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奥林匹克”百周年
数年一度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主办方为Comité International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简称CISH）2026年8月29日在德国的莱比锡大学闭幕了。这次的史学家聚会有几点不同往常。首先是开会的地点。第23届的会议在位于波兰波兹南市的亚当·密茨凯维奇大学举办。就大会选择下一届会议的传统来看（笔者有自1995年以来连续参会的经验），这次会议应该不会在邻国德国举办。其实，上次会议决定的地点曾是以色列的耶路撒冷市。那个选择本来有其政治性：作为举办方的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曾想表示对以色列的支持。但这个选择最终被否决了，其原因一半出于安全考虑，耶路撒冷市毕竟处于战火纷飞的地区，一半是因为许多史家对委员会采取如此鲜明的亲以立场有所不满。经过了激烈争论之后，在两年前最终决定改在莱比锡。但如下所述，尽管地点变更，会议期间，“历史研究如何面对政治”仍成为学者们争论的焦点。
其次是会议的时间。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本为五年一届，笔者一直称其为史学界的“奥林匹克”。然而，因疫情影响，原定2020年举办的上届会议推迟至2022年才得以举行，本届也因此顺延至2026年。不曾想，这一变动反倒恰逢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成立一百周年，赋予了会议特别的纪念意义。因此，主办方索性放弃了“第24届”的届次编号，改称“国际历史科学百周年会议”（Centennial Conference of the Comité International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
再次是会议的组织和内容。或许是受临时变更举办地的影响，这次百周年会议的实际参会人数约七百人，不仅远少于2015年在济南举办的第22届大会，在近几届中也属于规模较小的一次，因此会议日期是四天（之前往往长达一周）。此外，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素来有设立若干主题讨论的惯例，用意在于呈现国际史学界的重要发展趋势。例如2000年在奥斯陆举办的第20届会议，曾明确指出全球史的兴起；第22届济南会议则将数字史学、情感史列为新兴方向。相比之下，本届会议以“历史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为总主题，略显宽泛，但放在百周年纪念的语境下，借此重温委员会自身发展历程及历史学百年演进轨迹，却也顺理成章。
的确，尽管此次会议并未明确提出史学发展的重大趋势，但就其发表内容及笔者的参会体验而言，则让人泛起浓浓的怀旧之感。史家的怀旧，一个表现便是从事史学史研究，即回顾与分析历史学这一学科的演变历程。莱比锡大学作为本届会议的举办地，虽属临时改址的产物，但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最终选定这所拥有六百余年历史的欧洲著名学府，其本身即颇具历史意味。此外，莱比锡也是一座文化名城，德国著名音乐家巴赫与门德尔松都曾在此度过重要时光。本次会议的开幕式在莱比锡大学市中心的奥古斯都堂举行，距离两人故居改建的博物馆均不远，而开幕式伊始，该校管风琴家便首先奏响了巴赫的乐曲。
历史悠久的莱比锡大学，不仅有奥古斯都堂那样的宏伟“大楼”，更有诸多“大师”名闻遐迩。奥古斯都堂背后便竖有校友莱布尼茨的塑像，其他赫赫有名的校友还包括第谷·布拉赫、歌德、尼采、舒曼、瓦格纳等。在史学领域，该校更有两位标志性人物：特奥多尔·蒙森（Theodor Mommsen）与卡尔·兰普雷希特（Karl Lamprecht）。前者是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罗马史专家，后者则因倡导实证主义史学，挑战当时主导德国及欧洲史坛的利奥波德·冯·兰克及其弟子，而成为德国史学史上的重要人物。中国近代著名学者蔡元培曾在该校留学三年，旁听过兰普雷希特及心理学教授威廉·冯特的课程。值得一提的是，兰普雷希特与冯特虽专攻不同，却有共同的学术关怀——兰普雷希特曾在其《德意志史》中，试图概括并描绘德意志民族的共同心理。
本次开幕式在莱比锡大学校长和萨克森州科学人文部长致欢迎辞之后，接着由三位史家发言，分别是即将卸任的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会长、法国史家卡特琳·奥雷尔（Catherine Horel），莱比锡大学历史教授马蒂亚斯·米德尔（Matthias Middell），以及德国历史学家协会会长安特耶·弗吕希特尔（Antje Flüchter）。这些发言者都不约而同地提及了兰普雷希特，因为其发言均围绕近代历史学的百年变迁展开。奥雷尔以身说法、略带幽默地指出，与一百年前相比，一个显著变化便是女性史家已登堂入室。的确，本次开幕式上的五位发言者中，女性占了多数，包括莱比锡大学的校长在内。此次会议的参与者中，女性学者在数量上也不输于男性。这在一百年前完全不可想象——直到20世纪六十年代，欧美许多大学仍不允许招收女生或实行男女同校。
除了女性史家数量的增加及其在各行业领导岗位上的涌现，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还有另一个显著变化，即法语的衰落。在其成立之初直至20世纪末，法语与英语长期并驾齐驱，甚至前者一度占有相当优势——一个世纪之前该会成立于瑞士日内瓦，便已奠定了这一语言传统。然而，近几届大会中，尽管法语仍可作为发表语言，但其使用场次已大幅缩减。本次会议共设六十余场专题讨论，其中仅法国大革命史分会组织的两场使用法语，其余均为英语。值得一提的是，法国大革命史分组讨论中一直不乏中国学者的参与：北京大学张芝联先生法语娴熟，曾在该会十分活跃，后由其弟子高毅接续。本届讨论会上，亦有年轻学者宋逸炜和李惟一合作发表了论文。
这次大会的开幕式上，兰普雷希特被多次提及，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所倡导的史学，在当时代表了欧洲近代科学史学的一个转折点。而在此之后，历史研究又经历了多次转向。作为主办方代表的米德尔，治法国革命史出身，后转向世界史和全球史。他在致辞中特别提到半个世纪前法国学者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所引领的记忆研究，认为自此以后，历史与记忆的研究已齐头并进——如果说兰克当年号召史家讲述“过去是如何发生的”，那么今天的史家同样关注“过去是如何被记忆的”。
弗吕希特尔的主题发言则更为宏观。她指出，在过去的一百年中，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曾见证并参与了多次史学转向：1970年莫斯科会议上，政治史作为历史研究的“老大”地位已受到挑战；1975年旧金山会议则提出历史研究应走出欧洲；1995年蒙特利尔会议提出了文化史的转向；2000年奥斯陆会议则涉及语言学的转向；2015年济南会议又见证了数字史学的崛起。不过，她的概括虽宏阔，却还不全面——2000年的奥斯陆会议同样标志着全球史的兴起，而2015年济南会议在数字史学之外，也见证了情感史的勃兴。
上述史家之所以如此重视“转折”或“节点”，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借此机会对历史学在今天的现状与功用进行检讨与反思。弗吕希特尔的发言题为《重压之下的历史学：专业知识、批判与学科未来》，意指当下的史学正面临重大挑战，需要史家共同应对。她指出的挑战包括政治风云的变幻（右翼民族主义思潮与运动的抬头）、经济衰降带来的大学及研究机构经费缩减，以及人工智能崛起所引发的历史认识论层面的变化。她的建议是，今天的史家在经历了语言学转向之后，需要进一步更新认知手段，重新构建过去的现实性（past realities，此处她用了复数形式）。同时她强调，史学的未来有赖于史家具备全球视野和公民意识。弗吕希特尔的表述虽略显抽象，但含义颇为清晰：今天的史家不应蜷缩在象牙塔中自我陶醉，仅仅满足于解读、制作或解构文本，而需提升公民意识，积极参与社会改造，使史学发挥其应有功用。
作为德国历史学家协会的现任会长，弗吕希特尔的发言或许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即对于今天的欧美史家而言，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以及俄乌战争和中东冲突所造成的紧张局势，已让他们意识到历史研究无法仅仅停留在叙述主义层面，而需要与现实相结合。但细究之下，这一取向本身又包含着张力：若强调历史研究与社会现实的结合，又如何保证其学术自主性，不致沦为政治的工具？对于这一棘手问题，与会学者多有踊跃发言，比如由国际史学史、史学理论委员会所组织或参与的几场研讨会，受到了较多关注。在其现任会长、荷兰史家安通·德·巴茨（Antoon De Baets）组织、主持的“历史学的未来”那一场，《历史与理论》的主编伊桑·克莱恩伯格（Ethan Kleinberg）指出，史学的未来走向，应该改变从现在回顾过去的传统模式，从而发展出一种面向未来的思维。波兰学者艾娃·多曼斯卡（Ewa Domanska）观点类似，径直建议开展“预见史学”（anticipatory history）研究的必要。但他们对如何实施以未来为导向的史学，没能提出更为具体的建议。而与会的一位尼日利亚的学者则提问，如果史家一味追求预见未来、建议政策，那么或许会丧失历史学本身的特性，使其与政治学无异。显然，学者们对史学如何走向未来，尚有不同的看法。
不过，这一通过回顾史学发展来探讨史学性质与功用的意向，似乎已激发了普遍的兴趣，成为本次会议的一个突出特点。例如，墨西哥史学会组织了“当代历史学家与公众历史论争”的讨论，芬兰史家探讨了“历史学家的公众专家角色：历史视角”，日本历史学会设有“共建史学：当代日本的学术与公众参与”，韩国史家则组织了“边缘中的集体自我想象：论现代韩国史学的百年轨迹”。此外，诸如“一切历史皆为当代史？塞尔维亚与南斯拉夫史学及长时段视域下的当下主义”“65年回望贝尔格莱德：不结盟运动的历史与史学新探”“妇女史、性别史与性史的研究与教学：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全球性反思”“历史学的革命：法国大革命史学史百年”“20世纪与21世纪波兰经济史学成就的发展与影响”“城市史：过去、现在与未来”“半个世纪以来的拉丁美洲史学——阿根廷与乌拉圭的比较分析”等场次，则走出了以国家为单位的考察方式，从区域、流派、事件、跨文化比较等多重视角出发，对历史学的性质与功用进行了专题性的反思与检讨。
以上述场次所见，虽然以国家为单位的史学研究仍然存在，但当代史学发展的主要趋势，已表现为突破近代以来以民族国家为视角书写历史的传统，而毋庸讳言，这一探索以全球史的兴盛为特征。本届会议上，直接讨论全球史发展与特点的专场有两场，分别为“20世纪世界史、全球史的兴衰起伏”与“2020年代重思世界史和全球史”。前场由米德尔主持，中国学者范鑫是发言者之一。此外，“人类学与历史学：全球生存的交汇”“欧洲与‘他者’：历史教育中的殖民与去殖民视角”“从地方、跨国与全球视角探析收养实践”以及“旅游与遗产：爱恨交织的关系”等场次，均明显采用了全球史的视角。其中对全球范围“收养”与“旅游”议题的讨论，也正体现了当今史家将历史研究与现实生活相结合的实践取向。还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史学会在本次会议上组织了“古代丝绸之路与文明互鉴”的讨论，其主题和内容也毋庸置疑地呈现了全球视角。
走出民族国家的视角，不仅可以借助跨国或全球比较的方法，也可以探索与民族国家类似却又有别的研究路径。德文中“德国”或“德意志地区”为Deutschland，其中“Land”一词便颇为耐人寻味，既含“国家”之意，又指“地区”或“邦域”。本届会议上，“中欧与东欧史学在两大转变中的变化”一场讨论了“Landesgeschichte”的概念，视其为一种介于国别史与地方史之间的书写方式。若直译为英文，可作“land history”，因“land”在英文中也兼有“国家”与“地区”两重含义，而中文翻译则相对困难一些。但毫无疑问，用Landesgeschichte的路径写作历史，亦是当今史家试图走出近代民族国家视角的一种尝试。其特点在于呈现某一地区或国家的整体文化与地理面貌，与中国传统的方志颇为近似，而淡化了政权更迭及其形式（例如从君主制、领主制到议会制）的改变。这一史学形式与德意志文化传统关系密切（例如查阅维基百科可知，Landesgeschichte仅有德文词条，尚无英文版本）。颇有意味的是，近代德国史学恰恰是国别史写作的先驱，其代表兰克一生便撰有多部民族国家史专著。因此，中欧与东欧史家对Landesgeschichte的尝试，不妨视作对德意志史学传统的一种改造与革新。
本次会议对史学史研究的重视，还体现在对新兴史学流派与史学实践的深入探究上。值得留意的是，这些探讨并未局限于西方学界，而是突出了欧洲以外地区史学的独特路径。例如，拉美史家组织了“拉丁美洲的思想史学派？反思与未来挑战”，以色列史家设有“百年犹太史学回望：以色列学派的兴起”，印度史家则围绕“历史与史学中的水”展开讨论，均为颇具特色的议题。妇女性别史作为战后蓬勃发展的领域，近年来的进一步拓展在此次会议上亦得到充分体现。从本届会议来看，由国际妇女史研究联合会（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for Research in Women’s History）组织的专场采取了比较视角，将目光从西欧延伸至南亚、拉美等地区的妇女运动与权益议题。该会还与日本学者合作安排了题为“现代日本的性别、战争与责任：边缘化与殖民化的经历与记忆”的讨论，探究日本女性在“二战”及战后时期所扮演的不同角色，指出其既是战争受害者，同时也承担了殖民主义帮凶的战争责任。物质文化史是另一个新兴史学流派，美国历史学会为此组织了专场讨论，内容主要关涉日常物品（食品广告、银釉茶壶、纪念戒指等）在女性生活中的情感关联及其变迁，且主持人、评论人与发表人均为女性，再度体现出女性学者在史学界地位的显著提升。
在当代史学发展的前沿议题中，数字人文与人工智能对历史研究的影响亦获得相当关注。“科技与历史的构建”及“人工智能与史家技艺”两场即为代表。后者由北京大学数字人文中心主任、历史系兼职教授王军参与组织，其发言介绍了中国学者在浩如烟海的古籍整理方面所开展的工作，引起了与会者的兴趣。在上面提到的“历史学的未来”一场中，澳大利亚学者玛尼·休斯-瓦灵顿（Manie Hughes-Warrington）以其剑桥大学今年出版的新著《历史学与人工智能》（History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为基础，阐述了她对人工智能如何影响历史研究与史学书写的见解。
既然史学史受到如此广泛的重视，此次会议对自身——即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百年历程的回顾——也同样安排了多场活动。瑞士伯尔尼大学的萨沙·扎拉（Sacha Zala）与法国留尼汪大学新科博士莉拉·泽勒（Lila Zeller）合作，编辑了《构建历史学家的学术共同体》（Building an Oecumene of Historians）一书，收录了自1926年该会成立以来的重要文献（早期以法语为主），共计340件。泽勒的博士论文即以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为研究对象，在此次会议上，她与德国波鸿大学的诺贝特·法比安（Norbert Fabian）合著了《历史学大会：新趋势、理论讨论与争议》（Geschichtskongresse: Neue Trends, Theoriediskussionen und Kontroversen）一书。两人还组织了题为“以CISH百年史为鉴，开拓历史科学的未来之路”的专场，分别发表论文，评论人则由于尔根·科卡、安通·德·巴茨及笔者担任。笔者的评论从兰普雷希特对近代史学的挑战出发，探讨了20世纪上半叶世界各地历史研究与社会科学相结合的全球性趋势。此外，另有一场以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为主题的专场，题为“史学的国际舞台：CISH与20世纪历史知识的塑造”。本次会议史学史的另一亮点，是宣布以思想史与史学史研究蜚声国际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东尼·格拉夫顿（Anthony Grafton）荣获2026年国际历史学奖，授奖仪式将于2026年10月在罗马举行。格拉夫顿的多部著作为中国读者所熟知，其中《脚注趣史》一书言简意赅地勾勒了欧洲近代历史学走向科学化的历程。
本届会议尚未宣布下届大会的举办地，巴西圣保罗是其中一个选项。如果成行，那将是继2015年济南之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第二次走进非西方国家。无论最终结果如何，这个选项本身就已经释放出一个值得留意的信号——国际史学的重心正在缓慢但切实地发生转移。从近年参会者的构成来看，拉美与亚洲学者的活跃度明显上升，但非洲学者的声音仍然相对薄弱。不过，形式的参与并不等于真正的对话。一个挥之不去的感受是：欧洲学者在发言中纷纷呼吁走出欧洲中心、拥抱全球视野，可一旦到了讨论环节，他们对欧洲以外的历史和史学传统，了解仍相当有限。这种反差倒不是虚伪，更像是一种认知惯性——有心无力。这既是中国学者面临的挑战，也或许是一个机会——如何跨越语言、文化与学术传统的界限，在尊重差异的前提下进行有价值的对话，将是未来绕不开的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