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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8月出版的六卷本《熊佛西文集》是目前搜罗最全的熊氏别集，但辑录的书信很少，颇多遗珠之憾。曾祥金在《名作欣赏》2022年第5期发表的《新见熊佛西集外书信考释》，公布了熊佛西写给《大公报》编者、梁实秋、范泉、陆丹林的四封书信，均未阑入集中。近日，笔者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查档时，又发现了熊佛西的一封集外短简，兹录如下：

一樵吾兄：

久未通函，致候为歉。

田子禽先生忠诚老实，从事戏剧编写工作有年，闻贵部戏剧组正需要此项人才，弟力保田君充任，敬希惠予追随左右之机会。专此敬颂

道安

弟佛西 廿八年十月廿日于成都旅次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7月29日，北平沦陷。8月7日，熊佛西离开北平，先后经天津、青岛、徐州、郑州、汉口等地，最后到达长沙，并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以下简称“平教会”）抗战剧团。1938年1月，熊佛西率抗战剧团抵达成都演出，同年8月起任四川省立戏剧教育实验学校校长。1939年秋，因熊氏曾多次拒绝当局以高官厚禄为诱惑进行的拉拢，当局遂强令省剧校改名为“四川省立戏剧音乐学校”，降为中专，取消二年制本科，直至1941年春被四川省参议会下令解散。1939年10月20日致信顾一樵时，熊佛西确在成都“旅次”。

收信人顾一樵，原名顾毓琇，笔名一樵，与熊佛西结识于美国，曾共同从事戏剧运动，关系匪浅，时任国民党教育部政务次长。由于形式功能契合于政府对民众进行宣传、动员和教育的政治文化需求，国民党的文化官员格外重视戏剧，教育部下辖的社会教育司特别设有戏剧组。但在1939年5月重庆遭受轰炸后，城市人口紧急疏散，戏剧组迁至北碚，随之并入教育部教科用书编辑委员会，名称亦改为“剧本整理组”。虽然熊佛西对教育部机构的动态调整过程不够了解，但他知道该部设有专门的戏剧工作组，因此向“握有实权”的老友顾一樵“力保”田禽。

田禽（字子禽）是一位著译颇丰的戏剧评论家，译有《戏剧演出教程》《新演技手册》（桂林上海杂志公司1942年初版，1948年在上海再版时易题为《新演员手册》）《怎样写电影剧》《血染红仓》《演员初步》等，著有《怎样写剧》《苏联的戏剧》等。田著《中国戏剧运动》（重庆商务印书馆1944年初版）更是被评价为抗战时期戏剧批评与研究的一个重要成果。从目前的资料来看，熊佛西与田禽何时开始订交暂不可考，但二人的确渊源颇深。早在1932年，田禽在家乡保定主持的“民艺话剧社”即曾公演熊佛西的剧作《兰芝与仲卿》《喇叭》《锄头健儿》《王三》，田禽本人还饰演了《王三》中的赵五一角。由此不难见出，田禽对熊佛西剧作的价值认可是一以贯之的。

此外，田禽从事戏剧研究之始，即与熊佛西在20世纪30年代走向农村、深入农民的戏剧大众化志业不谋而合。他在私立齐鲁大学读书时受教于戏剧评论家马彦祥，曾发表《由山东民间戏剧谈到农村服务》《农村破产的社会观》《中国农村戏剧之演变》《民间戏剧之重要及其调查方法》等文章，不但沿波讨源，立足学理对农村戏剧、民间戏剧进行历史考察，还关注农村经济现实，呼吁“热心农村事业的先进们，要细心研究如何能治愈农民们的‘穷’病”。虽然田禽主要从事理论工作，熊佛西主要从事实践工作，但二者的内在逻辑若合符节，核心关切相去不远，这为二人的深入交往与学术合作奠定了观念基础。

熊佛西的三幕剧《过渡》1935年底、1936年初在定县农村实验剧场公演时，田禽曾前往观摩，并在《庸报·另外一页》的“定县戏委会公演《过渡》专号”上发表《由定县实验农民剧团公演〈过渡〉说起》一文，盛赞《过渡》的演出“开了中国农村戏剧史新纪元”（插一句并非题外话的题外话——1941年1月1日出版于孤岛上海的《狼烟文艺丛刊》第2期《星之歌》在刊出田禽的《民间戏剧概论》时，插图中有一张“作者参观定县露天剧场与平教会戏剧委员会全体合影”，同时注明“作者身旁戴眼镜者为熊佛西氏”。这张照片或许拍摄于《过渡》公演期间）。田禽的文章后来被熊氏收入平教会1936年3月版《〈过渡〉演出特辑》，成为研究者考察定县农民戏剧运动与《过渡》接受史的重要史料。

1936年，田禽还在平教会主办的《民间》发表过两篇文章：一篇是《话剧大众化的必然性》（1936年1月10日《民间》第2卷第17期），另一篇是《中国农村舞台与定县露天剧场之比较》（1936年3月25日《民间》第2卷第22期），再次肯定了熊佛西领导的农民戏剧运动与平教会戏剧委员会建设的定县露天剧场的创造性意义。同年7月19日，熊佛西在自己主编的《北平晨报·剧刊》第287期发表了《〈戏剧演出论文集〉序》，实际上是他为田禽翻译的《戏剧演出教程》（The Book of Play Production，哥伦比亚大学戏剧教授Milton Smith原著）所写的序言。在序文中，熊佛西称赞“田禽先生的戏剧学识和经验，是十分丰富的。他不但研究戏剧理论多年，而且在保定府领导戏剧运动的成绩更令人钦佩”，认为该书的印行“对中国新兴戏剧运动的将来，是一个很重要的参考，尤其对于学生戏剧运动，是一个具体有力的指南”。可惜，《戏剧演出教程》1939年12月15日由上海杂志公司在重庆初版时，未及刊上此序。1941年10月15日再版时，亦未增入。直到1949年10月，此书作为“戏剧理论与方法丛书”之一由上海杂志公司重新出版时，才终于合璧。来而不往非礼也——1937年5月30日，田禽在《华北日报·戏剧与电影》第144期发表了一篇为熊佛西《农村戏剧大众化之实验》（南京正中书局1937年4月版）所写的书评，对该书的指导性与实践性进行了高度评价。综上可见，在全面抗战爆发前，田禽、熊佛西之间已经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与频繁的互动。

战争开始后，田禽辗转流徙至大后方，曾任川江航务管理总处秘书参议、水上保安队政治教官、四川旅外抗敌演剧队导演兼编审主任干事、行装政治部政治大队少校队长、贵阳《中央日报》特约戏剧编辑以及成都《戏剧战线》社编辑等职，直到熊佛西把他推荐给顾一樵。1940年5月，田禽开始担任教育部编委会剧本整理组编辑，1942年元旦改任国立编译馆社会组副编审，兼国立边疆学校附设卫生教育专修科戏剧教授。事实上，最初因为暂无空缺职位，顾一樵收到来信后并未立即作答，直至1939年12月19日国民党中宣部致函教育部，表示剧本审查委员会成立以来，“声请审查之剧本为数至多，该会委员仅有六人，均系兼职，对于工作分配至感困难”，请求教育部遴派话剧、歌剧专家各一人，以聘为该会专门委员。教育部最终指派徐霞村、胡绍轩二人前往。据胡绍轩《忆我在四川青木关导演董每戡的〈保卫领空〉》一文回忆，剧本审查委员会是中宣部、教育部、内政部三个部门各派委员二人组成的一个负责审查上演剧目的机构，并由教育部调任二人担任专门委员负责初审。1939年12月他奉命调回重庆，即任此职。但与档案材料对照，可知胡氏回忆略有讹误，因为调回重庆担任专门委员是1940年1月以后的事情，而非1939年12月。此外，顾一樵原拟派田禽去剧本审查委员会任职，不知为何后来改调胡绍轩前往。

1940年1月，社会教育司为顾次长草拟了一封私人回函：“前承函荐田禽君担任戏剧工作，迄无机缘，迟复为歉。现中央宣传部函请教育部遴派戏剧专家，备聘为剧本审查委员会专门委员，驻会襄理剧本审查工作。如田君愿就，请转知先向教育部呈请以战区社会教育工作人员登记，经核准后，再行令派前往工作，薪金由教育部支给，按社教工作人员较高额，月可支六十元至七十元。检附登记表一纸，烦请转达办理为盼。”1月12日，顾一樵作出批示：“中央宣传部需要审查剧本工作，可改调编辑委员会戏剧组胡绍轩前往，仍支原薪。胡君遗缺可由田禽补充，俟得熊佛西复函再派赴编辑委员会工作。”因此，给熊佛西的正式回函亦改为“本部需人襄理剧本审查及整理工作。如田君愿就，请转知即向教育部呈请以战区社会教育工作人员登记，经核准后，再行令派前往工作”。从结果来看，田禽显然“愿就”。在田禽“再就业”的过程中，熊佛西与顾毓琇之间的深厚私谊可以说发挥了至为关键的作用，但田禽“忠诚老实”的个人品质、“从事戏剧编写工作有年”的丰富经验，以及他对戏剧事业的热忱，同样构成了熊佛西放心“力保”的基本前提。

从公共文献来看，田禽仅在熊佛西主编的《戏剧岗位》月刊上发表过一篇题为《论情境：戏剧基本知识之一》（1941年9月《戏剧岗位》第3卷第1—2期合刊）的文章，而熊佛西并未在田禽主编的《戏剧战线》发表过文章。但二人在抗战时期的交往与互动显然不止于此，有待进一步的发掘与探考，尤其是书信等能够动态还原历史细部的私人史料。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熊佛西年谱”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