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开发：朱门从学记
朱金顺先生夫妇与北师大博士生合影
一
1985年，我在安徽师大上大三，开始考虑毕业出路问题。如果没有什么别的途径，八成会分回本县当中学语文老师。上一届八一级的师兄师姐们有六人考上研究生，提示了一条令人向往的道路。我决定报考研究生。本来拟报考南开，而指导我毕业论文写作的严恩图老师不容分说地劝我改考北师大，于是听从了他的建议。在《光明日报》上看到北师大的招生广告，其中现代文学专业招生导师有郭志刚和朱金顺两位先生。我对他们一无所知，便去图书馆在目录柜里查找他们的著作。郭老师名下未见，朱老师有一本写作概论和一本《朱自清研究资料》。于是就奔朱老师而去。1986年研究生考试后，我给朱老师写过一封信，后来收到回复。他没说什么，讲了报考他研究生的有四十人。幸运在四十个档案间游荡，导师回信的口气又比较冷淡，看来希望渺茫。4月中旬，我在皖南歙县毕业实习，一天，收到了一个在芜湖实习的同学转来的朱老师的信。信中告知我可以去参加复试了，他今年招三人，实际参加考试的是38人。按照规定，本科阶段政治课成绩均为优良以上的考生在复试时可以免考政治，而我有一次得了70分。朱老师说去为我争取免考资格，只考时政。虽然如此，他还是希望我考好，说考得好导师的脸上有光。我感到了希望，很振奋。
给我转发信件的同学通过了北大中文系古典文论专业的初试，4月24日，我们一起满揣希望踏上北去的行程。从芜湖乘坐绿皮火车到了省城合肥，发现当晚7:20出发到北京的128次直快一票难求。幸好找到一个我在合肥上高中中专的同学，在他的引导下，我们终于在另一个火车售票处，买到当晚去京城的车票。
25日上午8点多，我到北师大中文系报到，遇见了同是朱老师名下准研究生的李今。她毕业于辽宁大学，已在现代文学馆工作。我们在现代文学教研室等了一会儿朱老师，然后去了他在教室宿舍区的家。眼前的朱老师，穿着蓝色中山服，脸面白皙，清明儒雅。因他有事，谈了几分钟，我们便告辞。各方面都够录取条件的有5人，朱老师招了我、李今师姐和湖南师大历届生羊益新。另有一名本校在职的研究生。还有一个本校毕业的男生报考。据说该生很有才华，在报刊上发表过多篇文章，然而他的英语成绩有些凄惨，未能进入复试。后来，蓝棣之老师跟我透露：朱老师阅卷的时候，他在教研室。朱老师看了我的卷子后，说我的字写得差。他让蓝老师看看，蓝老师翻了翻说：“这个学生字虽不好，可答题很有条理。”朱老师顺口说了一句：“樊骏的字也不好。”郭志刚老师所招两名现代小说方向的研究生都是女生，她们是陈利民和杨联芬。王富仁老师刚评为副教授，还不能招研究生。1987年，他开始招第一个硕士生。朱老师笑云，由于有人传播消息说他不喜欢招女生，知情的女考生都报考了郭老师名下的研究生。她们的专业课成绩不比男生好，但其外语成绩普遍好些。我们这个年级总共有40名硕士生，其中20名男生，20名女生，比例适宜，不像现在阴盛阳衰。朱老师说一口的普通话，说我的口音重，要我以后好好练练。我在大四得了胸膜炎，健康欠佳，加之旅途劳顿，大概有些鹄面鸠形吧。他问我脸色怎么不好，我答：“是考朱老师的研究生累的。”他笑了笑。
朱金顺
二
研一上学期周一下午，朱老师给他名下的四个研究生上“新文学资料引论”，讲课地点在主楼6层的现代文学教研室。不久这门课就有了教材，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梓行了朱老师的《新文学资料引论》。朱老师第一个在高校开设这门课。他曾经给他带的第一届1983级硕士生刘勇和张强首开此课。那时候的招生制度与现在不同，一届学生毕业后才能再次招生。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现代文学学科研究蓬勃开展，史料工作也快速跟进。据马良春在《新文学资料引论·序》中介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召开了资料工作会议，并主持有60多个高校和研究机构参与的大规模的资料建设工程《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与此同时，也暴露出在史料工作上的欠缺，如史料不精，考订不足等。有鉴于此，马良春在1984年率先提出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建议。《新文学资料引论》幸逢其时，在一定的程度上适应了现代文学研究蓬勃发展之需。那时候北师大硕士研究生要上三门学位课，童庆炳老师给我们年级文学专业的学生讲文艺理论。
第二个星期下课后，朱老师当“导游”，带我们到图书馆转了一圈。过后，又进我们宿舍看了看。临走时他把包里的月饼和苹果拿给我们。过两天就到中秋节了，他说本来想请羊益新和我去他家做客。家里房间小，李今家在京，所以没准备请她。最后因为他要准备去青岛讲学而未成。朱老师是一个有着鲜明生活风格的人。他很少出去开会、讲学，在别的床上睡觉，睡不好；离开自己的书桌写文章，下笔滞涩。他出身于渤海边的富裕人家，吃东西很挑。他不止一次地说，动物肉他只吃两种：天上飞的，括号：鸡；水里游的，括号：海水里游的。一次我开玩笑说：您是饮食上的刁民。我是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洞里藏的，泥里钻的，来者不拒。我觉得在老师面前过分了，有些不安。后来向他表示歉意，朱老师不以为忤。一个在本系工作过的同学说：“朱老师爱护学生，要是他跟你们住一个宿舍，开水都不用你们打了。”
导师对我们的要求不高，一学期只要写两篇论文。那时，我开始对乡土文学有了兴趣，除了作家作家品外，还看了一些民俗学方面的著作。后来写了一篇关于乡贤台静农小说的论文，朱老师看了，评价不高。
《新文学资料引论》印行后得到很多积极的评价。马良春在《新文学资料引论·序》中称：“它的出版一定会对这门学科的建立起重要作用，它该是这学科第一部理论著作，因此，我甚至视它是一块奠基石。”著名学者樊骏发表长文《这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新文学史料》1989年1期），在谈到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时说：“1986年还出版了第一部这方面的概论性著作：朱金顺的《新文学资料引论》……着重从方法论的角度对收集整理、考证、版本、校勘、目录五个方面，作了归纳和阐述，相当系统、全面地规定了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范围、任务和方法，提出了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本书取名‘引论’，的确在指引我们进入史料工作的殿堂，并向大家展示了这项工作的基本面貌，为建立现代文学史料学安放了第一块基石。”蓝棣之老师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7年第1期上发表书评《继承传统的研究方法——读朱金顺〈新文学资料引论〉》，称其为一本填补空白的书，肯定作者用朴学的思想和方法对新文学史料进行清理和研究。严家炎后来在《世纪的足音》（1996）一书在谈到史料工作的成就时说：“朱金顺《新文学资料引论》的出现，也是新时期史料建设的可喜成果。”
《新文学资料引论》，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
近年来，现代文学研究的学者依然高度评价《新文学资料引论》作为现代文学史料学奠基之作的地位。《文艺争鸣》2023年第11期发表钱理群《谈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三代学人》一文，把新中国成立以后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学人称为第三代学人，其中列举了14名具有代表性的学者，朱老师名列其中，自然是因为他是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奠基人。年轻一代史料研究的学者依然肯定史料学的奠基意义。中年一代的史料学专家金宏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料批判的理论和方法》（《天津社会科学》2021年第2期）中写道：“1986 年还出版了第一部现代文学史料学专著，即史料学家朱金顺的《新文学资料引论》。”年轻学者黄海飞《现代文学文献学的概念、起点与分类》（《读书》2021年8期）一文说：“朱金顺的《新文学资料引论》主要接续中国传统朴学传统……其作为开创性著作，奠定了以后学科门类的基础。”“至 80年代中期，朱金顺不仅系统地解释、说明了铅印本、影印本、拓本及线装、平装精装及毛边书，精印和普及本，原版书、翻版书、盗版书和伪装书，丛书和单行本，合订本和抽印本，通行本、袖珍本和签名本，禁书和绝版书等几乎全部现代文学文献的版本类型，更创造性地提出现代文学‘新善本’的概念，并强调应从文献史料价值而非文物价值的角度予以界定，指出‘重要新文学书籍的原本’、孤本、手稿本及 1949 年后问世的部分新印书籍，悉属‘新善本’”。该书还收录于乔默主编、选择标准严格的《中国二十世纪文学研究论著提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新文学资料引论》1986年初版。其实此书早在“文革”时期就开始写作了，朱老师经过了长时间的积累、思考和写作。他编过资料集《鲁迅演讲资料钩沉》《鲁迅在杭州》《朱自清研究资料》，他还协助钟敬文先生翻译过增田涉的《鲁迅印象记》。
这部新文学史料学理论之作的渊源更早。朱老师1935年8月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农村的一个殷实人家。1948年初，举家迁至北平。1949年9月，他考入本市著名的男四中，每天要穿过半个京城去学校。途中经过两个有名的旧书市场：西单商场旧书市场和东单小市旧书摊群。虽是一个读初中的穷学生，却迷上了新文学的版本，开始收集毛边书，特别是鲁迅的译著。上大学后继续收藏。这于他后来选择专业和治学都很重要。1959年底，他毕业留校在北师大中文系做助教，被分配在写作教研室。从1960年到1979年，他先后担任助教和讲师。虽然专业为写作，治学也主要在写作理论方面，著作颇丰。然而他对新文学研究一直情有独钟。他业余不忘研究和收集版本，研究鲁迅佚文，收集鲁迅演讲资料。1979年北师大中文系写作教研室撤销，朱老师申请转到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这样他的兴趣和专业终于结合了，对他来说这是人生的幸事。他在现代文学教研室工作了18年，这是其学术研究的黄金时期。
《新文学资料引论》2018年5月由中原出版集团下属的海燕出版社重印，易名为《新文学史料学》，书中印有旧版本的插图，书前印有启功先生的题签。那时候，中原出版集团在京成立一个分公司，我向他们介绍了朱老师的这本书。该书分上下两编，上编是理论，下编是实例，选自他的《新文学考据举隅》一书，属于后文将提到的《指瑕集》部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篇幅比初版本多了近一倍。上编是初版本的重印，内容不改，只改错别字。初版所举一则史料有误，属于考据不足，仍然照印，作者在自序中特加说明。这典型地反映了作者的“初版本主义”理念。出版方告知印数三千，但面世的甚少，不知何故。这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
《新文学史料学》，海燕出版社2018年版
研一的第二学期，朱老师给我们讲了第二门课“五四散文研究”。显然，写作研究为他的散文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81年8月，他所编《朱自清研究资料》1980年代初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印行，朱自清研究是他现代散文研究的重点之一。他为高年级本科生讲过多次“五四散文研究”。我们几个听课的研究生各选一个散文家写一篇课程论文，记得我写的是许地山的《空山灵雨》。几篇论文曾被编入内部印刷的函授讲义《五四散文述评》。1990年12月，朱老师把他评析的十个作家讲稿编为《五四散文十家》，百花文艺出版社1990年12月出版。
“五四散文研究”课对我以后的学术研究有重大影响。朱老师的散文课有一讲是周作人的散文，我因此开始读周氏的作品。一次我向朱老师谈了我的读后感，他说我的硕士论文可以写周作人。我觉得受到了鼓励，经过一番考虑，便把本来预备做学位论文题目的乡土文学换成了周作人。
那时候，周作人研究刚起步不久，李景彬、钱理群发表了开拓性论著，1986年舒芜在《中国社会科学》上连载长篇论文《周作人概观》，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周作人研究渐渐有了温度，不过总的来说还是显得很薄弱。1987年岳麓书社编辑钟叔河刚开始主持重印了几本周氏作品，不久遇阻。
一段时间里，我常到图书馆三楼西北角那间逼仄晦暗的库本阅览室。当时周作人的书还没有资格上架，只是被随便地堆在一只破旧的木柜里。慢慢地和工作人员混熟了，每次去都自助取书。我至今依稀记得那有些呛人的旧书的陈味。其中的几本是周作人送师大图书馆的，上有他的签名。港版《苦口甘口》《立春以前》等几种系周氏弟子梁容若1981年回大陆任北京师范大学客座教授的赠书，钤有“梁容若教授赠书”字样的印章。我曾从《苦口甘口》的扉页上抄下一则梁氏所题小记：“33年知堂告我云：‘共产党小加修改则近道’。近见邓小平种种言论，知已近道矣，予因决定埋骨大陆之行。”署明的时间是1981年1月18日。读到这些书觉得心情润泽了许多，仿佛与对象之间的岁月烟尘稀薄了。
1980年代，随着思想解放运动开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迎来了的兴盛时期，一批获得博士、硕士学位的中青年学者脱颖而出，成为时代的弄潮儿。他们多偏好宏观研究，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重义理而轻考据。我也深受这种风气的影响，作学位论文时也选择了宏观的视角。许寿裳曾说过《野草》里有鲁迅的哲学，在我看来，新诗集《过去的生命》中也有周作人的哲学，这在其《寻路的人》中有明显的表现。我试图以周作人《过去的生命》里表现的人生哲学作为基本视角，对其思想和文体进行整体的阐释。提出周氏最终选择的是以审美的态度来看待人生。人在旅途——这个带有存在主义意味的人生体验及其选择对理解周作人以后的思想和小品文写作具有重要的意义。后来，我在硕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专著书名就叫作《人在旅途——周作人的思想和文体》。
三
1989年夏，我毕业到北京教育学院任教，讲授中国当代文学。在教育学院一呆就是七年，1997年朱老师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我参加了考试并顺利通过，于是脱产重返北师大到朱门读书。朱老师带博士生较晚，仅就国内博士生而言，我既是开门弟子，又是关门弟子。还从朱门还走出了崔允瑄等四个韩国博士。
我的博士论文题为《文学之用——从启蒙到革命》，当初选择这个题目，是经过一番思考的。我硕士论文写的是一个著名作家——周作人，博士论文我就想选择一个宏观的题目，以锻炼自己的综合概括和理论思维能力。起初我没有怎么在意两篇学位论文内容之间的联系。王富仁先生在我的博士论文答辩会上发言说，他是从鲁迅走向现代文学研究的，而我则从周作人那里出发。王先生待学生很宽厚、谦和，他是鲁迅研究和现代文学研究的大家，我所做的一些工作是不能同他比肩的。几年间，因为在王先生身边学习和工作之便，向他求教，阅读他的著作和文章——特别是他的鲁迅研究成果，获益颇多。王先生的话引起了我对自己博士论文与周作人关系的审视。此前很长一段时间里，有时别人介绍我，说我是搞周作人研究的，我一笑置之：那是过去，现在已经金盆洗手，搞别的了。我以为自己和周作人没有什么瓜葛了，可认真想起来，这篇论文仍然与他有着剪不断的联系。最早引起我对本论题注意的，即是周作人1920年发表的演讲《新文学的要求》。在此文中，他率先表示了对新文学功利主义文学观念的警惕，并且因此与新文学的主流分道扬镳。我的基本思路和价值取向未尝不可以看作对周作人的某种意义上的放大，只是调整了姿态，态度更积极、更包容而已。承蒙王培元兄的好意，他替我请周作人研究代表人物之一的钱理群先生写了《人在旅途》的序。《文学之用》的序出自朱老师之手。
黄开发：《文学之用——从启蒙到革命》，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我在《文学之用》后记里说下一步想转入20世纪汉语散文研究，然而迟迟未能动手。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后，高校高度重视纵向的研究项目，没有省部级以上的项目简直寸步难行，评职称、带博士生都需要。2018年，我申请了国家社科项目《现当代散文的体类概念系统研究》。绪论中有关键的一节“现当代散文辨体分类”，其中借鉴了朱老师《五四散文十家》的观点和方法。
现代散文研究家林非在《中国现代散文史稿》中根据散文中叙事、抒情和议论三种文体要素所占比重，把现代散文分为四类：侧重于议论性的“杂文”；叙事和抒情这两种因素并重的散文，这就是“小品”，或者也称作“散文”，即相对于广义的散文而言的狭义散文；至于侧重于抒情性的散文就是“散文诗”；而侧重于叙事性的散文则是“报告文学”。《五四散文十家》在林非的基础上，同样将散文分为四类：以议论为主的杂文;以叙事、描写、抒情为主的散文属于散文，即狭义的散文。回忆文、抒情文、游记之类，都属于它；用夹叙夹议的笔法，将描写、叙事、抒情、议论融合在一起，随意漫谈式的文字，这便是随笔式的散文也就是小品；以记事报导为主的散文，便是通讯和报告文学。朱老师的分类更简明扼要，且贴近现代散文实际。其最大特点是把“随笔”或称“小品”与杂文、狭义的散文区分开来。区分的意义主要有二：其一，这一文体是现代散文的大宗，联系着一批重量级散文家的名字，如周作人、丰子恺、林语堂、张爱玲、钱钟书、王了一（力）、梁实秋等。如果这一文体得不到确认，那么现代散文史的面目就不会清晰；其二，使我们更容易理解闲话式小品与杂文的不同特点。
我认为林非、朱金顺两先生的分类比较合理，更符合现代散文的实际。根据现代散文的特点，结合新的散文经验，沿着三家按照文体要素分类的路线，依据记叙、描写、抒情和议论所占的比重，把散文体类概念系统分为以下三级：第一级是作为文类概念的“散文”，与小说、诗歌、戏剧并列；第二级是文体概念，类下有体。在三家的分类基础上，依据散文中记叙、描写、抒情和议论等文体要素所占的比重，现代散文可分为三种文体：随笔，以议论为主、夹叙夹议式的；记叙抒情散文，以记叙、描写、抒情为主的；纪实文学，或称“非虚构文学”。以记人记事、传达真实信息为旨归的。第三级则为体式概念，每种文体之下又有具体的样式。
当下的现当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受研究风气的影响，往往重义理而轻考据。他们的学位论文中常常出现史料问题。曾有同事建议我承接朱老师的史料学，给研究生们开史料学的课。我自己觉得是很难胜任的。一是我年轻时构想自己的学术路径时，也是更重义理的。想从某个重要作家入手，扩大到宏观研究，如行有余力，再走向更加广阔的文学研究领域。多年来，我是朝着这个路向走的，只是成绩有限。
朱老师治史料学还有一个特长是我所缺少的：他做事高度地认真专注，以面对的问题为寇仇，不把问题解决他不会善罢甘休的。这种心理习惯偶尔也会延伸到日常生活中，给他带来一些困扰。比如：我在为编写《中国现代文学初版本图鉴》蒐集资料时，要跟他借两三本原版书，他要求我在天黑之前送还。如果这几本书未入旧窠，他是睡不好觉的。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他曾当面向朱老师借一本民国版新诗集，朱老师忙说没有，很紧张。他是不了解朱老师的习惯的。一次去朱老师家送信件，他拉我去书房聊天。他说自己从中年时就有这种心理倾向，到了老境更为明显。有人约第三天来访，到第二天他就开始紧张了。去年学生们筹划给他庆祝九十大寿，都订好了酒店的包间，结果按朱老师的意见取消，也是这个原因。
朱老师的认真专注与他的性格是高度相关的，他为人率直，没有心机。古代文学专家郭预衡先生年过九旬，一次去稻香村购物，与朱老师相遇。郭先生跟他说：“朱金顺哪，你什么都好！就有一点儿不好，做人太过较真儿，你在系里比较有名，得理不饶人。还是宽容一点好，有些事情哪道理在你这就行了，不用再跟人计较。”朱老师说：“我这个人遇事就是要讲个是非曲直。”郭先生又说：“你在报纸上写的那些纠正别人错误的文章啊我看了不少。可以把它们收集起来编一本书，名字就叫《指瑕集》。朱老师对老师的话表示同意，时隔不久，郭先生就把自己所书题签送给朱老师。朱老师真地编好了《指瑕集》，一个学生代他联系了两家出版社，可对方都说这种书没有销路。《指瑕集》的主要文章后来作为下编印入《新文学史料学》一书。
师母龚肇兰老师多次提起他的一则轶事：上世纪80年代中期，郭预衡先生《历代散文丛谈》梓行。一天晚上，龚老师读到书中的话：“其中涉及史可法的生平大事，也不是写他抗清殉明，而是写他对付太平天国”，不由得来了一句：“郭先生糊涂了，怎么让史可法来对付太平天国？”次日，朱老师去向郭先生直言相告：“龚肇兰说你糊涂了！”郭先生的《中国散文史》上册出版后，给两个学生赠书，在扉页上写了赠语：“金顺同志转达肇兰同志指正拙著一处失误，且云失误由于糊涂，十分中肯，极为感激。谨赠拙著一本，以代千金。”后面署名及时间。
虽然未能登堂入室，然而从朱老师那里接受了史料学的观念，学习了一些研究方法，受益非浅。有几篇长文在史料上下了功夫。我还与李今师姐合作编著了《中国现代文学初版本图鉴》，朱老师作序，彩印三卷本，河南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经过多年的蒐集、整理、编撰。本书是一部以编年方式编撰的初版本图录，包括封面、版权页等在内的图像，与目录照录、文字说明相结合。这是一套大型的新文学初版本的“留真集”，拓宽了现代文学文献研究的空间，也为进一步夯实现代文学文献研究的基础略尽绵力。本书继承传统版本目录学的传统，利用现代图像技术之便，可谓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第一部图像版本目录学的书。
编写《中国现代文学初版本图鉴》一书，直接来自于朱老师的启示。2000年，他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上发表《姜德明〈书衣百影〉略评》一文，文末附加了一个提议：
20世纪将要过去，回首这百年历史，新文学的产生和发展，是本世纪的一件大事。20年代至40年代产生的那些新文学名著，将留存于世。但是，它们的初版本，怕留下来的并不多，再过若干时日，也许将同宋元刊本那么稀有呢！因此我想，如果有人做一件好事，选择新文学名著三百部（取“诗三百篇”之意），把它们的初版本封面彩色影印，再加上各自的版权页影印件，集为一书，那将是功德无量的。试想，这不是一册新文学成果的影集吗？而随着历史的发展，它的文献价值将日益提高。当然，为新文学编这样一部留真集，其难度是不小的，版本的寻觅、考订、拍摄等等，均非易事也。也许，这只是一个初版书迷恋者的梦呓，请原谅我的唐突。
我当时读后，颇以为然，但未敢轻举妄动，因为知道不易。四年后，又在《文学评论》上读到朱老师的《新文学版权页研究》，则动了心，萌发了编这样一本书想法。与朱老师见面时，好几次谈到，他都怂恿我们来做。这部书的梓行算是我们代朱老师完成一个小心愿。
四
从读硕士到读博士，我在朱门从学六年。2000年夏博士毕业后留校工作，先住西南楼集体宿舍，翌年春季学期学校分房，我和朱老师成了前后楼的邻居，于是也就有了更多来往和碰面的机会。
朱老师（中间）与他的弟子们（1987年夏于北师大校园）
2003年底的一天上午，我和妻子去海淀区民政局领了结婚证。没有拍结婚照，没有举办婚礼，也没有通知任何亲朋好友。下午晚些时候，整理房间。我先在卧室的墙上挂上一幅有老鼠娶亲图案的蜡染布。然后妻子在北窗的玻璃上贴一张大红喜字，我在楼下观看效果。没想到朱老师和师母龚老师大驾光临。他们说了几句祝福的话，师母忙问：“新娘子呢？新娘子呢？”我往二楼窗口指了指：大红喜字旁，一张脸正冲他们傻呵呵地笑呢！朱老师提着一口带蒸笼的不锈钢电饭锅，龚老师拿着两条丝巾，上我们家看了看。不晓得他们是怎么知道的，想来大概率是我在不经意的谈话中透漏出来的吧。
近七八年来，朱老师年事渐高，行动不便，家里请了保姆。我自任信使，隔几周帮他从文学院的信箱中取一次邮件，然后送至府上。有时也代他家买些东西，主要是吃的。2017年7月22日上午7点多，刘勇师兄打来电话，告知朱老师在家里瘫倒在地。我们两个跑到朱老师家，他已坐到卧室的单人沙发上，身体右边三分之一部分还不能动弹。他说当年他父亲90多岁得了脑溢血，母亲受到刺激得这种病去世。送他去离家不远的火箭军总医院看急诊，做了CT。后来安排到神经内科住院。主治大夫在详问和检查后，初步诊为脑血栓。次日下午要做核磁共振。第二天，医生说朱老师得过多年的高血压和糖尿病，血管长期受损。出现这样的结果是不奇怪的。
我是一个比较心粗、散漫的人。朱老师这次得重病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想自己该在他健康状态尚可的情况下做点什么。
2021年10月4日，上午小到中雨。我到朱老师家做访谈，用录音笔记录。他谈了他的家史，及在六七十年代编的几本资料集。后拍摄几本相关书籍的照片，龚老师要求访谈时间不超过一个半小时。10月6日上午，又在雨天到朱老师家访谈。他重点谈了与钟敬文和丁景唐两位老先生之间的忘年交。10月7日上午，去朱老师家做最后一次访谈，他谈了自己读大学和六七十年代的交往。谈话中顺便用手机给朱老师拍了几张照片。2023年6月21日，我携名下五个在读博士生去拜见朱爷爷和龚奶奶，与他们闲聊，合影留念。两个爱好史料学的同学拿出朱老师的几本著作，请他签名。客厅里洋溢着快乐的气氛。在我的印象中，他们家好像从没有过这么多客人。二老身体欠佳，客厅狭小，老两口喜清静，所以没叫上几个硕士生。
2022年12月30日晚，朱老师因病被送到火箭军总医院急诊室。我因事在外未能及时到场，第二天下午到朱老师家与朱老师女儿朱遐、学生荣挺进一起送朱老师去火箭军总医院急诊室吊水。急诊室内外挤满了人，室外一个小空间里坐着十来个吊水的老年人，朱老师也挤在其中。医生说朱老师的病情严重，肺部两处感染新冠病毒，一般重症病人没有的症状，他有。将来需要一科科地去治。眼下很难找到住院的床位。真担心朱老师过不了这个坎，但他还是挺过来了。朱老师在文学院有两个同学好友，一是文学理论家童庆炳先生，一是俄苏文学专家程正民先生。他们三位同年级，程正民先生还与朱老师同班。童先生2015年去世，朱老师跟我说：“童庆炳去世对我的打击很大。”
师母龚老师少年时参加过第三野战军后卫文工队。1955年，她考上北师大中文系，与朱老师是同年级同学。1959年毕业后，她先留在北师大古典文学组当助教，不久调到军事科学院做文化教员，1962年又调入北京景山学校。1994年秋，龚老师退休。她得了膝关节炎，还患有高血压、血管硬化。退休前她是中学高级教师。在一个学生陪同下，她去看了著名老中医王先生的坐堂门诊，看了5年。以后王先生的儿子和孙女先后承继祖业，继续给龚老师看病。从1982年开始，她又得了高血压，心肌缺血。经过中医大夫的医治调理和她适当的运动，病情趋于稳定，行走能力也恢复了。朱老师生重病后，也定期去看王大夫的门诊。渐渐地，他脸色转好，眼睛里有了光，声音也更响亮了。
去年深秋的一个上午，南窗外几株高大的白杨树翻涌着流水哗哗般的叶声。看书累了，我走到阳台上。纷飞的黄叶在光柱中流转，我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从西向东走，那是朱老师，走在他家楼前的水泥路上。他右腿微跛，走着走着，又驻足回望。四五丈外，龚老师拄着手仗，在斑驳的银灰色白杨树干边小憩。过了一小会儿，她继续前行。快到朱老师跟前时，朱老师继续往前走，两人仍旧一前一后。我目送着二老，直到他们的衣色隐入二单元的门洞。我有些心酸，脑子里闪现出他们在过去岁月里的留影。寒来暑往近四十载，幸运地得到良师的悉心指导，我渐渐摸到了学术的门径，感恩之情溢满于心。我想应该为他们也是为自己写点什么，以表敬意，以为纪念。
2025.2.26 写毕于海䴖楼
（转载自“现当代文学通讯”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