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05年《萌芽》杂志在浙江千岛湖举办“文学代际沟通论坛”,邀请从“新概念作文大赛”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与老一辈作家进行对话与交流。这也是“80后”作家群体规模最大的一次聚会。

第九届新概念作文大赛，复赛评审期间，左一为本文作者，右一为时任《萌芽》主编的赵长天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萌芽》发了几篇小说，又得了新人奖，运气不错。那时候《萌芽》复刊不久，缺人手，小说组长俞天白问我，来《萌芽》当编辑如何？真是天上掉馅饼了。随后就顺利地完成工作调动，入职《萌芽》。

那是个文学狂热的时代，来稿都是用麻袋装的。《萌芽》的办刊宗旨是发现新人，所以对首作尤为重视。我记得每一期都有推出首作的字数要求，还要照顾到各地作者面的平衡。大家认真看稿，都希望自己成为蜡烛，点燃自己，照亮别人。下午有茶歇时间，去楼下打打羽毛球。20分钟左右后回办公室，继续工作。

主编哈华满头银发，气场足够强大。他曾就读延安鲁艺，50年代创办了《萌芽》。哈华来办公现场多半是要开会了。我喜欢听他讲话，可以学到文学史知识。他对编辑的要求是会写作，希望我们都成为作家。

那时候《萌芽》发行量数十万份，经济实力雄厚。有一次会议的主题是建造萌芽大楼，据传隔壁南京的《青春》杂志已经在建了，《萌芽》不建就说不过去了。有人提议可以去凯旋路一带看看。后来该事项不知为什么就没再说了。这个肯定不是梦境，当时我还觉得，凯旋路那个地段实在不怎么样，有个铁路西站在那里蛮吵的。

不久，中国作协下发了文讲所的招生简章，招生第8期学员，强调正规办学，学制两年。初试是地方作协推荐，作品送审；如果通过，再进行文化科目复试，没有复习大纲，复试全国东南西北设四个考点。我跃跃欲试，就去找哈华。

在长乐路的哈华家里，他跟我谈了很多。先是问，你小说的这种散漫笔调是从哪学的？我说俄苏文学吧。他想了想说不对，俄苏文学不是这样的（天知道我是从哪学的）。然后他的话题就很广泛：鲁迅、巴金、托尔斯泰、高尔基、延安、鲁艺等等；又提到青年编辑的必备素质和成长，《萌芽》的使命以及文学给予读者的心灵燃烧等等。我一直忐忑不安坐在他的面前。他停下了，看着我，沉默片刻，伸手要过报名表。他说文讲所他知道，那是50年代丁玲创办的。他签字同意我去报考。

文讲所读了两年。在第二年，文讲所升格为鲁迅文学院。传丁玲说了，什么所啊所的，厕所也是所。但相关部门仍觉得不够正规，硬件软件还是欠缺。然后我们这个班又经考试带着学分插班北大，就有了所谓的北大首届作家班。在北大又读两年，加上半年的创作实习期，四年半过去了。

北大毕业时，我和一些同学获得了首届“庄重文文学奖”，同时，《萌芽》获得了期刊奖。哈华已经离休，曹阳继任主编。他来北京领奖，颁奖仪式在西苑饭店举行。曹阳主编看上去心情很好，他说我们是双喜临门。

我的校外导师吴泰昌约我去他家吃腌笃鲜，他问我毕业后有什么想法，有想法说出来，他或许可以帮帮忙。那晚的腌笃鲜真是美味，就是为打开一瓶红酒折腾了半天，记得韩美林大师也在座。我说还是想回《萌芽》。

后来就是社会转型的阵痛，《萌芽》落入了下降通道。刊物的发行量一跌再跌，无论如何都挡不住了。文学也完全边缘化了。曹阳主编骑着自行车到处化缘，据说他一直在为下几个月员工工资犯愁。

有消息来说，作协在招聘专业作家。俞天白老师写得又好又多，我们都以为他会报名，但是他偏偏就迷恋于当编辑。不去！他说。《萌芽》有什么不好的！他就那么敦实地坐在角落里处理稿件，像一块谁也搬不动的压舱石。偶尔，还会喊上一嗓子。这一期的头条稿不行啊！我不想理他，不行又怎么了，杂志跌成这样，头条稿能当饭吃吗？

一个雨天，下午，我独自在编辑部做事。抬头，不得了了，一块湿了的天花板要掉下来了，还有雨水在滴。当然没心思再看稿了，又随手写了篇散文。大意是：天花板要落到头上了，日子没法过了，让文学的坚守见鬼去吧。散文登在了晚报上。有朋友读了，夸我。好好，文笔不错。

1996年《萌芽》改版，锁定大中学生为读者目标群，强调大文学概念，版面栏目化。改版很成功，杂志的销量逐渐回升。又过了三年，举办了新概念作文大赛，从而完成逆袭，上海话叫咸鱼翻身。

杂志社已不在外面租房，搬回了作协的爱神花园。

我的感觉是，几乎是一夜之间又回到了狂热的麻袋时代，一早上班，踏入小楼，但见到处堆着塞满来稿的麻袋。麻袋在尖叫。

新概念作文复赛那天，大门口一定会聚集许多人，有各地来的家长，也有出版机构。出版方要抢资源，要和参赛者独家签约出书。

那次见一个男人立在电线杆下发呆，就过去问他，是家长吗？他点头，说是从东北山里来的，山里山外都下大雪了，路上走了好多天。地里忙了一年，钱差不多花完了。

真是让人无语。

孩子喜欢，他又说。这便是全部的理由。我还记得男人的样子，脖子有点长，干瘦的脸，但是看上去不苦，脸上的线条松弛而舒展。

有时候我会去赛场当监考。后来在网上读到了关于赛场的文章。作者写道，傅星老师套着深色西服在我身边来来去去的活像只企鹅。这个天才的小屁孩子我忘了他的姓名了。

一次，去外地做个活动，主办方提出要见韩寒。有一段长时间的旅程。大家坐在车上。韩寒只看窗外，不跟我们搭讪。他的少年忧郁和外景完美地交织在一起。刚好，车内广播里在说，复旦有意破格录取韩寒，但是遭到了他的拒绝。我问他，有这个事吗？他摇头。根本没有，他说。当晚老板设宴招待我们一众人。但是韩寒称有事跑了。老板不悦，问，你说这样的孩子能成大事吗？

新概念作文大赛出来的一些年轻人特立独行，才华横溢，他们疯长，众人狂欢。《萌芽》提供了一个青春梦想的平台，但人生如此漫长，以后的事情谁又知道呢？这个问题太大了。

值得一提的是《萌芽》刊中刊，“惊奇Amazing”，刊中刊的编辑是流动的，聘在校生自主编辑版面，以便让刊物内容最大可能地贴近读者。胡玮莳是刊中刊主编。桂传俍和唐一斌都是从刊中刊升级上来的，Ricky也是。

数字时代到来，Ricky就成了我的老师。人事处领导十分不解地问，你们怎么录用了一个高中生？

高中生Ricky在高一年级便来杂志社实习了，那时候电脑等设备的采购和管理都靠他。凡有问题，Ricky是有求必应且手到病除。《萌芽》的网络数字化运作，当年在业界差不多是走在最前列的。自购了两台服务器，搭建了官网。页面、社区、数字阅读以及发稿流程、作品人气指数投票小程序，等等，所有这一切全都由Ricky独自完成。网络推广是至关重要的，几个流量作者一旦进入社区，两台服务器往往会爆掉。他们来电话说，爆掉了。我会窃喜，心想人气更旺了，技术上的问题让高中生去优化改进就是了。我问Ricky，为什么不考大学。他淡然地说考了，自我感觉良好，可能是哪里弄错了。

那年退休，好轻松，有更自在的生活可以展开，唯一的遗憾就是网上办事不方便请教Ricky了。他说没关系，电话随时联系好了。现在，他已离职去了国外。我若有问题还是会请教Ricky，在微信上可以看到这两年他在俄勒冈州，爬山玩水，看上去总是一个人，悠闲而孤独。

2013年，赵长天主编病逝。他的铜像坐落在福寿园里，细雨中我立在他的面前，跟他说些什么呢？

长天是个勇于进取并敢于担责的人，在他的带领和主导下，萌芽团队一直走在创新的路上；而许多的压力和误解，又多半由他在默默承受。改制之后，萌芽杂志社有限公司更注重了市场运作，注册了“萌芽书系”“新概念作文”商标，备案了萌芽网站的三个域名，对公司的有形及无形资产做了评估；还不断在寻找优质基金合作，谋求创业板上市的可能性。

有一次他兴致勃勃地说，做一款学习用的网页游戏怎么样？几天后，一个游戏公司的小胖子来到办公室，跟我们大谈游戏的形而上学理念。又过些天，他把自己的想法否了，他说太太提醒他，你已经多大岁数了，应该知道什么是不便做的了。我的感觉是他说这话时有点怅然。

那个下午我坐在办公室的电脑前，他来，跟我说要去医院住几天，有个血液指标不太好。他捋起衬衣让我看手臂，有三四个蚊虫叮过般的红点。他又关照了我几句什么，转身开门出去，就此没再回来。

想起了那句古诗：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前两年一度身体感觉不佳，去中山医院门诊被要求做心脏造影。那天，活动床把我推进手术室。手术很快就开始了，先是有针刺入了血管，出血了，我扭头看到了血，说一点不紧张那是假的。好在血止住了。马主任上场了，马主任检查后说堵了，帮你球扩一下试试。又过了会儿，马主任说好了，他问我，你以前是不是《萌芽》的？我嗯嗯。

手术室里顿时活跃起来了。好几位年轻的医护人员说他们曾是《萌芽》读者，又七嘴八舌地谈论起了《三重门》《物理班》《幻城》……多少年过去了，有的作品我都已记不太清了。

现在你可以想象这么一个场景：一个病病歪歪的老头子躺在手术台上，才有过惊吓，而且那个球扩什么的到底是个啥情况？扩了以后又能活几年？可突然地画风一变，居然和医护人员聊起了青春文学。

眼镜在术前被取掉了，起先眼前模模糊糊的，逐渐地，竟看到了那一年的新概念赛场：年轻人在埋头疾书，有一只呆头呆脑的企鹅徜徉而过。

《萌芽》在孙甘露社长接管以后，在内容、风格、文学性上又有了新的提升，办刊方式更富有新意，后又接棒到了作家薛舒手中。显然，《萌芽》的编辑方针始终没变，继续以培养新人为己任。每个月我都能收到《萌芽》，杂志就如同个艺术品，年轻、漂亮、富有活力。

祝福《萌芽》！

（作者曾任《萌芽》执行主编）