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抗越大”的革命熔炉
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以下简称抗大），是抗日战争时期党中央创办的最高军事学府。为了办好抗大，毛泽东不仅为抗大制定了校训和教育方针，而且还经常到抗大讲话和授课。在党中央和毛泽东领导下，抗大先后建立14所分校，共培养了10万多名优秀军政干部，为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乃至新中国成立后各项事业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组织基础。正因为如此，抗大被誉为“革命熔炉”，毛泽东曾称赞抗大是全国闻名乃至全世界闻名的“最革命最进步，最能为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而斗争”的军事学校。
“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为了培养大批军事干部，党中央决定建立红军大学。经过一段时间筹备，1936年6月1日，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在瓦窑堡正式成立。西安事变后，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进程的加快，1937年1月19日，中央军委决定将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校址设在延安。不久，抗大又设立了教育委员会，毛泽东担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
为了指导和推动抗大的发展，1937年4月，毛泽东为抗大制定了“团结、紧张、活泼、严肃”的校训（后改为“团结、紧张、严肃、活泼”）。1938年3月5日，他在为抗大同学会成立题词时，强调“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加上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便一定能够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解放的新中国”。1939年5月26日，在《抗大三周年纪念》讲话中，他明确提出抗大的教育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这为抗大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抗大最初主要招收红军各级领导干部。其中，第一期学员共1065人，主要来自中央红军和红十五军团，多数经历过长征，战斗经验丰富。自1937年初开始，根据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示，抗大开始招收革命知识青年和抗日爱国人士。全民族抗战爆发后，随着大批知识青年和文化界人士涌入延安，知识青年在抗大学员中的比例逐渐增加。其中，第四期学员共5562名，知识青年有4655人（包括654名女知识青年），占学员总数的83%。后因日军疯狂“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严密封锁，自1940年4月第六期开始，抗大学员以八路军、新四军、抗日游击队基层干部为主。
抗大学员可谓来自五湖四海。为了抗日救国，广大知识青年和爱国人士，“有的母女相约，夫妻相约，姐妹相约，兄弟相约，亲友相约，师生相约，以至官长与部属相约，结队成群的来住抗大。有的不怕千山万水，不惧艰难困苦，千方百计，冲破一切限制来住抗大”。在这种情境下，抗大一方面汇集了郑律成、贺绿汀、欧阳山尊等一些文化名人；另一方面，也吸引了不少国民党军政人员或其亲属。例如，抗大第四期第四大队第十队就有5名国民党地方政府的县长和1名国民党军队的团长。国民党元老黄兴的儿子黄鼐、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冯玉祥的侄子冯文华、杨虎城的儿子杨拯民等人也辗转到抗大学习。另外，一些海外华侨、留学生和国际友人也不远万里来到抗大。
总之，抗大学员来自不同的地区和家庭，虽然他们从事着不同的职业，但是为了抗日救亡，他们克服种种困难汇聚到了抗大。正如抗大校歌所唱：“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国际友人白求恩访问延安时，将抗大称作“世界上最独特的大学”，并对抗大学员的来源有着深刻印象，“他们来自中国的各个阶层，各个不同的职业和行业”。
“抗大越抗越大”
1938年4月9日，毛泽东在抗大第四期第三大队开学典礼上讲话时强调，“抗日救国”是抗大的总方针。抗大为抗日而建，也随着抗日烽火的蔓延而不断发展。正如刘伯承所说，“抗大越抗越大，雄赳赳，气昂昂，讲讲唱唱。歌声嘹亮，走到哪里，哪里变了样”。
抗大广泛建立分校，影响辐射全国。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为了适应抗战形势变化，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在敌后创办抗大分校。抗大先后在陕北、华北、华中等地成立了14所分校、5所陆军中学和1所附设中学。其中，在华北敌后根据地和陕北地区，建立了抗大第一、第二、第三、第六、第七分校和抗大太岳、太行分校；在华中敌后根据地建立了抗大第四、第五、第八、第九、第十分校和抗大华中总分校、抗大皖江第十分校。在总校指导下，抗大的这些分校不仅为各根据地培养了大批优秀干部，而且还使得抗大的规模和影响力越来越大。正如何长工所说，“东至东海之滨，西至西北高原，都有‘抗大’这面灿烂的国防教育的大旗在飘扬着”。
在教学内容方面，抗大既注重军事教育，又将政治教育、作风建设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建校之初，毛泽东就提出到抗大首先“要学一个正确的政治方向”。1939年7月，《中央军委关于抗大工作的指示》进一步强调：“政治教育是中心之一环。”据此，抗大在教学内容上特别强调政治教育和作风建设。为了加强政治理论教学，毛泽东率先垂范，1937年4月至8月，坚持每星期二、四上午为抗大学员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3个多月累计授课110多小时。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张闻天等人也经常到抗大授课及作报告。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等论著都是抗大军事教育必修课的内容。
抗大注重因地制宜创新教学方式方法。由于在战争环境下办学，抗大的办学条件十分艰苦。延安抗大因学员在窑洞学习，被称作“窑洞大学”。第十分校因学员天天背着背包行军学习，被称为“背包大学”。即便如此，抗大学员仍然以苦为乐，坚持边战斗边学习。曾任抗大第二分校校长的孙毅回忆说：“整个学校几千人，既无固定校舍，也无教室。农舍、棚圈就是我们的校舍；大自然的山峦、原野树林、河边就是我们的课堂、操场；背包为凳，膝盖为桌，在这样极其简陋的条件下，我们学习研究世界上最先进的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探讨战胜日本法西斯军队的战略战术！”在艰苦的环境下，抗大总校及各分校因地制宜，创造性地运用“启发式”“研究式”“实验式”等教学方法，使广大学员不仅学到了理论知识，而且还磨炼了革命意志，形成了艰苦奋斗的优良品格和作风。
抗大创办之初，就十分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早在1936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作讲演时就提出“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之后，多次强调在实践中学习、到斗争中去学习。在毛泽东的倡导下，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贯穿抗大教学的各个环节，真正做到了“教、学、做”合一。为了使所学理论能够真正应用于实际，抗大不仅经常组织学员参加战斗演习和劳动生产，而且还组织一些学员到部队参观、学习、考察，甚至参加百团大战等实际战斗。
广大革命青年经过抗大革命熔炉的淬炼，迅速成长为坚强战士。邓小平在《对抗大的新希望》中说，“几万个革命青年，经过抗大火炉的锻炼，一批一批地输送到抗日战争的最前线，抗大的威力，已经在全国每个角落里显示出来”。
“人民军队将才的摇篮”
抗大学员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军事理论，发扬艰苦奋斗作风，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和战略战术水平。一批批毕业学员奔赴抗日战场同日寇浴血奋战，在战火硝烟中成长为人民军队的优秀指战员，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忠于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誓死驱逐日寇出中国，为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而奋斗到底”的钢铁誓言。
在抗大学习期间，大批知识青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经过学习教育，广大知识青年思想发生根本转变。抗大第四期第五大队学员黎原，曾在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前身为黄埔军校）学习，参加过淞沪抗战，是中国国民党党员。在抗大学习期间，他对马克思主义有了深入了解，并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留校任教。回忆自己的思想变化，他说：“通过抗大系统的理论学习，我对未来充满了光明和希望，更加坚定了自己人生的奋斗目标。从此，我牢牢树立起革命的人生观，自觉地为共产主义奋斗一生。”当时像黎原这样的青年很多。据统计，抗大第二期、第四期的知识青年学员中，有70%在毕业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们坚定地走上革命道路，把革命火种播撒到全国各地，为党的发展壮大作出了贡献。
抗大为人民军队培养了大批优秀军事领导人才。如1936年6月招生的抗大第一期第一科被誉为“将军科”，其学员大都身经百战，是红军师、团以上干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为适应形势发展，他们即提前毕业并分赴红军各主力部队，担负起了“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政治，实现对日抗战”的新任务。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曾称赞“抗大培养出来的干部散布在全国许多地方领导抗战，更发扬英勇牺牲的精神”“抗大是我们干部的源泉”。据统计，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授衔时，在抗大任职任教和学习过的被授予少将以上军衔的就有500余人。其中元帅7人，大将8人，上将29人，中将100多人，少将300多人。正因为从抗大走出了这么多优秀军事领导人才，抗大被称作“人民军队将才的摇篮”。
抗大是革命熔炉，是中国乃至世界军事教育史的光辉旗帜。而在抗战烽火中孕育形成的抗大精神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影响深远、历久弥新。我们要在党的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传承和弘扬抗大精神，在新时代新征程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