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回忆录的出版与长征叙事范式的生成
关于红军长征的叙事，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等著作。但是一些长征回忆录比《红星照耀中国》《中国的西北角》的出版时间更早，以形象生动的回忆宣传、传播了红军长征。不同时期的回忆录反映了从塑造正面抗日形象，到集体记忆书写，再到聚焦重大主题的长征叙事范式的生成过程。
“见闻录”与“长征”的正名
面对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进行了北上抗日的战略转移。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和西方一些反华媒体的报道，充满了对红军的污蔑之词和各种不明真相的传言，称共产党为“土匪”“赤匪”等，将红军长征称为“溃退”“流窜”。同时，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围追堵截、红军活动区域严重受限，加之当时国民党对新闻舆论的严格审查和严密封锁，关于红军的真实信息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难以得到广泛有效的传播。因此，红军长征亲历者的“见闻录”就成为传播红军长征真相、驳斥虚假宣传的重要文本，为中国共产党宣传抗战主张和红军长征胜利创造了舆论条件。
目前可以看到的最早向国际社会传播红军长征的回忆文章，是1935年8月陈云在上海写作的《随军西行见闻录》。1936年3月，《随军西行见闻录》发表在共产党人在莫斯科策划编辑、巴黎印刷出版的中文杂志《全民月刊》上，署名“廉臣”。《随军西行见闻录》以一个被俘国民党军随军医生的视角，向世界讲述了红军长征的见闻，描述了红军抢渡乌江、智取遵义、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等英勇壮举，宣传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展现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信念坚定、平易近人的光辉形象。1936年7月，《随军西行见闻录》以单行本的形式在莫斯科出版，早于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的英文版和中文版，是第一部向世界宣传红军长征的著作。
1936年12月至1937年6月，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巴黎创办的中文报纸《救国时报》连载了杨定华（首期署名为杨芝华）的《雪山草地行军记》。《雪山草地行军记》沿用了《随军西行见闻录》的写作方式，也是以一名被俘国民党军人的身份讲述了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经历。1937年7月至1938年1月，该报又分25期连载了《由甘肃到山西：抗日人民红军北上长征的后一阶段》（后题为《由甘肃到山西》）。这两篇回忆文章的作者杨定华，就是走完红一方面军长征全过程的邓发同志。《随军西行见闻录》《雪山草地行军记》等通过化名发表和假托被俘国民党军人的身份，以“第三视角”开展长征叙事，大大增强了“见闻录”的传播度。
七七事变后，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公开宣传红军长征具备了有利的政治契机。1938年1月，《救国时报》将上述三篇回忆文章以《长征记》为名结集出版。其中，《随军西行见闻录》记述了红军自江西出发，经湖南、广西、贵州、云南，至四川为止的过程；《雪山草地行军记》记叙了红军经过四川、青海、甘肃三角地带雪山草地的情形；《由甘肃到山西》则记述了红军由甘肃到山西再回师陕北的过程。这三篇回忆文章恰好构成了红一方面军长征的全过程。因此，《长征记》成为第一部完整讲述长征的著作，填补了国内外关于红军长征全过程的认知空白，塑造了红军长征的正面形象，凸显了红军北上抗日的重要意义。《救国时报》的出版推介《本报为出版〈长征记〉招收预约启事》写道：“中国人民抗日红军为我中华民族之伟大力量，早为中外所共认，故本书不独可作为文艺作品读，且实为珍贵之史料与检阅民族力量之宝鉴。”由此可见，《长征记》的出版初步构建了鼓舞抗日斗志、激发中国人民抗战精神的长征叙事。
《红军长征记》与“长征”的集体记忆书写
1936年6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深入陕北采访，这成为宣传红军的一次难得机会。1936年8月5日，毛泽东和杨尚昆向各部队首长发去电报，决定出版《长征记》并为其征稿，指出：“现有极好机会，在全国和外国举行扩大红军影响的宣传，募捐抗日经费，必须出版关于长征记载。为此，特发起编制一部集体作品。望各首长并动员与组织师团干部，就自己在长征中所经历的战斗、民情风俗、奇闻轶事，写成许多片断，于九月五日以前汇交总政治部。事关重要，切勿忽视。”启事发出后引起了热烈反响，共收到稿件200余篇，50余万字。红军总政治部专门成立“《长征记》编辑委员会”，主要成员有丁玲、徐特立、成仿吾、徐梦秋等。整体工作由徐梦秋负责，最后由徐梦秋统稿。1937年2月22日，《长征记》完成了初步的编辑工作，共收入董必武、杨成武、耿飚、舒同、萧华等40余人的110篇文章，以及红军长征歌曲、英雄榜和“地点及里程一览表”等，总计30多万字，最终定名为《二万五千里》。《二万五千里》完整记录了红一方面军的长征过程，准确描绘了红军长征的路线图，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加之编辑忙于其他事务，该回忆录迟迟未能出版。编辑委员会仅仅抄存了少量的内部誊清稿，其中一部交给赴上海负责恢复白区工作的冯雪峰。冯雪峰将该书誊清稿带到上海后，书稿内容经摘选、改编等形式得以传播，如1937年7月5日第33期《逸经》“今代史料”栏目发表了署名“幽谷”（即董健吾）的《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该文改编自《红军长征记》所载内容，甚至直接使用了《茅台酒》《芦花运粮》等回忆文章；第34期发表了《红军长征记》中的《红军第一军团长征中经过的地点及里程一览表》。与此同时，大量在《二万五千里》基础上改编的图书陆续出版，如《从江西到陕北的第八路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记：从江西到陕北》《二万五千里长征记》《第八路军行军记（1）长征时代》等。由此，红军长征的英勇事迹得到广泛传播。“长征”“二万五千里”“二万五千里长征”取代了“西征”“远征”“长途远征”等表述，深入人心。
1942年11月，基于保存史料和供作参考的目的，《二万五千里》改名为《红军长征记》排版印刷，这是第一部长征集体口述史。该书当年印数较少，且不准再行翻印，因此传播不甚广泛。但是，这部作品的重要特色是作者大多来自普通的基层战士和广大指战员。正如在《关于编辑的经过》中所言：“写稿者有三分之一是素来从事文化工作的，其余是‘桓桓武夫’和从红角中、墙报上学会写字作文的战士。”这些回忆文章主要描绘了长征行军途中的地理环境、社会风貌、风土人情等，讲述了长征途中的行路艰难、围追堵截、断粮断炊、苦中作乐等内容，既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也更多地反映了普通战士艰苦卓绝的基层行军和生活。
《星火燎原3》与“长征叙事”范式的确立
1956年，解放军总政治部发起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年”大型征文活动，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反响。1958年9月至1963年10月，人民文学出版社依托征文稿件陆续出版了《星火燎原》丛书。其中，读者谈论最多、发行量最大的是出版于1959年的《星火燎原3》，即“红军长征回忆录”专集，共收入70篇文章，其中也收录了《红军长征记》中的部分回忆文章。与《红军长征记》只收入红一方面军的长征回忆相比，该专集收录了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第二十五军的长征回忆文章，再现了红军长征的全过程。
《星火燎原3》确立了红军长征的主流叙事模式。该专集首篇文章是刘伯承的《回顾长征》。该回忆文章对长征进行了全面论述，形成了以党中央的正确路线与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的斗争过程为主线的叙事，对长征叙事具有纲领性意义。这一指导思想成为这部专集的编选理念，正如该书“内容提要”所说：“作者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充分地反映了毛泽东同志的军事路线的伟大胜利”。该专集还编选了杨成武《毛主席指示我们过草地》、陈昌奉《跟随毛主席长征》、郑维山《踏上毛主席的道路》等回忆文章。《星火燎原》不是一部普通的丛书，毛泽东同志亲自题写了书名，周恩来、邓小平、彭德怀、贺龙等老一辈革命家对编选工作进行了具体指示，甚至亲自对稿件内容进行审阅、核对、修改和补充。与《红军长征记》的作者大多来自基层不同，该专集的作者主要是革命的领导者和指挥者，如刘伯承、刘亚楼、张爱萍、萧华、杨成武、肖应棠等。因此，长征叙事由部队士兵的“集体记忆”，上升为党的领导人和高级将领的“战略擘画”，拓展了长征叙事的全局视野。
新中国成立后，长征已经成为一种重大革命历史叙事，其叙事主题和基调也发生了重要变化。《星火燎原3》突破了《红军长征记》基层的微观叙事，按长征的时间顺序侧重编选长征中重大事件和重大战役的回忆文章，如长征出发、湘江之战、智取遵义、巧渡金沙江、彝海结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等。其中，《星火燎原3》首次对长征中的重要会议、重大决策进行了披露，特别是遵义会议的路线斗争、经典战役等。王集成《智取遵义》、张南生《遵义会议的光芒》、张爱萍《从遵义到大渡河》等回忆文章，突破了此前对遵义会议细节的回忆，进一步强化了遵义会议在红军长征中的全局性意义。与此前的苦难叙事不同，《星火燎原3》收入的回忆文章赋予了长征叙事的胜利基调，着重总结长征的历史经验，展现党的正确领导。《星火燎原3》还进一步强化了军民鱼水情的叙事，如《红军，红军，彝族的亲人》《“红军鞋”》《筹粮过草地》《一袋干粮》《友爱》《军民之间》《飘动的篝火》《母与子》《永远的感念》等，突出了长征中的群众路线。由此，《星火燎原3》形成了以重大事件、决策和战役为主线，以遵义会议为转折点，凸显了党中央的雄韬伟略、运筹帷幄和红军的出奇制胜、团结爱民的基本主题和叙事模式。
红军长征回忆录的出版，历经“见闻录”的个体书写，到《红军长征记》的集体记忆书写，最终通过《星火燎原3》奠定了此后长征的主流叙事范式，展现了红军长征的“历史化叙事”过程，确立了关于长征的基本认识，进一步塑造了伟大长征精神，也形成了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历史、大事件与个人经历相结合的叙事模式。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出版体制建立与新中国文学生产机制研究（1949—1966）”负责人、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