《寂 静 之 声》（The Sound of Silence）与《烦忧河之桥》（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的知音——现在称“粉丝”——以千万甚至亿来计算。这两首歌，前者有释道之风，后者有仁者心肠；都是人生感悟，淡淡或浓浓的愁怨，对歌迷很治愈。我在《中国学生周报》写专栏时，有一次提到西蒙和加芬克尔的歌，一位女读者来信称赞，还送给我一张“S & G”的唱片；黑胶唱片如黑色天鹅，多美丽的奖赏！
既繁且富的劲歌金曲已风靡全球，又来了披头士（The Beatles），其《昨日》（Yesterday）、《嘿，朱 迪》（Hey Jude）、《我要握住你的手》（I Want to Hold Your Hand），令众生为之倾倒。他们从英国来香港演唱时，几乎要把启德机场的顶棚掀翻；倾城而出的女歌迷，叫破喉咙，抛尽鲜花，就想“我要握住你的手”。当年，校园的恋爱氛围不浓，我的思想可以很浪漫（对“浪漫”一词，定义纷纭），行为则相当“传统”；也想唱着《我要握住你的手》，然后与长发樱唇的“淑柔”拍拖，梦幻异常。
上课、读书、考试、毕业，与此同时听歌、哼歌、写作、投稿，挣到稿费再买书、看电影。“爬格子”所得稿费每千字四五元，千余字小文可买一本“文星丛刊”外加一张电影票。当年，知识分子或准知识分子时兴看新潮流艺术电影，如《去年在马里昂巴德》（Last Year at Marienbad）、《八部半》（Eight and a Half）等。不止一次，我跟同班的吴长和兄“走堂”观影，他的文艺趣味与我契合。影院里观众疏落，有观众不能“终场”，叹曰“moon-cake”；此评语与月饼无关，而是粤语“闷极”之意。长和性情平和，行事低调，对所喜所恶极少疾言厉色加以褒贬。我们为了了解新潮流而观影，却不怎么欣赏这些新潮流。
直到现在，我的文艺趣味仍然“守正”而不很“创新”。当年看过的电影如《日瓦戈医生》（Dr. Zhivago），其演员之俊、音乐之美、场面之大、故事之悱恻缠绵，真是风雅的经典。《日瓦戈医生》中有很多场景，如春花的特写镜头出现时，“融入”女主角拉娜（由楚楚可怜的朱莉·克里斯蒂饰演）的大特写，紧接着是男主角日瓦戈到拉娜的住所相会；又如从逃难的拥挤火车中走下，日瓦戈因抬头见到壮丽的林间日出（这“见”近乎陶渊明“悠然见南山”的“见”）而惊叹，片段接着片段，是美的极致，是动人的极致。如此令人激赏难忘的，离不开主题曲《拉娜之歌》（Lara's Theme），配乐之声与场景之色，真是绝配。
声色只是大学生的副业，我们的正业是求学，且求学以致用，以经邦济世。时世不清不明，我们“无力正乾坤”，但何妨坐而论文化、论家国；我是《盘古》杂志的创刊成员，辅助编辑之任务，撰写无偿的文章，凭的正是上述心意。正值“港英时期”，港英政府以英文为官方语言，公文也好，电费单、水费单也罢，一律用英文，在众多华人的呼吁、要求下，香港中文大学于1963年成立；中文大学都成立了，中文岂不应该成为官方语言？“并采双语”之事，社会有连绵的呼声。1968年，借香港中文大学建校五周年之庆，新亚书院、崇基书院、联合书院的学生报出版联刊，立专题，吁请港英政府兼纳中文为官方语言。联刊专题的“社论”由我执笔，事后回忆，竟有杜甫“彩笔昔曾干气象”的幻觉。又过数年，我那时人在美国，获知港英政府“从善如流”兼纳中文，自此，不懂ABC的升斗居民看得懂电费单、水费单了。
我主修中文，副修英文，知道屈原、刘勰、杜甫、苏东坡、曹雪芹的伟大，不会只景仰荷马、但丁、莎士比亚。但是，那个年代欧美的电影和流行歌曲，却真的是大学生的最爱，尽管《破晓时分》令现代电影开始“破晓”，许冠杰开始向杰出迈进，邓丽君开始以“靡靡之音”迷倒歌迷。身处西风吹袭的香港，《盘古》杂志的同道（当然，还有不少香港知识界人士）深知要重视中华文化，要相当程度地回归。1969年年初，我们举办了一个“盘古华年”晚会，让港人知道在“平安夜”歌曲和圣诞树灯饰之外，还有中华的春节晚会。我们穿唐装，撰春联，跳民族舞，唱《辞岁歌》。
大学时期爱听爱哼的还有玛丽·霍普金（Mary Hopkin）的《往日时光》（Those Were the Days）——啊，弦歌四年，那些逝去的日子！1993年，我在欧洲某古堡参加文学会议，晚饭后与同行的黄国彬兄散步时，忽然一起哼唱这首歌；两人各有所怀，所怀的极可能包括大学生活。国彬从香港大学毕业十多年后，即1984年，写了《莎厘娜》一文，怀念其弦歌生活，颇有“飞扬跋扈为谁雄”的气象，我曾数次向学生推荐这篇怀旧的美文……那些处处弦歌的日子，“我们唱歌和跳舞，比永远还多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