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东坡”：论1945年的胡愈之纪念
一
1940年11月，胡愈之从香港赴新加坡开展华侨工作，其间详情据时任《南洋商报》编辑的张楚琨回忆：
一九三九年秋，国民参政会开会，我以《南洋商报》特派员的身份到重庆采访，偕同《南洋商报》特派记者高云览，多次会见周恩来副主席。我介绍了南洋华侨抗日救国运动，南侨总会、特别是爱国华侨领袖的情况。周副主席对此非常重视和关怀，指示：对于陈嘉庚这么一个为华侨所拥护的爱国华侨领袖，我们应该尽力协助他，爱护他。周副主席高瞻远瞩，认为陈先生只要了解国内抗战真象，了解蒋介石假抗日真反共，他的正义感和爱国心，一定会使他明辨是非，全力支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周副主席又问需要我们怎么样帮助？我建议加强舆论阵地，并说到《南洋商报》董事经理傅无闷要我物色一个有影响、有声望的编辑主任，以改变商报面貌，扩大销路。如果能找到这样一位众望所孚的新闻权威人士，一定能帮助陈嘉庚先生的抗日筹赈运动。周副主席完全同意我的意见，叫我去香港找“小廖”（即廖承志）商量。
一九四〇年九月，我参加“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任务完毕，即将离渝返新加坡，周副主席写了一张条子，叫我带给廖承志同志。廖承志同志提出您胡愈之的名字，我认为非常适宜，傅无闷经理一定会同意。因为您胡愈之所写的国际问题的文章在南洋风靡一时，《莫斯科印象记》影响很大，又是《东方杂志》的主编，陈嘉庚先生曾在那杂志上发表过自传……廖承志同志为能这样一拍即合很高兴，事情就算定了。①
正如张楚琨所言，胡愈之系受周恩来、廖承志所派赴南洋开展抗战救亡工作。
1940年12月2日，《南洋商报》刊出胡愈之入职的新闻：“本报新聘国际问题权威胡愈之先生为编辑主任，聘名记者王纪元先生为编辑，二氏均已开始视事，本报暨《新国民日报》同人昨在大同酒家设宴欢迎。胡氏服务国内出版界新闻界十数年，经验极为丰富，对本报有不少革新计划，本月内将作初步改进，迨明年一月本报将以崭新的姿态与读者见面。”②胡愈之主持《南洋商报》工作后，全面革新商报，积极传递国内抗战讯息，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敌后战场得到大力报道，报纸的公正立场获得爱国华侨赞赏，报纸读者超过国民党在新加坡所办各报，跃居销量首位，《南洋商报》成为团结东南亚华侨，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有力舆论阵地。③
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后，日本启动针对东南亚各国的南方作战计划。面对日益严峻的形势，新加坡成立以陈嘉庚为首的“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总会”，胡愈之担任执行委员兼宣传主任，积极组织华侨作好抗敌准备。次年2月，日军开始进攻新加坡。在获悉英军不准备抵抗后，因领事馆拒绝签发回国护照，胡愈之、郁达夫、张楚琨、王任叔、汪金丁、沈兹九等人被迫于3日乘摩托舢板流亡至苏门答腊岛。
由于战事关系，国内对南洋不知其详，而国民党中央社9日发回国内的专电对离开新加坡的众人横加指责：
此次新加坡组织华侨动员委员会，曾由海峡殖民地总督邀请陈嘉庚负责主持，迨上月马来亚□局紧张，陈氏曾请领护照，拟离星洲，前往荷印泗水，新加坡当局以其为英籍，且负有主持华侨动员委员会之责，未准发给。陈乃率其左右刘牡丹，黄奕欢等，向政治部骗取通行证，乘汽艇潜行离星。胡愈之、邵宗汉等亦畏难潜离，现马来亚当局对陈氏潜离职守，表示不满，而一般侨胞，以陈氏平日以华侨领袖自居，迨危难时，对侨胞安全不负责任，又对于经手任务，毫无交代尤为痛恨云。④
电文求全责备的指责口吻夹杂党派之私，实际陈嘉庚、胡愈之等紧急撤离后两周不到，英军就向日军投降，诸人留守新加坡的结局只能是束手就擒。胡愈之、郁达夫等人到达苏门答腊岛后，易姓改名隐居下来，随着日军侵略的扩大，胡愈之与妻子沈兹九于1943年夏迁至岛内马达山，靠制作肥皂谋生，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⑤
胡愈之夫妇隐居的山区极为偏僻，通讯不便，两年后国统区传播开其病逝的讯息。据时在昆明的宋云彬日记：
（1945年3月31日——引者注）赵晓恩来信，谓“据端苓（金仲华之妹）言，愈之先生已于去年九月上旬病逝苏门搭腊某山谷中。此消息初传至泰国，再传来重庆，十之八九可靠”。呜呼，愈之竟长逝矣乎？！平生知友，寥寥可数，倘愈之死耗非虚传，则余今后之岁月，将愈增寂寞矣。彬然来信，但云甚忙，未提及愈之事。晚饭后，默坐沉思，念念不忘愈之，潸然欲涕。⑥
不久《云南日报》正式对外披露胡愈之逝世消息，集聚昆明的进步知识分子率先发起文字纪念。
4月9日，《进修月刊》主编曹伯韩约请宋云彬撰写胡愈之传记以作纪念。《进修月刊》是进修出版教育社旗下刊物，后者系孙起孟、蒋仲仁、毛仁学等经过一年多筹备，于1942年10月在昆明成立的带有合作性质的出版机构。⑦曹伯韩的邀约有公私两方面的考量：于私，胡愈之、宋云彬和他三人都曾在桂林文化供应社共事，刊发纪念文字人情之常；于公，《进修月刊》以“辅导青年进修及失学青年自学为宗旨”，胡愈之由商务印书馆练习生成长为新闻出版人的经历，形诸传记必将对青年读者产生极大感召力。
5月，《进修月刊》第3期的新设专栏“职业青年的模范”刊登出宋云彬应约所撰《胡愈之先生》。“编者的话”郑重推介此文：“胡愈之先生有逝世南洋的消息，我们深感悼念，特请云彬先生写了一篇简单的传记，特别着重他在青年时代当学徒自学成功的经过，和他后来在文化界的一些重要贡献。”⑧
《胡愈之先生》的题记以“朋友”“战士”“导师”三重身份递进性地定位逝者：“如果这消息十之八九可靠的话，那不但我失去了一位最敬爱的朋友，同时文化界失去了一位勇敢而坚韧的战士，青年们失去了一位导师。这损失是无可补偿的！”⑨与前述宋氏日记私密文体的真情流露不同，《胡愈之先生》文字朴实无华，概括胡愈之自学成才的人生经历，分别描述逝者在新闻、出版、世界语、文化抗战等各方面的工作，行文层次分明，重点突出。
值得着重提及的是文章对胡愈之思想发展的描述，宋云彬认为五四时期的胡愈之“是偏于人道主义的，当然也不免带点安那其主义的色彩”。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胡愈之因与郑振铎、冯次行、章锡琛、周予同、吴觉农、李石岑发表联名抗议信引发当局不满，被迫逃亡法国。宋云彬认为在法国的胡愈之“在现实的体验中，在朋友的切磋中，把他的世界观，人生观都确定了，也可以说都进步了。我们如果还说他是一个人道主义者，那么应该在‘人道主义’上面加上一个‘新’字”。比较胡愈之对自身思想变化进程的叙述，“整个青少年时期，我都是一个民主主义者。对于新、旧民主革命，我都是拥护和支持的”，流亡法国后“去图书馆读了《资本论》，特别是对《资本论》的第一卷，还认真地下了一番功夫，这促使我思想发生了一个大的转折，我深刻地感到，资本主义是没有出路的，我开始由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这可算是我在法国留学的最大的收获”。⑩除使用的概念术语不同外，宋云彬对胡愈之思想分期与后者自述高度一致。胡愈之1933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宋云彬是大革命期间入的党，虽然后者在国共合作破裂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但两人的思想光谱相同，因此宋云彬才能剖析出胡愈之转折的关键所在。《胡愈之先生》以委婉的方式道出胡愈之的思想底色，篇幅不大，却极具分量，隐隐暗示青年读者思想道路选择的重要性。
与宋文不同，李公朴发表的文章，则明确地将纪念议题引向文化政治讨论。李公朴从私人友谊与文化运动的双重层面切入，一方面，他认为邹韬奋之所以“由改良主义的思想演进为革命的思想”是来自胡愈之的影响，并且“有几个在社会上很有地位的朋友，他们在思想上的改变和进步，都曾经受到愈之的启示和影响”。另一方面，李公朴赋予文化在抗战中的积极意涵，并命之为“新文化运动”，以此高度肯定胡愈之的领导能力，“今天中国的抗战，正需要加紧争取反攻胜利，扩大动员的时候，我们还需要更广大地展开新文化运动，愈之的确是可以担当文化运动的组织者的任务”，自然地过渡到惋惜胡愈之的病逝“太影响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前途了”。文章最后发出呼吁：
但是倘使他真的死了呢？我们若真是怀念他——我们的战友，未证实他的生死以前，在今天这个情势紧迫而急变的时代中，我们要真正的来纪念一个朋友，就应当仿效他，踏着他们还未走尽的道路前进！继续去完成和发挥他们未竟的工作。若是他真的死了，我们不是说几句感伤的话而已，应当像他们一样地努力，去注意和推动文化运动的开展，加强文化人的团结，帮助那些在思想上认识不清楚的朋友们更加进步。在这些工作上，愈之的才能和精神，的确可以做我们的一个辉煌的模范。⑪
综上，云南的纪念文章分别从青年教育与文化运动角度切入展开，有着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不过由于发表在地方性刊物，影响力及传播范围较为有限，战时陪都重庆的《中学生》推出的纪念专辑标志着胡愈之逝世真正发酵为国统区舆论热点。
二
4月3日，时在成都的《中学生》主编叶圣陶通过傅彬然来信获知胡愈之病逝消息：“得彬然来信，皆言店中事。末言有人传言，愈之避居于荷属东印度，已以病死。此说深冀其未确，愈之之才，友朋中不可多得也。怅然不欢。”⑫数日后，叶圣陶联系宋云彬，告知决定在杂志发起纪念，邀约后者撰文：“（1945年4月25日——引者注）致书云彬，嘱作纪念愈之之文，《中志》拟于八十九期出一纪念愈之之特辑也。”⑬除宋云彬外，叶圣陶还分别约请昆明的曹伯韩、重庆的茅盾、傅彬然、胡子婴共同撰文纪念。
1945年7月第89期的《中学生》推出“纪念胡愈之先生”特辑。特辑作为杂志的固定栏目，系针对特定议题向知名人士约稿或读者征文的专栏。抗战前基本每年两辑，自1932年起固定在每年1月的新年特大号和6月的暑期特大号，部分特辑名甚至会特别标注在杂志封面以作卖点。特辑文章少则数篇，多则可占据杂志一半版面。因深受读者关注，以至于编辑徐调孚自诩“本志时设特辑，汇集同类性质的文字在一起，为极有意义之举”⑭。抗战时期的《中学生》，因纸张、通讯等各种条件限制仅推出过“‘七七’二周年纪念特辑”和“战时青年生活特辑”。此时杂志社选择特辑形式纪念胡愈之，可见重视程度。此特辑共刊文七篇，分别是叶圣陶的《胡愈之先生的长处》、茅盾的《悼念胡愈之兄》、傅彬然的《记胡愈之先生》、宋云彬的《怀胡愈之先生》、柏寒的《愈之先生二三事》、胡子婴的《忆胡愈之先生》，及重刊胡愈之1940年的文章《论进步与倒退》。⑮
叶圣陶的《胡愈之先生的长处》，是以杂志主编身份所撰的总括性文章。他以事例说明胡愈之自学精神、组织能力、博爱思想、友爱情谊四个方面的“一般朋友所公认的”长处。值得关注的是叶圣陶对胡愈之博爱思想的理解：
我只想说胡先生的博爱思想。我想这或许是从他学习世界语种下根的。世界语原来不仅是一种工具，其中还蕴蓄着人类爱的精神。后来他入世更深，知道普遍的人类爱还是未来的事，在当前，有所爱就不能不有所憎，爱的方面越切至，憎的方面也越深刻，深刻的憎正所以表现切至的爱，而表现的方式不限于用口用笔，尤其紧要的是用行为。在后半截的生涯中，他奔走各地，栖栖皇皇，计画这个，讨论那个，究竟何所为呢？为名吗？为利吗？都不是。无非实做“有所为”三个字而已。为什么要“有所为”？迫于他那种博爱思想，只觉非做不可而已。
叶圣陶将胡愈之的博爱精神追溯到世界语学习阶段，后者的思想转变以“入世更深”简略解释，将“普遍的爱”悬置后联系抗战实际引入“有所爱”“有所憎”“有所为”以作替代。虽然未如昆明的宋云彬、李公朴的文章那般有较为明确的思想分期判断，但此处的“有所爱”“有所憎”“有所为”既是他自己的处事原则，也是他在开明书店同人间反复强调的工作伦理，因此叶圣陶的解读带有高度的切己性，反映了此时期知识分子间的朴素连带感。
相较于叶文的朴直，茅盾的《悼念胡愈之兄》基调极高。在记叙胡愈之文化出版事业的功绩后，非常鲜明地将之带入到民主运动语境中论述：“愈之兄的噩耗……这一下打击太利害了，对于文化界，对于日益展开的民主运动。在争取民主的运动中，我们需要愈之的地方实在太多，而且我相信愈之对于这一伟大的事业必有光辉的贡献。然而病魔夺去了他的生命，这是文化界的极大损失，也是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极大损失！”随后茅盾针对青年读者进一步感慨：
今天我们哀悼已故的好友，我特别想到年青的一代。我每逢看见洁白而热情的青年们，我总是又欢喜，却又有点悲哀。欢喜，因为我看见了民族的光明的前途，觉得二十年来为了民族的自由解放而牺牲了性命的数以百计的朋友们不是白牺牲了的；但又有点悲哀，则因为我们的父辈把火炬交给了我们这一代，而我们这一代还未曾完成使命，不得不让年青的一代在他们应该是无忧无虑的一生的黄金时代也就负起了沉重的十字架；而且横在他们前面的考验又何其繁重而复杂！现在这一时代，诱惑比从前强得多，威胁比从前猛得多，欺骗也比从前巧妙得多了。
文章最后以“我们后死者——你的战友以及未来的年青的战友，将以继续你的事业和学习你的为学为人，来永久永久纪念你！”这样一句涵盖各种代际身份姿态昂扬的感叹句作结，体现出鲜明的召唤性，而茅盾在抗战即将获胜之时发出的民主呼声愈加醒目。
宋云彬的《怀胡愈之先生》相较于在云南发表的《胡愈之先生》，偏重于向青年读者介绍胡愈之的文化抗战业绩，结尾“愈之，你安息罢！你的朋友们，你的同志们，都会受你的精神感召，继续努力，尽着后死者的责任的！”传达出继续努力的坚强信念。柏寒，即前文所述昆明《进修月刊》主编曹伯韩，他的《愈之先生二三事》是回忆胡愈之在桂林国际新闻社和文化供应社工作情形的长文，以“在战斗中，这些英勇热诚的朋友过早地倒下了，可是我们不暇哀伤，只有继续前进，尽着后死者加重了的责任”作结，与宋云彬的情感召唤性结尾恰成复调。
傅彬然的《记胡愈之先生》篇幅重心在回忆逝者筹备主持文化供应社的辛劳工作，平实的回忆文字结束之后，结尾别有深意地联系到早前病逝的邹韬奋：“因了愈之先生的死，又使我想起邹韬奋先生来。他们两位，都是民族的精英，国家的瑰宝，然而他们‘竟不能死在重庆’。”通过邹胡二位被迫病逝在外的喟叹，隐隐地表达对国民党迫害民主人士的愤激之情。胡子婴作为胡愈之的同族晚辈，她的《忆胡愈之先生》由“他的家庭”“我第一次看见他”“我直觉的认识了胡愈之先生”三部分组成，重点在第三部分回忆胡愈之策划营救救国会七君子时的运筹帷幄，并以“在抗战中，他和其他的人才一样，被挤出在国事之外，不得不去到热带的荒岛上。想起来痛心，说起来泪下”微讽国民政府抗战中的排挤打压，与傅彬然的文章形成互文，体现出相当的现实批判性。
特辑最后一篇文章为胡愈之的《论进步与倒退》。这篇文章原系1940年3月15日第18期的《中学生》卷头言。胡愈之从物理现象的分析入手，讲到社会制度的演变，论证抗日战争是进步性的战争。同时，文章针对当时国民党政府于1939年底掀起的反共高潮，意有所指地提出：“假如抗战中国内的进步停顿，开始倒退，甚至统一团结都发生问题，不但最后胜利不可期，中华民国的前面便只有死路一条”，并发出呼吁：“在今日，竭力争取进步，竭力避免倒退，同时以进步的力量制止一切倒退的行动，这不仅是抗战胜利的必要条件，而且是与国家民族生死存亡密切相关的。”此文还在浙江战区的《战旗》与孤岛上海的《学习》两个刊物发表过，在不同地域的青年读者群体中均产生不小影响。五年后杂志的重刊，对胡愈之的纪念之外，更传达国统区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争取抗战胜利的共同心愿。
不可否认，上述文章的体例与表达略显程式化，纪念特辑的组织者叶圣陶起初原本反对在纪念文中谈学习某人的“老调”，他认为“事情没有这么简单”。但在阅读几位朋友的文字后，他转变看法，相信“在思想行为上发生或多或少的影响，如茅盾先生说的，受了那人物的感召力，是可能的”，侧证上述文字确能在读者心中引发情感共鸣。此外，联系到早前《新华日报》曾通告拟有纪念活动⑯，不过因各方面原因，追悼会未能进行，可以说《中学生》特辑弥补了遗憾。
与之不同，同月钱智修的悼亡诗则传达出旧式文人的别样心曲。创办于重庆，专事登载旧体诗作的《中华乐府》于7月刊发钱智修的七言律诗《哭愈之》：“四海弥天胡愈之，平生勤力信吾师。马旰[肝]不食元知味，鹤鸟相媒竟有词。忧患早传虞氏易，寂寥谁吊柳侯祠。南荒归骨期非远，先奠招魂酒一卮。”⑰首联“四海弥天胡愈之，平生勤力信吾师”，以胡氏病逝消息在国统区所引发的四方悲痛破题，紧承对胡愈之勤奋的信服，以“信吾师”作结，情感起兴由大及小，由外及己。颔联与颈联则以四典入诗，值得细加分梳。“马肝不识元知味”，语出《史记·儒林传》：
清河王太傅辕固生者，齐人也。以治《诗》，孝景时为博士。与黄生争论景帝前。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弑也。”辕固生曰：“不然。夫桀纣虐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与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不为之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黄生曰：“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关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践南面，非弑而何也？”辕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于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遂罢。是后学者莫敢明“受命”“放杀”者。⑱
次句所引鹤媒，指被猎人从小养大以诱捕野鹤的饵鹤，在古诗中历来有所吟咏，唐朝陆龟蒙的《鹤媒歌》中就有“君不见荒陂野鹤陷良媒，同类同声真可畏”⑲的诗句。颈联中的“虞氏”指推动三国时期易学转型的关键人物虞翻，“柳侯”则指唐朝柳宗元，虞翻与柳宗元两人数次被贬，最终客死他乡，钱智修以此二人借代胡愈之的病逝海外，伤感之情溢于言表。尾联“南荒归骨期非远，先奠招魂酒一卮”以对胡愈之定将归葬故里，以酒招魂传递胜利的信念。概言之，悼亡诗虽不如进步知识分子的白话文批判意味显露，但曲折表达的私人繁复情绪却感怀至深。
随着翌月日本宣布投降，抗战胜利，此事渐渐淡出大后方舆论视野，而上海知识分子在获知胡愈之逝世后掀起追悼浪潮，且部分进步人士将此事主调明确转向民主运动。综合小报《正报》9月1日以“胡愈之病故！”为题首先在上海刊布此事，另一小报《辛报》9月7日以“纪念胡愈之”为题予以报道。11月，由柯灵、唐弢主编的文化时政刊物《周报》在第三期刊载长文《光荣战死的胡愈之先生》。此文总结胡愈之在上海、桂林、新加坡等各个地方的工作，赞誉胡愈之“对我国进步文化事业有着丰富而伟大的贡献”，同时把胡愈之的病逝与正在进行的战后文化重建联系起来，惋惜“胡先生的死，是我国战后文化重建声中无可比拟的损失，是胜利的欢笑所不能掩盖的伤痛”⑳，预示抗战胜利语境下对胡愈之病逝的解读新趋向。
抗战期间留守上海的郑振铎，于9月22日写毕《忆愈之》。文章深情回忆亡友，结尾“我还是不相信他的病故的消息。但愿这只是‘海外东坡’般的误传。我祈祷着愈之的安健！为我们的国家，也为许多的朋友们！”㉑值得一提的是，此文尚未正式发表，次月胡愈之健在消息就传回国内，浸润真挚情感的文字成为彼此友谊的见证。
1945年10月3日，重庆《大公晚报》转载中央社新加坡二日专电，详细报道南洋众人战后行踪：
日本占领新加坡期间逃亡苏门答腊之前新加坡报人及教育界人士一行十人已安返星岛。内有前《南洋商报》总编辑胡愈之及沈兹九女士，王任叔，邵宗翰[汉]等作家。郁达夫曾于苏门答腊西部匿名开设酒铺三年半之久，忽于八月二十九日失踪，谅系日本所捕。胡愈之对此神秘之失踪，前后有所陈述，盖日人远于去夏即侦悉郁氏之真名，惟时尚未加以逮捕。本年八月二十九日傍晚，有不知名之士造访郁寓，邀其同往散步，郁氏首肯，后据报，于郁氏失踪之时，有人目睹日人所驶之摩托车停于郁寓附近。郁氏之友人曾请军事当局寻觅郁氏踪迹，唯以苏门答腊刻仍在日人手中，此项工作之开始尚有待。郁氏于一九三九年赴新主办《新加坡日报》，新加坡沦陷前，郁氏方担任海峡殖民地政府出版部华侨周刊之总编辑，其夫人及儿女滞留于苏门答腊。倘交通便利，胡愈之及沈兹九即将返国。㉒
4日的《辛报》《立报》《大锡报》《前线日报》，6日的《周报》等均登载该电文，消息传遍国内。11月，第93期《中学生》“编辑室”向青年读者通告：
本期方才编齐，得到一个非常可喜的消息，现在告诉读者诸君，读者诸君看了也必然高兴之至。胡愈之先生尚在天壤间，此刻已经回到了新加坡，他的死讯果然像“海外东坡”一样是误传的。就是这么个可喜的消息。十月四日，各报登载中央社星加坡二日的专电，说，“日本占领新加坡期间，逃亡苏门答腊之前新加坡报人及教育界人士一行十人，已安返星岛，内有前《南洋商报》总编辑胡愈之，沈兹九女士，王任叔，邵宗汉等。……倘交通便利，胡愈之氏及沈兹九女士即将返国。”电讯说得这么着实，决非模糊影响[印象]之谈。本志第八十九期出过特辑纪念胡愈之先生，我们曾经希冀所传非真，得与他重行晤面，并且说过“这个特辑便是所谓‘一死一生，乃见交情’的凭证”的话。现在，我们的希冀实现了，在百分之九十九的绝望中实现了，这样的快乐，至少在编者个人从没有经验过。愈之先生啊，你赶快回来吧！一班老朋友在怀念你，广大的读者群在等候你，尤其是正在爬起来的中国在需要你，你赶快回来吧！㉓
12月2日，胡愈之、沈兹九、王任叔三人联合在上海版《大公报》发表对外启事，5日，胡愈之又以《我们的下落》为题在《申报》登载布告，正式结束这场持续数月之久“海外东坡”式的误传纪念。
三
11月国内报刊集中报道胡愈之健在消息之际，10月4日的《新华日报》已经非常有预见地发表以《文化老战士仍健在人间》为题的报道，内中格外强调胡愈之在即将展开的文化斗争中的地位，议题转变在翌年的民主党派刊物中得到明确的贯彻。1946年1月9日，宋云彬发表第三篇与此事有关的文章《欣闻愈之不死》。此文必须结合登载刊物重庆《民主生活》予以解读。此刊系中国民主同盟创办的政治评论性质周刊，由沈钧儒担任发行人，宋云彬担任主编。作为民主人士所主持的刊物，正如发刊词所言目标是“号召团结，争取民主”㉔。这篇文章，一方面由衷表达对听闻胡愈之健在的喜悦，感叹“‘海外东坡，虚传死讯’，不知急坏了好多朋友，不知流了多少青年的泪，回想起来，不胜有悲欣交集之感”，另一方面认为“我们的祖国，被一般文化汉奸，特务人物，搅得廉耻道丧，气节扫地”㉕，着眼点已经瞩目于抗战胜利后的中国文化重建领导问题，他旗帜鲜明地说出胡愈之在此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回应了早前《新华日报》对胡愈之“文化老战士”的政治定位，体现出民主党派人士与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以后文化行动中的协调一致。
2月9日，《周报》以《海外来鸿》公开登载胡愈之和王任叔的来信。此信本系两人寄给国内朋友的私函，在信中他们讲述了新加坡的生活现状，胡愈之在信中表示“国内情形有些不明白”㉖，希望彼此之间加强书信往来。次月，胡愈之寄郑振铎、夏丏尊、金仲华等人的通信再次被北平的进步政论刊物《集纳》发表，信中提到：“关于国内的消息，朋友们的行踪，事业都很淡然，请你们赶快寄些书报杂志来，只要汇兑一通，马上寄钱过来，现在暂且请代垫。你们除出办报还有什么新计划？你们需不需要关于马来亚和印度尼西亚的通讯，要的话，这里可以供给，最好给我们一个范围。”㉗胡愈之显然是希望海外力量与国内知识分子之间能通过互通讯息营造民主共同体。
1946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南京局上海工作委员会领导的《联合日报·晚刊》登载胡愈之的通讯《新生的马来亚》，此通讯稿向国内读者介绍海外华侨对祖国的和平期望：
马来亚华侨，虽然正遭受着严重的经济恐慌，但是他们所最关心和忧虑的，却还不是眼前的当地的经济繁荣问题，而倒是未来的祖国的和平建设问题，一般侨胞的心里，认为在海外受苦是当然的，几乎不可避免的，但要是祖国和平团结强盛繁富，华侨一时的忍苦耐劳，都不算什么，唯有从祖国传来的一些不幸的消息，内战，党派摩擦，贪污，通货膨胀，农村破产……那才是对于华侨精神上最猛烈的打击。
因此，一提到关于当地的问题，华侨中间意见会有一些出入和分歧。但对于祖国，大部分侨胞是不会有不同的意见的，不问是峇峇也好，中国来的也好，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凡是自己承认是中国人的，都不会真心希望内战，希望分裂，希望祖国政治永远为少数死硬性与贪污份子所操纵把持。
文章随后大幅介绍民盟在海外正常发展，却遭破坏捣乱的情形：
中国民主同盟在马来亚筹备建立中。民盟的政纲和组织动机，是凡一切读每天报纸新闻的人都明白的，是全世界有识者都明白的，民盟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唤起大部份无党无派的爱国人士为调停内战，促进和平统一，建设民主政治而努力。但是有少数职业摩擦家，却又在用含血喷人的手段在开始造谣诬蔑了。
最可笑的，职业摩擦家这种含血喷人，造谣污蔑，反而暴露了他的本身的丑态，竟可以说是不打自招，职业摩擦家以为找到了机会，就不清不楚地写了一篇，最后就用“通番卖国”四个字来向中国民主同盟咬一口，那知这一口咬到自己身上去了。说中国民主同盟“通番卖国”到底“通”的是什么“番”，“卖”的是什么“国”？真是天晓得，如果中国民主同盟主持联合中英美苏保障和平，就是通番，那么就只有像那些“职业摩擦家”专以反英反苏，挑拨世界大战为事，就算不通番，我是再没有话可说了，至于“卖国”，当然一定要有一个“党团”的“国”才可以出卖，而中国民主同盟，并不是执政党，当然也没有国可卖，相反地，我在香港报上看到一个消息二中全会决议，从美国贷款中拨二万万美元充作党费，那么，这“通番买国”或者也竟是职业摩擦家的自划供状了。
结尾更以马来亚华侨民主力量大发展，反动势力消退寄语国内：“宝贵的友情和纯正的忧国观念，二者是团结的，也正是我这次旅行的最大收获，也正因为这样，愈加使我增进对于职业摩擦家的憎恶。幸运的是在华侨中间，职业摩擦家到底是一天天少了，而民主团结的浪潮，却正在渐渐涨高，这是可以使大家放心的。”㉘不难想见，这篇来自海外的报道与国内蓬勃展开的反内战民主运动所形成的深度共振。
自1946年9月14日至28日，《民主》周刊分三期刊发胡愈之的《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给全国文艺界协会报告书》。这篇长文向国内详细描述郁达夫在南洋流亡及遇害经过，文章结尾感叹郁达夫之死，情感真挚又饱含褒贬：
达夫死了！他的一生是一篇富丽悲壮的诗史。他不能用他自己的笔来写这篇伟大的诗史，这是中国文艺界一笔大大的损失！对于像达夫这样一个复杂的不平常的人物及其思想作品，要作一个正确的评价，应当是未来中国文学史作者的事，而我不配。一年以来，为了无数文化界战友的殉难，我的泪也哭干了，我再没有泪哭亡友达夫。我对达夫的死，就只不过有这一点点迷惘的感想而已。㉙
这一段中“一年以来，为了无数文化界战友的殉难，我的泪也哭干了”作为溢出之笔，意指以李公朴、闻一多为代表的被暗杀的民主人士，由此胡愈之既升华郁达夫牺牲的崇高性，更使之与现实产生内在联系。《民主》因揭露国民党政府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当期即被封禁，刊物的停刊遭遇无形中加持了胡愈之文章的说服力。
同时，因特殊的海外身份，胡愈之行止获得广泛的关注。1946年10月27日，大公报以《陈嘉庚办报胡愈之任总编辑》为题报道陈嘉庚与胡愈之合作创办《南侨日报》事宜，新闻重心却在结尾的华侨民主呼声：“新加坡华侨将致函美国杜鲁门总统，要求美军立即自中国撤退，至二十三日为止，在该函上签名者已逾二万人”㉚，报道有力地配合了国内的“美军退出中国”运动。要之，胡愈之顺畅地在国统区各种媒体亮相，他撰写的一系列海外报道以及他本人的举动都以曲笔的形式汇入彼时国内民主运动的大合唱。
1948年胡愈之辗转回到解放区，翌年，叶圣陶、宋云彬、郑振铎等绕道香港赴北平参加建国大业，众人重逢，叶圣陶“唯愈之已十余年不见，且曾有海外东坡之谣传，乍见之际，欢自心发”㉛的感叹为此事画下完满的句号。
结语
与知识分子的相向而行，是20世纪40年代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争夺文化领导权获胜的关键所在，而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到第二条战线的转换，决定着文化斗争内容与形式的更迭。1941年，中共南方局在国统区组织策划声势浩大的“寿郭”活动，其目的如周恩来对郭沫若所言：“为你作寿是一场意义重大的政治斗争；为你举行创作二十五周年纪念又是一场重大的文化斗争。通过这次斗争，我们可以发动一切民主进步力量来冲破敌人的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法西斯统治。”㉜此后相继开展的为冯玉祥、马寅初、沈钧儒、叶圣陶、茅盾等的祝寿活动，已然成为中国共产党团结进步力量，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斗争方式。抗战胜利以后，面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统治，民众的愤怒反抗情绪亟须宣泄，寿庆不再适宜，征之历史，葬礼纪念是40年代中后期频繁的政治行动。正如大卫·科泽对公共葬礼的研究：“葬礼提出了对国家领导权的诉求，它们创造了一种公共认同，促使更广泛的反政府力量团结一致。同时，它们也有助于创造出关于未来政治世界的替代性构想，并逐步将强烈的反政府情绪灌输给民众。”㉝纪念胡愈之的一系列文字，集纳了上述政治意涵，成为国统区文化斗争的典型。同时，从历史的延长线去观察，它开启了1945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与进步知识分子无间合作主动引领舆论的先例，此后在夏丏尊、李公朴、闻一多、朱自清等纪念中的话语策略与议题方案均对前者有所吸纳借鉴。在上述双重意义上，抗战胜利前夕舆论场域的胡愈之纪念，成为我们讨论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国统区文化斗争的历史起点。
注释：
①张楚琨回忆，转引自胡愈之：《南洋杂忆》，载《文史资料选辑》编辑部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第3页。
②《本报新聘胡愈之为编辑主任》，《南洋商报》1940年12月2日，第6版。
③参见胡愈之：《我在抗战时期的经历》，载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党史资料：第18辑》，北京：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第97—142页。④《星洲危急声中陈嘉庚潜离职守胡愈之等亦均畏难潜离》，《益世报》（重庆）1942年2月11日，第2版。
⑤关于胡愈之等在苏门答腊岛的避难经历，参见胡愈之、沈兹九：《流亡在赤道线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
⑥海宁市档案局（馆）整理：《宋云彬日记》（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16，第121页。
⑦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总纂，《云南省志·群众团体志》编纂委员会编撰：《云南省志 卷四十五 群众团体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第449—450页。
⑧编者：《编者的话》，《进修月刊》1945年第3期，第80页。
⑨宋云彬：《胡愈之先生》，《进修月刊》1945年第3期，第51—56页。
⑩胡愈之：《我的回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第11—13页。
⑪李公朴：《怀念韬奋和愈之》，《出版史料》2007年第3期，第4—6页。
⑫叶圣陶：《叶圣陶日记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24，第606页。
⑬叶圣陶：《叶圣陶日记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24，第615页。
⑭ 徐调孚：《〈中学生〉点滴》，《中学生》1946年第171期，第22页。
⑮下引各文均出自《中学生》第89期（1945年7月），不再另行注明。
⑯《重庆街头》，《新华日报》1945年4月20日，第3版。
⑰钱智修：《哭愈之》，《中华乐府》1945年第3辑，第8页。
⑱司马迁：《史记》（第9册），韩兆琦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第7160页。
⑲《陆龟蒙·皮日休诗全集》，海口：海南出版社，1992，第121页。
⑳金枫：《光荣战死的胡愈之先生》，《周报》1945年第3期，第14—15页。
㉑郑振铎：《蛰居散记》，上海：上海出版公司，1951，第130页。
㉒《新加坡报人消息》，《大公晚报》，1945年10月3日，第1版。
㉓编辑：《编辑室》，《中学生》1945年第93期，第17页。
㉔编者：《发刊词》，《民主生活》1946年创刊号，第1页。
㉕宋云彬：《欣闻愈之不死》，《民主生活》1946年创刊号，第12页。
㉖《海外来鸿》，《周报》1946年第27期，第15—16页。
㉗《南洋通讯》，《集纳》1946年第2期，第39页。
㉘胡愈之：《新生的马来亚》，《联合日报·晚刊》1946年5月20日，第3版。
㉙胡愈之：《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下）》，《民主》1946年第50期，第1245—1248页。
㉚《陈嘉庚办报 胡愈之任总编辑》，《大公报》（上海）1946年10月27日，第3版。
㉛叶圣陶：《叶圣陶日记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24，第332页。
㉜阳翰笙：《回忆郭老创作二十五周年纪念和五十寿辰的庆祝活动》，《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2期，第126—131页。
㉝[美]大卫·科泽：《仪式、政治与权力》，王海洲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第19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