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篇佚文的发现，有时能照亮一段被尘埃覆盖的历史。1939年12月18日《阵中日报·军人魂》发表的王礼锡遗著《到洛阳》，便是这样一篇文章。此时距离王礼锡在洛阳病逝，已过去近四个月。

前不久，我在《文艺报》发表了《肝胆如雪照河山——王礼锡与郁达夫两位作家烈士的烽火情谊》。作家李蕤的女儿宋致新看到后告诉我，她当年在国家图书馆查找《阵中日报》，发现了王礼锡《到洛阳》一文，可能是王礼锡遗著。这篇文章没有收入王礼锡任何集子，在各类纪念文集中也从未露面。我又向王礼锡之孙王效祖求证，确认这是一篇佚文。

《阵中日报》是抗战时期第一战区的战地报纸，副刊《军人魂》先由作家碧野编辑，后由李蕤接手。王礼锡率“作家战地访问团”抵达洛阳时，碧野因得罪当局刚从监禁中释放出来，这篇《到洛阳》极可能由李蕤经手编发。文章发表时，王礼锡已长眠于洛阳龙门西山小青峰，与对岸龙门东峰的白居易墓遥遥相望（2022年9月，王礼锡墓迁入洛阳市烈士陵园集中安葬）。于是，这篇文章便有了双重意味：既是战地访问的实录，也是一曲不曾预知的绝响。

《到洛阳》写的是1939年7月12日至13日，访问团从华岳庙到洛阳的最后一程。全文不足一千五百字，却写得从容有致，处处可见诗人的眼光与笔力。开篇即不凡：“过了华岳庙，我们就嗅到‘前线’的气息了。”一个“嗅”字，调动了嗅觉，也调动了读者的全部感官。战争的气息是什么？是硝烟，是焦土，是某种弥漫在空气中看不见却无处不在的紧张。王礼锡不用“看到”“感到”，偏偏用“嗅到”，这是诗人的直觉，也是战士的警觉。

接下来，他写日军对灵宝附近一座十孔桥倾泻了三千发炮弹，毁掉九孔。“每一个炮弹约值两百元”，他居然算起经济账来；而我们的应对不过是“以有眼睛的人去避无眼睛的炮弹”。寥寥数语，不渲染悲壮，不拔高声调，却写出了一种举重若轻的镇定。他看沿途的麦田、牛车、窑洞里安然出入的男女，说他们“正表示一种安详坚毅的态度，讪笑对河日本跳梁的小丑”。这不是宣传腔，而是一个诗人对古老中原的凝视，一种从土地深处生长出来的从容。

全文最精彩的段落，是灵宝小饭馆和铁皮闷车之夜。凉水洗去黄土，方桌摆在户外，茶、西凤酒、炸酱面、打卤面、红豆稀饭、醪糟鸡蛋一齐上桌。晚凉风里，一群风尘仆仆的作家刚卸下疲惫，一个士兵忽然出现了。这个场景极富戏剧性，几乎像是从古典小说中截出来的。士兵带来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的问候，说大雨冲坏的路刚恢复，第二天可安排专车。但听说当晚只剩铁皮闷车时，“我们还是决定坐铁皮闷车。吃点苦，心安些”。这句话何其平淡，又何其有力。不是豪言壮语，却是这群读书人最真实的内心——与国家共艰苦，才能心安。

那一夜，是王礼锡笔下最有质感的画面。铁皮闷车里堆着半车棉花，他们裹着毯子睡在棉花包上、铁板上。铁门不敢全开，怕人滚下去，全闭又怕闷死，只好开一道缝。王礼锡就睡在这小缝旁边，凉风有了，煤烟却整夜“像汽车骤过之后，一阵黄土一样的灌进来”。待到清早，他写道：“眼睛已给煤烟胶住，用指头蘸点口涎把眼睛逐渐湿润了，才慢慢的可以睁开，上面盖的绿毯子已经变成黑的，脸上煤灰粒给汗胶住，用手指一擦，像枪筒擦在砂布上一样，再掠过头发，就感到像沙地上长遍了乱草。”这简直是战争文学中少有的自画像：蘸口水润眼，用手指擦脸，满脸煤灰，一身狼狈。他没有写一个“苦”字，却句句是苦；没有写一个“乐”字，却处处透着一股自嘲的快活。这种举重若轻的幽默，是一个诗人面对苦难时最优雅的姿态。

火车到了洛阳——“我们同棉花达了卸货的地点了”。欢迎者从舒适的头等二等快车一直寻到闷车前，看到的正是这群“狼狈地从很高的闷车上跳下来”的作家。乐队庄严地奏着欢迎曲，王礼锡却在静默走过时，写下了一句剖心之言：“我们怀着无限惭愧的心情。并不是因为乐队颜色鲜明的衣服和我们布满了煤灰的草绿色军服相对照而羞惭，而是感到我们没有值得这样受重视的理由。我们在抗战中没有尽到我们应尽的力量。”这是全文的文眼。一个率领访问团跋涉近月的团长，一个在英伦三岛为祖国抗日奔走演说四百余次的国际宣传家，一个甘愿舍弃专车、夜宿闷车的爱国者，竟在欢迎的军乐声中感到“惭愧”。这惭愧里，有中国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自省，也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自觉。他不知道的是，仅仅一个多月后，他将因黄疸病延误治疗，永远倒在访问途中，以三十九岁的生命，真正“尽了应尽的力量”。

《到洛阳》的艺术特色，值得细细品味。它的叙事节奏控制得极好：从华岳庙的紧张，到沿途麦田的舒缓，到小饭馆的活泼，到闷车夜的逼仄，再到洛阳站的庄严与惭愧，如同一篇精心结构的散文。它的语言干净、准确、生动，既有战地实录的纪实品格，又不失诗意的闪光。写煤烟“灌进来”的“灌”，写煤灰与汗“胶住”的“胶”，写手指擦脸“像枪筒擦在砂布上”的比喻，写头发里的煤灰“像沙地上长遍了乱草”的意象……这些都不是一个普通记者能写出的句子，而是一个诗人最本能的表达。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全文隐含的声音。王礼锡在英国发表抗日演说四百余次，深知宣传的力量，但他写《到洛阳》时，完全放下了宣传腔。他不喊口号，不煽情，不拔高，甚至有意地“往下写”：写狼狈，写煤灰，写惭愧。这种自觉的低调，恰恰构成了最有力的表达。他以个人的、具体的、身体性的经验，对抗着战争的宏大叙事。那一夜煤烟灌进来的窒息感，那一早用口水润开眼睛的刺痛感，比任何豪言壮语都更能让人理解什么是“到前线去”。

这篇佚文之所以珍贵，还在于它填补了王礼锡创作序列中的一个空白。王礼锡在访问途中写集体日记、写新闻报道、写《笔征日记》，但这些文字或散佚，或仅存片段。而《到洛阳》恰好完整地记录了他生命最后旅程中的一个关键节点——抵达洛阳，这座他将长眠的城市。从文章看，他当时精神饱满，笔调从容，对前路充满期待。谁也不会想到，仅仅一个多月后，他会突然倒下。这种文本与命运的对照，让这篇千字短文具有了某种悲剧性的张力。

李蕤在发表这篇遗著时，必定百感交集。他接编《军人魂》副刊不久，好友碧野刚刚出狱。碧野被关押数月，恰逢作家访问团即将到洛，有人告诉卫立煌，碧野和作家访问团成员很熟，于是碧野获释。王礼锡的猝然离世、碧野的牢狱之灾、李蕤的艰难坚守，那一代人在战火中的信仰、情谊与牺牲，借着这一页泛黄的报纸，穿越八十余载，抵达我们面前。

《到洛阳》太短，短到一口气便能读完；但它又很长，长到足以将我们拉回1939年盛夏的那列铁皮闷车，听见车轮与铁轨的撞击，闻到煤烟与汗水的味道，看见一个满脸煤灰的胖子诗人，在黑暗中睁着眼，心里想着这个国家的明天。那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极特殊的一页——作家不再是书斋里的个体，而是一支行进在民族苦难中的“笔部队”。王礼锡是这支部队的旗手，他的早逝，让这面旗帜染上了不朽的颜色，而他的这篇遗作，则像一枚意外存世的琥珀，将一段烽火岁月凝固成永恒的文字。

一篇佚文的重新问世，是一位作家穿越时空的归来。壮哉，“战地作家访问团”！壮哉，王礼锡！

（作者系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