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的“私人”属性及有限视角
日记是一种特殊的文献类型，历来颇受人们重视。近年来学术界对其关注度不断提高，不但搜集整理的热情不减，大批尘封已久的日记被公之于世，而且利用日记产出了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如张剑《华裘之蚤——晚清高官的日常烦恼》（中华书局2020年版）、邱捷《晚清官场镜像：杜凤治日记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沈艾娣《梦醒子：一位华北乡居者的人生（1857—1942）》（赵妍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版）等。面对这股学术浪潮，我们在感到鼓舞的同时，也要认识到这类文献有其特殊性，只有对之有充分的理解，才能更好地加以利用。
一、日记的“私人”属性及在不同场景的不同功用
日记本质上是“私人”文献，虽然有些日记作者会将其当作公开作品来写，但就内容而言，它毕竟以私人生活为书写对象，而且逐日记录。这就决定了它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私密性，二是连续的日常性。
文献在实际运用中，一般也发挥两种功能：一是支撑作用，二是支持作用。所谓支撑作用，是指该文献在某个具体研究中必不可少，能发挥关键作用。所谓支持作用，是指该文献在具体研究中只起补充作用，能丰富人们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但并非必不可少。一部日记到底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完全取决于其使用场景。
在微观史研究中，日记往往会发挥支撑作用。周轶群《吴宓的精神世界》（商务印书馆2023年版）一书，便大量利用《吴宓日记》展开研究。可以说，若无《吴宓日记》，此项研究将难以进行下去。吴宓本人成系统的著作虽然不多，但是他一生坚持写日记，凡对重要问题的个人看法，在日记中皆有详细记录，比如清华国学研究院的组建过程、西南联大的人事纠纷、历次运动中周围人的表现及自己的心理活动，乃至他丰富的情感经历等。透过《吴宓日记》，我们不仅能完整了解其人生经历，更能深切感受到他认真的个性与倔强的气质。吴宓曾自言，他的日记主要是供自己看的，写日记是他孤独人生的一种安慰。这保证了其日记的真实性，是今天研究吴宓必须依赖的第一手文献。
连续的日常性使日记能够真实反映长时段内作者所处的社会环境及周围人的精神状态，对于历史研究和文化研究均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以董毅《北平日记（1939年—1943年）》（王金昌整理，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为例，该书记录了1939—1943年北平沦陷时期人们的日常生活。作者为辅仁大学国文系学生，具有较强的写作功力。日记既记录了作者的家庭生活与变故，也真实反映了日伪统治时期北平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社会风俗与世道人心。它不仅是研究北平沦陷时期大众生活与社会心理的重要史料，也对理解《四世同堂》这样的文学作品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在《易代：侯岐曾和他的亲友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以下简称《易代》）的《前言》中，笔者曾以《侯岐曾日记》为例谈到对日记类文献的感性印象：“在官修史书中，只有对历史发展有过重要影响的人物，才会被著录，其余的芸芸众生都被吸进了历史的黑洞。这既埋没个体，有时也会掩盖真相。《侯岐曾日记》的面世，让我们仿佛在历史的某一书页中发现了一个夹层，撬开夹层往里看，又发现了一个过去一直被忽略的家族和他们的世界。”（《易代》，第5页）日记文献最大的价值，就是真实记录了个体的生命世界，它们是微观史研究的重要支撑材料，但被埋藏在宏观史的褶皱中，需要有心人去找寻并将其展开。
与微观史不同，在宏观史研究中，日记的私人性及日常性使其无法提供宏大叙事所需要的信息量和信息价值，这时候它只能发挥支持作用。这种支持性主要体现在对情景的反映、场面的还原、气氛的渲染和细节的补充等方面。比如明清易代之际，清兵在占领江南后，因草率推行剃发令，激起了江南民众的激烈反抗。对于这项政策，相关史料虽多有提及，却无具体记载，过去人们对它的认识一直是模糊的，但《侯岐曾日记》对之有详细记叙。因为侯岐曾本人一直坚持到顺治三年（1646）底才被迫剃发，故对此政策比较敏感。他在当年二月二十九日给叔父侯兑旸的信中提到，嘉定城中新近设立了清发道，专门检查民众剃发的情况，并且对不合要求的人按五等治罪。三月初一的日记，则记录了五等定罪的具体标准：“一寸免罪，二寸打罪，三寸戍罪，留鬓不留耳，留发不留头，又顶大者与留发者同罪。”（刘永翔等整理：《明清上海稀见文献五种》，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04页）作者无意间记录了地方对剃发令的执行情况和处罚细则，对清史研究是很有意义的补充。
另外，《侯岐曾日记》还详细记录了嘉定知县杨之赋和县衙里的办事人员对侯家的种种敲诈。这让我们看到清朝定鼎之初，对如何处置前明的忠烈之族，政策上存有模糊性。同时，清兵初下江南，最早服务于新政权的官吏队伍鱼龙混杂。政策的摇摆与模糊、投机者的大量混入，既给基层执法留下了很大的伸缩空间，也使敲诈与勒索成风，让前明忠烈之家惨被鱼肉。这自然会加剧他们对新政权的仇恨，转而向南明海上力量寻求支持。这类信息在《清实录》和其他官修史书中，根本不可能看到。
再比如，关于明末幾社领袖陈子龙的结局，相关材料只记载了大致经过：在吴胜兆谋反前，他受邀给黄斌卿写信，约其作外援，吴胜兆事败后，他受牵连被抓，在转运途中乘机投水自尽。前人对他的死，评价颇不一致。曹家驹《说梦》认为，陈子龙是“迫于计穷”才选择自尽的，故“未得与吴（嘉胤）、夏（允彝）比烈也”（雷瑨辑：《清人说荟（初集二十种）》，扫叶山房1913年石印本）。朱东润《陈子龙及其时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则不认可这种说法。在明清易代过程中，为国死难者众多，一般史料只记结果、不在意过程，但《侯岐曾日记》记录了陈子龙生命最后关头的真实细节。吴胜兆被抓后，陈子龙内心害怕，在夏之旭的陪同下，于顺治四年四月二十六日晚逃到嘉定王庵侯岐曾庄上。此时他精神近乎崩溃，方寸已经大乱。后因官府四处搜查，侯岐曾委托女婿顾天逵将其带到昆山，准备取道常熟伺机出海，但到常熟投奔老友杨彝时遭拒，不得已再折返昆山，最终被捕。陈子龙其实死得极不甘心。这让我们对夏完淳《自叹》“谁不誓捐躯，杀身良不易”（《夏完淳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6页）两句诗有了更深的理解，也明白了钱澄之对易代之际的死难者为何要区分“期死而死者”和“不期死而死者”。钱澄之《复陆翼王书》指出一个不公平的现象，即一些立志尽节的人死后默默无闻，而本无死心但仓猝殒命的人，反被不断褒扬歌颂（钱澄之撰，彭君华校点，何庆善审订：《田间文集》，黄山书社1998年版，第84页）。乾隆四十一年（1776），朝廷给陈子龙赐谥立祠，表彰其忠烈。侯岐曾等为保护他而牵连被杀的数十人，则几乎无人提及。若无《侯岐曾日记》，那些在危难之际对陈子龙拼死相救的人，就会永远消失在历史的黑洞之中。
二、日记文献的“真实性”
在所有文献类型中，就可信性而言，日记仅次于不带感情色彩的档案，比一般的书信和文集更加真实。但考虑到人性有自护其短的本能，这种真实性其实是有选择的。因为“了解自己，不是容易。头脑里的智力是很狡猾的，会找出种种歪理来支持自身的私欲。得对自己毫无偏爱，像侦探侦查嫌疑犯那么窥伺自己，在自己毫无防备、毫无掩饰的时候……捉住自己平时不愿或不敢承认的私心杂愿”（杨绛：《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杨绛全集》第4册，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54页）。一般情况下，人在写日记时，不会对自己有这么高的要求，故对所记内容难免会作不自觉的选择。但相比于书信的半公开和文集的全公开，日记的私密性会鼓励作者多说真话。
在日记中，作者虽不一定能完全敞开心扉、袒露无余地记录自己的所见所闻、所作所为和所思所想，但至少有两点可以保证比较真实：一是情感，二是行为。人的情感很难掩饰，流露在日记中的喜怒哀乐，都有一定的真实性。这是对宏大历史叙事的重要补充，它不仅让历史变得有生命、有温度，而且具体可感。比如顺治二年七月，嘉定守城失败，组织抵抗的侯峒曾父子三人被杀，侯家成了新政权打击的对象。顺治三年二月十一日，侯岐曾正与家人饮酒，忽然听到外面鼓乐喧天，经打听才知道是有人家庆祝新秀才进学，侯岐曾母亲闻讯十分难过。他在日记中特别加了一条注释说：“城中俗谣云：‘白马紫金牛，骑出万人羞。’”（《明清上海稀见文献五种》，第495页）对于积极投靠新政权的读书人，他表达了愤慨。相比于侯家付出的牺牲，周围人的冷漠让侯岐曾无法接受，他的愤怒是非常真实的。另如，《吴宓日记》中对自己情感经历的记录真实反映了他的情感史，也使我们对他的“殉情”说有了更客观的了解。在日记中，作者可能会回避一些内容，但凡形诸文字的一般都比较真实。1928年8月30日，吴宓给浦江清看他的《南游杂诗》，浦江清当面没说什么，但在日记中却说这组诗“佳者甚少”，并且认为“吴先生天才不在诗，而努力不懈，可怪也”（浦江清：《清华园日记 西行日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2页）。
人的行为是心理的自然反映，如果说作者在日记中对一些事情的评价，有时会受理性控制，那么其下意识的行为往往会折射内心的真实感受。吴宓曾自称他的人生观是“殉情”与“殉道”，而所殉之“道”为文化。1958年6月27日日记说：“宓之保守主义，乃深知灼见中外古今各时代文明之精华珍宝（精神+物质）之价值。”（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续编》第3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352页）1968年12月24日又说：“宓感情上对中国及西洋旧文化之爱好与系恋，则决难放弃、改变。”（《吴宓日记续编》第8册，第670页）如果说这样的表态还略显空洞的话，那么只要看看他在两个关键时刻的阅读行为，就能证明其所言非虚。
1937年7月18日、20日、21日、23日、25日、26日，《吴宓日记》里都有“读《顾亭林诗集》”的记录。从个性上说，吴宓与顾炎武其实格格不入，他曾自言：“宓初亦有志（学顾亭林——引者注），但自知甚明：宓只能学梅村。”（王泉根：《重庆发现的吴宓佚文》，王泉根主编：《多维视野中的吴宓》，重庆出版社2001年版，第530页）他最初集中阅读《顾亭林诗集》，是在国难当头之际，想从文化救亡的角度，寻求一种精神力量。在他看来，此时“吾中国之人心实未死，而文化尚未亡也”（吴学昭整理：《吴宓诗话》，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39页）。但是到1956年以后，随着“极左”思潮加剧，对传统文化的否定日趋升级，吴宓的精神极度压抑，所以他于1956年2月16日、2月19日、3月20日以及1958年3月21日、22日，又开始反复阅读《顾亭林诗集》，最后一次还“流泪甚多”。这一系列记录虽然没有多余的议论，但真实反映了作者的心态。
由此可见，作为私人文献，日记所反映的作者情感和行为，是任何其他史料都无法提供的。就存史的角度而言，日记或许不如档案文献可靠，但这种基于主观的“真实”以及不受约束的个人视角，又是我们理解历史不可或缺的第一手材料。它让抽象的历史变得真实可感，给我们的想象提供了坚实的支持。
三、克服日记文献的有限视角
日记作者从个人的角度观察世界，主要聚焦自己的日常生活，这种私人化特征决定了其视野的有限性。所以，不论是宏观还是微观研究，研究者都要保持开阔的视野，不被日记的有限视野所局限，而从日记出发去考察时代洪流中的个体命运。这样才能拓宽问题的边际，提升研究的深度，使日记这种私人文献发挥其应有的价值。相反，研究者如果只满足于挖作者的隐私，津津乐道其中记录的八卦故事，或借之验证社会学、心理学的某种理论，都不容易产生新意。
笔者在写作《易代》时，对此有过很深的体会。如果从省力的角度讲，完全可以就事论事地把《侯岐曾日记》里的人和事一一考订清楚，再结合嘉定守城前后的事件加以发挥，用社会学、政治学或历史学理论稍作装点，写成一本故事性强的通俗读物。但是，这本不完整的日记确实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疑问，如果不放在更深广的背景下考察，我们就无法理解明清易代的过程在地方上是如何完成的。比如，就侯岐曾而言，在与隆武政权主动联络这件事上，他其实是很谨慎的。他虽然支持夏完淳和侄子玄瀞为父请恤，但自己并未在奏疏中具名。另外，夏完淳、侯玄瀞等人上疏隆武，与吴胜兆谋反本来是两件事。在清代官方文书中，前者是所谓“通海案”，后者是谋反案。从时间上看，“通海案”也发生在谋反案之前。顺治四年三月十九日，夏、侯委托的信使在松江柘林被吴胜兆的巡逻队伍抓获，供出了通海的内幕，但吴此时已有谋反之心，经幕僚戴之俊劝说，暂将此事压了下来。等他谋反失败后，前番搜得的物证才被一并起获，其中也包括陈子龙写给黄斌卿的那封未被寄出的信。两个案子于是就串在了一起。那么，地方官员在处理这个案子时，是怎么看待侯岐曾这个人的？
为此，笔者系统查阅了明清史料，希望从中找到一些线索。遗憾的是，不论是江南总督洪承畴还是江宁巡抚土国宝，在给朝廷的报告中重点讲述的都是“名士通海”和“吴胜兆谋反”的内容，侯岐曾的名字压根未被提及。他之所以被抓，仅是因为窝藏了重要案犯陈子龙。虽然《刑部尚书吴达海题本》中出现过一次他的名字，但只是以顾天逵岳丈的身份而被提及：“有已正法子顾天逵，系官兵擒获已斩侯岐曾女婿。”（邓之诚著，栾保群校点：《骨董琐记全编》，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37页）这个在日记中血肉丰满的鲜活生命，在历史的洪流中竟微如尘埃，甚至连被“正法”的资格都不具备。
如果说历史是一部没有结局的连续剧，日记就像是个别参演者的分剧本。研究者要了解相对完整的剧情片段，就不能只读属于某一个角色的那部分内容。比如，《侯岐曾日记》开始于顺治三年正月初一，终止于顺治四年五月初十，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作者不可能记录更多的内容。但日记中提到的很多人物，并未随日记的终止而消失。比如侯家的女眷，尤其是侯岐曾二儿媳夏淑吉的遭际，让我们看到了乱世女性的不幸与坚强。在中国历史上，女性经常是失声的群体。侯氏的家难无疑加剧了这些在优渥环境中长大又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的悲剧。不过，《侯岐曾日记》对她们的记载很少，仅有的一点又都是在第二次家难发生之前。关于她们此后的人生与命运，笔者在《易代》中只能借助各类史料反复钩稽，才能拼缀出她们惨淡的背影。
在日记的有限视角下，作者可能无意间记录了重要信息，却因缺乏整体背景而未能予以重视。例如，顺治三年八月初一，侯岐曾在日记中写道：“褚元携人参一缄来，乃青溪新令称奉旨求鬻于绅氓。吾家分得半斤，应输直十五金有零。”次日又记：“城信来，亦言鬻参事，吾家父子几派四斤。……而叁拾贰金正价，不待言矣。”（《明清上海稀见文献五种》，第568页）此后，卖参之事被其他内容所冲淡，未再被提及，此两条记录极易被忽略。然而进一步查证可知，《明清史料·甲编》第六本所收洪承畴顺治三年十二月揭帖显示，清廷于顺治二年九月“发人参到江宁易卖”（《明清史料·甲编》中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第427页）。清初入关，社会动荡，军费浩繁，财政窘迫，遂将东北人参运至江南变卖，实为对江南士绅的变相掠夺。虽经洪承畴请调，每斤三十二两之定价仍高得离谱，“并无士民人等承买”。洪承畴虽表示“苦无调停之术”，并称若分发各州县转卖，“恐至摊派科敛，大滋扰害，甚非皇上爱恤民生至意”（《明清史料·甲编》上册，第351页），但为完成任务，最终仍采取摊派之法。若不对《侯岐曾日记》中这两条记载加以深究，则难以窥见现实政治的残酷与统治者的虚伪。
总之，只有以日记为线索，充分发掘个人命运与时代风云之间的联系，把个体经验投射到宏大的历史背景上，才能冲破日记的有限视角，拓宽研究的边际，使日记的文献价值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