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指针的钟》中的饮食偏好与身份操演
【作者简介】
黄若仪，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英语文学、饮食批评、后殖民批评。
黄若仪 博士生
肖明文，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文学饮食研究。
肖明文 教授
《没有指针的钟》中的饮食偏好与身份操演本文原载于《外国语言与文化》2026年第2期，经期刊编辑部与作者授权由 “外国文学文艺研究” 微信公众号推出。【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西方物叙事研究”（23&ZD302）；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20世纪美国小说中的新农业叙事与新饮食话语研究”（25BWW038）
内容提要：美国南方在内战后经历了深刻的结构性变革，“二战” 更加速了这一社会转型进程。传统等级制度与新兴民主秩序围绕种族、性别与阶级关系展开博弈，使南方居民陷入了身份困境与主体性危机。麦卡勒斯在《没有指针的钟》中将南方的历史变迁与南方人的身份操演融入饮食叙事之中。在 “南方家庭罗曼司” 的影响下，马隆通过厌食与挑食的方式抱残守缺，却在新旧冲突中逐渐迷失；老法官以贪食与暴食缓解焦虑，终因复旧无门而身份撕裂；谢尔曼借奢华饮食标榜自我，最后反被物欲吞噬。麦卡勒斯借助饮食话语勾勒出南北冲突的历史图景，批判了等级秩序与资本主义对主体的异化。她将饮食叙事作为小说的寓言性主题的表现方式，不仅揭示出时代进步与隔离消解的历史必然，也为美国南方人的身份突围与自我救赎指明了方向。
关键词：卡森·麦卡勒斯 《没有指针的钟》 饮食身份操演主体性
20世纪50年代，美国南方正处于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之中。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版图逐渐覆盖了传统的庄园和农场，平权运动也蓄势冲破种族隔离和性别歧视的枷锁。美国南方作家卡森·麦卡勒斯（Carson McCullers）的最后一部作品《没有指针的钟》（Clock Without Hands）正描绘了这样的历史图景。麦卡勒斯将作品作为现实主义寓言，借药剂师马隆之口叩问：“死亡近在咫尺，生者又何以存活。”（62）探寻南方居民在衰落的社会中应该如何生存，在政治、经济、文化变革的波谲云诡中又该如何自处。关于该小说的早期研究大多着眼于 “精神隔绝” 的主题，聚焦于主人公的身体缺陷与身份困境。学者们普遍认为，角色的身体异常是其精神异化的外显征候。麦卡勒斯通过身体书写展现少数群体的边缘化处境，批判固化的认知模式和等级秩序（Carr 31，142；Adams 551-52；荆兴梅、朱新福 161）。然而，绝大多数从身体哲学角度出发的研究都只着眼于外部身体特征，而忽略了人体内部结构及相关欲望。
巴特勒（Judith Butler）将身份建构的过程称为 “身份操演”（identity performance），认为身份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在行为实践中生成的。他指出：“行为背后不一定有一个 ‘行为者’，但‘行为者’是在行为中并通过行为而多维建构起来的。”（181）饮食行为是身份操演的重要手段之一。在进食过程中，个体不仅摄取营养，更吸收和展演食物所承载的关于种族、性别和阶级等层面的社会规范、文化意识与价值取向，从而形成自我认知和身份归属（Counihan et al. 3）。同时，饮食不仅反映了个体和群体的生存状况，还映射到社会、历史和文化的纵深处。麦卡勒斯在每部作品中都对吃喝场面不吝笔墨，延续了以饮食表现风土人情的美国南方文学传统。与饮食相关的意象和场景在《没有指针的钟》中占据重要地位。麦卡勒斯将历史场景与身份表征嵌入吃喝场面之中，借助三个主要人物的 “异常” 饮食行为——药剂师马隆的厌食挑食、老法官克莱恩的贪食暴食和黑白混血谢尔曼的食物崇拜——表现了南北秩序的冲突拉锯，影射了他们的存在危机。麦卡勒斯将饮食叙事寓言化，借人物的饮食偏好与身份求索，表达了等级终会被颠覆、隔离终会被消解的信念，体现了作家关注社会边缘人群的责任意识与盼望世界大同的人文情怀。
一、旧制消亡下的厌食挑食
与自我迷失
个体对时代变化的不适应常常以进食障碍的形式展现出来：“瓦解、错位和不稳定既是社会变迁时期的特征，也是厌食症的标志。”（McGee 85）作为中心人物之一的马隆就在大部分时间里“胃口全无，也从不记得吃了些什么”（麦卡勒斯114）。他因为患上白血病而食欲不振，其衰弱肌体与南方旧制的消亡互为映射。他的厌食则影射了其在新旧碰撞中的身份危机。同时，马隆还爱挑食，但他挑剔的并非食材或菜式，而是共食的对象。他在自家餐桌上总是兴味索然，也不与妻子过多交谈，却热衷于与老法官在药房共饮威士忌，谈论时事政治。“二战” 后的美国南方仍然是森严的等级社会。在这种传统社会中，“在仪式性的就餐中分享和吸收食物意味着参与者被纳入社群，同时界定他/ 她在其中的特定 ‘位置’” （Falk 20）。马隆借饮食选择表达身份认知，他对家庭共食和药房共饮的不同态度反映其社群归属与意识形态立场。
马隆抵触与妻子玛莎共食，是因为她颠覆了美国南方传统等级秩序，使马隆在家庭和社会层面丧失了权力。金（Richard H. King）将美国南方白人对地区、家庭、种族、性别等的观念总称为 “南方家庭罗曼司”（the Southern family romance；27）。这种意识形态以种植园大家庭为核心，“其主宰是有绅士风度、高尚可敬、勇敢的父亲，母亲则是圣洁、坚韧、没有欲望的完美女性形象”（李杨 27）。玛莎在婚后一改柔弱居家的淑女形象，做起了点心生意，代替马隆成为家庭的经济支柱，极大地挑战了他作为男性和丈夫的权威。玛莎是美国南方新女性的化身。从 “一战” 开始，美国南方女性更加积极地参与工农业生产。随着收入的增加，她们的社会地位也开始大幅提升（Sharpless 19-20）。新女性冲破 “家中天使” 和 “二等公民” 的桎梏，对 “南方家庭罗曼司” 中的父权思想造成了强烈冲击，让以马隆为代表的保守势力深感焦虑。
马隆与老法官的共饮仪式则是白人男性对美国南方等级制度的操演和强化。他们在每个星期日的正餐前相聚，马隆会为老法官备好椅子和威士忌，在交谈过程中虔诚聆听，将他的见解奉为圭臬。二人姿态的强弱对比凸显其阶级差异。同时，当马隆在种族和性别层面深受打击时，作为 “本州与南方的骄傲”（麦卡勒斯 9）的老法官在共饮时对他血统的肯定带来了重振的希望：“血液病！怎么会，这不可能——你的血是全州最好的。”（14）“血统说” 是 “南方家庭罗曼司” 的核心观念之一，其逻辑是用 “白人至上” 的观念合理化种族歧视和阶级压迫。马隆与老法官的共饮仪式既是美国南方人将等级制度内化于心的体现，也是他们在社会巨变中裹足不前、不肯放弃既得利益的现实写照。
通过厌食与挑食的饮食操演，马隆有意识地塑造自己的身份。食物与饮食主体的身份认知关系密切，因为摄入的食物影响人的特质、塑造人的 “血统”：“将一种食物吸收到身体内，在实际和想象的层面上，都意味着吸收了其所有或部分特性：所食即所成。”（Fischler 279）通过与老法官共饮、吃他推荐的食物，同时在家庭共食中敷衍了事，马隆在意识形态上向保守势力靠拢，稳固自己基于传统秩序的身份认知，从而获得等级制度赋予白人男性的优越感。从马隆与老法官的饮酒方式可以看出，他们饮酒的目的不同：“他［老法官］浅酌慢品。每一口酒下咽后，舌头便在嘴里转一转，品味酒的余味。马隆喝得太快，酒在他的肚子里如一朵玫瑰瞬间绽放。”（麦卡勒斯 12）马隆饮酒的急躁和草率表明他并不懂酒爱酒，喝酒只是为了维持与老法官的关系，甚至让他误以为自己也获得了法官的精英特质，“好像自己也成了个国会议员”（13）。同样，即使厌恶吃肝，他也遵循老法官的建议每天吃肝治病。不同于宣告白血病无法治愈、令马隆感到屈辱的犹太裔医生，老法官给了马隆 “吃肝就能恢复健康” 的一线希望。这不仅让马隆找回了作为有着 “最好的血液” 的白人男性的自信，还让他在旧制消亡和生命流逝的大势中抓住了救命稻草。
然而，南北战争推翻了南方政权、解放了黑人奴隶；工业化和城市化逐步瓦解了基于奴隶制种植园经济的传统秩序；民权运动进一步推动种族平等；女权运动促进了女性的觉醒与崛起。在这样的历史进程中，“南方家庭罗曼司” 被新秩序拆解和取代，使马隆的身份认同失去了基础。因此，马隆在小说前半段为了稳固身份做出的饮食操演都是徒劳，其身份的无根性和虚幻性使其迷失在时代风云与死亡迷雾中，最终是饮食偏好的转变帮助他获得了解脱。
二、南北拉锯中的贪食暴食
与身份割裂
老法官的饮食集中反映了南北势力的冲突拉锯。面对美国南方秩序的式微，马隆的反应是食欲低靡，老法官却保持着贪食和暴食的习惯，将节食等同于秩序丧失：“医生在我直觉里要么代表切割，要么意味着节制饮食，一样可怕。”（麦卡勒斯 47）老法官是更具野心的保守势力：马隆只接纳承载着一致观念的食物，对新秩序呈回避姿态；老法官则食欲旺盛，试图通过贪食和暴食去吞噬与同化 “异己”。他的贪婪食欲和重振欲望形成了互为补充的循环。当他中风住院时，食欲的受限让他想出了通过兑换货币复兴南方的计划；当重振计划无法施展时，他便在暴饮暴食中反刍旧时繁荣带来的优越感，缓解旧制衰落导致的焦灼。
老法官对旧制的执着集中体现在对过世妻子的反复缅怀上，他对失去妻子、复旧无望的失落则通过进食来弥补。他珍爱妻子，认为她是最完美的南方淑女。待妻子去世后，他便常靠进食来缓解丧失感：“法官从没刻意地想续弦；他每每谈及妻子，言谈间仿佛她尚在人间。但心中仍有种空虚的渴望，就勉力地品佳肴、喝美酒，欣赏合唱队的女士们。”（50）食物是连接人与过去的媒介，“食物的味道、气味和口感能触发人关于饮食活动和体验的记忆，记忆也能限制人基于经验对食物的偏好和选择”（Lupton 32）。老法官在用餐时总是沿用妻子在世时的习惯——在邀请再婚对象共进晚餐时，他按照妻子的喜好准备菜式，并在就餐过程中不断将对方与妻子进行比较。在独自享用早餐时，他也使用妻子用过的桌布、调料瓶和咖啡壶。通过重演与妻子共进美食的仪式，老法官追忆的不仅是妻子，还是南方淑女形象背后舒适富裕的种植园大家庭生活。他不愿面对美国南方等级制社会的解体，但这是他的进食操演无法扭转的必然趋势。因为再也找不到与亡妻一样完美的南方淑女，老法官的两次相亲都以失败告终，这预示着恢复旧制的无望。在失意之时，他仍然依靠暴饮暴食来获得安慰。第一次晚宴草草结束后，他在睡前独自喝完了剩下的白兰地，准备在情人节时送出的一盒糖果也被他吃光。
贪食暴食是老法官缓解焦虑的重要手段。在心理学意义上，“现代主体的 ‘口腔冲动’ 不是口腔有‘安全感’的表现。恰恰相反，它是安全感缺失的症状”（Falk 28）。儿孙的反叛行为使老法官对新秩序的到来产生了最直观的感受。当自身权威受到挑战时，他试图通过进食来获取安定。在想起儿子约翰尼给黑人辩护失败、进而自杀的惨剧后，老法官对孙子杰斯特手中塞满培根肉、挤满花生酱的双层三明治垂涎三尺。在吃下三明治后，他才有勇气将案情经过和盘托出。在杰斯特无故晚归，并对自己大发雷霆之后，刚吃完早餐的他却感到饥肠辘辘。在吃下更多吐司后，他才重拾大家长的权威，开始询问杰斯特的行踪。这些进食操演是老法官缓解不安、巩固身份的手段，凸显了他在旧制消亡过程中感受到的危机。
然而，进食只能给老法官提供短暂的安慰，新旧冲突最终导致了其身份认知的混乱。儿孙对旧秩序的挑战持续削弱他的权威：儿子约翰尼致力于成为维护正义的律师，并以死亡这种惨烈的方式捍卫种族正义，深深撼动了他的价值观；孙子杰斯特在种族、性别、阶级等话题上与他针锋相对，总是不留情面地揭穿种族主义和父权主义的虚伪与丑恶。当杰斯特在星期日的正餐上公然质疑 “白人至上” 理念、抨击保守势力的傲慢迂腐时，老法官不仅丧失食欲，甚至想要呕吐，“胃里就开始翻腾，胃口全无”（麦卡勒斯 32）。老法官从贪食到厌食的突变不仅反映了他面对新秩序冲击时的无助和恐惧，还是其身份撕裂的标志——“呕吐这一生理行为影射的是一个撕裂的身份，因为呕吐既是 ‘我’，又是 ‘非我’，它一方面把食物吸收到自我之中，而另一方面又暴力地加以排斥”（肖明文 124）。他试图忽视先进的思想文化对自己继承人和家庭的改变，并自欺欺人地认为自己能够通过进食去吞噬和同化 “非我”。身处进步思想席卷的美国南方，老法官通过饮食来挽回旧秩序和侵占“异己”的努力都以失败告终，他的自我被重获权力的渴望和复旧无门的绝望左右拉扯。当他在电台演讲中反对种族融合时，竟无法自控地开始背诵宣告 “人人生而平等” 的《葛底斯堡演说》 （“Gettysburg Address”）。等级秩序和民主体制的不可调和最终导致了他身份的割裂。
三、种族隔离下的食物崇拜
与主体异化
在美国内战前的南方社会中，个体的饮食状况与其阶级地位和种族身份密切相关：“由于奴隶制提供了食物生产的核心劳动力，种植园阶级的饮食依赖对奴隶的剥削。”（易捷心、田舒琪 138-39）直到 “二战” 后，这种等级秩序仍然根深蒂固，这体现在马隆和老法官饮食上的 “墨守成规” 和黑白混血的谢尔曼的饮食困境上。20世纪中期，少数族裔群体仍处在经济大萧条的后遗症中，吉姆·克劳法（Jim Crow Laws）仍是美国南方各州的金科玉律（Delinder 147）。谢尔曼的饮食就反映了黑人族群拮据的经济状况和边缘化的社会困境。受雇于老法官之前，谢尔曼生活窘迫，无力负担高品质的食物。工作后，他的收入也不足以支付奢华饮食。同时，虽然常在书房与老法官共饮威士忌，但他从未坐上后者的餐桌，这反映了他在美国南方社会中的边缘处境。
在此背景下，谢尔曼对阶级跃升的渴望让他背离自身的种族背景，转而投靠消费主义，企图用奢华饮食装饰自身，从而跻身上流阶层。在初遇杰斯特时，谢尔曼就夸耀自己的饮食，坚称只喝最优质的卡尔费特威士忌和香槟，并大量食用鱼子酱，仿佛这就是最恰当的自我介绍。谢尔曼试图通过饮食选择来确定身份归属。他乐于与老法官共饮，常用三文鱼、龙虾罐头等昂贵食材自制三明治，还拒绝与黑人厨娘分食玉米饼、甘蓝叶等廉价食物。然而，老法官虽然乐于邀请底层人群共饮，但其餐桌从不对黑人群体开放。谢尔曼被白人的饮食社群排斥在外，没有分享食物的家人或朋友，还拒绝与黑人群体共食。他在饮食层面的 “居间” 状况反映了其社会身份的无根性，暗示了其现实自我和理想自我的根源性冲突及由此导致的身份混乱。
相比马隆，谢尔曼的进食选择更凸显了人们追捧特定饮食的底层逻辑——食物不仅是社交工具，还是商品符号。现代社会中的消费是建构个人身份的关键，因为它既帮助消费者区分地位更低者、模仿地位更高者，还给消费者的自我表达和个性化实践提供了符号（Falk 38）。区分他人和展示自我正是谢尔曼想要通过食品消费实现的两大目的。一方面，他通过排斥底层人民的食物来凸显自身优越性；另一方面，他借助上层阶级白人才能消费的食物来建构身份尊贵的自我形象。然而，谢尔曼通过饮食消费来实现阶级跃迁、逃脱种族迫害的渴望是虚幻的。在建构身份时，“个人必然要与世界、与他人建立认同关系，并遵循文化编码程序，逐步确定自己在这一社会文化秩序中的个体角色”（陶家俊 37）。然而，在谢尔曼的饮食世界里，消费主义用人与物的关系代替了人与人的关系，致使他建构了错置的身份。消费奢华食物不仅没有帮助谢尔曼打破种族隔离，成为 “卓越人士”，更未让他融入上层阶级。编造谎言、透支消费的行为更说明其身份幻想与现实相悖。初遇杰斯特时，谢尔曼将奢华食品作为自己高贵身份的象征，但他的冰箱中只有干枯的莴苣头和油腻的黑豌豆；在搬入白人社区后，谢尔曼家中的家具、食物、衣服都是分期付款买的，要三年才能还清。他遵循消费主义逻辑，将本属于 “黑皮肤” 的家庭空间建构成向外展示 “白面具” 的公共空间，这使其身份基础进一步被破坏，导致了自我的流离失所。
有论者指出，在《伤心咖啡馆之歌》（The Ballad of the Sad Café)中，“麦卡勒斯将有着确定价值的商品与人类生命进行了比较”（Broughton 37）。在《没有指针的钟》中，谢尔曼也错将商品价值和生命价值画上等号。部分学者将谢尔曼不顾死亡威胁坚守新家的行为解读为捍卫正义的英勇殉道（林斌 88；Groba 78），这样的观点固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宣扬正道并非谢尔曼唯一的动机。他拒绝离开，还因为他早已将商品视作生命，“这所房子已经瞬间占据了谢尔曼的整个世界”（麦卡勒斯 218）。当杰斯特给谢尔曼通风报信时，谢尔曼在短暂的惊恐后立刻开始展示自己的所有物。他着意提起自己为新居宴置办的食物：“我买了卡尔费特威士忌，陈年佳酿，买了六瓶杜松子酒、六瓶香槟。我们要就着鱼子酱吃松脆的吐司，还有炸鸡、哈佛甜菜和绿叶菜。”（217）比起之前，他藏酒的种类和数量大大增加，对高雅餐食的想象也更加丰满。可见，拥有更多商品让谢尔曼的价值感和自信感大幅度提升，让他沉溺于消费建构的高贵身份感中，将种族与阶级差异抛之脑后。
然而，美国南方等级制度难以撼动，消费无法填平阶级鸿沟，奢华的饮食并不能解除谢尔曼的存在危机。在种族主义迫害中，谢尔曼的所有物被白人暴民炸毁，他的生命也被剥夺。这一悲惨结局是谢尔曼注定无法通过饮食消费将自己的 “黑皮肤” 变成 “白皮肤” 的最好证明，也是美国南方社会森严的等级制度、残酷的种族主义与“吃人”的资本主义的生动写照。
四、时代进步中的膳食转变
与精神超越
麦卡勒斯塑造过许多食性异常的角色，例如《心是孤独的猎手》（The Heart Is a Lonely Hunter）中嗜酒与肥胖贪食的聋哑人、《伤心咖啡馆之歌》中的嗜肉女屠夫与嗜甜的驼背李蒙、《金色眼睛的映像》（Reflections in a Golden Eye）中的饕餮美人利奥诺拉和厌食 “疯女” 艾莉森。以怪诞食欲折射人物的身份困境与主体危机几乎成为麦卡勒斯写作的惯例。马隆的厌食挑食、老法官的贪食暴食与谢尔曼的食物崇拜都是他们构建身份的饮食操演，其食欲的异常折射出自我认知的紊乱，其饮食取向的转变则暗示了重建主体性的可能。同时，《没有指针的钟》是 “一个地方特色鲜明、历史感和时代性兼备的南方寓言”（林斌 93）。麦卡勒斯借独特的角色、巧妙的意象与寓意深刻的情节，书写南方历史文化，反思南方社会体制，讨论南方人在社会变迁中如何生存。饮食叙事则是这部作品寓言性主题的重要呈现方式。麦卡勒斯以马隆和老法官为例，指明时代进步是大势所趋，故步自封只会自取灭亡，革故鼎新才是南方人民的救赎之道。
在小说前半段，马隆的主体性持续受到死亡与新秩序的动摇。虽然在饮食上靠近保守势力使其获得了短暂的安定，但最终还是饮食偏好的转变帮助他实现了精神超越。停止吃肝是马隆转变的开始，此后他不再为死亡提心吊胆，甚至试图通过自尽来夺取生命的主宰权。一个 “小小的奇迹”（麦卡勒斯 111）加速了他的认知转变。马隆发现，在他日渐衰弱的同时，他在花园中播撒下的种子却蓬勃生长。当被玛莎告知餐桌上的蔬果都来自花园时，他才意识到自己长久忽略了生命的旺盛与顽强，忽视了妻子提供的、取材于自然的食物的价值。生命的轮回永不停歇，新事物的诞生依托于旧事物的消逝。这一顿悟促成了马隆思想立场的转变，使他不再固守种族和性别的等级秩序，开始接受生老病死、新旧更替的自然规律。
放下执念、吐故纳新的马隆开始以更客观的眼光评判南北价值体系，并在饮食选择上转变标准，在精神上远离保守势力。当白人暴民聚集在自己的药房中讨论对谢尔曼的迫害计划时，他们饮用的威士忌的气味使马隆感到恶心并迫切想要回家和玛莎一起夹核桃、喝啤酒。随着他对药房共饮和家庭饮食的态度的转变，其行事标准也从种族主义变为人道主义。他没有屈从于暴民的威压，毅然拒绝对谢尔曼进行迫害。在实现了精神和道德的双重超越后，马隆在家中的食欲开始变好，会在天气好的早晨盼望吃上妻子做的早餐，并感恩妻子的食物和爱。尽管老法官为他送去了玉米粉、芜青和水果，但马隆只食用妻子提供的冰水、西瓜和奶昔。通过选择食物，他挑选了提供食物的人及其所从属的群体文化和意识形态。从南到北、从旧到新的思想转变让马隆在最后的时光中重获平静和从容，挣脱了死亡和落后势力的异化牢笼。
与改变饮食偏好、成功建立主体性的马隆不同，老法官始终对配料丰富、高热量的南方传统饮食有着无限渴望，故而其身份困境始终未能得到解决。在衰颓的南方，老法官权势不再，传统秩序也分崩离析，他试图通过贪食来恢复旧制、侵占 “异己”，却终究是徒劳。法官的进食受阻是 “落后必将被先进取代” 的饮食表征。面对健康的恶化、妻子的逝去、儿孙的反叛和谢尔曼的制约，老法官的进食频繁地受到抑制：他因贪食而患上肥胖症、中风和糖尿病，结果不得不克制食欲、缩减食量；在妻子被癌症蚕食生命时，他备受煎熬，食不知味；当孙子在餐桌上大谈种族平等、性别自由时，他食不下咽，甚至想要呕吐；在谢尔曼成为法官的文书后，他开始有权控制法官的饮食。在饮食受阻的过程中，老法官经历了各种意义上的“众叛亲离”——妻子代表的美国南方社会体制逐渐消亡；儿孙秉持的新思想侵入家庭；谢尔曼代表的种族平权力量正在飞速壮大。法官通过饮食来纾解彷徨、吞噬异己、恢复旧制的努力屡屡落空。以父权制和奴隶制为根基的美国南方秩序也如同老法官在暴食下失衡的健康，在先进秩序的冲击中摇摇欲坠。
在小说结尾，当马隆平静地等待死亡时，老法官闯入其房中，义愤填膺地宣告对学校种族融合的抵制，却在随后的电台演讲中又自相矛盾地背诵起《葛底斯堡演说》。马隆饮食习惯的转变过程是他放下执着、拥抱新事物，从而建立起主体性、实现精神超越的过程。老法官在饮食层面的执迷不悟则反映了其身份认知的混乱。他在时代进步中进退失据，始终无法突破思想和等级的局限。通过这种对比，麦卡勒斯宣告新旧更替是大势所趋、等级和隔离终会被打破，从而为时代更迭中迷茫痛苦的美国南方人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虽然《没有指针的钟》在评论界毁誉参半，但学术界普遍肯定其寓言特质和现实主义风格，认为这是一部反思南方历史与现实的警世之作。餐桌上的界线即社会中的藩篱。在民权运动中，黑人群体将争取与白人同桌共食的权利视为种族平权中至关重要的一步。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总统签署的《1964 年民权法案》（Civil Rights Act of 1964）赋予黑人群体进入公共餐厅的权利，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晚期，包括餐厅在内的公共场所才对黑人群体开放（Edge 77-78）。麦卡勒斯将饮食作为历史与身份的载体，以饮食冲突书写南北矛盾，用怪诞食欲映射主体异化，借饮食寓言探索美国南方人实现精神脱困的可行路径。虽然在作品创作的年代，等级秩序仍然顽固，种族对立依旧严峻，性别限制亟待打破，但麦卡勒斯通过描绘饮食隔离的瓦解回答了马隆的生死之问——新旧更迭势不可挡，隔离屏障终会瓦解，爱和理解才是人类实现身份突围、摆脱主体异化的根本途径。
来源 |《外国语言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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