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今年是鲁迅逝世90周年纪念，鲁迅研究也走向了更深入细致的层面。

过去读鲁迅晚年杂文，《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一文出版前后的周折堪称一桩跨国公案。长期以来，《鲁迅全集》的题注均记载此文系应史沫特莱之约“为美国《新群众》杂志而作”。然而翻检海外原刊，这篇署名鲁迅的战斗檄文却从未在这份美国进步刊物上出现过。“取而代之”的，是当年一封震动国际文坛的《中国作家向全世界的呼吁信》。

这两篇文字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这桩尘封数十年的历史悬案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周折与考量？

最近,纽约市博物馆举办了一场纪念展，是展示这座城市从17世纪至今的社会进步历史十四大主题系列的最后收官展览,介绍了1930年代美国共产党和左派文学运动的历史以及当时美国革命文学刊物的编辑和办刊情形。这给我们探索这个课题提供了有益的史实和启发。

纽约市博物馆公布1931年《新群众》发表的《中国作家向全世界的呼吁信》资料。

《新群众》里的中国消息

《新群众》创刊于1926年，是美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中的重要刊物，在纽约左翼文化界颇有影响。刊物经常发表描写工人生活、国际革命运动的文章，也关注当时的中国局势。

1930年9月号的封面题有“Roar China！（怒吼吧，中国！）”字样，刊内发表了史沫特莱的《中国革命戏剧》。1931年1月号刊有她的《一支中国红军》，2月号又发表《穿越中国的黑暗》，陆续介绍中国的红军、农民运动以及正在兴起的左翼文学和戏剧活动。

同年8月号还刊出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刘谦初之死》，以及一篇《关于中国的“危险思想”》。在不到一年时间里，《新群众》连续介绍中国革命和左翼文化运动，显示出编辑部对中国题材的持续关注。

史沫特莱是连接上海左翼文化界与美国左翼刊物的重要人物，她长期为欧美报刊撰稿，与鲁迅、茅盾等人交往密切，也帮助中国作家将国内遭受国民党文化压迫的消息传递到海外。

史沫特莱的著作《中国的战歌》

写于“深夜”的檄文

1931年2月7日，柔石、殷夫、胡也频、冯铿、李伟森五位左联青年作家在上海龙华遇害。其中，柔石与鲁迅交往密切。柔石被捕后，鲁迅也曾离开寓所暂避。

“左联五烈士”遇害后，鲁迅怀着悲愤，写下《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等文章。《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也作于这一时期。这篇文章揭露国民党当局对左翼文艺界的镇压，鲁迅还将矛头指向依附权势、为迫害辩护的文人，文章善用讽刺、反语和历史典故，语言冷峻，锋芒锐利。在当时的出版环境下，这样的文字很难在国内公开发表。

1931年，当史沫特莱前去探望鲁迅时，鲁迅将《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的文稿交给了她，希望她能译成英文并寄给美国的《新群众》发表。直到1932年10月，鲁迅的《二心集》出版，这篇文章才以中文形式与读者见面。

这段经历在史沫特莱1943年出版的英文著作《Battle Hymn of China》（常译作《中国的战歌》）中留下了更详细的记录。

史沫特莱回忆，1931年春天她回到上海，得知柔石等青年作家遇害，立即赶到鲁迅家中。鲁迅交给她一篇刚写成的文章，请她译成英文，在国外发表。

根据书中摘译的开头和内容判断，这篇文章正是《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史沫特莱还写道，她提醒鲁迅，以个人名义在海外发表这样的文字可能招致杀身之祸。鲁迅情绪激动地回答：“总得有人说话！”

不过，史沫特莱随后明确说明，鲁迅这篇文章最终没有在国外发表，她手中还保存着一份文稿。

纽约市博物馆 海龙 摄

个人杂文与集体呼吁

鲁迅的文章为何没有发表？文学史上较为普遍的看法是这样做是为了保护鲁迅。这一说法有合理之处，但细究下来应该还另有原因。

史沫特莱在回忆中说，她在离开鲁迅家之前，还与鲁迅共同准备了一份面向西方知识界的宣言，揭露中国作家和艺术家遭到杀害的情形。她随后把宣言交给茅盾，由茅盾加以修订，并协助译成英文——这就是1931年在《新群众》上发表的《中国作家向全世界的呼吁信》。这封呼吁信发表后，引起了五十余位美国知名作家的联署抗议。它后来又进入其他国际左翼文学刊物，在海外文化界产生了巨大反响。

对比纽约市博物馆公布的资料，可以看出：《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是一篇带有鲁迅鲜明个人风格的杂文，涉及当时中国文坛的具体人物、事件和论争，文字中遍布鲁迅擅长的讽刺、反语、典故和言外之意，如匕首和投枪，非常有战斗力，能切中敌人的要害。相比之下，呼吁信则以左联名义说明事实，列举受害者，提出抗议要求，事实清楚，文风明快，诉求明确且气势磅礴，承担着争取国际声援的任务：“我们的斗争充满血腥，我们的生命危在旦夕。同志们、朋友们、同情者们，我们恳请你们给予支持……”

美国《新群众》的读者大多是一般中产或劳动阶级和具有左倾思想的人群。当年时代和社会资讯传播比较受限，他们对亚洲和中国时事所知不多，如果直接将鲁迅杂文翻译成英文，他们理解起来必然有一定困难。史沫特莱在回忆文章中也坦承，鲁迅杂文底蕴深厚，其中一些内容“几乎无法译成英文”。

对这个个案另一个具有佐证意义的事实是，其后，1932年苏联的《国际文学》期刊第一期上发表了同类题材的《发自上海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情况报告书》，跟《新群众》发表的文章类似，也不是鲁迅的那篇原作。

而此后，鲁迅的这篇文章也在《二心集》发表，深刻揭露国民党暴行，唤起民众义愤和对烈士的怀念，在国内读者界引发了巨大的反响和积极的意义。

两篇文字，两种传播路径，它们各自承担了揭露现实、保存记忆和争取声援的作用。一篇没有刊出的文章，也由此成为观察鲁迅作品早期海外传播的一条珍贵线索：鲁迅最早被介绍给欧美读者的是他的小说和散文，其杂文则多在后期被译介且影响力多在汉学圈和学术界。其中固然有多种因素影响，但其杂文神韵实难以被翻译成外语的因素不应被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